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的发展历史

Ⅰ 民歌的起源与发展

起源和发展

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民歌，即民间歌谣，属于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音乐，唱出了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Ⅱ 民歌的形成与发展

民歌的起源和发展

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民歌，即民间歌谣，属于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音乐，唱出了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

《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Ⅲ 民歌的发展状况

现在我国民歌正在与世界音乐接轨
有一部分音乐人士在原有传统民歌的基础上把传统民歌重新配器、编曲
使之成为新型的时尚民歌，音乐上又加入了西洋音乐元素
并把多种地方歌曲拍摄成音乐电视
再有一部分民族歌唱家在世界巡演个人音乐会
也把许多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歌曲带向了世界
这也为中国民歌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等于为其铺了一条捷径
让世界领略到中国民歌的同时，也加大了中西文化的新交流
民歌不同于流行歌曲，民歌没有时效性
任何时间唱都有其独特韵味，现在有许多民歌音乐人士在不断为其注入新活血液
相信民歌的前景是不可忽视的

Ⅳ 中国民歌的发展与分类

一、民歌的起源和发展 民歌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民歌，即民间歌谣，属于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形式，能够歌唱或吟诵，多为韵文。 民歌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音乐，唱出了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原始的民歌，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它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其社会作用也显得愈来愈重要了。 《诗经》中的《国风》，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选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约500多年间，流传于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国风》中的民歌，大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实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斗争精神，如《伐檀》，它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在《硕鼠》中，更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刻画出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切齿痛恨和对于“乐土”、“乐园”的向往。 在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已经十分繁荣。战国后期，诗人屈原等人，对楚国民歌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根据楚国民歌曲调创作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不少作品，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热烈面富于幻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发展成为长短句和五言、七言体，并开始加进了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产生，同时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民歌在不断发展和日臻成熟。 唐代民歌的创作也相当繁盛。李隆基登位，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地步，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男不封侯女做妃，看女却为门上楣”。这未必代表老百姓心里的向往，只是一种对皇家的讽刺而已。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性歌谣就更多了。南宋的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玩弄政权，有民歌讽刺道：“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皇帝卖酒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代，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人民作歌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以颖州的刘福通声势最大，他率领了10万农民，头包红中，号“红军”，所向无敌，所以歌谣道：“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进入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民歌。如明代民歌：“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 清朝统治中国后，人民清醒地看到，统治阶级昏聩贪婪，这是招致外侮、陷国家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悲惨的年代，老百姓连温饱都不可得，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 “天子坐金銮，朝政乱一团，黎民苦中昔，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1900年，袁世凯奉他的主子——清皇帝之命，到山东执行血腥屠杀政策，杀害无数义和团将士。人民恨透了袁世凯，便唱出了“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人们在袁世凯巡抚衙门的墙壁上，画上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爬在一个洋人的屁股后。这幅漫画和歌谣，发泄了老百姓对袁世凯的痛恨心情。 随着清朝的垮台，民国以来，帝国主义为了扶植中国的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见北京街上有许多卖元宵的，认为大犯忌讳，把元宵当成“袁消”，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叫卖元宵，硬把元宵改为“汤圆”，于是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日益增长，他们讥讽卖日货的商人：“绿坎肩，真是阔，绿帽子，也不错，叫你再贩日本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壮丽史诗，在民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这样唱道： “边区本是根据地，赶走了鬼子杀汉奸。”“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主，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正像一个人在经过艰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万顷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了，歌不断从激动的心头流出来。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民创作了如《东方红》、《咱们的领抽毛译东》、《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传世之作。 民歌在新中国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连片密布，摇曳生姿。社会主义民歌创作的沃野展现在眼前，劳动人民的歌声冲天而起，响彻云霄。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组对全国的传统民间文化，尤其是民风进行大范围的抢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开展了编辑《中国歌谣集成》工作。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使得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得以典藏保存，为丰富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民间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民歌的分类和特点 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歌谣蕴藏极其丰富，从《诗经》里的《国风》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数量是相当多的。 至于目前仍流传于民间的传统歌谣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烟海，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汉族的除了民谣、儿歌、四句头山歌和各种劳动号子之外，还有“信天游”、“爬山歌”、“赶五句”以及“四季歌”、“五更调”、“十二月”。“十枝花”、“盘歌”等象各具特色的多种样式。至于像藏族的“鲁”、“协”，壮族的“欢”，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儿”，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布依族的“笔管歌”，瑶族的“香哩歌”等，都各具独特的形式。就风格而言，苗歌瑶歌古朴浑厚，藏歌傣族光丽优美。 蒙古族民歌健朗悠扬，鄂伦春族民歌则粗旷有力。同是“花儿”，保安族和东安族的韵味不同，宁夏和青海的也各有异。同是汉族民歌，北方的以豪放见长，南方的则比较委婉。 民歌的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按民歌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六类，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生活歌。 1、劳动歌劳动歌包括各种号子、夯歌、田歌、矿工歌、伐木歌、搬运歌、采茶歌等所有直接反映劳动生活或协调劳动节奏的民歌。它是一种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起来的民间歌谣。它伴随着劳动节奏歌唱，与劳动行为相结合，具有协调动作、指挥劳动、鼓舞情绪等特殊功能。 2、时政歌时政歌是人民有感于切身的政治状况而创作的歌谣。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某些政治事变、政治措施、政治人物，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局势的认识和态度，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理想和为此理想而斗争的精神。3、仪式歌仪式歌是伴随着民间礼俗和祀典等仪式而唱的歌。它产生于人们对自然力的威力尚不认识而对语言的力量又很崇拜的时候，即幻想用语言去打动神灵，用以祈福、免灾。4、情歌情歌是广大人民爱情生活的反映。它主要抒发男女青年由于相爱而激发出来的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它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纯朴健康的恋爱观和审美情操。有的情歌也表现了对封建札教的蔑视和反抗。 儿歌是以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紧流传于儿童中间的一种口头短歌。

