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历史文化

㈠ 上海四大古镇的松江镇

1. 松江镇位于上海市西南部，距市中心40公里，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春秋年代，农夫渔家聚居于镇东一带，形成集市。唐天宝十年(751年)，华亭县治设此。元初，松江府行政机构又设在此。松江在明代是全国著名商业城市之一。

2. 镇上保存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陀罗尼经幢，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兴圣教寺塔、清真寺、圆应塔、砖雕、照壁，还有醉白池、云间第一桥等1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传统民居。

3. 上海市城市规划勘察设计院在1958年12月编制的《松江城区总体规划》中，首次提出保护沿人民河的醉白池、方塔、烈士墓、西林塔的原有风貌，并加以绿化，使松江保持千年古城特色。

4. 1978年7月，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为发展旅游事业，向市计委提出把松江零散的文物迁移集中到方塔周围，建成一个以文物为主体、面积8.8公顷的方塔园的计划任务书。

5. 同年市计委批复同意。次年同济大学建筑系编制了方塔园规划，提出以宋代方塔为中心，保留方塔周围的明代大型砖雕、照壁、宋代石桥和7株古树等文物古迹。

6. 塔北安置从市区河南路桥堍迁来的清代天妃宫大殿，宫东侧建文物陈列室；塔东划为竹林；塔西安置松江明代顾正谊、孙克弘私宅园的五老峰、美女峰等太湖石立峰等文物；塔园北大门至方塔为石板甬道；塔园南侧为水池、枫林、草坪。

7. 新建具有古朴风格、与古塔协调的长廊、水榭、峭壁山洞、茶室。该规划方案经市园林局批准后实施，1982年10月竣工开放。

8. 1982年1月，市规划院、松江县建设局联合编制的《松江总体规划》，提出了文物古迹保护区及其控制要求：

   （1）第一区，以方塔为中心，半径200米以内为低层建筑区(建筑高度在9米以下，下同)；

   （2）第二区，以醉白池为中心，半径150米以内为低层建筑区；

   （3）第三区，古建筑保护区，其中市河两侧(年丰人寿桥至太仓桥)明清民宅范围内新建筑控制在9米以下，高家花园、太仓桥50米范围内的新建筑控制在6米以下。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周围30米内的建筑只拆不建，30～40米内的建筑物不超过9米。

9. 上述区域外规划为12～18米的多层建筑区。1983年市人民政府批准《松江总体规划》。市规划局在1984年编制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指出要保护松江镇，按古典园林修复醉白池，清真寺改建为清真园，并保留松江镇古建筑保护区。

10. 1991年7月编制的《保护规划》在松江镇规划了西、中、东3个风貌保护区，见《松江历史文化名镇规划》：

    （1）西区保护范围以人民路以西至玉树路的中山路两侧各约100米，包括市河两岸，为明清传统民居、小镇水巷风貌区；

    （2）中区保护范围为醉白池用地范围；

    （3）东区保护范围以唐陀罗尼经幢、方塔园、云间第一楼的周围地段。中区与东区又为文物和古园林风貌区。按原貌维修保护建筑，改建建筑仍以住宅为主，高度不超过11米，建筑风格应协调，要搬迁有污染的工厂，改善水巷水质，美化环境。

㈡ 松江市的历史

在4世纪至8世纪的时候，这里曾是出云文化的发源地，后来也成为出云国的国府所在地。在江内户时代堀尾吉晴容移封至此后，初时称为出云富田藩，但由于当时的藩厅月山富田城是一座山城，为了方便对外来往，1607年决定建造松江城及城下町并将政治中心转移至此；历经堀尾氏、京极氏、松平氏历任领主的开发，逐渐形成现今的城市样貌。1871年废藩置县后，一度单独设置松江县，后成为岛根县的一部份。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市区也未受到破坏，因拥有各种历史文化资产的松江市在1951年被指定为国际文化观光城市。

㈢ 松江区的名胜古迹及文化历史风俗特色等

1.方 塔 园
北宋熙宁年间，就是公元 1068年至1094年，这里就建造了闻名江南的兴圣教寺塔。到了明朝，府城隍庙、关帝庙等大型寺庙又在这儿兴建起来。明清期间，在兴圣教寺北侧建词奉把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明末抗清名将李待问、清代著名书法家沈荃，因此，北侧的横街当年叫三公街，就是为了纪念松江历史上这三位名人。

