⑴ 请问我国小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的小学教育在八九十年代主要以应试教育为主，考试成绩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实施新课程改革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特别是老师的教学观念的转变，这一点是教育改革最大的成功。
⑵ 法国小学教育发展的历史(重要事件)
法国法国风格后黄金季节
⑶ 我国小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要标准书面答案）
随着我国经济和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已经深入人心，在国家对新世纪的发展战略定位于可持续发展之时，在对各种绿色、健康、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讨论中，都谈到了教育工作的核心作用。教育事业承担着国家人才培养的重任，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兴衰成败，而小学教育又是这教育事业之根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我国现行的小学教育在目前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知识膨胀的社会中，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暴露出了种种矛盾。 一．目前我国小学教育的现状 （一） 教育模式机械僵化，观念更新停滞不前。 我国目前的小学生在校教育都差不多是一种教学模式：即填鸭式教育，偏重于对教材的学习，考试成绩决定考生的一切，当然，我们不否认这种教育方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即计划经济时代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当时社会发展的贡献，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强调竞争，而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是强调结论的唯一性和权威性，而对过程的合理性，合法性置若渺茫，不利于对学生发散性思维和逆向思维的培养；二是该模式过分强调共性和纪律性，不利于对学生个性爱好的培养；三是由于偏重知识型教学，而轻视了对学生其它各方面，比如心理、美学、价值观念的培养，这不利于培养一个合格的学生，因为它即使成绩优异，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畸形的次品。 （二） 家庭教育跟不上学校教育，存在缺陷和隐患。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家庭成员结构跟上世纪占七十年代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的独生子女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环境中，娇生惯养，不知劳动的艰辛，致使其生活的自理能力欠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不在于孩子，而在于父母，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天经地义的，但爱的表达方式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就不得不考虑。同时，还有些问题也不可轻视，如父母双亲高节奏的工作习惯，与孩子缺少交流引起的自闭症，还有少数父母许诺的“可怕的礼物”：以物质、金钱利益来刺激孩子的上进心和学习欲。这些都为日后孩子的健康成长埋下了极大的生存安全陷患。 （三） 国家体制转轨冲击着教育的发展理念。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体制改革逐步发展到各行各业，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无所不包，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市场经济的竞争冲击着小学教育这一领域，小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是认学生还是认学费，曾经一时让基层的小学教育领导者们一筹莫展，诚然，理性看的话，这些问题都是体制的必然产物，但在发展的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确让人们费尽心血，毕竟这些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解决这些问题时为了不引发矛盾的聚结和秩序的稳定，必然需要瞻前顾后，否则的话，事与愿违的后果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四） 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客观地刺激了不良作风和习惯，对孩子们影响极坏。 由于社会越来越开放，经济的全球化同时，文化市场也日益国际化，传统的生活习惯受到严竣的挑战，但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找到了市场，由于小学生年龄低，对社会发展中的存在的价值观念和美学观念缺乏辨别能力，而家长和教师不加以引导的话，那和学生中所谓的攀比风，流行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将影响到孩子的一生一世。 （五）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的秩序是先沿海再内地，先富帮后富，致使中国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而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多样，经济发展滞后，加之民族复杂，所以经济落后，在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额2500万人中，绝大多数分布在西部地区。而现在正是西部大开发的热潮，因此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势在必行。
⑷ 小学教学论的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教育现象是指教育活动的特征，包括教育社会现象和教育认识现象。教育社会现象指的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学校的布局教师福利等;教育认识现象指的是教育与学生认识活动的关系，比如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习问题等。
教育规律是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外部诸因素之间客观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前者包括教师教材教学设备、教学、德育等因素之间的联系，后者包括学校与社区、教育与人口、教育与经济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必然联系。
教育学的研究任务是阐明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揭示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更新人们的教育观念，给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提供方法和理论的指导,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人才。
二、教育学与教育方针政策、教育实践经验的关系
(一)教育学不等于教育方针政策
教育学研究的是教育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是人们根据-定 的需要而制订出来的 ，是人们主观意 志的体现。
教育方针政策法规要想顺利实施，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同时教育学也可以对教育方针政策法规是否符合教育客观规律做出评价建议乃至批评。
(二)教育学不等于教育实践经验
教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对教育经验的概括总结。教育学对教育经验具有指导意义，是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提高、开华，但它不是对教育经验的总结、汇编，不是“教育经验总结学”
三、教育学与教育科学
教育学是庞大教育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学$教育科学是以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为共同研究对象的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是若于个教育类学科构成的学科总体。
第二节教育学的发展概况
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
教育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尚未形成门独立的学科。
