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古代宗教文化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体系，既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要求，也可以适应同一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适应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这是宗教产生发展的规律，也是宗教将长期存在的内在机制。社会主义社会为调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创造了条件：
（一）从政治因素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差异，主要是信仰上的差异，而信仰上的差异同政治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相比是次要的。广大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能够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基础。从我州现有的三教看都具有爱国爱教的传统，如佛教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倡导爱国爱教，荣神益人；伊斯兰教提出两世吉庆。这些正是各宗教继承传统、适应时代、开拓未来、服务社会的切入点，也是各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旗帜和方向。
（二）从经济因素上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根本利益所在。信教群众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他们在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开办一些自养事业，直接为经济建设作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加，各宗教可以发挥对外联系广泛这一优势，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牵线搭桥，充分利用佛教活动场所大都处于风景旅游区、建筑物多为文物古迹的优势，因地制宜，促进旅游资源开发。
（三）从文化因素上看。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文化包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州现有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大教中的教规教义、宗教道德、戒律等方面，都存在着大量的劝人为善、远离邪恶、清心寡欲、互助互济、乐善好施的思想，这些思想和美德与社会主义文化所倡导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修养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相适应的。各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许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又通过宗教这个载体传承至今。如佛教寺院，基督教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都是文化遗址的物质部分，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大藏经》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这些经书中包含着的文化思想精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财富。
Ⅱ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几乎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 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至于文学艺术领域，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于 兰盆会、吃腊八粥等民俗活动也是渊源于佛教，甚至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也不知不觉地使用了很多佛教的观念，如烦恼、世界、因缘。而佛教的道德更对我们的人生 有着相当的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如 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 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 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 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 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 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 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 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 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 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 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 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 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 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辨证思 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 一已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
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 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 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 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 态。
研 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时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 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 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 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 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 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 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 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 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 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订文 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Ⅲ 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哪些影响