2.醉 白 池
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是上海的旅游胜地。从这座园林的前身算起，已有九百余年历史。公园面积七十六亩。园内古木葱宠，亭台密布，古迹甚多。其曲栏横槛、回廊曲径，古色古香。上海地区有五大古典园林，就是上海豫园、嘉定古漪园、秋霞圃、青浦曲水园及松江醉白池。而醉白池在五大园林中是最古老的园林。
3.西林禅寺
西 林 禅 寺
西 林 禅 寺 由人民路沿中山西路向西行300来米，就有一处金碧辉煌的梵宫突兀在眼前，这就是江 南名刹西林禅寺。 走进禅寺山门抬头仰望，即见江苏佛教协会会长茗山大法师 的手泽：“大雄宝殿”宝匾题额，点画充溢着大同云冈石刻正统北魏 的浓郁书风，岂非凡手可及。宝殿龙吻脊上，“佛日增辉”四个大字 在阳光下耀目生辉，系金英子居士留迹。脊后为“法.轮常转”。
龙吻脊两边上耀鱼尾，花边滴水上方由塑小菩萨，竖带为四大天王，脊顶中央饰宝葫芦。仰视整座大殿，为我国古代名刹传统的歇山式单檐建筑风格。脊顶左 右还饰有象鼻。并塑 “前龙后凤”，寓龙凤呈祥之意。加以脊饰七线条回线，灰色古筒瓦屋面，让人仿佛见到了真正的时代建筑。实际上，这屋宇辉煌、气势恢宏的大殿，是在原大殿旧址上重修的新建筑。真正比明代还早建造的大殿，现只能看到两块约4吨重的上圆下方的桑石，这七百年前的遗物，已成为新大殿的镇殿之宝.走出六扇落地花格长窗组成的大殿后门，仅十余步之遥，即巍峨耸立的西林禅寺圆应宝塔。塔身七层八面，砖木结构，塔壁夹墙中砌有砖梯可登。塔高46.5米，迄今仍为上海最高的一座宝塔。据有关碑记，称“塔势峥嵘庄严，三吴诸塔无出其右者”西林寺与西林塔迄今也已有七百多年历史。至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重修寺宇并宝塔，为纪念南宋云间接待院创始人高僧圆应禅师，故将崇恩塔易名为圆应塔。宝塔曾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道光二十年（1840）和光绪初年（1875）又数度重修。圆应宝塔今约定俗成，被呼作西林塔。1992年秋，经上海市文管会拨款，由松江博物馆主持西林塔的修缮事项。1993年门11月29日，当修理人员卸下塔刹时，发现宝顶葫芦紫铜夹层内胆里，放置着许多佛像及古钱等文物。有金佛像、银佛像、鎏金银观音像、鎏金银文魁星像、玉雕观音像、佛经、记事银片、记事木板、铜印和古钱。计五十余件。其中以道光至光绪年间之物居多。同年12月15日，在塔刹底座砖砌地宫里，又发现多尊贴金银质佛像、贴金铜质佛像、青铜佛像、玉雕罗汉像、玉壁、玉环、玉砚、古钱、佛经，以及琥珀、玛瑙等饰件共70余件。以明代居多，尚有宋元及宋前之物。1994年1月23日至25日对宝塔地宫进行发掘，发现在。0.65立方空间的地宫里，有序地排列着佛像、观音像、银塔模型。鼎炉盘盆，俨然为一座地下小佛殿。几个聚宝盆盛满数百件玉雕。玛瑙、琥珀、水晶、珊瑚等饰物。地宫小佛殿有70余尊贴金银质佛像、贴金银质方塔等模型，还有青铜鼎炉、玉盏、玉碗、玉盘等，更令人惊叹的是，地宫内尊供西林禅寺创始高僧圆应禅师的舍利子，此为名刹的镇寺之宝。

㈣ 松江镇的历史文化

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即白衣观音阁和长白山神祠位于吉林省安图县松江镇四合村版附近，占地面积权10万平方米。距离长白山山门35公里，长白山天池70公里，202国道横穿全境，是游览长白山北坡景区的必经之路。
据史料记载，长白山是白衣观音居住之地，长白山神祠在金朝就已经存在，距今已有1000多年了，令人痛心的是这座完整的祭山大庙，至今只有遗址尚存。长白山尽管是白衣观音居住之地但是其道场也早已荡然无存，令广大佛门弟子痛心叹息，所幸国运昌盛，今逢盛世，恢复重建长白山白衣观音阁和长白山神祠，已成为当地广大信众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2007年12月经安图县人民政府，报经省州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同意修建长白山历史文化园。

