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

Ⅰ 红楼梦的现实意义

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对国内和世界两方面的影响：

一、国内影响

1、《红楼梦》问世不久，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三十年，被人们视为珍品。“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刻《红楼梦》程伟元序）及用活字印刷出版后，立即流行南北。

2、从清代一些文人笔记的零星记载中，看到《红楼梦》已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中心。京师流传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在谈论时，有时因双方争执不下，“遂相龃龉，几挥老拳”。

3、民间戏曲、弹词演出《红楼梦》时，观众为之“感叹欷 ，声泪俱下”（梁恭辰《劝戒四录》）。甚至有人读了《红楼梦》，由于酷爱书中人物以至痴狂（见 《三借庐赘谈》《庸床斋笔记》等书）。

4、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红楼梦》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直至中国现代文学中，也有明显受《红楼梦》影响，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历来以《红楼梦》题材创作的诗、词、戏曲、小说、电影就更不胜枚举。

两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并有大量的研究著作产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有的现象。

二、世界影响

日本

1、《红楼梦》最早流传到海外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由浙江到达日本的一艘船上载有67种中国图书，其中就有“《红楼梦》9部18套”。 曲亭马琴的代表作《南总理见八犬传》中，八犬士每人出生时身上都有一颗灵珠的构思，很可能是从《红楼梦》中宝玉含玉降生得到的启示。

2、1892年，森槐南翻译了《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发表在《城南评论》第2号上。以此为肇始，各种形式的日译本层出不穷，这也使得更广泛的日本民众能够走近这部来自中国的名著。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到中国留学时，都还在用《红楼梦》学习标准的北京话。

两个多世纪里，“日本红学”的学术文章和译作从数量上看一直都在国外红学中占有领先地位。

朝鲜半岛

1800年前后，就有了中、朝文对照的全译抄本《红楼梦》，成为朝廷文官受命为王妃或宫女提供的消遣读物。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朝鲜半岛的文人们还创作了风格类似的作品，如《玉楼梦》《九云记》等。

法国

1981年11月，《红楼梦》法文版由伽里玛出版社列入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丛书中出版，社会上顿时掀起一股“红楼热”。尽管这套3400页、分上下两卷的法文《红楼梦》定价十分昂贵，但已经再版4次。三位翻译家并肩战斗的故事，还被成都出生的旅法华人女作家郑碧贤写成一本书《红楼梦在法兰西的命运》。

英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王际真英文节译本译文流畅、准确，导言部分被誉为英文翻译本之冠，受到西方读者的好评，影响较大。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思的新译本最大特色是灵活，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比如将“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译为“没有面粉做不了面包”等，深受英语读者的欢迎，算是在西方世界影响较大的《红楼梦》英译本。有专家把它与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相提并论，认为都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西班牙

博尔赫斯选译了《红楼梦》的部分章节，1940年出版。在博尔赫斯眼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风月宝鉴、现实与梦境的交替模糊，与博尔赫斯在文学创作中所钟情的迷宫、镜子和幻境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

因此，尽管博尔赫斯以对长篇小说挑剔而著称，却从来不吝于向《红楼梦》献上他的溢美之词。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赵振江在秘鲁专家米尔克·拉乌埃尔从英译本转译的西语《红楼梦》基础上，翻译出一个更好的西语《红楼梦》三卷本，于1988、1989和2005年分别出版面世，引起了巨大轰动，备受好评。

(1)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1、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

2、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

3、《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实身份出现，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他自述，他是依托自己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

4、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猛然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愧悔。何况乡野生活悠闲自在，风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涌，下笔如神。

曹雪芹自谦才疏学浅，只得用市井白话来写这部小说，意在为那些女孩儿立传，排遣自己的苦闷，兼以供读者把玩赏析。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红楼梦 （清代长篇人情小说）

Ⅱ 【红楼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中国十八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只有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才故意抽掉它的社会背景，歪曲它的历史意义，而把它说成是为“忏悔情孽”而作的。胡适一流人戕贼中国古典文学、扼杀古典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毒害青年读者的不可告人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根本不同。高尔基在《年青的文学和它的任务》一文中说过。“马克思承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时代。”

我们从《红楼梦》里面，同样看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它的发展脉络，从这里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本文打算从《红楼梦》这部作品所描述的事实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若干主要线索，联系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材料，就它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作正面的说明。

一

《红楼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是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的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概括地说，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虽然，作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决定着社会性质的还是封建经济，因而当时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但是，这个时期韵封建社会毕竟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时期。它已经产生了新的因素，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这就表明了当时的社会，除了农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以外，还存在着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封建统治的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还夹杂着民族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复杂内容。

由于《红楼梦》是反映当时那样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就不但揭露了当时的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腐败、虚伪、残酷、暴虐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且反映了当时新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生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痛苦。

本来，清代以前的封建土地关系，已日益向两极发展，虽然在农民大起义中部分解决了土地关系上的尖锐矛盾，但是在清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矛盾又继续迅速发展。顾炎武《日知录》记载的“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现象正在逐渐严重化。明代统治者早已实行了“计亩征银”的一条鞭的赋税制度，货币地租逐渐发展，农产商品化趋势已经日益显著，国内市场扩大，全国有三十几个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自由商人和独立手工业者；除官办的手工工场以外，还出现了带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同外国的贸易往来也开始增多；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新生的市民思想正在传播。特别是在东南地区，这种市民经济和市民思想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