佛教自东汉后期传入中国后，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和融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相影响，改变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语言、艺术与民俗有着深刻的影响。
1、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很深的哲学思想。自从佛教传来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如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便不断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一些概念、意识、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逐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在经过长期的冲突和磨合以后，逐渐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融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以家长制的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道德准则的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人关系的考察，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对宇宙本体，虽也有涉及，但论证不深入，也不统一。虽重视敬神祭祖，“神道设教”，但对灵魂和死后的世界，缺乏神学论证。提出了性善、性恶等人性论和从凡至圣的说教，然而对心理的分析论证却比较粗糙。佛教的传入，以其庞杂的大小乘的宗教教义和哲学理论，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论证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佛教理论中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净染(善恶)以及对心理作的细密分析，对心在解脱成圣中的决定作用的论证等，都对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佛教的将宇宙本体(真如、实相、法性)与心性(佛性、真觉本心)相沟通的“理”概念的提出，禅宗的“即心是佛”、
“识心见性”的解脱论，直接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3
。宋明理学关于天理和性、夭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以及主静、主敬的修身方法，都直接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2、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入到文学的各个领域。从文学理论到具体的创作技巧，从体裁文体到具体的创作内容，到处可见。
首先，许多佛典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等，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次，佛教对中国诗文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五万余首唐诗，平均每十首就有一篇关于佛教的，尤其是佛教中的禅宗。其中王维、韦应物、魏源、李叔同的诗中都有佛学的痕迹。以王维为例。王维，字摩诘，即源自于《维摩诘经》。作为一名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了大量的“空”字，因为佛教所言一切皆空。如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寒空法云地，秋色静居人”；再次，佛教对我国的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有佛学的理念：孙悟空无论上天还是入海，甚至自称齐天大圣，但也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世间有菩萨、有投胎、有地域、有饿鬼。又如《红楼梦》中开篇就是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的对话，贾宝玉最终出家，荣华富贵一切皆空；另外逻辑学一个源头——因明学就是来自佛学。
3、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汉语词汇上：汉语词汇有三分之一取自佛教或受佛教影响。像一些取自于佛教的词语，如刹那，在佛学本意是人产生坏想法的时间；世界，佛学本意是指过去现在未来称“世”，上下八方成“界”；天花乱坠，本是指乔达摩悉达多的讲法，得到众人的信服，甚至连顽固的石头都已经点头了；瞎子摸象，佛学是指众生被愚痴所障，不了解宇宙的真相；五体投地，本是佛教的一种礼仪。类似的词汇不胜枚举。受佛教影响的词语也很多，比如，“解脱”一词最早出自《史记》，本意是消减、开脱。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被注入了新的含义，即摆脱苦恼，得到自在。
另一方面，在汉语音韵方面，也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的渊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南朝时，人们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和格律诗的产生。在注音方式上,古代学者将东汉以来盛行的直音改为反切,也可能与梵语拼音的影响有关4。
4、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老的艺术长河中，佛教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在建筑、绘画、雕刻艺术方面，还是在音乐、舞蹈、戏剧艺术方面，都渗透着佛教的影响。
比如在建筑方面，佛教的传入大大增加了我国建筑艺术的光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延熹九年(166年),襄楷上谏桓帝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这是我国关于寺庙的最早记载。从此,我国的建筑样式加入了印度的建筑风格。从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可知,当时就金陵这个地方就有四百八十寺之多。而建筑寺庙者除了有僧侣,还有帝王和个人。建寺的缘由有的是为人祈福,有的是人民为帝王所造,有的寺庙则是作为居住地。我们还可以从《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的盛景中窥探当时寺庙的壮丽辉煌。
在绘画方面，印度佛画的传入，对我国绘画的内容、形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并扩大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题材，出现了描摹历代帝王像、孔子像、老子像的绘画品种；佛画创作运用的具有明显立体感效果的晕染法，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技法；佛教壁画的流行，促使我国佛道寺观迅速发展等。
而在音乐方面，佛教音乐称为“梵叹”。《高僧传》说:“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唤。昔诸天赞叹，皆以韵入弦管”。佛教为扩大影响，在做大的法事活动中经常伴之以音乐。南朝齐朝萧子良曾招致名僧，“造经贝新声”。北方寺院也盛行佛曲，在《洛阳伽蓝记》中有“梵乐法音，耻动天地”的记载。隋唐宫庭中设置“七部乐”和“九部乐”，西凉乐有舞曲《于闻佛曲》，天竺乐有舞曲《天曲》。明清时佛教音乐自成体系，有整理的管乐曲谱和歌曲6。因此，在中国音乐史上佛教音乐也占有一席之地。
除此之外，佛教在雕刻、舞蹈、戏剧等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国艺术中佛教的因素处处可见。