Ⅳ 陕北民歌的发展背景与发展历史

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陕北民歌分为劳动号子、信天游、小调三类。劳动号子包括打夯歌、打硪歌、采石歌、吆牛歌、打场歌。信天游分为高腔和平腔。这些自成体裁又各具特点的民歌，都从各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唱出了陕北人民的苦乐和爱憎，并且当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时候，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人物形象，同时也使各种体裁具有了新的意义。
陕北民歌流传于榆林的山坡、沟洼、田野、村落，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用拦羊嗓子回牛声吟哼吼喊出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古来有之的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 民歌是最简便的艺术形式，它随着陕北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陕北的历史以及民俗活动而诞生，并留传至今。如《脚夫调》的曲调只有三个音，是较为原始的反映陕北人民劳动生活的信天游山歌。再如《调兵曲》反映了清代顺治五六年间，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史实。20世纪30年代以前，陕北民歌是陕北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赶脚、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触物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逐步形成了高亢、豪放、粗犷、悠扬的风格，寄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民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1935年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陕北成了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陕北民歌主要反映“闹红”，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内容，形成革命历史民歌。1942年兴起的大生产运动和新秧歌运动，对陕北民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大生产运动中，佳县、绥德、米脂、清涧等革命老区人民，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地较多的延安地区，开梢林、垦荒地，其中许多人以后就定居延安各地。移民们将许多民歌和民间艺术带到延安。如《东方红》原名《移民歌》，歌中唱到“佳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老南山，不过几年再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再如横山说书艺人韩起祥到延安后，说新书、唱工农，受到毛主席赞扬。陕北民歌经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采集和改编，出现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一批响誉全国的陕北民歌。有人说陕北民歌“唱红了天”，这是指《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敬爱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解放，建设新中国的决心。有人说陕北民歌“唱出了一个新天地”，这是指《翻身道情》以鲜明的特色，将陕北民歌的影响力、感染力演绎到了极致，“大家团结闹翻身”成了引领当时时代的共识，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时期除了革命民歌，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精曲陕北民歌相继问世。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了三十多人，组建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不仅唱响了中国大江南北，而且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文革前，榆林各地民歌演唱活动非常活跃，以至许多村镇成了远近闻名的“民歌村”，以绥德为中心，各地出现了许多著名艺人，他们有的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汇演，有的被音乐院校聘请任教，有的以后成为专家、教授。陕北民歌的曲目，有的被改编为民歌管弦乐曲，有的被改编为电影音乐，有的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总之，1935年以后至1965年是陕北民歌的红盛期。 文革期间，陕北民歌被禁唱，只有《东方红》如同第二国歌被中央广播电台每天播放。1975年以后，陕北民歌逐渐恢复演唱，1979年榆林民间艺术团赴省、赴京演出，受到广泛赞誉，并被摄入电影艺术片《泥土芳香》中，1982年文化部专调榆林民间艺术汇报演出团赴京进行示范表演，对遏制当时国内艺术界崇洋媚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并推出了王向荣、郭云琴等一批民歌演唱家和优秀民歌手。1985年地区正式成立民间艺术团，并连年出国演出，陕北民歌再度唱响国际舞台。从80年代始至90年代初，完成了陕北民歌集成工作，共收集各类民歌八千多首。改革开放以后，各种陕北民歌演唱会和赛事，在榆林频频举行，不断涌现出陕北民歌演唱优秀人才，并在全省、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特别是2006年陕西省陕北民歌大赛中评选出的“十佳歌手”均属我市籍选手，这在建国以来的民歌赛事中，尚属首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陕北民歌的源头、主流在我市，榆林民歌是陕北民歌的代表。