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明代已有相当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市民社会势力的发展，曾极力加以抑制和摧残。但是，客观的历史发展并不符合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新兴的社会力量是消灭不了的。相反，由于清朝统治者依靠和纵容八旗贵族和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给以种种特权去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的结果，却引起了清代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农村中失去土地的人口大量游离出来，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加剧烈，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进一步加快，手工业更多地为市场而生产；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也比以前活跃；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达起来。在这种条件之下，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就进一步发展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这种情形。当时的市民社会中有城市的手工业者、工场手工业主人、中小商人，以及住在城市的一部分经营地主和破产的贵族地主，还有代表市民思想的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这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虽然还没有摆脱封建的束缚，但是它从经济上到思想上都表现了与封建主义相对抗的许多特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清朝统治者不断地对汉族人民及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和战争，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兵力、财力，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外的市场，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基础日渐动摇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分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期间的历史材料，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带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兴的市民经济，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而当它刚刚萌芽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逐步侵入了中国，阻碍中国新的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后来外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并且用战争的手段打开了封建的中国，就使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被奴役地位。但是，这并不能引出一个错误的判断说：当初的资本主义因素既然还没有充分成熟的发展条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它的文学艺术作品。事实并不是这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论中教导我们：“关于艺术，谁都知道，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是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的，因而也不是与那可以说构成社会组织骨干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希腊人的艺术“在我们面前所显示的魅力，是与它生长于其上的未发展的社会阶段不相矛盾的，相反，它正是这个未成熟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麦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其理由就在这里。

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就描写一个中小地主甄士隐的家庭遭遇一场火灾，他“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后来“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这是当时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具体写照。

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丧失土地、大地主激烈兼并土地的血腥记录和农民的反抗事迹，充满了十八世纪的清代历史，这是人所共知的。

清代初年的圈地运动，曾经占去了大量肥沃的土地。当时有二十五万顷的圈地，八旗壮丁每人占地达三十六亩。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写道：“圈地每人六赏，一赏六亩，共地三十六亩。如家有壮丁二人，该地七十亩夕人多者照数加增。”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新的土地兼并的风浪很快袭来，不仅汉族农民纷纷失地，而且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就连八旗壮丁圈占的土地也“大半典卖”了。《清朝经世文编》中载有乾隆十三年杨锡绂的奏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这就证明当时土地兼并是多么剧烈的了。兼并的结果是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清代全国耕地面积在康熙二十四年为六、0七八、四三0顷，雍正二年为六、八三七、九一四顷，乾隆十八年为七、0八一、一四二顷，而大地主阶级兼并的土地数目却很惊人。据昭梿所作《啸亭续录》记载，直隶怀柔的一家姓郝的大地主就占有了“膏腴万顷”，皇帝出巡，借宿在他的家里，“进奉上方水陆珍错百余品”，一日耗费十几万两银子。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一家大地主就占了一百万亩土地，那末，照上述全国耕地六百万顷或七百万顷来计算，如果有六百个或七百个这样的大地主就把全国的耕地都占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继续尖锐化是必然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了多年以后，零星的农民骚动又继续发生。最著名的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之乱”，攻破阳谷、堂邑等县城，就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所谓“盗贼蜂起”完全是事实。不过，这个时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没有马上爆发成为全面的起义。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这种情形就如同《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借一个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嘴里说出的荣宁二府外强中干的情形一样，“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但是，这些大地主阶级却好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红楼梦》第十六回中，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赵嬷嬷又说：“如今还有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好世派，独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他们的这么多银钱财产是从何而来的呢？

显然，当时地主阶级的大量银钱财产的来源，除了进行高利贷剥削和经营工商业赚来的以外，主要的还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残酷榨取得来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出宁国府交给乌进孝掌管的就有八九个庄子，荣国府交给乌进孝的弟弟掌管的也有八处庄地，还有东省的屯地不算。老管家周瑞曾对贾珍说：“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收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往来。”这还只是他们对农民剥削的一个方面而已。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地租已有不少是采用货币地租的形式的。乌进孝交给贾珍的租子，主要的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其次是一千担常用米，其余是山珍野味。当时江南地区货币地租已经相当流行。如《松江府志》载，乾隆元年尚书杨名时奏称：“娄县知县王士瑾请将毕姓田产，每岁租银一千三百余两供廪食之需。”这类记载散见在许多文献中，可以证明有许多私人的田产，每年是收租银而不是收租谷的。货币地租的流行，同田赋征收中的银粮比例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按《清朝文献通考》所载，顺治十八年的田赋中，银赋为二一、五六七、OO六两，粮米为六、四七九，四六五石；而乾隆十一年的田赋中，银赋增至二九、六一一、二O一两，粮米则为八、四O六、四二二石。银赋是把农产品出卖换得货币来完纳的。银赋的增加不但说明了货币地租的逐渐流行，而且说明了农产商品化的程度提高了。