㈤ 松江是个怎样的地方有怎样的人文历史和文化背景

由于社会历史和地域环境等因素，中俄两国在文化方面有过极为深远的相互影响。鲁迅先生所说的“中俄文字之交”首先是从俄罗斯文学先驱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开始的，本文是对这种早期文化交往轨迹的探寻。东方、中国，这一切留给古罗斯作家的的还只是充满想象的空间。而18世纪俄国作家的中国印象中漂浮着的其实的是其自身的映象。?【关键词】俄国作家中国文化?【作者简介】陈建华，1947年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相对于19世纪以后俄罗斯文坛名家辈出、著作如林、大潮奔流的局面，此前漫长的岁月中出现的作家作品只能算作涓涓细流。然而，它们不仅是辉煌的文学高潮的序曲，而且在中俄文化的交流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本文将对这些经历史风雨的冲刷已不甚清晰但仍颇有意味的印记作一番巡礼。?（一）让我们从古罗斯最早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开始。?《伊戈尔远征记》是中世纪英雄史诗的上乘之作。那位不知名的作家用艺术的彩笔为我们展现了公元11至12世纪在古罗斯的大地上发生的那悲壮的一幕：伊戈尔率军出征南俄，与波洛夫人浴血奋战，被俘后拒不受降，后逃出险境，重返罗斯。史诗鲜明的主题、生动的形象、壮阔的场面、灵性的自然，让人叹为观之。?这部史诗在写到伊戈尔战败的场景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句：“第三日，天昏地暗：／两个太阳暗淡无光，／两根紫红的光柱熄灭了，／两弯新月——／奥列格和斯维雅托斯拉夫——／被黑暗遮盖，／沉向茫茫大海，／他们的败迹在希诺瓦各族人民中激起了无比的骁勇。”基辅大公在伊戈尔失利后，向王公们发出团结起来的呼吁，在他的“金言”中有赞颂罗曼等王公昔日战绩的一段：“而你，勇猛的罗曼，以及姆斯季斯拉夫啊！／勇敢的思想带引你的智慧去立功。／为了功勋，你在豪勇地高翔着，／好比旋飞在空中的苍鹰，／想要勇猛地驯服那些飞鸟。／要知道，你有的是头戴拉丁盔、／身披铠甲的好汉。／他们的威势使大地震颤，／还震惊了许多国家——／希诺瓦，／立陶宛，／亚特维雅吉，／杰列梅拉，／就连波洛夫人也抛弃了自己的长矛，／在钢剑的威势下，／低下了自己的头。?史诗中一再出现的那个拥有各民族人民的希诺瓦引起了后人的注意。关于希诺瓦”一词有众多的解释，有的俄国专家认为指的是匈奴人，是匈奴的古斯拉夫称谓；有的认为是古罗斯人对东方游牧民族的统称，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利哈乔夫就持这种观点；而作家奇维利欣从词源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认为它指的是中国。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是一个消息灵通的社会活动家，“他当时肯定已经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了关于古老的东方民族的故事”。而且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中亚山麓到顿涅茨克一带游牧的波洛夫人来到西方时，也捎来了远方的那个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已经存在了许多年的强大帝国的消息”。?在笔者看来，这种推测并非无稽之谈。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回溯一下与此相关的史实。?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始得很早，中国丝绸的西传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公元前2世纪后的千余年间，在这条连接亚非欧的道路上出现过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少重要国家，它使古代东西文化的交流得以。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这种交往时有阻隔，但发展势头渐趋强劲。到了公元7—11世纪，阿拉伯商队经丝绸之路已络绎不绝地来到唐都长安，城里甚至有被称为“番坊”的商人聚居地。当时的中亚和西亚一带对中国已不陌生。?而在公元8—9世纪时，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的以罗斯人为主的东斯拉夫各部落开始联合起来。不久即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并定都基辅。基辅罗斯疆域尚小，不要说广漠的西伯利亚，就是连顿河也不在其内。《伊戈尔远征记》描写主人公一行策马奔向顿河时写道：“啊，俄罗斯的国土！／你已经落在岗丘的那边了！”那一时代，中俄之间难以发生直接的接触。但据史料记载，阿拉伯商人在10世纪初已把有关中国的消息带到了伏尔加河流域。古罗斯与拜占庭的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与中国也早已有往来。公元6世纪时，拜占庭人从中国学会了养蚕缫丝的方法。公元7世纪，东罗马史家席摩格塔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已对中国作了描摹。双方还互有使者往来。因此，《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从来自拜占庭或阿拉伯的传闻中”听到有关中国的消息当不奇怪。与此同时，驰骋于中俄疆域之间的游牧民族确实也有可能捎来远方强大帝国的消息。在当时的征战中，那些马背上的民族或国家的疆域是很不确定的，他们无意中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起过某种信使的作用。《伊戈尔远征记》中骚扰罗斯边境的游牧民族不少属突厥族。他们与俄罗斯人交战，同时又与他们通婚。史诗中写道：“这时勇敢的俄罗斯人结束了他们的酒宴：他们让亲家们痛饮，而自己却为俄罗斯国家牺牲了。”这里的“亲家”指的就是波洛夫人，波洛夫人的首领康恰克是伊戈尔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中国与北方和西域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那时“中国和西伯利亚、中亚所发生的关系在现在看来虽是中俄关系，但在当时只是一种间接的、个别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已含有中俄关系的意义。因为在汉唐以来，无论在西伯利亚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铁勒、薛延陀、拔野古、仆骨、同罗等，在中亚细亚一带的大月氏、大宛氏、大夏、康居、奄蔡等地方，在目前固全是俄国的土地，在当时却和中国都有深切的关系……”然而，不管《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是否真的指中国，史诗频频涉及东方民族和国家却是事实，作者的东方想象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俄之间的直接接触开始于马克思点评《伊戈尔远征记》时所说的“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进犯和控制俄罗斯的时期。