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从历史角度谈城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你对城市的未来发展的环境的建设是什么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伴随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崛起和城市文明开始传播。其实农耕时代,城市就出现了,但作用是军事防御和举行祭祀仪式,并不具有生产功能,只是个消费中心。那时城市的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农村提供的余粮不多。每个城市和它控制的农村,构成一个小单位,相对封闭,自给自足。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如13世纪的地中海岸,米兰、威尼斯、巴黎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其中威尼斯在繁盛时期,人口超过20万。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了,由于农民不断涌向新的工业中心,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美、德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里。这不仅是富足的标志,而且是文明的象征。
“城市”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城”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为商业的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最早的“城市”(实际应为我们现在“城镇”)就是因商品交换集聚人群后而形成的。而城市的出现,也同商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最初城市中的工业集聚,也是为了使商品交换变得更为容易(可就地加工、就地销售)而形成的。在城市中直接加工销售相对于将已加工好的商品拿到城市中来交换而言,则正是一种随着工业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商业变革。城市包括包括有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布局和城市交通,而这几方面所发生的变化,都必然地会对城市的商业活动带来影响,促使其发生相应的变革。
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作了不同能级的分类,如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城市等,对城市能级分类的一个标准是人口的规模,中国根据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把城市分为四等:人口少于20万的为小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的为中等城市,50万人口以上的为大城市,其中又把人口达100万以上的大城市称为特大型城市。
按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城市分为集市型、功能型、综合性、城市群等类别,这些类别也是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任何城市都必须经过集市型阶段。
• 集市型城市,属于周边农民或手工业者商品交换的集聚地,商业主要由交易市场、商店和旅馆、饭店等配套服务设施所构成。处于集市型阶段的城市在中国主要有集镇;
• 功能型城市,通过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优势产业的集中,开始发展其特有的工业产业,从而使城市具有特定的功能。不仅是商品的交换地,同时也是商品的生产地。但城市因产业分工而形成的功能单调,对其他地区和城市经济交流的依赖增强,商业开始由封闭型的城内交易为主转为开放性的城际交易为主,批发贸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类型城市主要有工业重镇、旅游城市等;
• 综合型,一些地理位置优越和产业优势明显的城市经济功能趋于综合型,金融、贸易、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得到发展,城市的集聚力日益增强,从而使城市的经济能级大大提高,成为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大都市”)。商业由单纯的商品交易向综合服务发展,商业活动也扩展延伸为促进商品流通和满足交易需求的一切活动。这类城市在中国比较典型的有直辖市、省会城市。
• 城市群(或都市圈)。城市的经济功能已不再是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体现,而是由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同与其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来体现了。如美国大西洋沿岸的“波士华”城市带,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英国的“伦敦-利物浦”城市带等。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也正在形成一个经济关系密切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其整体的经济功能已在日益凸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规定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可以准予设市;1951年底政务院在《关于调整机构和紧缩编制的决定》中,规定人口在9万以上可以设市;1955年6月9日,国务院第一次颁布《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规定聚居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可以设市,聚居人口不足10万,但属重工矿基地、省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规模较大的物资集散地或边远地区的重要城镇,并确有必需时,可以设市。
1986年4月19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第一次在市镇建制中加入经济指标。规定总人口在50万以上的县,驻地所在镇非农业人口在10万以上、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4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3亿元以上,可以撤县设市,或总人口在50万以上的县,驻地非农业人口在12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4亿元以上,可以撤县设市。市、镇的辖区范围迅速膨胀,按行政建制统计的城镇人口以不能反应城乡人口状况,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停止公布我国1982年以后的城镇人口统计资料。
1993年5月17日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为较均衡地布局城镇体系,按人口密度确立了三个市镇设置标准,对中西部地区适当降低了要求。按行政建制进行的城市人口统计也采取两个统计范围的双轨制,一个是反应城市建成区和郊区的市区人口,另一个是反应整个行政区域内的地区人口。前者更接近人口城市化水平。
关于城市按人口划分的等级,中国大陆政府没有明文规定。但城市规划部门一般是按城市人口规模(包括市中心区及近郊区内的非农业人口)划分城市等级与规模: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四个等级:特大城市,100万人以上;大城市,50—100万人;中等城市,20—50万人;小城市,20万人以下。
环境建设建议:
第一,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融入城市整体发展各方面、各领域,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要很好地体现和关注环境和生态保护。
第二,规划和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环境保护项目和生态项目。同时,要加强日常的环境保护和管理。
第三,发挥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力量搞好城市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从现实来看,在城市建设中有些企业是环境的破坏者或者是污染源。对这些企业应该予以适当的引导,发挥他们在保护环境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全体市民的环境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争取做城市环保的先锋和模范。只有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共同提高环境意识,重视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才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才能够使城市更好更快地发展。
将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提到战略层面统筹
B. 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中华文明源远流抄长,所以很袭多地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几易其名。也许你看完才知道,原来你家乡在没改名之前这么有风韵!