Ⅵ 民歌的起源和发展

民歌
民歌(FOLK)原本是指每个民族的传统歌曲，每个民族的先民都有他们自古代已有的歌曲，这些歌绝大部分都不知道谁是作者，而以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代传一代的传下去至今。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歌 (FOLK)，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 (FOLK)，所指的是主要以木结他为伴奏乐器，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唱出大家纯朴生活感受的那种歌曲。美国民歌手 WOODY GUTHRIE在五十年代的唱片可说是最早的民歌唱片录音，所以普遍被认定是现代民歌 (FOLK)的祖师。之后 PETE SEEGER、 THE WEAVERS继续推动这类音乐。六十年代越战，反战民歌手如 BOB DYLAN、JOAN BAEZ、PETER、PAUL AND MARY等成为时代的呼声。

民歌，人民之歌。 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南北，每一时代、地域、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理、气候、语言、文化、宗教、的影响下，都不其然会产生一类别人类自娱、文化留传或生活实质的宣泄。 他们会以不同的形色传递他们的历史、文明及热爱，而歌谣亦是其重要之一环，而社会学或大众俗称之为民歌／谣。

如此类推，我便会发觉可以有中国的民歌，美国的民歌，英国、俄国、苏格兰、澳洲或非洲民歌等等。就像如果这几天大家有到海运大厦天台参与德国啤酒节，大家一定到听到不少他们以结他、手风琴等奏出的的普鲁士民谣。

民歌／谣的特色，是在於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色／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以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歌，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美国的文化对比上说（中、英、欧洲大陆等）都比较短；在我们听到一些美国怨曲、跳舞音乐、爵士乐曲外，在乘接中、西部人民的心灵，我们会听到不少第二代美国本土人民的心曲，拓荒者的Country Fork Music， 好像Woody Guthrie's ‘This land is my land'、 Oh Susanna、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等等，此为典形的美国民歌。而 The Weavers (Pete Seeger)、The Kingston Trio、The Highway Man等可以说我所认识的是美国民歌的先驱。

至於被称为美国现代（六十年代称之为现代，而我们2004年被称为处於后现代的尾声） 民歌之父的是 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民歌之父'，是因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诉加上其如诗的文字( lyric) 写出了不少能代表当代美国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识份子、年青人的心态的乐曲。 而该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间接及一代一代地影响著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於音乐文化）。

Ps. 至於其他大家能常常听到的西方民歌手有:，PPM最喜的（相信是） Peter, Paul and Mary, Simon and Garfunkel, Donovan, Joni Mitchell, John Denver .......等等,