13世纪初，强大起来的蒙古族建立了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统一的蒙古国，并且立即开始南下和西征。南下大军先后灭金，灭南宋，1271年改国号为元，统一中国。大规模的西征有三次，13世纪中叶其势力范围已远及东欧和西南亚。第二次西征主要目标是俄罗斯，大军由蒙古大汗派出、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1240年灭基辅罗斯。后拔都在里海北面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建都，名为钦察汗国。俄罗斯人因其帐殿为金色，又称其为金帐汗国。金帐汗国一直存在到15世纪末。?俄罗斯学界不少人认为，蒙古人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小，仅限于对一些东方词汇、实用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封建上层的服饰特征等的借用”。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就认为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是深刻的，而且它与中国有关。他指出，蒙古统治时期，俄罗斯没有独立的政府，其最高统治者是中国的大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大汗实际上干预了俄罗斯和钦察汗国的事务。因而俄罗斯不仅在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上受到中国的影响，连思想观念也接受了影响，比如白俄罗斯的得名就与中国的方位——色彩对应关系有关：西方与白色对应。他还认为，若将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蒙古的影响有多大。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教权与民主权利这三者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言权。而蒙古人统治200多年之后，情况完全改变，王权急剧上升，社会各阶层必须绝对服从沙皇，为之效劳，并受严格控制，连昔日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维尔纳茨基强调了蒙古人统治时期中国体制和中国文化对俄罗斯的深刻影响。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有一定道理。这首先是因为钦察与窝阔台、察合台、伊儿四个汗国均系后王封地，名义上仍属时为元朝的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钦察汗国无外交事务决定权，臣服的俄罗斯公国还得将王公子弟送到元大都作人质。其次，蒙古帝国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接纳了不少汉人和汉化的契丹人，有的还身居要职。如成吉思汗和继任者窝阔台的重臣（官至中书令）耶律楚材就是契丹人，他在户口、赋税、农业等方面循汉制的建议多被采纳。在拔都西征前2年，燕京还设立了供蒙古子弟学习汉文的国子学，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入主中原后，蒙古人自身也在逐步汉化。这些因素确实会在金帐汗国时期的俄罗斯产生影响。再有，落后的蒙古帝国的南下西征在给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民族带来破坏的同时，对东西交流却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在各地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中俄之间的陆路交通更加畅通，特别是原已存在的丝绸之路的西段北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波罗和叔叔马飞·波罗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条路途径萨莱等地来到中国的。这一时期中俄之间有了直接交往的可能。中国的丝绸、火枪和日用品等直接进入了俄罗斯，当时的诺夫戈洛德成了东西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而元朝的大城市里也出现了俄罗斯的金器匠。在蒙古帝国长期统治和物质交流频繁的背景下，比摹仿东方生活方式更深层次的文化上的影响自然也会随之出现。至于维尔纳茨基将金帐汗国的统治等同于“中国大汗”的统治，这一点看来值得推敲。因为金帐汗国虽然接受“中国大汗”的册封，但独立性相当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的关系日益疏远，宗教、文化以及社会习俗上的差异也更加明显。如元朝的蒙古人崇尚喇嘛教，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信奉伊斯兰教；元朝的蒙古人逐渐汉化，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则在推行其制度文化时也多少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规律在起作用。因此，对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文化中的外来因素的估价似应恰如其分。?金帐汗国时期，俄罗斯作家写下的作品大都反映的是俄罗斯人民与蒙古入侵者斗争的史实。比较著名的有佚名作者的《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金帐汗国遇害的故事》、《舍夫卡尔的故事》、《激战马迈的传说》和《脱脱迷失王攻占莫斯科及俄罗斯国沦陷记》，以及索封尼·梁赞涅茨的《顿河彼岸之战》。这些作品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外族入侵时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特定的形势也使这些作品凡是涉及东方国家时，都将它们视作敌国。如《顿河彼岸之战》就有这样的文字：“让我们缀词联句，欢娱俄罗斯大地，将悲伤抛给西姆所有的东方国家”。对于中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和民众来说，东方的概念是与蒙古帝国，与金帐汗国，与拔都和马迈等统治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散失的关系，我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一时期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文字，即使有也是一星半点的。如14世纪的俄国编年史中简略地提到了宋朝在蒙古铁蹄下被征服的史实，15世纪末尼基金在他的《三海航行记》中也有关于中国的纪闻。中国、东方，这一切留给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的还只是充满想象的空间。