汝南——驻马店:要知道这可是“四世三公”的袁绍的故乡。嗯,对,就是这样的,想象一下袁绍说“吾乃驻马店四世三公的袁家公子……”
同时,琅琊——临沂(诸葛亮的故乡);九原——包头(吕布的故乡);常山——石家庄(赵云的故乡);幽州——保定(张飞的故乡)……
那么,上述几人见面之后,脑补一下:
“大家好,我是包头的吕布。”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的赵云。”
“大家好,我是保定的张飞。”
“大家好,我是临沂的诸葛亮。”
“大家好,我是驻马店的袁绍……”
对不起,实在写不下去了,画面太美……
C. 城市的兴起对西欧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城市兴起对西欧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1 在西欧城市兴起和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市民阶级形成了。社会开始分化为两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 城市兴起,打破了世界的旧式格局。封建阶级的贪婪腐化,上流社会对黄金的异常热忠,资产阶级资本积累的需求,西欧国家开始了海外扩张。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3 同时,西欧社会本身也进行着革命。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刺激了西欧封建主的贪欲,他们把城市视为财富的源泉进行大肆盘剥.为了争取自治权利,城市同封建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D. 城市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作用
()城市大量出现;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出现了街市;出现瓦肆等专门的娱乐场所。(3 分,答出3 点即可得分)(2)特点:发展迅速;起步早;不是以旧城镇为基础,以发展新型城市为主。(3 分)原因:①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和商业革命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②工业革命促进新型工业城市的涌现。(4 分)(3)史观:革命史观、近代化史观。(2 分)论证:一方面,口岸被迫开放使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关税主权;便利了列强在华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刺激了近代工业的诞生;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4 分) 试题分析:(1)依据材料一中的“城市开始大规模出现,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可以看出宋代的城市大规模出现,其经济功能增强。“朝着大街几乎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可以看出宋代市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依据图片内容可得出,宋代出现了瓦肆等娱乐场所。(2)依据材料中的“不是以封建城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些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出英国的城市不是以旧城镇为基础,以发展新型城市为主;“1750年,英国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0%,1801年增加到33.8%,1851年上升到50.2%。”可以看出英国城市发展迅速、起步早。第二小问依据材料中的“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不仅为英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城市化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可以看出农业革命(圈地运动)和商业革命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结合所学知识,工业革命的进行也促进了新型工业城市的兴起。(3)依据材料中的“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它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侵害;作为一个社会窗口,它又展示了西方近代化事物”,可以看出是革命史观、近代化史观。第二小问注意从经济方面分析通商口岸的双重作用。口岸被迫开放使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关税主权;便利了列强在华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另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刺激了近代工业的诞生;推动了近代城市的崛起。
E. 历史对城市规划的意义
1、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历代文化演变的结晶。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古城堡,古建筑(塔、桥、寺、观、园林、宅院等),古街道,古镇,古雕塑、古城市遗址等,都是古代文化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和社会风貌的遗存。它们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某个历史时代的文明特点,并成为城市建设进一步发展演变和迈向未来的借鉴和基础。
2、
城市历史文化传统不仅直接影响当时的城市建设,而且那些不同时代保留至今的城镇或历史街区,不同风格的建筑和历史古迹,还构成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我国现有600多座设市城市,1800多座县城,还有上万个建制镇。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历史已有城镇、集市、村落而发展演变过来的。对完全新建的城市而言,其规划构思、选址布局、建设标准、建筑风格等,也都深受过去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3、历史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是现代城市建设的灵魂。确认任何地方的历史城镇与古迹,都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保护古迹,保护传统,保护环境,要形成一体。历史城镇与城区的保护不是孤立的,它应包括位于城镇所在地区内的史前遗址,老城区,老村落,古建筑,地上地下古迹群保护、恢复和利用相结合。对历史城镇、历史街区和古建筑,要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当恢复和利用,如辟作旅游景点等,使之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焕发新的生命力。。.开辟新区,保护旧城。在工业技术飞速进步、现代城市迅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建筑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为避免在迅速城市化过程中,历史城镇或历史街区遭到破坏,在规划上宜采取保存旧城、另辟新区的原则,以达到保护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