随着农产商品化的趋势而来的是棉花、烟叶等商品作物种植的加多。例如，棉花在明代就已在长江流域普遍种植，清代更为发达。康熙有御制木棉赋，赞扬种棉的利益；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编绘木棉图说十六条，说明棉花的播种和染织的全部过程，刻石树立在保定，于是以滹沱河流域为中心，在北方也普遍推广植棉了。又如烟叶的种植，这时候也比以前更多。王士祯在《香祖笔记》里说。“今世公卿士大夫无不嗜烟草者。……初漳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我们不必去讨论烟叶传入中国的途径，但要说明这种商品化作物日渐普遍的趋势，甚至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不安。雍正五年有一道上谕说：“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小民较量锱铢，但顾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故当图利之时，若令其舍多取寡，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也。地方官遽然绳之以法，则势有所难行。”农产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是法令所能够阻挡的，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种植棉花和烟叶的，当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卖。这就可见那时候的商品作物已经相当发达了。那时候的经营地主，首先也是种植商品作物的。明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所记载的金陵“城西一带最宜于蔬圃，近市而易于获利”的情形，在清代更加普遍。雍正五年的上谕中就曾谴责那些致富之家“舍本逐末，弃膏腴之沃壤，而变为果木之场；废饔飧之恒产，以幸图赢余之利”。种植大批果木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市场的需要。市场上需要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时候农村中的雇工，也随着商品化的农业经济的发达而同时增多。康熙年间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着许多农村雇工的情况。如《扬州府部》《汇考》中写道：“无田之农受田于人为佃户，无力受田者为雇工，多自食其力。”“力任播获，年可获中人资，为地佣。”《苏州府部》《汇考》中又写道。“吴农治田力穑。……雇工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虽然农业中的雇佣劳动也是很早就有的，可是这个时候却更加发展了。这只有在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产生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红楼梦》第五十六回中描写探春兴利除弊，决定把大观园出产的笋、菜、鱼、虾、香草、花儿和稻子都包给能知园圃的老妈妈，一年可得四百银子的利息。这简直就是大经营地主的算盘了。第七十九回里写的“桂花夏家”“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也是一例。

这些大地主和高利贷、商业资本还结了不解之缘。请看《红楼梦》的第四回，那位葫芦庙的小沙弥出身的门子就说出了金陵的贾、史、王、薛四大家的关系，是“联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贾赦、贾敬等是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必说了。薛宝钗的哥哥，那个仗势欺人、抢走香菱、打死冯渊的薛蟠，不正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吗?薛姨妈不是还有好几处当铺吗？贾府被抄的时候不是查出两箱房地契文、一箱放债的借票吗？这些已够说明：他们不但是封建大官僚，而且又是兼并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又是大高利贷者和大商人。

当时的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相结合的例证，在史籍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东华续录》引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的奏疏，其中说道：“查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前面所举《啸亭续录》中还引述高士奇的“亲家陈元帅，伙计李开芳，开张绸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以高士奇之流的新官僚而拥有田地千顷，商铺资金数百万，这在当时并不稀奇。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它并不愿意妨碍大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倒反愿意让商业高利贷资本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据《东华录》引乾隆年间的一道上谕说：“山西等处富户夕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乾隆朝中的一位刑部左侍郎钱维城上疏也说：“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或入数万金。富者以数百万计，以一家而有数千百万家之产，则以一家而致数千百万家失业也。”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一方面地主阶级利用商业高利贷资本趁机加紧剥削农民，积累财富，并且把一部分财富投到城市工商业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城市中的雇佣劳动者。

《红楼梦》描写的历史悲剧所留给读者的消极方面的影响，其根源就在这里。然而，这决不是作者的过错，这同样是反映了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的脆弱性和它的历史命运啊!

Ⅲ 红楼梦的历史价值,意义

红楼梦是颓废艺术,红迷越多,民族越无望
雾月政变

清康熙末年，朝廷追缴国库欠款，曹雪芹家是大宦官，欠了国库不少银两，无力偿还，根据朝廷法令，以操家抵偿，曹氏从此没落！

以明朝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的红楼梦实际是曹雪芹用以折射自己家族生活遭遇的手段，主要是倾诉自己家族的辛酸史，同时反应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官场情况。如果说此书有历史价值的话，也许就是它对当时社会生活和人伦道德的部分反映。

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根据这一点盲目夸大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对于文学价值，在下不评论），成立所谓的红学会，实是无聊至极的东西。随者他们的宣传，红楼梦变的越来越高深，好象普通百姓无论读多少遍也永远不会领悟！这样红楼梦的高深的光环就将永远保持，红楼梦永远是部分专家能领悟的，能不断研究出新东西的神秘著作！这些专家们就能永远“研究”下去，永远有事可做！

大家回顾一下历史，无论国内国外还有没有第2本象红楼梦这样的书籍？永远这么高深，永远只能被部分人部分理解，永远研究不透？也许只有马克思主义了！

书籍本来是教授人们知识，传授前辈的经验，和老师一样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同时无论什么书籍都是对某个时代有用处，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它们都会随者时代的发展慢慢失去部分价值。如果一本书永远那么高深离奇，永远不可全部理解，适用范围和服务对象超越时代，超越历史局限性，那么大家仔细想想这是什么书籍？这样的作者是什么作者？难道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写的人类兴亡史？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书！更没有这样的作者！！！ 如果有，也只能是上帝亲自工作！所以不要把红楼梦弄的那么高深！我的第一段话已经介绍了它的历史背景，其实它和许多古今中外的书籍一样，只是反映了它那个时代的部分现象和情况，只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些直接或见解的史料而已。无论从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上来说都是如此！

