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护发展历史

1. 谁能给我保卫黄河的历史背景啊"

你说啥?是保卫黄河，还是《保卫黄河》的历史背景啊？

给你来个保卫黄河吧

“保护母亲河工程”是“保护母亲河行动”的核心。先期规划从1999年开始，利用5年的时间，主要在黄河、长江及其它主要江河流域国家重点生态工程治理区，建设100万亩以上绿化工程。实行工程造林、项目管理。工程统一名称，即“保护母亲河工程＊＊项目”。严格按项目科学设计，通过申报审批制确定项目。全国重点工程应在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国家林业局确定的重点生态工程治理区，以及地方政府规划的造林绿化区内选项，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团委、林业部门申报，经同级政府和省级“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机构同意，报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审批。各地也可确定当地的重点工程，并由当地领导小组负责规划实施。所有项目均按工程组织实施，强化管理。同时，积极探索资助贫困农户植树，推动乡村林业发展等其它实施方式。全国重点工程采用按比例团组织资助、国家林业局等部门专项投资、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含县级）政府匹配资金的办法，落实建设资金。地方重点工程的建设资金由各地团组织、绿委、林业、青基会与当地有关部门协调落实。各级绿委办可从公民义务植树绿化费中切块支持工程建设。
在日常开展青少年植绿护绿活动的基础上，把植树节作为“保护母亲河行动周”，将国际地球日、环保日、防止荒漠化日等作为“保护母亲河行动日”，集中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资金募集和植护实践活动。
“保护母亲河基金”是共青团推动工程建设的主要经费来源，以“5元捐植一棵树”、“200元捐植1亩林”和捐建命名纪念林等为主要形式募集。基本途径为：(1)鼓励在本地暂时缺少条件履行植树义务的公民，通过自愿交纳一定费用履行植树义务。尤其是在18岁成人教育活动中采用此种方式帮助青年履行第一次公民义务。(2)面向积极关注和参与祖国绿化、生态环境建设大业的国内企业、团体和公民个人募集。(3)面向关注中国和世界环境、生态、绿化建设的国际组织和海外企业、团体、有识之士募集。

2. 崔姓是怎么来的

崔姓是怎么来的？
我就姓崔，这么大了还不知道崔姓怎么来的
我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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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0 2016-08-17聊聊
崔姓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齐国，曾长期是山东望族和全国大姓，在当今以人口多少为序的中国姓氏中名列第74位。
崔姓出自于西周时期的齐国，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根据多种古籍的记载，崔氏出自姜姓。齐国是西周初周武王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建都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开国君主是吕尚（姜子牙）。吕尚本来姓姜，因为他的先祖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从其封姓，故称为吕尚。
吕尚的儿子丁公佶，是齐国的第二代国君，他的嫡子叫季子，本来应该继承君位，但却让位给弟弟叔乙（即乙公得），而自己则住到食采地崔邑（今山东章丘县西北），后来以邑为氏，就是崔氏。这位丁公佶是姜太公姜子牙的儿子。由此可见，崔氏中国人是源自姜太公的直系后代，追本溯源还是上古时期炎帝神农氏的子孙。他们的得姓，算起来大约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3. 中国历史上保护森林的朝代有哪些 并说出其朝代保护森林做的措施！请快速回答！