唐代诗人崔颐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黄鹤楼>，令后来登上黄鹤楼的李白对著眼前美景，却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颐题诗在上头」之喟叹。

在下当然不是李白，只是开个玩笑。本来我也想从宏观的角度去写写「何谓民歌」这个题目，只可惜被Mel兄捷足先登了(一笑)。这里只好来个狗尾续貂，零星补充一下。

民歌和民谣的涵意实有点区别，民谣的「谣」字，有「虚」、「无」的意思，亦即所谓谣言、谣传。「民谣」是泛指古时在民间流传的歌曲，而作曲者已无可稽考，这些我们才会叫做民谣(当然也可叫民歌)，所以我们会说现代民「歌」或城市民「歌」，而不应有现代民「谣」或城市民「谣」之说。

至於英文的"Folk Song"是否有古今之分，在下并无考究，不敢胡说。

我们在西洋歌剧或中国地方戏曲，不难发觉其音乐的部份，亦能充分反映一个族群的色彩性格、文化传统，但我们不会称之为民歌，并不尽然是它有丰富的艺术内涵；而是这类传统音乐，在没有留声机的年代，是宫庭贵族、知识份子或上层社会的「专利品」，并没有在民间普及，所以「流传民间」是成为民歌的最基本条件。

上世纪至今英语是强势语言，在多个领域影响著全世界，民歌亦然。我们这一代人，受欧美民歌薰陶至今。60年代欧美民歌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作多元发展，臻至圆熟之境。事实上，欧美民歌在音乐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我们充份推崇和肯定的。

民歌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性格色彩，所以各地民歌的风格亦有不同。在下认为玩民歌要玩得好，关键是否能玩出那种民歌的真性情、那种民歌feel，这个"feel"字，民歌友一看便明；但对民歌较为陌生的朋友可能不明所以。在下亦无法具体说明甚么叫"民歌feel"，试举两个例子作结：当年有朋友向我说：「罗大佑作曲好是真的好，但他唱歌不大好。」我听后莞尔一笑，回答他：「难道你觉得罗文唱<鹿港小镇>、唱<未来的主人翁>，会唱得比罗大佑好吗？」

民歌的种类和特点

劳动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号子，以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和直接促进劳动的功用为其基本特征。广义的包括在劳动中唱的歌，如草原牧歌、采茶歌等。后一类歌，有些也配合劳动动作而歌唱,一般对劳动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调节情绪的作用,但无明显的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广义的劳动歌，有时也可归入生活歌中。

仪礼歌，伴随民间祈年庆节、贺喜禳灾、祭祖吊丧等仪式及日常迎亲送友等习俗活动而吟诵演唱。大致有诀术歌、仪式歌、习俗歌三类。诀术歌，是被认为具有法术作用的民间歌诀与咒语，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吟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之类。仪式歌，是与节令庆祝、其他祭祀等仪式相结合而诵唱的歌，主要内容为祭神求福、祈保丰收等。如祭灶王爷求福、祭龙王爷求雨所唱的歌。习俗歌，用于婚娶、生子、祝寿、送葬、造房等红白喜事和迎宾待客的场合，如撒帐歌、哭嫁歌、盖房歌、敬酒歌等。这是仪礼歌中数量居多、迷信色彩较少、文学价值较高的部分。

时政歌，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群众对某些政治事件、人物的认识和态度的。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中国古代的时政歌谣，不少以童谣形式出现，其书面记录，较多见于各朝史书的《五行志》中。时政歌谣大致可分三类：①揭露讽刺统治者的歌谣，这类作品数量最多；②赞扬廉洁、爱国官吏的歌谣；③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这类歌谣，体现农民的觉醒最充分，政治色彩最浓。

生活歌，反映人民一般的社会家庭生活和日常劳动生活的各方面，尤以表现农民和妇女生活的为多。关于农民生活的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旧社会所过的非人生活，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和贪婪吝啬的本质。流传相当普遍的《十二月长工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长工与地主的尖锐矛盾。妇女生活歌，大部分出自民间妇女之口。女性从一出生即受歧视的童年，到像货物一样被买卖的出嫁；从备受虐待摧残的小媳妇生涯，到熬成婆后仍无幸福可言的毕生悲惨遭遇，在妇女生活歌中都有所反映。在大量的苦情歌中，又常蕴含着对美满生活的憧憬。在资本主义兴起后的近代歌谣中，常迸发出反抗的时代强音。