就红楼梦本身而言，在下认为并不怎么样，也许书的整体构思还算可以，但是书中浓墨重采的描写的确使它变的过分细腻，的确是一本适合女人自我安慰的书籍，曹雪芹也的性格很细腻啊~！也许红学会的“专家”们研究的就是这个！

不要以为自己看过了，别人没看过就觉得自己多么高深！无论什么书都是这样，更何况是这样一本争议很大的书。在下读过，觉的真不怎么样！

以下是正反两方的回贴,大家也来讨论一下吧

1:白痴！不说别的，单说诗词有多少著作能比得上？那么大一部著作，却无一句是多余的，结构布局之严密，又有多少小说坎与比肩。
再说，一本小说又不是逼你去喜欢，你不喜欢就算了，扯什么民族无望。
不过不只中国，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红迷倒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多的人难道都是白痴？大家都能从这部书看出不同的东西来，这也很了不起了。至于那些研究红学到无聊之地的人，大家一般都是无视。

2:同意楼主的看法，我最厌恶把任何东西神秘化的拔高。

现在的红学会所发掘出来的新意，恐怕很多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

红楼梦原来好比一个棒球，后来有人不断地上漆，最后成了一个直径逾米的太极球。

这类史海钩沉的事研究得过多，我觉得只有两个字表达：无聊。

有精力多研究一些兴亡史，同时多调查一些当代史，从而大致搞清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存在的风险，提出正确的而不是纸上谈兵的解决办法，这才是史学的正途。

Ⅳ 红楼梦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讲《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我觉得首先应搞清楚一个，就是什么叫主题思想。那么探讨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呢，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这部作品这部小说，它写了什么内容。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作家写这部书的时候，他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那么第三个层次，后来的人对这部书是怎么样看的，大概比较麻烦的就是最后一步。因为鲁迅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讲到《红楼梦》的时候，他就说，说《红楼梦》的名义就是很多，因为读者的眼光不一样，所以就认为《红楼梦》的思想呢，也有冲突。比如说“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的是排满，流言家看的是宫闱秘事”。实际上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由于读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立场角度不一样，那么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看《红楼梦》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就说还是应该肯定《红楼梦》是有主体思想的。大概最早的没有《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当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认为《红楼梦》它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谁呢？就是脂砚斋，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脂砚斋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法不一样。
那么当时脂砚斋他讲到说《红楼梦》描写的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的第一回脂砚斋有个批，这个批语是写在第一回，写了一个 “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故事。那么写了以后，脂砚斋这儿有个批，他就说作者是要借这个故事来写他心里面的积郁，积郁就是悲愁和苦闷。那么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要把他自己心里边的悲痛的一些事情讲出来。这是比较早的，那么下来就是评点派，评点派代表人物是两个，一个大家也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护花主人，就是王希廉。那么王希廉他在评批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就是感叹家世的盛衰。这是评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一个叫做张新之，就是太平闲人，那么他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讽刺家庭教育的失败。那么后来就是索隐派，索隐派它重要的兴趣是考察《红楼梦》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顺治皇帝就是贾宝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写他们两个的故事。这是说他写这样一个故事，索隐派里头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呢，那么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那么就说里头写的女子就是汉人，男子就是满人。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主要是要批判满清王朝的，那么下来就是考证派，考证派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写他自己的家世的，当然解放以后，那么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意见。

《红楼梦》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很有兴趣了，其实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刚才张先生所叙述的那个情况，这之间这几种流派，事实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并行的，但是有一些呢，它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以后，那么好像考证派比较的占上风，为主体，为主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的小说的评点派和索隐派都还存在的，所以它这几种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而这里面每一派的里面其实情况也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讲，比如考证派吧，往往说是胡适先生是开山者，而且往往也把俞平伯先生提到这里面来，但是事实上呢，现在有人就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余平伯的《〈红楼梦〉考证》是不一样的，胡适先生对于《红楼梦》的考证，他更着重于史学的，就是说把《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的版本，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去考证，通过历史，通过史料来对它进行考证，当然这方面胡先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辩》或者《〈红楼梦〉研究》这个著作为代表的。他的考证呢，更着重于对于《红楼梦》作品本身，所以有人称做这是文学的考证，那么文学的考证呢，事实上跟后来兴起的小说批评，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是相融的，文学的考证和小说的批评它是相融的，所以这里边的关系很有意思的，仔细来分辨的话，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红楼梦》之所以形成为一门学问、专学，并不仅仅它有谜，首先是《红楼梦》本身所具备的文学艺术魅力，吸引了大家，大家关心《红楼梦》了，才去关心它的谜。像我无名无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踪了、死了、活了，大家不会关心。因为《红楼梦》有这个魅力吸引着大家，所以说大家才要去关心《红楼梦》，也关心《红楼梦》的谜。那么考证越多，发现的史料越多，那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越多，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曹雪芹活了四十岁也罢，活了五十岁也罢，咱们知道他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好多是解不开的谜，《红楼梦》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正因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这个谜，越解谜越多，越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说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红学研究队伍中来，不是说能搞《红楼梦》就能成为大学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他才有《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后来的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于说咱们政治领袖的参与，更把这个红学热潮给掀起来，这个形成一个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众基础，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红楼梦》爱好者在，爱好《红楼梦》不是别人能煽呼起来的，我在这儿推销一个产品，我做什么广告，而是《红楼梦》本身具备这样的魅力，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同，所喜好，所以说红学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