5、佛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流行于民间。一方面，佛教里有许多节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这些节日也慢慢越出了佛教寺庙的高墙，与中国的民俗节日相结合，走进人们的世俗生活，成为民间普遍的岁时风俗。如佛诞节、盂兰盆节、佛成道节等。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影响了我国人民的传统信仰，给中国人的本土信仰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景象充分说明了佛教信仰已融入了佛教的世俗生活。佛教的交易深入人心，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相结合，对中国的丧葬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以慈悲为怀、不杀生的思想亦使民间形成了放生的习俗7。
6、佛教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在科技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佛教在向中国的传播中，为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例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特别是在天文历算和医学方面，如唐代的高僧一行，是中国古代天文历算史上的伟大代表之一；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南亚地区的医药知识，推动了我国医药的发展~
Ⅳ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在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西域传入中国。自从中国有了佛教之后，中国的宗教、哲学、伦理、建筑雕刻、语言文学以及生活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的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多将佛描绘成为头顶金光、轻举飞升的神仙。例如“明帝感梦”的记载即是如此：“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为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帝于是遗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明帝梦见金人，形象高大，头顶有日月一样的光芒。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表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在人们头脑中有很深的印象；明帝以此询问群臣，就有人将明帝梦中的形象与佛联系起来，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在哲学方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种唯心哲学对我国原有的哲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宋朝时期的朱熹把这一理论渗入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佛教的三论宗主张“诸法性空”，又称法性宗、空宗。该宗以真俗二谛为纲，以“无得正观”为基本思想，认为一切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以假名说有，这就是“中道”。该宗通过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表明佛所说任何言教不过是权教，只有忘言绝虑才能真正体悟佛说的真理。而佛教的其它体系还有“性具实相”、“三谛圆融”等等学说，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体系。
在宗教方面，佛教输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教义，形成了新的教派，而且对道教和儒教也有重大的影响。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空灵、空寂、空无，不要怨怨相报，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西登极乐世界。另外，佛教以其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和其宇宙论及其精密的宗教仪规，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道教和儒教在很多方面也学习了佛教的一些思想。而在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之时，道教也逐步形成，双方同时面临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传播的问题，造成了佛、道互争高下的局面；魏晋以后，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于是导致了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与儒、道的争辩。西晋道士王浮与僧人帛法祖争辩屡败，遂编造《老子化胡经》以贬损佛教。它称佛教是老子西行为教化凶顽的胡人而设，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说；到东晋时佛教方面侧出现了《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应，它提出“三圣东行”说，即老子、孔子和颜回分别是佛的三个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所化现，以证明佛教高于道教。在其后更是进一步将道教中的伏羲、女娲也看作是宝应声菩萨和宝吉祥菩萨。《清净法行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与道教之争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更是激烈。尽管它们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但作为在同一地区发展的宗教，必将趋于融合。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了三点：一是区别了“在家”、“出家”修行所应遵循的不同规范；二是指出了佛教的特点在于“不存身以息患，不顺化以求宗”；三是认为佛儒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根据在于“内外之道可合而明”。佛教与名教、如来佛与儒家圣人唐尧、孔子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相互影响，最后的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随后，三教逐渐开始融合，在道、儒的书籍上经常出现佛教的专有名词，并且接受佛教上的众神。在西汉时期，儒家的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造，就是吸收了一部份的佛教思想进行改造，从而将儒教改造成为中国第一大教，成为中国的正统；在宋朝时期，名儒朱熹再次吸收包括佛教在内的思想将儒教进行改造，确保了儒教的统治地位。就这样，佛教和道教、儒教再也不是绝对独立的宗教，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发展。慧远直接将儒家的“忠”、“孝”引为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是故悦释迦之风者，则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论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在家信佛者，首先应当伺奉双亲，礼敬国君；想要出家修行者，必须等待君亲的同意，遵行他们的意愿而后行。这也表明了佛教顺从儒家的统治地位。
在伦理方面，佛教加强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若干特点，包括仁慈及重视人命在内，并且使这些特有的德性更进一步，而力主重视一切有生命之物。所有中国的教派和学派，诚然都是劝导我们应该仁慈及爱好和平。但每一学派都有一种显著的人性上的缺点。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孟子是被认为唯一感到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的人，但是孟子也并不弃绝肉食，这样他只能提出一个“君子远庖厨”的主张来杜绝杀生，有点像“掩耳盗铃”的作法。