我国战国时期出现的学记》是世界上最早支门论述教育的著作。其中的教学相长、及时而教不陵节而施、启发诱导、循序渐进、长善救失、藏息相辅、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等思想，至今仍然有积极意义。300多年后，西方第一-本教育专著古 罗马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又译<论演说家的教育》问世。此外，《论语》孟子的《孟子》、老子的《老子》、朱熹的《四书集注》、王守仁的《传习录》、无名氏的《大学》、 韩愈的《师说》以及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著作中都有许多丰富、深刻的教育思想。
二、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15年、16年、18年选择题)
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教育学从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
英国哲学家培根作为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首次把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提了出来。他提出归纳法，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于1632年出版的《大教学论》是教育学形成门独立学科的标志、是近代是早的一都教育学著作。此后重要的教育学著作还有英国洛克的(教育设话法闲卢校的(爱张儿瑞士装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售德》.德因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德国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英国斯宾塞的《教育论》、俄国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美国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等。
夸美纽斯的主要教育观点:教育要适应自自然，首次提出并论证直观性、系统性、量力性、巩固性和自觉性等教学原则:首次从理论上论述 了班级授课制;提出“泛智教育”， 主张让一切人掌握一切科学知识，成为网络全书式的学者。他曾经赞誉教师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洛克的主要教育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 .认为人的心灵如同白板，观念和知识都来自后天:主张绅士教育，绅士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代麦作《教育漫话》中。
赫尔巴特的主要教育观点:强调教学必须使学生在接受新教材的时候 唤起心中已有. 的观念;提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阶段教学方法;提出“教育性教学”原则，认为教学永远具有教育性:形成传统教育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特点;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
杜威的主要教育观点:提出新三中心论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将教育的本质概括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主张“在做中学”，在问题中学习。
三、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教育的阶级性、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做出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建立:使教育科学真正步人科学化发展阶段。
苏联一批教育家在确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事业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教育问题,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教育与民主制度》、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马卡连柯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育诗》。我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是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1930年)。
四、’教育学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理论派别
(一)实验教育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德国教育家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纲要》，拉伊的(实验教育学》。观点:反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强调概念思辨的教育学:提倡把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划分教育实验阶段;主张用实验统计和比较的方法探索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特点及其智力发展水平,用实验数据作为改革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依据。
(二)文化教育学(精神科学教育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德国教育家狄尔秦的《关于普遍妥当的教育学的可能》.斯普朗格的(教育与文化》，利特的《职业陶冶、专业教育、人的陶冶》。
观点:教育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过程;教育的目的是促使社会历史的客观文化向个体的主观文化转变，培养完整的人格:培养的主要途径是陶冶和唤醒.强调师生的对话。
(三)实用主义教育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
观点:崇尚改良主义教育哲学观，批判传统教育理论。强调儿童中心忘主张“教育即生活“一学校即社会”注重“做中学.倡导实验精神和行动研究
(四)批判教育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美国鲍尔斯与金蒂斯《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布厄迪尔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阿普尔的《教育与权力》，吉鲁的《批判教育学、国家与文化斗争》。
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不是种民 主的建制和解放的力量，而是在生产者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教育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教育学的目的就是帮助分析教育背后的利益关系,达到意识的启蒙和解放，从而寻找克服不公正的策略。
五、当代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教育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苏联赞可夫主要著作有:<教学与发展>《教学论与生活》《论小学教学》等，他提出了五条教学原则:高难度、高速度、以理论知识为指导、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使全班学生包括差生都得到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是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他在《给教师的建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他的全面和谐教育理论，其著作被称为“活的教育学”。在西方，皮亚杰在(教育科学和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提出儿童智力发展阶段与教学的关系理论;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的结构课程理论，强调学习学科的基本结构，提出了早期学习和发现学习的理论:德国的瓦:根含因提出“范刨方式教学理论”等。
第三节
学习教育学的意义
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提高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自学习教育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思想想水平，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更好地了解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提高贯彻我国社会会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二、有利于巩固热爱教育事业的专业思想,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学习教育学还可以提高对教育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这就有利于进一步树立和巩固执资教爱教育事业的专业思想。