那么索隐派它作为另一个历史流派，怎么说呢，概念是怎么说的，索隐就是因为第一，《红楼梦》有许多谜，曹雪芹有许多谜，《红楼梦》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作者在前面有一个误导就是说“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这种情况下，有好多人，就要去索隐《红楼梦》背后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出现了种种说法。

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现了“张侯家世说”，就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里边提出来的，张侯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看过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边的有一个张勇，历史上实有其人，当时在平“三藩”之乱的时候，他立过战功。那么往后，实际上最早前面还有一个是纳兰明珠家世说，纳兰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说也都知道，就写了他的家史，有的时候是明珠，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那么还有一说，前一段《宰相刘罗锅》放得很火，说是和珅家世说，等等，实际上说它隐去的真事，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说，它索解背后隐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说小说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什么时代，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像张老师、段老师他们专门搞小说史，都知道这个，有的说起源于史，有的说起源于神话等等，有说是起源于先秦散文。但是呢，看看那个都是翔实的，它真正成熟是从唐传奇开始，小说开始成熟起来的。但是呢，中国古代也就是说把小说叫做野史，就是说它是补正史之不足，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观念，造成了中国人一种观念，就是说小说是来源于历史，它是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儿编造的故事，当然编造故事有的是虚空架构，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来艺术地升华，来写成的小说，那么就形成了这一流派。

还有一个咱们传统的汉人解经，就是分为古今两大学派，就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古文学家是依据版本，依据事实来考证这个书的真伪，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那么今文学家的，当时新文学家都是一帮“中央委员”一级的政治家，他要求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他所以解诗经的时候，就枉加阐释，那么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到宋代这个时候，王安石他们搞变革的时候呢，解经的时候，都是随意而为。我怎么阐释这个，甚至我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那么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在当时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同于评点派、索隐派的观点的。我接着刚才孙玉明先生说的，索隐派里边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就是明珠家世说。写的就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在清朝是个有名的词人，那个词写得相当好，那么王国维先生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念很重要。他就说《红楼梦》里面写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一些诗词的一些思想色彩，那么和纳兰性德。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妻子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的词，来悼念他的妻子，有名的像《金缕曲》。那么王国维先生他就认为，《红楼梦》里边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纳兰性德的词是一样的，就是相通的。但是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对不是纳兰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种感情。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悲剧里边的悲剧。我觉得《红楼梦》我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大概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今天我们有这样一种意见，这个观点大概最早的可能来自于王国维先生的那个意见，因为王国维先生他是一个文字学家，他是一个古典文献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觉得比索隐派的那些蔡元培先生，沈瓶庵这些，比他们要高得多。

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这部书很薄，它这书最早写成的时候，1904年，因为他这个书的问世的时间，那比索隐派的那两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梦阮比他们那个要早十几年。所以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王国维这样有理论的有系统的这种评论，应该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这种评论，给冲淡了。大家所喜欢的、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贾宝玉到底是谁，贾宝玉是不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

大概像蔡元培先生他那个《石头记索隐》大概是1917年的时候，其实他比王国维那个已经晚了很多了。但是他这个一出来以后，就把王国维先生非常重要的这部著作就给冲淡了。那么你谈到王国维的这部著作我觉得在中国，它不光是红学史上的一部有标志性的一部理论著作，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就研究《红楼梦》而言呢，他是第一个是有系统地来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的。整个《红楼梦》已成为一个学问，它的理论价值得到阐释，这个王国维是功不可没的。另外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他引用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们的这种哲学观点用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宿命的、悲观的。这是很了不起吧，我们现在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技术，那王国维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得非常成功了，已经拿来了。

所以这个著作在《红楼梦》研究当中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它里面所讲的问题我的看法它是一个美学角度的评论文章，它虽然讲人生，说《红楼梦》写的就是人生的这种，人生有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就永远是痛苦的，这是他的观点。人就像钟摆，钟的摆是一样的，摆过来摆过去的话，都是在痛苦欲望之间，不会超出这个。所以他认为他用这个观点解释《红楼梦》，就比如像贾宝玉看到他的未来就是贾雨村贾政第二，他不愿意再走这样同样的路。

贾宝玉越是有欲望，他希望过那样的生活，他希望得到像林黛玉那样的爱情，那么这些又是不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就永远在痛苦当中，所以他最后讲到了，贾宝玉最后怎么办呢？出家是一种解脱，人生是永远不能摆脱痛苦的，因为你人生老是有欲望，欲望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就是永远是痛苦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解脱呢？就像贾宝玉那样，这是他特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不在于这儿，在于《红楼梦》的美学的批评，美学的鉴赏。他提出来就是中国两部悲剧作品之，一个是《桃花扇》，孔尚任的长篇传奇；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而且他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样引进悲剧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王国维是首功，地位是很高的。