然而，自从佛教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伦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杀生这一方面，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万物皆生命，认为杀生不仅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更是神所不允许的事。在佛教的经文上留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佛陀遇见老鹰猎食，因不忍老鹰吃掉兔子而从自己身上割肉喂鹰，以致身死，而终不悔。要这样的一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是宁可牺牲自我，也不愿看到其它生命的流失，由此可见，佛的教义是怜惜生命的。
在建筑雕刻方面，佛教的影响特别显著。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出现了完全源自印度的宝塔，并且随处可见。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这东西的，它是由印度的圆顶宝塔略加修改而成。这一种建筑形式，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如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三大石窟艺术：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
另外，在雕刻方面，中国古代只有石刻，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立体的雕刻的，而佛教在这一方面却带来了立方体的雕刻。这一种立方体的雕刻首先出现在宗庙之中，随后出现在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如桥上的浮雕，生活饰品的雕刻等等。
在语言文学方面，中国文字没有字母，而是属于象形性，在某一些方面造成非常的不便。当佛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他们设法以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从而发明了一种应用字母的方法。虽然它是很粗率而并未产生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们藉所谓起首字母和末尾字母所作的语音分析，其后成为中国的语言文学的一部份，它并为我们作进一步的实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另外，佛教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在生活方面，宽大的僧衣、精美的素食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佛教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捉到其中的影子。
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中国的信仰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上更添一分色彩。
Ⅳ 佛教，道教，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关系
在很多佛、道、儒的经论中，往往能看到佛、道、儒三教被许多大德高僧高道们常常动辄“释曰”、“儒曰”或“道曰”，将各家说法平等的列置一块、相互贯通、融为一体，来说明同一个道理，因此又有“三教一家”之说。
笔者认为，佛道儒三教确实有相通甚至相同之处。它们的同，最主要的是佛道儒三教都要求克制人的感官欲望，主张人不要被身体本能牵制和奴役，回到人心灵的自然宁静。三教都把心静定为人生的追求，一切的说教和修行都是为了使人达到心灵的宁静。
在养生上三教具体有以下共同之处：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提出了“养性”之说，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
第二：强调精神摄养。“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病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病还是病生时”。
第三：主张饮食调养。如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第四：重视起居护养。“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
第五：注意药物扶持。如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
第六：强调不可纵欲。“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
第七：提倡顺时养身。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佛、道、儒三教的异同非常复杂地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宗教生活与面貌的一种特质，真正求道者,三者缺一不可。我们在生活和事业中，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运用了佛家的性、道家的道、儒家的明德，人生必能达到相当的境界和高度。
Ⅵ 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哪些影响
对汉语词语的影响抄。很多汉语中的词、词组，都是来自佛教，比如”单位“、”初心“、”天花乱坠“、”晨钟暮鼓“、”四大天王“……这些出自佛经的词语数不胜数。
对小说的影响，中国的”章回小说“，就是出自佛经的”章“、”品“、”卷“的形式
对古代诗词的影响。很多著名的古代诗人，都号”居士“，他们信仰佛教，写下了许许多多禅诗流传至今。
对绘画的影响。中国古代壁画，，基本都是佛教题材。而且历史上的许多画家是出家人。
对雕塑艺术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石窟雕塑，基本都是佛教题材。
对音乐艺术的影响。众所周知，佛乐和梵呗，是中国音乐中的魁宝。
对理学的影响。宋代理学，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形成的。
对茶文化的影响。”禅茶一味“是中国茶文化特色之一。
对中国民俗的影响。
……
Ⅶ 学习中国宗教史对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和价值
宗教思想乃是整个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于历代政治、经济、文内化和一般社会生活,特别容是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巨大的影响,往往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实践活动。例如历史上许多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往往是在一定的宗教观念指引下发动起来的;某一朝代统治者的宗教思想决定他们对待宗教的方针、策略,对于历史发展会造成重大影响,等等。一定历史时期的宗教思想又和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史学思想、民族思想等等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至于具体到宗教史研究,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宗教思想指引、规范着人们的宗教活动,制约着宗教的发展。这样,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Ⅷ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哪些