F.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居住方式上已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前农业化时代,人类由居无定所、散若星 辰的存在方式发展到使用半永久性居舍,并小规模聚合,最终过渡到定居于乡村聚落;第二次大的变动是在农业化时代,固定城市的出现,城市设施不断完善,城市 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次是在工业化时代,城市星罗棋布,城市化浪潮势不可挡,居住于城市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主流。
以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为依据,学术界普遍接受关于“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于西亚地区,以双支河流域中下游最为集中”的观 点。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则形成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左右。而我国有考古发掘证明的最早城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代约为公元前2100~前1700 年,属较为晚近者。
考“城市”一词,属“城”与“市”之连用。城字最初指城墙,内者称城,外者称郭。《韩非子?七患》有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孟子?公孙丑 下》有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后引申为有城垣环卫之都邑。《诗经?瞻卬》有云:“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又引申为筑城。《诗经?出 车》之“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是此意。市字之本义,乃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易?系辞下》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后引申为交易场 所。《战国策?秦策一》有云:“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因市多在城内,也可用以代表城邑。《汉书?梅福传》有云:“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 姓,为吴市门卒云。”“城”“市”二字连用,最早见于《韩非子?爱民》,有“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之语。于正史中最早 出处为《后汉书?法雄传》,有“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之语。杜甫《征夫》,有“街衢唯见哭,城 市不闻歌”之句。城市也可专指城中之市。宋人张俞有《蚕妇》诗:“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便是专指城中市场而言。随着历史发 展,城与市的功能联系日趋紧密,作为城最初本义的城墙多已不存,即使存在亦早已不是城市外围边界,市的地位和作用却直线飙升,更加突出强化;城市的数量越 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距离也越来越近。到如今,城市的定义也变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并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的地方”。
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城市的诞生?人类社会存在了上百万年,为何偏偏在大约5000年前出现城市?城市出现的区域有何特定条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 探讨的问题。根据对城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学界对城市起源大致有四说。一种是“防御说”。《吴越春秋》有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前已述及,过去 的皆有城墙,且大多不止一重,因而有内城、外城之别。内城皇帝高官居之,外城则居住平民百姓。建筑城郭的主要目的防御外敌侵犯。同时兼有防御水患之意义, 这是从军事和安全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二种是“集市说”。此说突出“市”的功能,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业畜牧业产品,需要集市进行 交换,后逐渐固定,聚集者越来越多,就先有“市”,后来将周围建墙围起,便又有“城”,则城市就此形成。这是从经济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三种是“分工 说”。认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者需要场所进行生产和交 换。所以城市应运而生。这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城市起源。第四种是“庙宇说”。认为如果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对某种场所的依附及对他人权力的服从,城市就不可 能存在。能够使远比一个家族更大的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宗教崇拜。比如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城市就是靠清真寺的出现发展而来。先有庙宇,然后拱卫之而 出现其他设施,包括市场、居所,再筑城,这便是“庙宇说”。是从宗教学角度解释城市的出现。