对于王国维先生这边，首创之功不可没，我承认。但是我觉得现在红学界对这篇文章评价非常高，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反响，后继无人的原因：第一是当时咱们的留学生太少，了解欧美的人还太少，那么它引不起反响；第二是他这个文章现在仔细读一读，给我们现在研究界基于用欧美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的理论来肢解文学作品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王国维先生是一个大学者，他驾驭起来游刃有余。就说让你读着非常什么，他纯粹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人生可以，来解释《红楼梦》不可以，《红楼梦》虽然写的是一部人生的悲剧，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那种思想和叔本华是不一样的，叔本华所谓是人生是痛苦的，痛苦来自于欲望。这样解释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行得通，可是《红楼梦》表现的不是这样，《红楼梦》表现的人生是美好的，但人生是美中不足的。人生许许多多的美的东西被毁灭，它又无可奈何，无法挽回这样的一首悲歌。我是这样想的，所谓的是人间倒有许多乐事，只不过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这是当时那个石头动了凡心要下凡的时候说的那一番话，在曲子里面也唱到了“叹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有的版本是“叹人间”，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

通过《红楼梦》的描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痛苦烦恼，有许多欢乐欢笑和幸福，大观园里面的描写，许多情节的描写，令人羡慕、令人向往，令人忘忧，忘却痛苦的，可是这些东西恰恰被毁灭了。这由此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由此观照到整个自然宇宙。为什么花开了它要凋谢，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她要老，为什么人有生还有死，为什么还有四季的变化，等等东西。他在探索自然，所以它通过黛玉之口对天发出问苍天这样的话。他是一种无可奈何，所以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人死去，人老去，无可奈何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真善美，是他所赞美的，假丑恶是他所谴责的，他在挽留世界的一切，他在哀叹世界的一切。包括贾宝玉的心劳力竭、无可挽回，无可奈何。当然最后论主题思想，从《红楼梦》产生以来，甚至每一部小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流传到今天我们在座的甚至我跟我两位老师，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刚才张老师已经谈到了说《红楼梦》是一部人生的悲剧，我也承认，但是我们关于人生的涵盖的那个内涵又不一样，那么我只是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来。

张俊：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来看，可能有它的缺陷。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肯定它首创之功。因为他是研究《红楼梦》里边，段启明先生讲的那个，是第一个把西方的美学观点，引用来评价《红楼梦》的，这一点是应该对它肯定的。至于说它这个里边有些观点，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认同，到了今天可能有一些并不见得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咱们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引进一些西方的一些观念，我们研究《红楼梦》。实际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西方有一些文章写得还是很好的，我们看不着。在197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汉学家，《红楼梦》研究家余英时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世界》，这一篇论文在当时反响很大。他讲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是大观园里面，一个是大观园外。大观园里就是“情”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大观园外就是“礼”的世界，礼教统治的世界。

段启明：这“两个世界”我有点想法，我觉得，我等着孙玉明来批评我呢。我觉得这个大观园是不是能够跟外边的社会分开，它是另一个世界，这个值得研究。余英时先生这个讲法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受之者，独宝玉而已”。那么它所说的这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个“华林”是包括了大观园的，而且从贾宝玉的生活来看，贾宝玉主要生活的是大观园嘛，不是说他跑外面去了，受了种种的挫折或者怎么样，那么他对于人生的感触，他对于人生痛苦的深切的体验，就是在大观园生活所获得的。所以大观园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地方，更不是说超脱了现实的一个什么理想的地方，它跟《牡丹亭》里边那个梦里面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它是实实在在地写了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而贾宝玉所蒙受的种种人生的这种苦难，对于人生的这种感触，就是在大观园当中生活所得到的，所以它跟外面呢，是有一个围墙，但是就是说这“两个世界”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这两个世界，如果说是把外面的大观园外面的当作是一个现实的充满矛盾、充满痛苦的社会，而大观园里面是一种理想的、是一种欢乐的，那我觉得不太符合这个事实。大观园里面的血泪，它真正感染了贾宝玉，所以贾宝玉对于人生最后采取那么决绝的态度，就按现在的120回本子来看吧，它也是毫无反顾地走了，更不用说，到底是曹雪芹的原著最后是“悬崖撒手”，只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他对于这个生活简直是彻底地否定了。所以大观园没有使他得到什么，大观园墙里像墙外一样使他失意。

余英时把《红楼梦》硬性地划为两个世界，恰恰是没有考察一下中国小说或者戏剧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恋情要有一个特定的场所，有的是作家的虚构，有的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几个地方，梦里边，代表作《牡丹亭》；妓院里边，从《霍小玉传》、《李娃传》一直到后来的《杜十娘》的故事。再一个在后花园，才子佳人后花园，还有一个，一层关系就是表兄妹，在那个时代，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像贾宝玉那样，在内闱厮混，作者要回避年龄，让这些人做许多大事，说出许多大人才能说得出来的人生哲理的话。甚至可以推荐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去协理宁国府，那么贾宝玉的年龄会太小吗，这时候就淡化它，写成了大人，但要让他在内闱厮混，有跟一帮女孩子在一块儿的条件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年龄给缩小。那么大观园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在《红楼梦》以前的后花园、寺庙、妓院或者梦里边，它给《红楼梦》里边的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场所。青石板上长不出树苗来，它先给你提供一片沃土，然后再培植这一棵爱情的苗子。那么大观园呢，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而前面我也谈到了，《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生的悲剧，是人生、人世间、自然界中一切美好事物被毁灭的悲剧，它通过薛蟠打死人，让宝钗进了北京，通过林黛玉丧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贾府这个大舞台以后呢，男女主人公所谓的这一干风流冤家就能聚到一块儿来，才演出这一台戏，最后通过元妃省亲搭了一个更大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大舞台，让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们在这儿来演出这一出人生悲剧。那么大观园很美好，里边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但里边也不是没有矛盾的，里边的矛盾很多，到抄检大观园，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是第一缕秋风吹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谢，万木凋零。那么它前边竭力渲染大观园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极点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让人叹息，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时候，你踩它一脚就不会介意，当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时候，你可能会珍惜它、爱惜它。当你养一盆非常名贵的鲜花的时候，你也会爱惜它，当它一旦没养好，它死去的时候，你这种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说我觉得呢，余英时先生划分这两个世界，是无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个美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毁灭，青春的包括爱情的，人生的一切东西被毁灭，大观园里边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我觉得是太绝对的。