（二）18世纪前期的俄国是与彼得大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使俄国摆脱了中世纪愚昧落后的状态，开始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这种改革也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从30年代开始，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苏玛罗科夫、赫拉斯科夫、诺维科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和拉季谢夫等一批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是俄国近代文学的先声。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对于18世纪的俄国人来说，中国尽管仍是那么遥远和朦胧，但对这个词却已不陌生。这是因为17—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对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17世纪，中欧间海路辟通，使体现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各种艺术品开始大量进入西欧，从而在西欧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情调”乃至仿效中国艺术的旋风。而当时的俄国正处处以西欧为楷模，崇法思想十分严重，仿佛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复制品”。因此，“中国旋风”也很快席卷了18世纪的俄国。?当然，“中国热”的出现也与俄国内在的需要相关。当时的俄国经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几乎已经伸及整个西伯利亚，中俄成了接壤的邻国。前往中国的外交家、旅行家和传教士逐渐增多，其中一些人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的印象变成了文字。这期间，从西欧翻译过来的这类文字也不少，18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俄国科学院所藏的中国书籍也迅速增加。这一切自然引起了俄国作家对毗邻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关注。?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18世纪俄国著名作家笔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不是很多且映象驳杂，然而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作家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在那一时代的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理想王国，一个皇帝仁慈、政治清明、法纪严明和百姓勤劳的国度，一个可以与虚伪的丑恶的俄国现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作家诺维科夫（1744—1818）因介绍“中国思想”而与叶卡捷林娜二世发生的一场冲突。18世纪60年代，叶卡捷林娜二世曾作出过拥护启蒙思想的姿态，俄国的社会思想一度比较活跃。女皇为显示自己政治上的开明，创了讽刺杂志，提倡“含笑地”嘲讽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上讽刺杂志应运而生。在这些杂志中，诺维科夫创的《雄蜂》、《空谈家》和《画家》等最为出色。可是，他的杂志所载文章锋芒毕露，直指社会弊端和“穿裙子带王冠的答尔丢夫”?《雄蜂》（1769—1770）杂志刊首题词“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启蒙精神。就在这份刊物的第8期（1770年2月出版）上，诺维科夫刊出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文。?文章谈的主要是治国的方针和理想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即“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视，不迁惑于众口”，“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或欲为而不知所措，或始锐而不克其终，或安于积久之弊而不能改为，或惑于众多之论而莫知适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刊登这篇“给皇帝的劝告”，表面上只是赞扬中国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而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所谓“开明政治”的许诺是“始锐而不克其终”。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法律。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以知道，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就很强了。诺维科夫还在译文后面加上了似褒实贬的文字：“看到我们伟大女王的严明政府，她对臣民的关怀，以及她忠心为国的辛劳；再看到她建立了良好的风俗传统，并且把科学和艺术介绍到国内；她所选择的从政人员，都是忠心体国之士。事实上，只要我们见到她这些伟大不朽的功绩，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这么说：假如这本书的原中国著者，能够活到今天的话，他一定不会再写这本书来回答他君主的一些问题；他会要求自己，跟随伟大的叶卡捷琳娜，亦步亦趋地步入不朽之域。这样的讽刺文字当然会激起女皇的强烈不满，《雄蜂》杂志被迫停刊。?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了刊物《空谈家》。在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扶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这样的原则自然不错，在如此“开明、仁慈”的皇帝的治理下的国家岂不就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吗？诺维科夫当然要为之张扬。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段文字出现在刊载《雍正皇帝传子遗诏》的同一期刊物上。中国皇帝的上述训诫之词对于俄国的女皇来说不是也很管用吗？这当然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而更令她气愤