以上四种理论都有事实依据,但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往往是以上几个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对产生条件有客观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有充足的水源。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曾云:“水 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在《管子?乘马》中,他明确指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 天材,近地利。”就是说,凡营造国都,不建在大山之下,也一定要建在大河的近旁。高的地方不可近于干旱地区,以保证用水的充足;低的地方不可近于水洼地 带,以节省沟堤的修筑。一定要依靠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之利建设城市。 管子阐明了建设国都,建设城市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历史上建设城市经验的总结。只要打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城市大都建在江河之畔,湖泊之侧, 或者是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其二,交通条件亦属十分重要的因素。货物交换、市场运作离不开运输,而运输效率则明显受制:于地理因素。所以城市或建立于平原 开阔地带,或依山而建,但有通路与外界联系,大型城市必是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其三,周边地区物产状况。城市人口多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周边 人口提供。所以周边物产状况直接决定了城市是否能够存在,和其存在规模,发展极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对城市产生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 人,城市便会变为死城而消失。城市周边地区的人口和城内人口要在合理比例的范围之内。人口的稠密度决定乡村能否养活城市。当然,生产力越发达,科学技术越 先进,人类克服客观困难的能力越强,人类建立城市所受上述某种因素制约的程度就会越小。但人类也绝非万能,因为克服自然因素的过程无疑会增加成本,破坏自 然生态系统,近则承受不起经济的压力,远则招致大自然的惩罚。以笔者只见,近年来北京恶性膨胀的趋势若不遏止,大自然的惩罚为时不远矣。
G. 历史 影响中世纪欧洲和中国城市发展因素
仅从城市建设方面来回答:
1.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自发形成的——实行自然主义的非干预规划
横向比较,这点不同于同时代的我国的封建城市,完全受控于礼制的规划理念,严格按照“营国制度”建造,无不体现着等级、尊卑、礼制和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而纵向比较,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典城市以及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唯理主义时期的绝对君权也是不同的,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总体布局非常自然。究其差异原因,主要在于西欧中世纪是在政治上是农村(住在城堡里的封建领主)统治城市,城市极端破落,生产力极度薄弱,几乎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城市的选址和发展,自发地寻找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要处,或是依附于封建主的城堡和要塞,才能维系城市在这样一个割据分裂、战争频发的动荡时代生存。这样的自发性也是后面几个特征的根本原因。
2.道路交通系统的不规则——追求有机和背后的内在秩序
不同于希腊和罗马希波丹姆的规整道路网,开始呈现出环状、放射状的道路网,公共区与私人区也不想古典城市那样严格地隔离。道路网常以教堂为中心发射出去,并形成蛛网状的放射环状道路系统。道路也是以人为尺度,所以塑造了城市优美肌理,它们就像有机生长的脉络与血管一般,密布于整个城市中(如图1)。而中世纪的西欧,已经奠定了大部分历史类城市的格局(如图2、3、4)。可以看出中世纪的城市在表面的杂乱背后不可掩饰地都流露着一种整体的、内在的有机秩序,所以中世纪城市的景观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统一而美丽的。
3.教堂占据着城市的中心位置——凸显以教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理念
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有统一而强大的教权,所以教堂往往以庞大的体积和超出一切的高度,控制着整个城市的整体布局。而在教堂前面也会有城市中唯一一个较大的开放空间——教堂广场,而成为市民集会、狂欢和从事各种文娱活动的中心场所。正因为有教堂的控制,才形成了西欧城市优美而有秩序的天际线,这一点在法国的圣密启尔山城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H. 从历史的视角论述文化对城市发展和稳定的影响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专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属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I.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总体演变特征
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过程中,主要原因还是政治因素,因为生产的发展,使得部分统治阶级分子可以脱离繁重的农业生产而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享有享受较高层次的生活的特权.这就要求一部分普通劳动者也须脱离体力劳动来从事为这个群体所所需服务的行业.从这点来看,城市的出现不是因为生产的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而存在的.城市经济作为农业经济的附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统一性.中国古代城市是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中枢而存在的.因此,从这点来说,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政治的联系是很牢固的.它始终是以消费为主的,生产极少.尽管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这种状况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它始终没有能够走出这个禁区.