段启明：我肯定一点就是说，把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这种研究道路是绝对可走的，绝不荒唐，绝不是荒唐的。因为运用西方的理论，甚至和西方的文学加以比较，这种研究本来是从王国维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只是在6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不开放，那种情况下，固步自封，那个时候出现了，那是一个逆流。所以说吸收西方的观点，跟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研究方面。我刚才说，王国维1904年写《〈红楼梦〉评论》，到1920年，我记得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吴宓先生，学衡派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新读》。这篇文章是1920年写的，那完全是一个跟西方文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正常了，而且我们看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外语也不行，说到西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学者你去数吧，都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等等，至少会一门外语，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是留过洋的，但我们这一代客观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没有留洋，我们到农村劳动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个断裂，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再说两句，你老是脸背过去，我也没法跟你交流。

学习西方的东西的话，跟西方的作品进行比较，是绝对应该进行的，可能有些有的时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规范，就是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也不是文学的比较，那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比较文学的内涵，比较文学的方法，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要力求做得规范，它是有一个方法在里面，不是拿过来什么就可以的。

孙玉明：谈到比较文学这一块儿，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我们收到大量的来稿当中，根本没有理解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它应该如何运作，就是非常机械化地比较。比如说比较贾宝玉《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那么贾宝玉有几个女孩，光源氏有几个女孩，贾宝玉如何疼爱女孩，光源氏如何疼爱女孩，不是这样比较法。如果说能深入到两国文化的同异中去，比如说《源氏物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日本那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红楼梦》产生的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再比较点其他东西，谈点文化的流变，或者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Ⅳ 红楼梦的现实意义

经典作品包容性强，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
以文学为例，一部《红楼梦》如同多棱镜，为官者能够看到为官之道，风雅之士看中的是其中的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管理学者可以从中感受到管理的文化。用不同的眼光切入，经典作品就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重提阅读经典，有助于提升学习的效率。单纯的个性化阅读，可能造成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而经典作品则为学习者提供了沟通与交流的可能，成为塑造社会共识的基础。

相比时效性的作品，经典的魅力在于超越时空的阻隔，永远可以与当下对话。
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个人喜好，他所描述的项羽具有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永恒特质，项羽和现实不妥协的态度跃然纸上。这种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研究价值。

(5)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红楼梦》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前人虽对它已经作了各种各样的解析和评价，但笔者认为都远未触及它的精神实质。

《红楼梦》需要以全方位的视角整体解读，其真正的价值才能随之显现出来。之后会惊奇地发现《红楼梦》不只是一部小说，它还能超越自身，超越时空与古今之哲学、政治、艺术，甚至百门学科互为贯通，互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真理之光的球面镜。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体裁的哲学论著。作者用自己“亲历”的口吻真实、生动、完整地叙述了一个关于人与社会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如何达到自我完善的实验报告。

它不但通过人物和情节全景式演绎和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及相互关系，而且在对前人合理取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破旧立新，构筑了新的哲学和思想体系。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让这一体系成为超越佛、道、儒的新的哲学高峰。

Ⅵ 《红楼梦》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意义

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但《红楼梦》的档次显然更高，它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是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文备众体。
《红楼梦》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广一点说，到清中叶为止的持续四千多年的中国古老文化传统，都可以看做是《红楼梦》产生的大的文化背景。长期的文化积淀为文化艺术精品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然还有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一部作品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不是出现在另外的时候。清王朝虽然以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入主，又经过明末社会大动荡给文化发展造成的创伤，但不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也开始复苏。到曹雪芹时代，不仅经济达到相当的繁荣，文化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在清朝开国之初，满族的达官显贵于汉文化还感到隔膜，因此朝仪宫规尚需阉侍指点，到康、雍、乾时期满汉文化的融合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受传统文化熏陶，无不以华夏文化的正宗继承者自命。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环境的产儿，传统文化的大背景、明清之际的具体文化背景和曹氏家族的文化环境，这三者在曹雪芹身上化而为一了。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文备众体。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作品。同样，真正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水浒》、《西游》、《三国》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生产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的条件。当然，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Ⅶ 研究红楼梦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红楼梦》通过讲述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反映了封建王朝逐步走向衰亡的必然趋势，其中夹杂着的道理对当今之治国、处事，树立人生观均有重要意义。它的深沉宏远不是简简单单就可品析的。

《红楼梦》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塑造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塑造出一大批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典型，从而完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人物艺术的发展历程。