情歌，据有些学者的看法，大概最早产生于对偶婚与对偶婚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时期，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更加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倾诉互相爱恋之情和表明选择爱人标准的，如《丝线牵桥妹敢过》、《金银不是如意郎》。②抒发离别、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画在眼睛上》、《和来捏作一个人》。③表达誓不分离的坚贞爱情的，如《情愿挨打不丢郎》、《出了衙门手牵手》。④告诫和批评的怨情歌，如："要学苋菜红到老，莫学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乱了心》。⑤为数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类的偷情歌，虽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现了被剥夺正常爱情生活的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儿歌一词，中国"五四"以后才普遍使用。古代称为"孺子歌"、"小儿谣"等。儿歌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由儿童自己创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内容符合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的歌。广义的还包括由妈妈奶奶等教唱、反映旧社会大人特别是妇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儿童传唱开来的歌。具有时政歌谣性质的所谓"童谣"，一般非真正的儿歌。儿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三类：游戏儿歌、教诲儿歌、训练语言能力的绕口令等。

中国不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区中，也常有多种样式。

句式方面：如汉族民歌，除七言体外，还有三、四、五、六、八言或多达十几字一句的。纳西族民歌和苗族古歌，几乎都是五言句，水族的歌多为前三言、后四言的特殊复式句。

章段结构方面：四句头最多。陕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区流行赶五句。两句一首的有陕北信天游、内蒙古爬山歌、晋西北的山曲、壮族"师"体歌等。藏族"鲁"体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间讲究对应。"谐"体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僳族民歌，凡两句两句唱的，均分为上句与下句，上下句要求对仗。汉族各地流传的小调歌词，体例各有格套，如四季调为四段式，五更调为五段式,十送等为十段式,十二月调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儿"的河湟、洮岷、陇中三派，格式各异。各族民歌中，还有不少章、段、句数是不固定的。

用韵方面：汉族民歌押尾韵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韵，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韵，两句一首的每句有韵。蒙族民歌则多押头韵，在大多数四行为一章，上、下两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韵。各民族的民歌中，还有押腰韵、腰脚韵、头脚韵或腰韵、尾韵相互为韵的。壮族的"勒脚欢"，西北各族的"花儿"，有特殊的押韵法。

表现手法方面:比兴、夸张、重叠、谐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运用。揭露抨击性的时政歌谣，常用谐音、隐语。双关语在情歌中运用较多。拟人化手法，儿歌中较为常见。纳西族的相会调，在大量运用谐音同时，通篇以物拟人，如用蜂花、鱼水相会，比喻男女间的爱情。 民歌的风格，因地区、民族等不同而异。傣族民歌明丽，赫哲族民歌粗犷。汉族民歌，北方的多偏于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较婉约。但同为南方民歌，吴歌又比楚歌更显细腻。同是花儿，不同民族或地区，也各有特色。

中央台有一个专门讲诉民歌的节目叫《魅力28》，是有董卿主持的，这个节目会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去诠释一首民歌，还会讲这首民歌的由来。