中国古代的城市,最早是以作为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而出现的.禹时就在有崇氏部落的中民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都城---阳城,后又迁往阳翟.前者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千成镇压,后者在今天河南省禹州市,都地处颍水上游,西连洛伊,东临河济,南望淮上,既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也便于控制东南地区的都国或部落.史书更是记载”三公设险以守其国”.说明早期城市的出现,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产物.在原始末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而韩非子更说,”舜逼尧, 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代纣,此四王者,皆人臣弑其君也”.这些都表明强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斗争中最有力量的手段.因此,城市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维护王权的军事堡垒.进入阶级社会后,它更是作为权力的象征而存在.如<<诗.瞻仰>>讽刺周幽王因宠褒姒而亡国时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直接以城的存亡来表示国的兴亡.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强凌弱,众暴寡”,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一段时间内,战争连绵,无论是极力修建新城或是改造旧城,都是出于进攻或防守的目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兴盛和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城市的作用很大一部分的作用都是取决于军事的需要,成为王权的堡垒. 同时,也因为城市成为王权的堡垒,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王权的威严.因此,对城市的修建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城市的规模,式样也就体现了其地位的等级,不可僭越.即所谓的王制.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因此所有建筑物的地点,面积,城墙高度,城门数量,建筑物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宽狭等,都有一定的制度.郑祭仲对郑伯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这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很显然,这里的都是应是应是诸侯的都邑.这是出于诸侯对王权威胁的担忧.而在周朝,这种规定也极为明显严格.史载”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市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在周的计量单位中,一里等于一百八十丈,所以千六百六十丈则为九里,则是为天子之城,即王都为为方九里.<<尚书大传>>中说道,”左者百里之国为九里”.同时,周制规定,”宫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这种呈等比数列的规定,使得城显得整齐匀称,说明营建都邑是依照一定的制定来进行的.也说明了城市在其出现的最初阶段,它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但是它却不能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唐时的长安,它的建筑则主要体现了皇权的威严.城内有宫城和皇城之分,而大明宫则更是体现了这种现象.大明宫建筑在一个山坡上,约有一百余阶,后来就成为皇帝接见群臣的地方.充分地体现皇帝的权威.
另一个特点,则是城市大都建立在河流或海滨处,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情况下,作为消费中心而存在的城市,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农村提供,而这种运输所需要的运输力,在当时条件下,无外乎是人力和畜力,以及水运.前者在消耗是极为大的,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运输.而水运则体现了这种运输量大,费用低廉的要求.如果没有农村的提供以及运输的保障,城市自身的发展生存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无论是早期的国都,还是后来的诸侯国都城,大都是处于是河滨处.水运的优势是陆运是无法比拟的.但是,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而存在,陆路交通也是极为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魏,赵,齐等国之间有”午道”相通.东方各国到西边的秦有成皋沿黄河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秦为了加强与蜀地的联系,还新辟了金牛道.这些城市间的,地区间的交通线沿线,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而在一些作为交通枢纽而存在的城市,则经济活动较为频繁.如雒邑位于秦,齐,楚,赵间纵横交错的地方,被称为”天下之朝市”.当然,这些城市的设置,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设置的.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交换作用,但是,官府的控制却处处可见,如集市只能定期开放,等等.但是,即使陆路交通出现如此大的发展,但是,水运始终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即使是在封建经济极为发达的隋朝,为了经济的发展和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仍然不吝劳力来修建了大运河,而隋炀帝数次出游江南,都是从水路.而唐的首都长安,因为森林乱砍乱伐从而导致黄河含沙量的大增,使得通过渭河到达长安的河道淤塞,从而导致了运输的极为困难.当时有”牛钱运斗米”的说法.而作为十朝古都的长安,也因这个原因而再也没有作都城.而在那些因手工业发达而形成的城市也是遵循着这个特点.这是因为,手工业品的制成品并不能直接作为手工劳动者直接的生活品,也只有通过交换来换取.而且有些手工业的生产本身就需要水.如以瓷器而闻名天下的景德镇,以冶铁业而著名的佛山镇,都不可避免地依赖河流或海洋带来的便利。
而宋代和元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在今山东胶县境内),秀州的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初时,其主管官员是知县。元丰三年(1080年),开始设置专门的官员管理此事,其官员称为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就是“掌著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靖康之役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由北方转向了南方。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力量以及地区政治力量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从西汉开始的丝绸之路衰落了。这种隔绝的状态,必然要求有新的交通路线来打破这种隔绝的状态。陆路既已阻滞,则只能从海路了。然而,前叙所设置的机构,除了因金占领的密州外,其余的全部存在,后又在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置了市舶场。而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但是国家的花费并没有减少。因此,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一改以前那种厚往薄来,“示以绥怀”的虚骄观念。采取了注重经济效益的务实政策,而这种务实政策也就要求南宋政府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同时,加大招徕外商的力度,,又在通商口岸设置了外商执行所.如在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永州有来远驿等.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史籍记载,当时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当时的中国通商.其中最远的是层拔国,在今非洲中部的东海岸.这时候的城市也较前代和后代的明清有活力..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段,后在明代则又一改这种开放的态度.虽然唐后取消了坊市的界限,但是在明代起则开始实行坊厢制度.居民按坊编制,分区管理,”洪武十三年等起,取苏浙等处上记挂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役,余为编户,置都城内外,俟有坊厢,上元坊厢百七十六类”. 北京城亦是按坊编制的.城内地方以坊为纲,西城坊凡五区,中城坊凡四,北城坊凡三,南归城门外坊凡二,每坊铺舍多寡,视廛居有差,总计坊凡十有三”. 这种制度的实施和礼法控制的加强,使得刚得到发展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又逐渐形成萎缩.宋朝较之前后代经济的新明之气就体现在这些方面.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又比较开放的唐朝,也没有这种新气象,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与宋高祖的话,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代的明清,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又走向了一个低落时期.