1.《红楼梦》完全改变了以往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作者严格依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正邪两赋，善恶相兼”，大都是多侧面、多棱角、多变化的圆形人物，真正打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传统人物描写模式。
2.《红楼梦》写出了人物形象的独特性格，人各一面，毫不雷同。书中所写多为年轻女性，年龄、身份、教养、生活环境相近，作者以其精湛的技巧塑造了一批同中有异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能达到如此效果，与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关。第一，打破以往小说的传奇性特征，通过日常琐屑的生活细节，对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第二，借助于对比与映衬手法，使人物既立体、丰富，又鲜明、独特。作者不仅使那些性格不同的人物在对比中显得异常分明，而且能使那些性格相似的人物显出各自的独特性。第三，通过环境描写和气氛渲染衬托人物个性。
3.在《红楼梦》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心理描写相当薄弱，《红楼梦》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上却最见功力。作者运用多种方式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形神毕现，入木三分，成功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隐微曲折的情感。有时是直接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将人物的所思所想剖析得细致入微;有时是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化为具体可感的、确定性的动作、语言和景物，以之来间接地传达人物的心理;有时还将笔触深入到梦境和潜意识的层面，使心理写实和主观表意相结合。《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心理描写的最高成就。

Ⅷ 析《红楼梦》在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

被称为“网络全书”。首先，红楼梦是一部宣扬真善美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挚的爱情，友情和亲情，通过人性冷漠和温情的对比，超脱的美好生活和现实艰难的对比，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和渴望，当然，这种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很难实现，而且在任何社会都很难真正实现。追求真善美是每个不同的社会共同的愿望，到现在也没有过时，反而在一味注重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提倡，让我们把对物质的掠夺性消费的节奏放慢一点，平心静气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大观园里，姐姐妹妹可以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园林，人在画中游，现实的我们离这种生活越来越远，可是我们却对自然的亲近之情越发强烈，我们都有着返朴归真的愿望。

在阶级社会，我们看到了宝玉众生平等的情怀，尊重服务人员，没有高低贵贱的观念，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弘扬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反面典型，名叫善姐的丫头实非善良之辈，被平儿的反衬凸现了善与恶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其次，红楼梦是一部追求自由的作品，鲜活的人物们不仅追求爱情的自由，而且追求平等生活的自由，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了大胆表达的小红，心高气傲的晴雯。

再次，红楼梦诗词，饮食，建筑，服饰都可以构成单独的艺术门类供今天的有同样爱好的群体欣赏，享受。

Ⅸ 红楼梦的意义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
正是因为被毁灭的东西有价值，在一旁观看的我们才会感到震撼与悲痛。
而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个冰清玉洁，才华横溢，情韵雅洁，美丽聪明，志行高洁的青春少女被毁灭，从而展现了深刻，刺痛灵魂的悲剧。
但是，曹雪芹作书之年，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现在的环境天差地别，女人是二等公民，是男人的附庸，平俗之民如此见地，有学识的人也这样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是文化的垄断者，他们的思想水平与认识其实就代表了当时的正统伦理价值。而贾宝玉这样的形象（指亲昵女子）只能被当做“孽根祸胎”。也就是说当时女人是不被认可的。
有必要比较一下其他古典文学对待女性的态度。地位最高的也不果是崔莺莺等为爱情而勇敢斗争的形象，其次是被侮辱值得同情的形象，再其次是供玩弄的艺妓，最卑微的就是抢劫，欺骗，拐卖的对象，甚至是淫妇。从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一样，真正带着尊敬来描写一群青年女子的个性鲜明，超凡脱俗，思想胸襟的开阔，聪明善良。而我们则在作者描绘的情节终与她们同呼吸共命运，感她们所感，爱她们所爱，所以才会对她们的悲剧有着荡气回肠的感慨。
如果仅是这样，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为大观园女子的悲剧只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上演的闹剧，但实际的情况是，大观园中的女子，无论是身居显位的小姐，还是丫鬟，都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而她们的悲剧各自有不同的内容，有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有封建道德礼教的悲剧，有封建婢妻制度的悲剧，有赤裸裸的封建暴力凌辱女性...贾府的婢女地位比一般人家的要高很多，都要遭受非人待遇，更何况贫苦无依的平民女子？所以红楼反映的是整个时代女性的悲剧。
贾宝玉从小生活在女孩的真善美的世界中，对外界的丑恶极度反感，这种反感又转过来加深了他对女孩的依赖与尊敬。正是他对女性有着高度的尊敬，他才能深刻的感受到那些美丽的女子所受的毁害，鲁迅评价宝玉为：“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日益甚矣。”宝玉是博爱的，他将她们所有的人的悲欢哀乐荣辱得失都纳入自己的关注之中，怎么不是爱博而心劳？于是我们通过贾宝玉的眼睛，看到了大观园中的女子性格心灵之美，最主要的就是要求什么都美，要千姿百态的美，无限丰富深刻的美，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对美的粗暴和亵渎。但就是这样的美，在我们眼里陨灭了。
但身为统治阶层的贾母，王夫人，贾政等人，却丝毫看不到悲剧，他们认为她们的死都是死有余辜，命中注定，咎由自取。这强烈的反差贯穿红楼的始终，让我们一直感觉到在大观园这个小小的女儿国外，黑暗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她们，贾府中形形色色的勾当卑劣污浊，无不揭露着封建社会的黑暗。但最终，最后一点光明还是被吞噬了。红楼梦也悄然合上，而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翻滚与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