建筑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键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文学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绘画和音乐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既、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至于音乐方面，公元3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随顺国王法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间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提倡，许多帝王卿相、饱学之士也都加入这个行列，终于使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而佛教的哲理部分则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入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文化的内容极其广泛，项目极其繁多，凡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一切总成绩，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强调说：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照抄中国。接着，他以佛教为例，援引鸠摩罗什的话说：“学我者病。”鸠摩罗什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五分中：“虽我所制，余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谓俗王为僧立制，不依经本也。非我所制，余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或结合不同民族之具体情况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义。无怪乎，马克思、恩格斯说佛法是辩证法。纳丹（新加坡总统）：“我对于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
语言和文字
赵朴初这样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对玄奘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们中国汉语的大量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觉悟、意识、忽然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梁启超先生曾统计日本人所编的《佛教大辞典》，共收有“三万五千余语”汉语佛教词汇，佛教词汇不仅占据汉语词汇一个大部分，还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词汇，从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可以说，没有博大精深，灿烂缤纷的佛教词汇充实，就没有中国汉语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
Ⅸ 请以佛教的形成为例 谈谈宗教在世界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
宗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着广远而深刻的影响。至于这种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是积极还是消极，则需要从其历史实际发展和评论者所处地位及立场来看，不能绝对而言。一般来看，一种宗教的特色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特色，其作用亦看其对这一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能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当然也包括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宗教与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存在有许多本质联系，这种社会自身的发展演变为其宗教提供了生存形式和发展空间，而宗教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到这一社会形态的现状和前景。因此，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及对社会的作用，可以从其社会文化剖面和历史演进延伸上进行纵横探讨。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民族背景，以及受这种社会环境熏陶而构成的文化、民族因素。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传统，而某一相同宗教在不同民族和社会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外在形态及各异的内在因素，从而使这同一宗教必须加上民族或地域性定语来加以区别。另一方面，应充分看到每一宗教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迁。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宗教类型，而同一宗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外观，对社会起到不同的作用。宗教绝不会固定不变，而总会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来不断改变自身、发展自身、更新自身。所以，宗教与社会的相遇，始终是两个变动之中的主体之相遇。我们虽然应看到其传统的延续，但不能以过去的模式来认知或界定其今日的发展。在此，以一种辩证、发展的态度来看待宗教乃至关重要。
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漫长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相适应和结合的过程，演变为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佛教仍是中国拥有广大信徒，影响较大的宗教之一。中国佛教在古代是北传佛教的中心，其中的汉语系佛教传播到邻国朝鲜、日本、越南，藏语系佛教传播到蒙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史具有广泛丰富的内容，面对中国佛教的现状和发展走向值得回顾和重新思索与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想，探讨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佛法与王权王法、佛教的"护法"与"辅教"（儒佛关系）这三个问题，不仅对了解中国佛教的传统和特色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今后在发展民族文化中吸收外来文化，对中国当前的佛教建设也有参考价值
一、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文化上拥有高度发达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一思想文化体系中，对于天帝、祖先神的崇拜以及祭祀的宗教观念习俗、阴阳五行、黄老和神仙方术，也很流行。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札根并得到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与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化。佛教具有很大的适应性，传播迅速，在经历了初传、普及和义理研究的诸阶段之后，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基本完成。回顾这一过程，佛经翻译、宣讲佛经、佛学研究和诠释著述等，都是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重要环节。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
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支，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的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
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
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这样，佛教在与中国社会的相互适应之中，在与传统文化的会通融摄之中，在与民众生活习俗的迁移默化之中，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佛法与王权、王法