. 中国古代利用森林保持水土的实践

中国古代人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清楚地认识到森林的破坏是引起水土流失等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懂得治土必治水、治水必治山、治山必治林。最根本有效的办法是保护森林资源，大力提倡植树造林。
2.1 大力提倡植树造林
水土流失直接来源于森林的砍伐，因此保持水土的首选方案是植树造林。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注重种植草木，发展林业，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远在上古时代就有轩辕黄帝提倡“时播百谷草木”。西周初提倡植树造林，并把植树造林与解决国计民生联系于一起。[15] 秦汉以后历代朝廷都重视植树造林。具体而言，古代人植树造林除注重材用和经果林木获取的目的之外，还通过在以下方面发挥森林保持水土的作用，对防止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2.1.1 重视江河水道护堤林的营造。《周礼·夏官司马》有“掌固”之职，负责“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凡国都之竟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这是指护城河的河堤植树。春秋时政治家管仲在《管子·度地》中曾提出在沿河等地，应“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管子是提出以植树造林来固堤保土的第一人。隋炀帝开凿汴扬大运河，在河堤两岸种植柳树，唐·白居易的“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 诗句[16] 就是其写照。宋代重视护堤林的营造。《宋会要辑稿》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十月，即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壮堤防”；还要求“每岁首令地方兵种榆柳以壮堤防”。南宋·魏岘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中提出种植护堤林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树种榆树和柳树。明·嘉靖年间的治黄专家刘天和发明了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等六种植柳方法，他在其著作《问水集》述嘉靖十四年（1535年）治理黄河在河堤“植柳二百八十万株”。[17]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广植护堤林，制定了捐资种树的政策，劝令文武属官，自道判、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树五千株；州同千总以下各出己资，栽柳一千株，方可称职，若超出此数议叙记功晋级。[18] 古代种植的护堤林对防洪护堤保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2 提倡种植行道树。行道树有遮荫护路、防尘固土、涵养水分、绿化环境的作用，还可以满足材用之需。行道树的种植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在周代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国语·周语中》称：“列树以表道”。大规模的种植行道树则推秦朝驰道两侧的行道树。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汉书·贾山传》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原筑其外，树以青松。” 宋代朝廷多次下诏令种植行道树，地方官多依令而行。《宋史·辛仲甫传》载，太祖时辛仲甫知彭州（今四川彭县），当时“少种树，暑无所休。仲甫课民栽柳荫行路，郡人德之，明为‘补阙柳’。” 《宋会要辑稿·方域》载福州知州多次“劝谕乡保遍于驿道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松杉冬青杨柳等木”，到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仅福州“共栽植杉松等木三十三万八千六百株，渐次长茂，已置籍拘管”。[19]《宋史·蔡襄传》载蔡襄知泉州曾领泉州人“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闽人刻碑纪德。”清代督办新疆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修筑东起潼关西迄乌鲁木齐的新疆大道，沿途种植柳树数百万株，时人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称颂，甘肃人还把这些柳树称之为“左公柳”。
2.1.3 重视边防林的营造。我国古代王朝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多重视营造边防林。边防造林由来已久，它是起源于历史上的边境林。《周礼·地官司徒》有“遂人”、“封人”之载，“遂人”是边境林营造的执行者，“封人”也具有营造和管理边境林的职责。《荀子·疆国》记载战国时秦国和赵国之间的边境林有“松柏之塞”。秦朝时边境林就演变为边防林。秦始皇为了北方边境的安全，在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修筑了万里长城。在长城广种榆树，成为一条绿色长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边防林。《汉书·韩安国传》称：“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竟，累石为城，树榆为塞，匈奴不敢饮马于河。”汉代又多次进行复修，史称“榆溪塞”。这条边防林对当时的西北、华北地区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北宋为了防止辽、西夏的骑战，重视边防林的营造。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载自太祖诏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始，历朝坚持营造，雄州李允则治雄州十年，“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该书卷二百六十七还载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奏报“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塞，榆柳植者以亿计”[20]，说明当时边防林营造的面积之大。明朝为防止蒙古族人的侵扰，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营造边防林，所植树木多为柳树。
2.1.4 注重营造风水林。风水林是古代人们深受风水思想的支配，人工培植或天然生长并严加保护的林木。营造风水林是古代人的自觉行为，它对防止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风水林主要有村落宅基风水林、坟园墓地风水林、寺院风水林等.[21] 皇家陵园种植风水林最为兴盛。位于河北遵化县境内的清东陵，共有帝、后、妃陵十四座。从石牌坊至陵院十多里长的“神道”，两侧各种植着十行紫柏，共计43660株，称为“仪树”；在各座陵寝的宝山（后靠山）、砂山（两翼砂山）、平原、路旁遍植松柏，谓之曰“海树”。景陵（康熙陵）植仪树29500株，裕陵（乾隆陵）植11007株，定陵（咸丰陵）植11848株；从皇帝陵通向皇后陵的神路，也都植满仪树。慈禧定东陵就植有松树10234株，其他妃陵也各植仪树。整个清东陵植有仪树20万株，海树近千万株，数字之大，实在惊人，清东陵“前圈”四十八平方公里处，遍植翠柏苍松。[22] 陕西黄陵县桥山黄帝陵，历代王朝均植柏树，仅宋嘉祐元年就植柏树1415株。1938年普查时共达61186株，时隔50年，至1988年已增至8万多株。[23] 四川通江县中林走马坪伏氏宗族对保护宗族先人种植的古柏立有禁碑， [24] 是种植村落风水林。广东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僧营造寺院风水林，有碑刻称：“所有松杉皆由常住工植，五十余载，已成丛林风水之树。”[25] 因而使得鼎湖山成为景观优美的风景胜地。