关于城市的定义,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过许多解释。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多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市,指的使交易市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文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就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见,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概念。只是到了周代,随着城或市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才逐渐含有“城市”的意义。即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军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另外,这一阶段新兴的城市还有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教的传播等原因的推动。此外,随着各个时期边疆地区的持续开发,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更广阔,在长江与珠江流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但南方除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外,黄淮流域的城市数量与发展水平仍居当时全国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由早期的侯国都邑发展而成的城市。这类城市历史长、规模大,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人文主观条件优越,如临淄、曲阜、咸阳、邯郸、大梁、蓟、郢等。它们多在西周时已筑城垣,尽管其早期规模小,城垣简陋,但由于都城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凭借诸侯国内人、财、物的全面支持,加上选择城址时多考虑了其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即使在秦汉统一以后,它们中的多数虽失去了国家或政权政治中心的优势,但仍是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他们仍能维持其持续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全国城市发展的先进水平。
其二、由于郡县治等地方政区的设置和统一推行,许多郡、州、县治等地方政区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设治的地方多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等的中心。如秦汉时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金城县治(今甘肃兰州)等,皆是最初作为地方政取得治所而逐渐发展为城市的。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条件等变迁,有些郡、县治城以后衰落了,但大多数的郡、县治城则自秦汉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甚至大多成为今天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中心,如商丘、石家庄等即是如此。秦汉时千余个郡县治所城市,特别是黄淮流域中原一带的城市,基本是通过这一政治动因的途径迅速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三,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江湖河海交汇点等的城邑,由于交通便利、交换频繁,使人口、货物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类城市经济意义较为重要,因而发展快,也具有城市历史长的特点。一些地方政区治所在选择建城位置时也注意到了交通、水域等,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汉武帝征服匈奴夺取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城市开始陆续兴起。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上东西交通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以敦煌发展最为显著,东汉时一度成为管辖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他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发展,作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交通的畅通与否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当时直接影响这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淮阳(今河南淮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江州(今重庆市)、临湘(今湖南长沙)等城市无不是因滨水域靠要道而兴旺发达起来。
其四,出于军事目的在关隘要塞或边防重地所筑城邑发展而为城市的。一般来说,城邑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建筑的防御体系。但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城池和这坐城能否发展为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城有的在邑落居住地筑起城垣,有的是在旷野重新筑城,如秦汉时期的长城一线,就有许多像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临沃(今内蒙古包头)北舆(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九原、云中、定襄等重要的关塞城市。这些城除了直接用于战事的关隘防守以及军队驻扎外,在当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大多数皆发展为或大或小的城市。
从上述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兴起和发展情况看,主要有四种途径或四大因素: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交通状况;军事需要。这四大因素中的前两项决定城市兴起、选址的大范围、总地域,后两项决定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具体位置。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可把当时的城市史地沿革划分为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三个时期。
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起、增多,茶叶及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等也是其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不仅改善了长江与钱塘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以及海外的交通联系,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完全靠手工操作的密集型商品经济生产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聚集,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升高。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但这时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城市的内部结构仍是实行坊、市分开管理定制;并且这时城市的政治、军事中心职能还比较明显,相对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还较少。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