宗教的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环境。国家形成以后，任何宗教在它的传播和发展中都要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因为政治是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虽然它不能最终决定宗教的存灭，但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和所执行的政策，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会对宗教的存在形式和发展趋向带来极大的影响。回顾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传播发展历史，对此会有具体的认识。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后，因为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主张在佛教中贯彻"四姓平等"的思想，不仅受到吠舍平民种姓中工商业主的支持，也得到武士、军事贵族的刹帝利种姓的支持。在佛教的早期发展中摩揭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及其子阿世、拘萨罗国的国王波斯匿和其子陀太子，都皈依佛教，对佛教的发展便于给予很大的支持。在此后的发展中各个时代的当政者也都给予佛教不同程度的支持，著名的有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笈多王朝的戒日王等。因此在佛经中出现佛将佛法托付国王、大臣的说法。《大涅槃经》卷一有这样一段话："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在《仁王般若经》中也有：佛言"吾灭度后，此《般若经》付嘱诸国王，守护流传"。历史证明，佛教只有在国家当政者的有力支持下，才能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只在移民和社会上层一部分人当中流行，直到两晋时期才在南北方广泛传播。这与当时统治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儒家学说占据正统的古代中国，蔑称少数民族为"夷狄"，他们不仅不能入主中原，甚至连迁徙内地也不允许。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增强自己称王称帝的信心，不得不借助佛教的支持。佛教主张因果报应和三世轮回，可以把即位称帝说成是前世行善的报应。因此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般都大力支持佛教。后赵羯族石氏政权公开表示，既然佛教是夷狄之教，正应当尊奉。他们尊僧佛图澄为"大和尚"和军政顾问，积极发展佛教事业，使佛教在北方迅速发展起来。佛图澄用佛教的慈悲戒杀的教义劝谏看后赵统治者保护民众，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前秦、后秦少数民族政权设立国家译场，资助译经事业，支持佛教传播。在南方，东晋政权也扶持佛教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隋唐。其间虽也发生过由国家发动的灭佛事件，对佛教有所打击，但从总的情况看来，佛教是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不断得到发展，并深入普及到大江南北，穷乡僻壤，终于成为中国的民族的宗教之一。对于国家政权对佛教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关系，佛教界的学僧是十分清楚的。东晋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唐代道宣也曾说过："自教流东夏，代涉帝朝，必假时君，弘传声略……"（《大唐内典录．序》）他们都认为佛法离不开王权王法，佛法必须得到王权王法的支持才能流行。
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强大，帝王要求臣民在一切方面绝对地服从，在伦理道德和礼仪的领域，忠于君主，叩拜君主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佛教虽要求僧尼报四恩：父母之恩、众生之恩、国王之恩、三宝之恩，但又认为自己超越于世俗社会之上，沙门不受人间伦理的制约，不仅不应当礼拜父母，而且连君主也不应当礼拜。东晋慧远（334－416）曾针对太尉桓玄要沙门礼敬王者的命令，写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佛法与王权王法的关系论。他主要提出两点：一、对于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来说，必须遵奉世俗纲常名教和礼法，说"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二、出家人是超出世俗社会之上的"方外之宾"，知道情欲烦恼是来自"有身"，而生命的存在是由于"禀化"（禀阴阳二气而生），故不把"存身"和"顺化"当作追求的目标；"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意为追求觉悟解脱不是靠顺乎自然生化达到的，灭除烦恼也不可能由保全身命而得到，那么，对于与"道大、天大、地大"（出自王弼本《老子》）共同"资生通运"的王侯（桓玄《与八座书》有曰："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资生同运"），就不必如同在俗的人那样礼拜。说："故凡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是希望当政者尊重出家者的超离尘世生活，专心寻求解脱的身份和愿望，不要按照常规要求他们。他们虽不在形式上礼拜王者，但可以通过自己的传播佛法，"助王化于治道"，"协契皇极"。在这里，慧远提出了处理王法和佛法的关系的原则，一方面明确表示占信徒人数最多的在家奉佛者必须遵守王法和纲常名教，从而使统治者放心，另一方面又要求统治者尊重出家僧尼作为"方外之宾"的特殊身份，允许他们可以不礼敬王者，而完全可以期望他们对民众从事教化，为社会治理安定发挥积极作用。后世对于僧尼是否应当礼拜王者的问题虽仍有争论，但总的看来，僧尼不必固守世俗礼法的特殊身份是受到社会承认的。
佛教在与儒、道二教的争论中，经常用佛教可以通过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助王化于治道"来自我辩解。这样讲是否有根据？佛教关于人生苦、空幻的理论和善恶报应、彼岸的说教，可以导致信徒满足于少欲知足，安份守己。大乘佛教中的菩萨之道虽可以适应场合作出各种解释，受压迫者为了进行反抗从中可以找出利用的成份，但总的说来大乘也要人维持现状，不以追求现实利益为最高目的。这与佛教的"无诤"、"忍辱"、"慈及怨憎"、"无念"等等主张也是有密切关系的。如下面提到的，佛教的五戒、十善等戒条以及伦理说教，也引导信徒遵守纲常名教。这样，佛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自然是有利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儒、道二教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和方式对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由于佛教的教义特点，也决定了它在原则上不允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别的宗教或教派采取暴力行动，这对社会的安定也是有利的。
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不仅不要求信徒人人都出家，也不要求他们放下分内的工作去专心奉佛。至于对当政者，虽然希望他们支持佛教，但并不要求他们因为奉佛而妨碍行施政务。南朝宋文帝时，宾高僧求那跋摩来华，文帝对他说："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求那跋摩对他说："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暧应节，百谷滋荣，桑麻郁茂。如此持斋，斋亦大矣。如此不杀，德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意为帝王实行善政，把天下治理好，就是最好的持斋，最好的奉佛。宋文帝称赞此话为"开悟明达"（《高僧传》卷三＜求那跋摩传＞）。大乘佛教的真俗不二，即世法是佛法的说法，也是不要求人们脱离现实生活去寻求觉悟解脱的。