三、有助于认识和掌握教育规律，提高从事教育工作的水平和能力
学习教育学可以了解教育规律和教育教学工作的常规，掌握教育技能，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从而提高自己的教育工作水平和能力，使教育教学工作科学化，提高教育质量。
四、有助于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研究
学习教育学，掌握正确的教育理论，这就有利于提高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改革的自觉性,从而推动学校教育改革的进行,推动教师的教育科学研究。
⑸ 我国小学教育的历史
我国古代对童蒙教育十分重视，许多教育家主张“养正于蒙”。《周易》蒙卦的彖辞中就有“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记载，成为以后家教和蒙学的指南。历代教育家都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最具代表性的蒙学教材有“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其中，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总共一千余字，从识数到识字，从常识到历史，从典故到人物，无不具备，而且用三字韵语写成，朗朗上口，易读易记，是一本典范的儿童教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启蒙教育长期采用。另外，朱熹所编的《童蒙须知》也有一定影响。该书共分“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五个部分，对学生的行为都有具体要求和规定。这些教材对我们今天编写小学教材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童蒙教法上，我国古代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如注意从儿童实际出发，提出了以身作则、文道结合、潜移默化、防微杜渐、长善救失、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原则和方法，还出现了王守仁的《训蒙大意》、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童蒙教育专著，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育遗产。 小学教育是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开端。在这个阶段，儿童将发生三个方面的具有人生启蒙意义的转化：一是由随意游戏活动向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活动转化；二是由个体和松散的群体活动向有组织、有规律的集体活动转化；三是由口头言语向书面言语转化。这些转化可以使儿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宽认识范围，从而对于促进全面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见儿童思想品德的形成、知识能力的发展和身体素质的增强，都将在小学教育阶段正式起步。
⑹ 小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20年，也是学校德育工作改革发展的20年。本文
试从分析德育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角度，以德育科学化和规范化问题为中心，追溯德育改革的轨迹，探索德
育改革的主要线索和实践走向，以求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中小学德育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总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这是一个拨乱反正，强调又红又专的时期，主要解决的
是德育正位问题
这一阶段，在刹住十年教育动乱、恢复和建立良好教育秩序、狠抓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强调了学校
德育，既要重视德育的政治性，又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业务工作之中，做到又红又专；重申了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了学校德育的宏观管理。这一时期最重大的教育事件是恢复高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政治化推荐升学制度，学校德育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从泛化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一阶
段仍普遍存在着德育方式单纯灌输、德育内容成人化等问题。
（二）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建立制度、探索规范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学校德育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
上的不正之风摇动了学校德育的管理、削弱了德育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侵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摇撼着我国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
题在教育界的直接反映就是抓智育硬、抓德育软。宏观和微观背景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学校德育
工作出现了“不到位”的问题。“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重智轻德、应试教育等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了学校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倾向，德育工作成
为学校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学校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建立制度，制定规范，保证德育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量德育序列化实验开展起来。1988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
通知》，首次确立了学校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学德育大纲》和《小学德育纲要》，
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方向、内容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要求，结束了建国四十年学校德育无纲少范、简单服
从社会成人运动的局面。这几个文件对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整体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管理，实
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进入了构建现代学校德育体系时期
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新形势又进一步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
见》和《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学校德育的社会背景和内在要求基本清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精神文明
建设的强烈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迫切愿望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学校德育在改革开
放十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从宏观背景到教育管理直到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探索，并取得
了很多可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这些方方面面的经验正在互相磨合、交互融合，逐步形成学校德育的学科理论
、管理规范和教育内容、方法的体系。
这一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德育内容不系统不科学，随意性的问题，德育目标缺乏针
对性、层次性，德育活动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以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行为规范”的
德育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进而通过研究提出了德育的层次性、针对性、系统
性、计划性、科学性等一系列对策和实践措施。