2.2 注重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在我国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时代就提出了保护森林的要求，《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之语，《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湿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开创了我国保护森林资源的萌芽。西周时期出现了管理森林的职官“山虞”和“林衡”。《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山虞职责主要是掌管林木砍伐的日期和数量；林衡是“掌巡林麓之禁令，……若斩木材，则受法于山虞。”唐孔颖达疏说山虞主管山上之林，林衡主管山麓之林。历代都设有专官来管理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国古代对森林资源保护的主要举措有以下方面，对保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2.2.1 实行“以时禁发”的措施。 “以时禁发”就是规定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砍伐林木。它是我国古代人长期形成的保护森林资源的措施之一。《逸周书·文传》有“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之载。但明确提出“以时禁发”的则是春秋时期的管仲，《管子·八观》载：“山林虽美，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认为封禁与开发须有一段的间隔时间，反对过度利用森林资源，使之达到持续利用。战国时荀子则有了新发展，《荀子·王制》提出按照林木的生长规律掌握禁发的时间，使得林木资源就不会枯竭。孟子也主张对山林实行“时禁”，《孟子·梁惠王上》说：“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古代对森林实行禁发的时间是春季、夏季，《礼记·月令》中多次提及“时禁”，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夏之月“毋有斩伐”。由上可见，“以时禁发”成为我国保护森林的重要林业传统。以后历代王朝都对森林实行“以时禁发”的措施。如《秦律·田律》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上伐取树木，不准都塞水道。……到了夏季七月才解除禁令。《汉书·元帝纪》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诏诫要求百官遵循“四时之禁”，根据利用和保护林木的需要，在季节上规定保护山林的禁令。“以时禁发”对现代林业的经营管理、林木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仍具现实意义。
2.2.2 实行森林防火的制度和措施。我国古代人很注重防止森林的火灾发生，形成了较为完整地森林防火制度和措施。周代时就把森林防火作为国家制度之一，制定了防火法令“火宪”。《管子·王制》载：“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管子·立政》则指出：“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故曰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把“修火宪，敬山泽”，于山林田野的禁火视为国策。周代专门设立“掌行火之政令”的“司烜”，《周礼·秋官司寇·司烜》规定：“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说明“司烜”是一个主管防火的官职。以后历代王朝都很重视森林防火。如秦朝把防火写进《秦律》，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主术训》援引“先王之法”，提出了“不焚林而猎”的措施。宋朝对防止森林火灾有明确规定，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年）诏令：“火田之禁，著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畲田，并如乡土旧例，自余焚烧野草，须十月后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26] 规定除开荒垦田外在冬季可焚烧野草外，其他地方不得焚烧。明朝对造成山林火灾、烧毁山林的行为均施以严厉的制裁措施。律令规定：“若于山林地域失火，杖八十，徒二年。延烧林者，杖一百，流二千里。”[27] 上述防止森林火灾的各项措施，对历代森林的保护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2.2.3 严禁砍伐和毁坏森林的措施。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注重对森林的保护，严禁毁坏森林。《通志·三王纪》载周文王在伐崇国时，曾下令：“无杀人，无坏室，无塞井，无伐木，无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这是最早反对战争毁林的军令。《周礼·山虞》有“凡窃木者有刑罚”的记载，禁止偷砍林木，当是以法律保护林木的开端。春秋时对破坏森林者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管子·地数》载：“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 《汉律·贼律》规定对盗砍林木者处以偷盗罪。宋朝制定有关法令禁止乱砍滥伐林木，宋太祖诏令：“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26] 毁坏桑、枣树罪至于死，说明宋代对毁坏林木者处罚手段之严厉。明清王朝对盗砍林木者也制定了惩罚严厉的制度。
在我国历史上，民间还制定了许多乡规民约来保护森林。护林碑刻是乡规民约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最早出现于北魏时期。今山东莱州大基山道士谷有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进山告示》石刻：“其松林草木有能□奉者，世贵昌吉，慎勿侵犯，铭告令知者。”[28] 距今约近1500年。明清时期护林碑刻最为普遍。[29] 如陕西平利县迎太乡铁厂沟有清道光末年的禁山碑课严禁滥砍盗伐森林的规定“此地不许砍伐盗窃、放火烧山。倘不遵依，故违犯者，罚戏一台、酒三席，其树木柴草，依然赔价。”[30] 宗谱家法是约束宗族成员行为规范的乡规民约，其中就有保护森林的内容。如明安徽祁门六都程氏宗族的管理法规严禁滥砍滥伐林木。[31] 清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宗族为保护宗族山林制订了“樟木坑禁约”， [32] 这种赏罚严明、制度严格、措施得力的族规家法制度，对森林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2.2.4 建立森林“保护禁区”的措施。我国古代为了保护森林资源，还建立过森林“保护区”。《周礼·地官司徒·山虞》载：“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每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李根蟠先生认为“厉”与“列”字在古代同音通假，是遮列的意思。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物”）设立“蕃（藩）界”而“遮列”之，实际上就是建立山林资源保护区。[33] 以后历代都建立有保护森林的山林“保护区”。汉代的上林苑周围三百里，就是一处保护森林的保护区。唐代将郊祠神坛、五岳名山、陵地等划定为 “禁地”，严禁毁坏林木。宋代划定边防林来确保边境安全。宋王朝为保障边郡安宁，禁伐“禁山箐竹”。明代设立“九边”以御塞外蒙古骑兵侵扰，边防林是其天然屏障。明朝多次发布禁令，视为禁地，严禁砍伐，还制定了严厉的制裁条例。皇陵风水林也是朝廷划定的禁地（即“保护区”），“不得入斧斤”，“禁樵牧”。清代除了帝王陵寝的清东陵、清西陵风水林是划定的保护禁区外，东北的长白山林区因系满清发祥之地，被划为保护禁地，禁止砍伐；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是清朝皇帝的狩猎之所，也被划为保护禁区。以上历代所划定的森林保护禁区，客观上对森林资源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4. 今年国内电子商务发展怎么样