佛教的五戒、十善和大乘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及其它的道理说教，可以与儒家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会通，互相补充。这一点是历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并予以肯定赞扬的。南朝宋文帝尊奉佛法，认为佛教劝善可以导致天下太平。沙门慧琳著《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著《达性论》对佛教进行批评，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舍人宗炳著反驳。后来宗炳又著《明佛论》对所论进一步发挥，认为三教虽然一致，但佛教最为精妙，主张精神不灭，人人皆可成佛。宋文帝对此十分欣赏，对侍中何尚之说："宗少文（按，宗炳字）之难《白黑》，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何尚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列举了晋代以来信奉佛教的官僚士族的名字以后，认为佛教有助于社会安定，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弘明集》卷十一＜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对于佛教通过宣传和贯彻五戒、十善等戒条，用善恶说教进行教化，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可见，王权王法是可以借助佛法而得到维护的。历史证明，历代朝廷凡是政策得当，佛教在维护社会秩序安定和建设文教事业，培育和发展全民族的道德情操和公德意识方面，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三、护法和辅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与儒家、道教都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争论：对国家治理有利还是无利？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是有益还是无益？在思想上谁优谁劣？但是如果仔细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之间争论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儒家是处于国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佛教与儒家的争论主要是为了争取合法地位，继续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而与道教的争论主要是争夺在依附儒家的前提下的先后地位、教义的优劣，以便取得社会的信任，争取更多的信徒。在有的场合，道教与儒家形成暂时的联盟，唆使朝廷发起灭佛之举，如北魏道武帝、唐武宗时所发生的灭佛事件那样，但佛教方面一直对于儒家是官方意识形态抱有清醒的认识，把说服和争取的重点放到儒家一边。针对儒家对佛教的批判和敌视，佛教方面采取和平的"护法"自卫手段进行自我辩护，而所辩护的内容不外是佛教可以"辅教"，即可以辅助朝廷和儒家进行道德教化，以利于社会秩序保持安定。
早在东汉末期，牟子《理惑论》中已经对于当时儒者称呼佛教是"夷狄之术"有违"周孔之道"的见解作出解释，认为佛教不仅不违背儒家纲常名教，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有利的。进入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在梁僧《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当中收录最多的是佛教僧俗学者反驳道教攻击的文章，也收录了一些回答儒家学者批判的文章。其中，东晋孙绰《喻道论》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儒佛一致，僧人出家不违背孝道。宋代宗炳《明佛论》讲儒、释、道三教"习善共辙"，但因为佛教主张精神不灭和人人可以成佛，所以比儒道优越。北周道安因为看到武帝尊儒，在《二教论》中论证只有儒佛二教，"释教为内，儒教为外"，道教本属儒教，并说三者皆可"劝善"，但佛教"穷理尽性"，于义最高。多数文章都表述了三教一致的主张，虽认为佛教教义精妙，但不敢恶意攻击儒家，表示在维护纲常名教方面是可以儒家共同发挥作用的。
三、护法和辅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与儒家、道教都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争论：对国家治理有利还是无利？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是有益还是无益？在思想上谁优谁劣？但是如果仔细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之间争论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儒家是处于国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佛教与儒家的争论主要是为了争取合法地位，继续在中国生存和发展，而与道教的争论主要是争夺在依附儒家的前提下的先后地位、教义的优劣，以便取得社会的信任，争取更多的信徒。在有的场合，道教与儒家形成暂时的联盟，唆使朝廷发起灭佛之举，如北魏道武帝、唐武宗时所发生的灭佛事件那样，但佛教方面一直对于儒家是官方意识形态抱有清醒的认识，把说服和争取的重点放到儒家一边。针对儒家对佛教的批判和敌视，佛教方面采取和平的"护法"自卫手段进行自我辩护，而所辩护的内容不外是佛教可以"辅教"，即可以辅助朝廷和儒家进行道德教化，以利于社会秩序保持安定。
早在东汉末期，牟子《理惑论》中已经对于当时儒者称呼佛教是"夷狄之术"有违"周孔之道"的见解作出解释，认为佛教不仅不违背儒家纲常名教，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是有利的。进入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在梁僧《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当中收录最多的是佛教僧俗学者反驳道教攻击的文章，也收录了一些回答儒家学者批判的文章。其中，东晋孙绰《喻道论》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儒佛一致，僧人出家不违背孝道。宋代宗炳《明佛论》讲儒、释、道三教"习善共辙"，但因为佛教主张精神不灭和人人可以成佛，所以比儒道优越。北周道安因为看到武帝尊儒，在《二教论》中论证只有儒佛二教，"释教为内，儒教为外"，道教本属儒教，并说三者皆可"劝善"，但佛教"穷理尽性"，于义最高。多数文章都表述了三教一致的主张，虽认为佛教教义精妙，但不敢恶意攻击儒家，表示在维护纲常名教方面是可以儒家共同发挥作用的。
宗教具有对社会群体或个体的心理调适功能。这种“心理安慰”、“心理治疗”在社会发展尚不太健全、不太平衡，人们物质及精神生活条件尚不太完满、不太理想时尤为重要。在此，宗教为其信徒提供的安全感和精神慰藉能使其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生、老、病、死，贫、富、祸、福，解除其心理烦恼和精神压力，从而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当然，这种心理调适亦有可能导致其信徒安于现状，不求进取，逃避现实和退缩保守，因此也潜藏有不利于人文素质提高、心理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
此外，宗教还有文化交往功能，使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得以交流、沟通，从而达到相互了解、理解和谅解。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乃是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宣道”（mission）即是一种文化交流。当然，这种文化交往应基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如果依仗政治强权来强迫推行，导致一种“单向性”流动或灌输，这种功能则会嬗变为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霸权”。在宗教传播史上，这种经验教训亦极为深刻。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与宗教的存在密切相关，宗教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今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仍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宗教加以更多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