辽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战乱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城市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大量北方人口由于不堪忍受长期战乱的痛苦再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同时,宋王朝南渡,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从而为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加速南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广大南方地区自五代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自六朝以来南方不断的开发在经过两宋数百年的发展后其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从而使南方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具备了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得到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纵横如网的江河湖海,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立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有利于内河航运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贸易和货物的转运,使南方沿海地区和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迅速发展,新的城市不断兴起。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除上述江南已成为城市发展、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不断增多,城市的工商业职能进一步加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至少还有两点:
一、自宋代始,城市中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管理定制开始崩溃,城市内部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已被宋代政府认可,并形成新的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这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太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因此,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商店、货栈随需要临街而设,即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宋都的开封、临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此外建康(今南京)、鄂州(今武昌)、苏州、扬州、镇江、广州等,都是商业发达、坊市合一的大都会。
二、一些手工业与矿业等专业城镇开始兴起,并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和集中加工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型的手工加工或矿产开发带来了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特种手工业加工或矿产开发为主的城镇,如无锡(米市)景德镇(瓷器制造)个旧(产锡)会泽(产铜)等。
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当时,促进这种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各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农业经济商品化部分的不断增长,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市的发展,并决定或反映出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有:
一、自明代前期起,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促成了明清两代工商业城镇的大量涌现,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当时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按其基本职能,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分布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发展,因此,以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城镇大批增加。当时,江南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均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全国。
另一类主要是作为国内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位置多分布于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带,特别是水运线上或水陆交汇点上。如长江沿岸的重庆、宜昌、江陵、九江等,尤其是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位于汉水入长江的交汇点上,由于有“九省通衢”之便,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另外,运河两岸的天津、沧州、临清、扬州、淮安等也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城镇。
第三类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城市,这类城是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便于海运的江河入海口上。其中主要由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潮州、太仓、上海等。在这些商业贸易中心市镇,不仅货物繁庶众多,而且商贾云集如织。
二、明清时期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境地区的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区是相对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完全不平衡的状况、,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这是因为长期统一,边疆行政中心治所于军事重镇的设置,以及人口的飞跃式增长和向边疆地区的平衡流动等因素,加速了边疆的开发,使其城市发展加快。如东北的瑷珲、吉林、锦州等。因此,城市发展在经过明清长期的兴盛以后,不仅当今所有的省会级城市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地县级治所城邑也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在我国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位置。
三、明清时期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水平等大为提高,城市自身特别是京城的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把一些河湖水面组织到城市总平面中来,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同时使城市更具有安全感。当时,许多城市中仍有农田、水利设施即属此类。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第三个特征。这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科学技术不甚发达时期城市的发展史尤为必要的。
正是由于城市及其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等原因的推动,从而敲响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没落的丧钟;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人们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而深刻的变化,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业愈加成为大多数人所虔心向往的东西;历史也因此踏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