㈥ 上海松江为何称为水乡

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历史文化长远，有着“上海之根” 的称呼。内
松江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容乡，古称华亭，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破荆州，擒关羽，拜抚边将军，受封华亭侯，“华亭”一词始见于史籍。松江的其他别称包括茸城、五茸、鲈乡、鹤城、云间等等。这些别称皆与松江文化种群和人文环境紧密关联。茸城、五茸，与古代松江水草肥美，适应梅花鹿生存环境有关。梅花鹿在九峰三泖繁衍生息长达四千余年，于是就有了“十鹿九回头”的俗语。如今，上海松江地区还有茸城论坛、茸城出租车公司等。鲈乡，因松江盛产鲈鱼，故称。鹤城，与“华亭鹤”有关。云间，是松江至今使用得最多的别称，典出陆云在洛阳与名士荀隐联对之句“云间陆士龙”。此外，松江旧时水名还有松水、淞江、吴淞江之称。黄浦江水系未形成前，则由吴淞江水系导流泄洪。楚时，松江为楚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相传，黄歇曾经治理松水、故后来的浦江姓“黄”，有名“春申江”。人说松江水脉开启申城史河，皆源于此。

㈦ 松江为何称为水乡

松江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古称华亭，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破荆州，擒关羽，拜抚边将军，受封华亭侯，“华亭”一词始见于史籍。松江的其他别称包括茸城、五茸、鲈乡、鹤城、云间等等。这些别称皆与松江文化种群和人文环境紧密关联。茸城、五茸，与古代松江水草肥美，适应梅花鹿生存环境有关。梅花鹿在九峰三泖繁衍生息长达四千余年，于是就有了“十鹿九回头”的俗语。如今，上海松江地区还有茸城论坛、茸城出租车公司等。鲈乡，因松江盛产鲈鱼，故称。鹤城，与“华亭鹤”有关。云间，是松江至今使用得最多的别称，典出陆云在洛阳与名士荀隐联对之句“云间陆士龙”。此外，松江旧时水名还有松水、淞江、吴淞江之称。黄浦江水系未形成前，则由吴淞江水系导流泄洪。楚时，松江为楚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相传，黄歇曾经治理松水、故后来的浦江姓“黄”，有名“春申江”。人说松江水脉开启申城史河，皆源于此。

“上海之根”——松江，可谓沧海桑田。昔日的上海，是松江府的一个县；今天的松江，是上海市的一个区。松江历史悠久，自古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松江地处长江三角洲东南部“冈身”以西，从古海岸线形成时算起，距今约7000年历史，是上海市成陆最早的地区，随着松江地区逐渐变成滨海湖沼泽低地，高墩和低丘已有人类活动，在距今7000年至4000年间，先民们在九峰一带劳动生息，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型文化和广富林文化。史载，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早在4000年前，鲁豫皖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部族为躲避洪灾和战乱迁入松江，移入了外来特征明显的“广富林文化”，从考古发现的建筑物特征、礼器用品纹饰以及生活垃圾堆场规模来看，广富林应是古老的上海城镇之根，松江广富林文化以血脉相通的柔美经纬，编织起海纳百川、多远文化交融的和谐摇篮。