Ⅶ 中国民歌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中国民歌文化多姿多彩，其发展也是颇为艰难而曲折的。中国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可以按照历史的时间轴来进行。 
在久远的春秋时期出现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涵盖了一百多部民歌，其覆盖的地域极为广泛，包括如今的黄河流域各省以及部分长江流域的地区。《诗经》中的民歌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劳动人民多阶级压迫的思想反抗、人们对爱情生活的向往、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 
到了汉代以及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行政中心的南迁，中国南方的民歌记入正史，从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这期间的民歌，受到人们关注的多是湖北江浙一带地区的西曲、吴歌等。作为民间歌曲之中的徒歌，是一种没有伴奏的歌曲，其单独依靠歌声来表达情感，大部分表达的中心思想是离别、爱情。当然，西曲、吴歌两者不同的是，西曲大多是反映男女感情的民歌，吴歌大多是儿女思想感情的意趣。 
到了唐宋时期，民歌的发展尤为迅速。伴随着民歌的流行，出现了众多经典的曲调，取得了人们的喜爱。唐代时期，人们对民歌进行加工和改编，使民歌结构趋向一定的“唱词化”，讲究一定的唱法。宋代的曲子更是深入人心，民歌呈现更多元化，人们模仿民间的曲子进行抒写诗歌，使民歌音乐发展更为迅速。 
明清时期的民歌发展是中国民歌发展史的高潮，其根本原因是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居住在农村的人们涌到大城市的数量急剧增加，大量的民间歌曲汇聚在城市当中，并进行一定的加工改造，造就了民歌史上的高峰。明清民歌经典作品如《倒板桨》、《一剪梅》、《满江红》等等～

Ⅷ 汉族民歌的历史发展概况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其中“国风”是当时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五百余年间复杂的社会生活、阶级关系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况。其中多数为四言句，如《硕鼠（魏风）“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上乐土，爱得我所。”这是四言句式，以简练的语言揭示了对剥削者的仇恨以及对“乐土”的向往。“国风”中也有二言至八言的其他句式，也有在句中、句末使用“兮”、“之”、“矣”等语气词的。如《伐檀》（魏风）：“ 不嫁不樯，胡取禾三百鹰兮？不狩不错，胡瞻尔庭有悬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幽风·七月》是我国最早的长篇叙事歌，它以时令季节为序，展现了奴隶终年劳累、倍受压榨的痛苦生活。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战国时期（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诗集。其中部分是伟大诗人屈原．宋玉等伤楚国民歌的佳作。如《离骚》、《九歌》、《天问》等；部分是诗人搜集整理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楚南部民间祭祀巫舞，屈原加工成乐舞．以钟、鼓、琴、瑟、竿、笙等伴奏。《楚辞》在形式上，较《诗经》更为活泼，由四言句发展为长言句，句式参差不齐，变化不定；文辞较华丽．大胆运用想象、夸张、象征和虚拟等手法，富于浪漫色彩。
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乐府’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其中采集7大量民歌，后来，“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今保存的汉乐府民歌的五六十首，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如《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限上桑》等，其文体校《诗经》，《楚辞》更为活泼自由，发展了五言体、七言体及长短句等，并多以叙事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又名《焦仲卿妻》）、《木兰辞》是汉魏以来乐府中叙事民歌的忧秀代表作。汉代盛行的“相和歌”初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即徒歌，无伴奏之歌），中间插有“羊吾夷’、“伊那何”等衬词；后发展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有伴奏之歌；再后则发展为”相和大油”（是以笙、笛，节、琴、瑟、筝等伴奏的歌舞）。由汉至南北朝，清商乐替代了相和歌在民间歌坛的地位，清商乐主要包含吴歌（江南）和西曲（荆楚）。