二、中小学德育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总体看，学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始终是
好的，也可以说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好的行业，学校是全社会系统中德育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门
。但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格局
尚未真正建立，建立起较完善的现代中小学德育体系尚需时日。
（一）关于对德育的认识与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地位、任务总体上是趋于认同的，但存在着社会、家庭与学校
认识不同步、不一致现象。
近十年来，不少学校和地方党政部门都意识到学校德育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社区、家庭与学校
齐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可控因素认识不足，没有形成综合治
理的机制和规范。人们对社会和家庭影响因素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增强的趋势还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导
致了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或配合不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但学校德育建设对教学工作的目的性和动
力意义，还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分数成绩上去了，学校的德育就无
可指责。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并无多少异议，但如何统一全社会对于学校德育的认识，却是国家和教育面临的重
大问题。
从学校内部的管理看，大部分学校对德育工作抓得较紧，强调德育的计划，保证德育的活动时间，明确方
方面面的责任等等。这些措施对守住德育阵地、顶住逆流冲击、防止学校“污染”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学校
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德育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以校长挂帅、班主任为骨干、课任老师全员参与、党团组织积
极配合的德育工作系统还不健全，党支部、团队、工会、政教处、教导处、年级组、教研组、班级德育工作的
相互关系尚未形成有效的规范和常规。大多数学校的所谓德育人人有责，实际上是班主任对方方面面负责。在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如何把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深入地研究。
（二）关于德育的内容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德育的范畴看，心理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
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都成为学校德育涉及的领域；从具体内容看，传统美德教育、国情教育、“五爱”教
育、时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法纪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
30多项内容都进入了学校德育。丰富的德育内容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目前，如何整合极为广
泛的内容，推进学校德育课程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内容丰富的同时是方法的多样灵活，民主性、实践性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大量涌现，已经产生了极为丰
富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德育工作过分强调思想改造，片面强调“晓之以理”的灌输，忽视通过“循循善诱
”去激发学生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和机制，经常把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和学生道德发展的自我需要和内
在机制对立起来。因而大多数校长和教师仍然长于“管”和“灌”，而短于“放”与“导”。所以，如何把灵
活多样的德育方法系统化、常规化，使广大教师习以为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总体上讲，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爱祖国、爱学习、有理想、守纪律、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是我
国中小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基本特点。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中小学生有了
更多耳濡目染的机会，也有更多的接受不可控强烈刺激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就
更为明显：他们政治上关心国家大事，但对了解和参加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有强
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却对学校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教育有逆反心理，苛求社会和他人为其提供更多的条件，却缺
乏社会责任感；他们生理的成熟、能力的发展先于心理的发展和社会的成熟，却盲目自信，认识事物只会横向
比较，不会纵向分析，处理事情则自律少，规范差。这些矛盾使相当数量的（20％左右）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
问题，莫名其妙的烦躁、波动、消沉、狂热等现象经常发生。“双重效应”背景下“学坏容易，学好难”导致
了中小学生的一些普遍性弱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劳动观念淡薄，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较差，正视困难、
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缺少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正义感等等，这些缺陷已经成为学校德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
三、德育改革发展趋势
近年来，围绕构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新体系，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
研究成果，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认同，成为中小学德育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德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1.德育组织形式社会化。前几年，我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之所以未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为环境
的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协调不够，缺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来的德
育研究与实践告诉人们，要取得中小学德育的最佳效果，光凭学校单方面德育管理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全
方位综合治理。各行各业，校内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负责，齐抓共管，一起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不少学校都在尝试这条途径。上海市政府与社会积极配合
，通过成立学校德育社区教育委员会，划片治理，包校到区，明确社区教育的职责、任务、目标、分工等问题
，并逐级落实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烟台市芝罘区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构建“一主两翼”的社区教育模
式，这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社会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德育为中心开展共建、共管、共育活动，优化了德育的外
部环境，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德育效果。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社区教育格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