㈧ 上海市松江区的历史及史记

松江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历史文化长远，有着"上海之根" 的称呼。黄浦江上游，东与闵行区、奉贤区为邻，南、西南与金山区交界，西、北与青浦区接壤。区境南北长约24千米，东西宽约25千米。总面积605.64平方千米。截止到2013年末，总共有户籍人口595378人。常住人口173.66万人。2013年松江区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82.68岁，其中男性80.16岁，女性85.26岁。
全区辖4个街道、11个镇:岳阳街道、永丰街道、方松街道、中山街道、泗泾镇、佘山镇、车墩镇、新桥镇、洞泾镇、九亭镇、泖港镇、石湖荡镇、新浜镇、叶榭镇、小昆山镇。区政府驻园中路1号。境内有国家级松江出口加工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市级松江工业区、松江科技园区和五厍农业园区。
主要河流有流贯南境的黄浦江，以及淀浦河、泗泾塘等。工业以机械、轻纺、冶金、化工、电子、食品等行业为重点。国家商品粮基地和上海市副食品基地之一。特产有"四鳃鲈鱼"等。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沪青平高速公路、嘉金高速公路、同三国道等干线过境。
古建筑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代清真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陀罗尼经幡、宋代兴圣教寺塔(俗称方塔)、明代照壁、清代醉白池等，还有初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的佘山天主教堂、始建于1899年的佘山天文台等，有天马山高尔夫俱乐部、佘山高尔夫俱乐部、世茂国际会议中心、月湖雕塑公园等旅游休闲场所。

㈨ 上海松江有哪些历史故事

松江秦时建镇、唐时置县、元时升府、明清时为全国纺织业中心，东南一大都会，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至清末，华亭县、华亭府、松江府、娄县均设治于此。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为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至清嘉庆十年（1805年）演变为1府（松江）、7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1厅（川沙）。 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华亭、娄县合并为华亭县。民国3年（1914年）改为松江县。民国时期，松江县政府及江苏省第三、第四区专员公署皆设于此。 解放后，苏南行政署设松江专区。民国初期，该镇名华亭市、松江市，后改称城厢区、城区。民国36年（1947年）撤区，由县直辖。解放初，设松江市（隶苏南行政区松江专员公署），辖华阳、中山、岳阳、永丰4镇。1949年8月1日，松江市、县合并为松江县，松江市改为县辖市。11月撤市，建立城区人民政府，辖中山、岳阳、永丰3镇。1958年3月，松江专区撤消，改隶苏州专区。1958年11月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1963年改设城厢镇，1980年12月改今名。1984年划入五里塘乡8个生产队，建立乐都路大队（后改村）。1985年，松江镇有中山、岳阳、永丰3个街道办事处，48个居民委员会，654个居民小组，1个行政村，8个村民小组。199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区。松江区现辖有11个镇、4个街道。全区有134个居委会，115个村委会，拥有国家级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市级工业区、科技园区，五厍农业园区。松江是上海市“十一五”发展规划中重点推进建设的三个新城之一。 松江古称华亭，别称有云间、茸城、谷水等，“松江”两字的来历据史料记载是因为(民国时期)“华亭”和甘肃省一地名重复而改，“松江”即指现在上海境内的苏州河（吴凇江），自古在松江府管辖范围内，且宋朝以前吴凇江水量大于黄浦江，故因江而得名(吴凇江本名即为松江(见《尚书·禹贡》))；而现在松江区至黄浦区境内的黄浦江段（即黄浦江中上游）在以前称之为“上海浦”，苏州河口以东的黄浦江（以前为吴凇江的支流，即外滩源至长江入海口，）称之为下海浦，“上海”这名称即取自于松江府境内的这条“上海浦”。 此外，上海话经可靠的语言学研究，目前确定并非先前认为的宁波话苏州话简单合成，而是融合松江方言发展的结果。(钱乃荣，2003年，艾约瑟《上海口语语法》1853年)。 上海开埠之前，松江是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历史悠久，文脉渊远，近年来被称为“上海之根”，已得到广大的专家学者和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㈩ 以前的上海市松江区是什么地方

松江区位于上来海市西南部，自历史文化长远，有着"上海之根" 的称呼，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据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先民们就在九峰一带劳动、生息，创造了崧泽型和良渚型等古文化。
松江古称华亭，别称有云间、茸城、谷水等，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置华亭县，后改称松江县，上海开埠前，松江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曾有"苏（苏州府）松（松江府）财赋半天下"之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