Ⅸ 中国民歌的发展史

同世界上的任何古老民族一样，中国民歌也是在先民们的原始狩猎、祭祀、婚恋、放牧等活动中萌生并逐步流传起来的。所以，它很早就确立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例如，《吴越春秋》记载的这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是黄帝时代产生的一首民间歌唱，它仅用了四个二言体的短句，就极其简括地描述了原始狩猎劳动的全部过程。又如载于《易经》中的两首歌诗：女承筐，无实；士圭羊，无血（“归妹”上六）。贲如，番如，白马翰如；匪寇，（婚）（《易经·贲》六四）。前者用二、三言相杂的句式表现了上古时代田园般的男女剪羊毛劳动场景，后者则用二、四言交错的句式记录了这一时期民间的婚嫁生活。再如《吕氏春秋》所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文学史家认为，这位“妾”所唱的“等啊，等你啊”之歌，应当是中国民间情歌的滥觞。而同一著作中记述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则是人们农业丰收之后以歌舞形式举行大规模庆祝祭祀活动的生动记录。早期民间歌唱的这些优秀篇章，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提供了一部分依据，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数千年前的先民在以口头形式观察、概括、描述自己的劳作、婚恋、思盼、信仰等行为、感情时所达到的令人惊叹的艺术水准。
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该集的305篇作品中，有165篇是民间歌诗。它们总称为“风”，因收录了当时十五个国家（地区）约500余年间（前1006－前570）的民间歌唱之作，故又称“十五国风”。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言，不仅十分广泛宏阔，而且也典型深刻，称得上是以歌唱方式揭示周民族500年来民间社会的一部“创世纪史“。特别应该提到是这些歌诗大都采用了“四言体”句式。这一词格的相对稳定和广泛使用，为以后中国民歌的唱词句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多样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诗经》的开篇之作《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略）。不但内容清新明畅，而且词格句式本身已包含了丰富的歌唱性。
汉代以降，民间歌曲的流传地域不断扩大，其体裁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及时收集民间歌曲而于秦汉间成立的专门音乐机构－－“乐府”，在记录和推广民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人们便把汉魏时期流传的民间歌诗总称为“乐府”，同时也把这一时期民歌所采用的基本体式－－五言体总称为“乐府体”。“乐府”是继《诗经·国风》之后中国民歌迭起的又一个高峰，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不仅民间广泛使用这一体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文人的诗歌创作。
宋人郭茂倩所编之百卷《乐府诗集》，正是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流传于东汉和南北朝时代的《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以及“吴歌”中的“子夜四时歌”，有的气势恢宏，有的清丽婉转，即使曲调早已失传，但只读其词，也会立刻让人动容。诚如《大子夜歌二首》所云：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丝竹发歌声，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五言体”乐府是对“四言体”国风的合理继承和新发展，它们为接着出现的“七言体”句式和长短句词格提供了先决条件。
唐代，在李氏王朝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并广泛吸收其周边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歌唱仍然保持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在巴楚一带听到一种当地民歌“竹枝词”，十分兴奋，于是，模仿其歌体，一连写了十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又如：山头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通过他的仿作，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七言体”的民歌那种兴比自如，“含思婉转”的民间风格。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首《插田歌》，描述了他在广东连州看到农民一边插秧一边唱“田歌”的真实场面。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这种源远流长而又传播至今的民歌品种的珍贵记录。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类民歌体裁是存见于“敦煌曲子词”中的“太子五更转”“思妇五更转”。这种以“更”序分节的新形式，由于非常适合表达思念、期盼的情感内容，所以在唐宋以后广为流传，以至到明清之际已遍布全国，各种各样的“五更体”民歌，随处可闻。总的来说，除了产生新的体裁品种外，唐代民歌在体式上的最大特征，便是“七言体”句式的全面成熟和广泛应用。
宋元明清以来，一方面是原有的各种民歌体裁的继续传播，诸如农夫唱的“田歌”、渔夫的“渔歌”、山民的“山歌”、船夫的“船歌”等。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城镇商业经济日益繁盛民间小调体裁广泛流传。如见于宋代话本的“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骨肉团圆叙，几家飘零在他州。”歌词是十分典型的“七言四句体”，曲调是各种各样的江南小调。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以“起、承、转、合”原则构成的四句头“春调”。又如明代文人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清人王廷绍辑录的《霓裳续谱》，华广生的《白雪遗音》以及《粤讴》《小慧集》等，大多数是流行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地城镇市井的民间小调唱词。《小慧集》（1837）中的《绣荷包》《纱窗调》《红绣鞋》《杨柳青》《鲜花调》（即《茉莉花》）等八首带有工尺谱的民歌，几乎全部都属于小调（俗曲）体裁。从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小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概貌和特殊地位。
总之，至清末民初，中国民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播、流变、创新、积累之后，一方面是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民俗场景而形成的题材范围和体裁类别都已达到十分丰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定环境下所蕴积起来的民族和地域性风格的全面展示。从而使这类民间音乐成为历史悠久、传承不断、体裁多样、色彩斑烂、蕴藏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宝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明确指出：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一部“网络全书”，也是为其他民间音乐不断提供丰富营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