认识，并付诸于实践。然而，在总体上，我国大面积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网络尚未形成，党政、工青妇、
文化宣传等有关担负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职责的部门齐抓共管的德育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学校内部德育管理由党支部为核心、团队组织活动为主发展到校长负责、团队配合，以班主任为骨干，
课任教师全员参与，班级活动为主。以往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主要依靠党团组织全面管理。多年的德育实践证
明，此种把社会模式直接移进中小学的做法不太符合学校工作特点和中小学生发展规律，效果不太理想。近年
来，校长负责制已逐步成为中小学管理的主要制度。学校德育不论是党团为主管理还是校长负责管理，都要依
靠班主任和教师落实到班级。因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主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
和空间比学校的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都长，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最了解
、最清楚，因而做工作最具有及时性、针对性，也最具有号召力和说服力。班级是学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基本单
位，班级和教学过程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德育的主阵地。中小学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党、团配合的制度更为
合理。天津一中以班主任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和烟台市莱阳一中的班级教导会的经验说明，校长负责、班主任
为骨干、教师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应是中小学德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发展趋势
中小学德育目标从过去单一的高要求开始走向分阶段分层次实施的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建国后，伴随着
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学校德育高度政治化和成人化，德育目标不视年级高低、年龄大小，从幼儿
、小学到中学、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都要求做到政治挂帅，大公无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朴实要求，1988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
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
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
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
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通知，明确了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要以培养合格公民为基本要求，以造就共产主义接
班人为更高要求。同年，国家教委制定下发了《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明确提出了小学德育目
标要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品德基础，中学德育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
近十年来，不少地区和学校根据目标分阶段、分层次的思想，制定了学段、学年乃至学期的具体德育目标，形
成了目标系列和相应的德育评估标准。
（三）实施德育内容的发展趋势
德育内容课程化，是学校实施德育内容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学校德育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学校德育内
容逐步实现全面、系统、具体。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不同的特点，它必须充分考虑教育的社会性和
现实性，有效的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的、区域的乃至学校的具体背景相联系。这很容易造成学校德育宽泛、无
序。各个学校通常都能够从实际出发，联系具体实际，进行大量的德育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大都对提高学生德
育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学生整体素质发展而言，其全面性、系统性、必要性从量和质上缺乏教育的规
定性，必然造成德育的盲目性。克服盲目性、明晰规定性的基本途径，就是德育课程化，使德育的目标内容、
计划和方法成为广大教师自觉操作的规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以课程方式明确规定了德育的训练项目、时间和
程序，这种课程与学科课程从规定上和实施上的不同特点在于，有共同的明确目标和相对统一的教育要求，但
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相对的选择性。目前，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课程化也正是这种趋向。
（四）德育方法的发展趋势
从重视理论灌输、说理教育发展到强调养成和实践。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德育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重他
律轻自律，重外显轻内化，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轻实践，片面强调限制、防范和改造，忽视引导、熏陶、塑
造的倾向，造成了目标结构的片面性和不合理，导致了德育功能的不完整。前几年，学校德育过分突出政治功
能，甚至以政治功能代替德育的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和审美功能，排斥德育促进和完善人自身发展的功能，因
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德育阵地大大缩小，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德育实践告诉人们，道德素质教育只有
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征及其对道德的认识能力水平，遵循人的身心发展和思想道德形成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增
强德育实际效果。近年来，人们在科学育人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德育规律，对德育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
探索，成果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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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非典”重在追究责任
吕日周
防治非典“五字歌”
二○○三年，世界闹非典。疫情猛于虎，传播又蔓延。 中国重疫区，数千已感染。疫惊党中央，情牵国
放大学生的亮点
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在读中学时，父母开始想让他成为作家，便要他主修文学，结果老师对他
⑺ 我国小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小学教育的历史，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没有创新能力，只听老师的，老师说对，学生就听从，前几天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了作者写到的这样的问题，现状很可悲。
⑻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⑼ 我国小学教育发展历史的有哪些重大事件
1987年12月8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书〉文化专专业知识考试的通知》。决定属从1988年起，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书》文化专业知识考试。《通知》就如何搞好这项工作提出了十条方针政策性的意见。
⑽ 我国小学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在我国的小学的话，那么其实现在很多都让一个小学教育的话都是尝试着交一些初中的课本，所以还是比较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