——原标题：2019年Q2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市场分析：巨头业绩创历史新高 下沉市场成为新增长引擎

两家巨头业绩创下历史新高 下沉市场逐渐成长为新增长引擎

中概股财报季来临，电商行业照例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答卷。2019年8月15日，阿里巴巴发布2020财年第一季度(2019年4月到6月)的财报。财报显示营收额为1149.2亿元，同比增长42%;净利润309.49亿元，同比增长54%。时间再倒退前两天，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财报，该公司净收入150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2.9%;净利润为36亿元，同比增长644%。

一个核心事实是，在两家巨头业绩创下历史新高时，下沉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阿里巴巴第一财季新增的2000万年活跃用户中，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比率高达70%。京东零售集团轮值CEO徐雷表示，三至六线城市的用户增速高于一二线城市，新用户中来自低线城市的比率超出70%，整体用户中来自下沉市场的比率达到50%。

尽管另一平台拼多多还未发布最新财报，市场对拼多多第二季度依旧偏乐观，预计公司的营业收入和用户指标仍会继续增长。KeyCorp分析师则预计，拼多多第二季度每股亏损将收窄至0.15美元，此前为每股亏损0.2美元。此外，该分析师预计，拼多多公司到2020年第二季度将实现盈利。

可以预见，下沉市场已经不再是电商平台的补充，而是逐渐成长为新的增长引擎。其潜力和空间并不亚于一线城市。

借道电商打造品牌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305亿元，同比增长33.8%，其中，休闲食品、茶叶、滋补食品销售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24.2%、12.5%和12.0%;水果、调味品、豆制品等农产品同比增幅最快，分别为45.6%、41.9%和41.3%。

商务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覆盖国家级贫困县737个，占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比重为88.6%;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857亿元，同比增长60.8%，高出农村整体增速19.3个百分点。

2014-2018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统计及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村电商为农产品进城、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创业拓展了新的途径。以拼多多为例，该公司自去年12月正式实施“新品牌计划”以来，累计收到超过6000家企业递交的申请，超过500家企业和品牌方参与了试点，正式成员达63家。基于拼多多的高速增长，以及新品牌计划的深入推进，平台有望在3年内，实现10亿级别的定制化产品年订单量。

目前，拼多多联合品牌方、制造企业，推出1300余款定制化产品，累计销量突破7000万件。仅在今年的618期间，平台定制化产品订单量便超过900万单。过去三年间，在日化、个护等高频消费类目，拼多多培育了超过10个准一线品牌，仅纸业就包括可心柔、植护、丝飘等，这些“拼品牌”在全网年销售的纸巾超过5亿包。

拼多多副总裁井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未来将重点扶持一批有强大供应链，在区域市场有强竞争力，但亟需走向全国的中小企业。它们长期为国外一线品牌代工，拥有角逐国际市场的能力，但品牌影响力和生产制造能力不匹配。同时，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易受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影响。

基于新电商模式架构的供需模型，电商巨头们正在帮助代工厂，跳过品牌方和冗长的流通渠道，为他们建立新品牌提供了条件。在浙江宁波的一间制鞋车间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电脑控制的全自动工作，仅三两个工人在操作机器，从3D设计、打板、编织、喷胶自动化制造到成鞋，只需几十分钟，一双飞织鞋就制作完成了。这条生产线正是宁波慈星与网易考拉合作的维斯塔的“专线”。

该公司一直专注于为知名运动鞋服品牌提供制鞋机器，占据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服务的品牌包括斯凯奇、安德玛等。“我们生产做鞋子的机器都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能生产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呢?”宁波慈星副总裁李立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实践的过程中，初期的品牌化试水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开拓线下门店，还是入驻天猫，都没能推开市场的大门。

“经历了几次失败后，我们也有反思。国内产能早已供过于求，在外贸遇阻、产能过剩以及电商平台的倒逼的背景下，留给制造企业生存空间并不大。”李立军解释道。

2018年，宁波慈星与网易考拉合作，创办了自主品牌维斯，上线工厂店，牵手电商在自主品牌的道路上，进行了另一种模式的探索。

爆款之路能走多远?

以前端电商平台所累积的消费者数据为驱动，指导工厂生产，降低生产的不确定性，正在形成新的商品流通模式。拼多多的崛起，也充分证明了下沉市场的力量。

而对电商平台来说，他们也面临着流量天花板的逼近，红利期即将过去的困境。目前，阿里、网易、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巨头都已不同程度地接入工厂的生产，将目光投向产业链的上游，利用平台积累的客户、数据、电商运营经验等优势，直连工厂，进行经营能力和平台资源的开放变现。

以家卫士母公司为例，它曾为全球知名扫地机器人品牌设计产品并代工，包括霍尼韦尔、惠而浦飞利浦等，年产能超过100万台。这些贴着品牌标识的扫地机器人，因价格大多在千元以上，目标受众极其有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品牌计划”团队找到家卫士，联合打造新品牌。在大数据扶持、生产线改造，以及去品牌溢价的综合作用下，家卫士扫地机器人的拼多多售价仅为278元，价格为同等品牌贴牌产品的四分之一。

剥离品牌和渠道溢价的家卫士，从
2018年底至今，在拼多多平台已经售出超过30万台扫地机器人，绝大部分订单来自下沉市场，企业由代工厂迅速转型成为行业新品牌的代表。

“道理很简单，当扫地机器人价格是一千多元时，它的目标用户可能只有1000万人，如果将这个价位降到300元左右，目标用户可能会激增至1亿人，这是一个十倍的增量。”拼多多副总裁井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

2019年1月，德力入驻拼多多，在没有前期推广的情况下，首月的销量便接近15万只，拼多多“年货节”期间，德力红酒杯的单品日销量超过2万件，整体销量环比增幅超过50%。同样在“新品牌计划”里崭露头角的，还有锅具厂商三禾品牌。据了解，三禾在拼多多上推出的“王俊凯同款”炒菜锅，上线即热销1.1万件。

“其实便宜还是有好货的，在传统渠道下，一个新产品的开发要经过市场调研、线下反馈等过程，经销商传递信息相对滞后，产品开发周期较长。C2M模式下，工厂能及时根据线上需求，进行生产，产品研发周期缩短50%，产品更新速度快，才能更好适应市场发展需求。通过这样一个闭环，你的成本各方面都会压缩。”三禾创始人方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越来越多下沉市场的需求被激活。但是，品牌塑造与高溢价也息息相关。而电商倡导的去除附加值，似乎是一种悖论。超低价爆款如何带来更多利润?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宪认为，爆款能产生规模效应，可以显著使成本降低。另外，企业想要获得超额利润，必须以创新为主导，只有做到差异化之后，才能保持竞争力。

无论是聚划算、京东还是拼多多，都瞄准了下沉市场，平台主导的C2M模式，有可能会让更多中小制造企业活下来，而且有尊严活下来。但是，想要“爆款”之路走得更长远，保持持久的创新力将是一场持久的考验。

——更多数据来源及分析请参考于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