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什么发展至今作为经济的支柱它历史文化兴旺发达的经历现在只要以什么为发展中心

❶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以什么为主导产业

中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中国未来经济主导产业: 休闲产业正是具有这种同时实现技术、资金和劳动密集的突出特征，它不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简单叠加，而是涵盖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等行业的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补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服务业。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出现过四次分别由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驱动经济变革的浪潮。在21世纪，经济变革的驱动力又将是什么呢? 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15年内，发达国家将相继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以会展、旅游度假、体育健身、文化娱乐、艺术欣赏、社区服务等为主的“休闲经济”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2006年，世界休闲大会和休闲博览会将在我国的杭州举行。休闲产业会在2015年前后主导世界劳务市场，并占有世界GDP50％的份额，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支柱产业。 在中国，休闲产业是否能够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休闲产业能否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现阶段发展休闲产业的时机是否成熟?早在1978年就回到内地投资的香港骏豪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博士，正是国内体育休闲的大力推动者。他认为，大力发展休闲产业是拉动内需、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有效手段，国家应该提升休闲产业的战略地位，并尽快制定发展休闲产业的系列政策。 朱树豪被誉为“中国体育产业第一人”。他从1992年开始，先后投入巨资，在深圳市和东莞市交界的观澜镇、塘厦镇投资建设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及规模巨大的体育休闲产业园区。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土质极差的荒山秃岭，无水无电，交通闭塞。在深圳各镇中，观澜的招商引资能力排在最后一位。但就是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观澜湖项目，积十年之功，成为中国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的一个典范，给业界和经济学家带来诸多启示。 倡导休闲产业 2002年3月初，全国“两会”在京召开。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博士提交了一份《深入研究内需市场，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的提案。提案认为，在中国，休闲产业极高的产业关联度和进入门槛的多样性，与国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刺激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极其匹配；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还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表明中国的休闲产业已经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能够担当起拉动内需增长的重任。席间，朱树豪博士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传媒竞相进行了报道。 “两会”结束后，朱树豪博士立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专题课题组，对国内休闲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最后形成了6万余字的总报告。 《报告》认为，在世界产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成为主导产业的行业，例如建筑、钢铁等行业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为一体，只有这样的产业，才能对国民经济的相关行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才能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角度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休闲产业正是具有这种同时实现技术、资金和劳动密集的突出特征，它不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简单叠加，而是涵盖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等行业的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补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服务业。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根据中国的国情，这次调研还重点研究了休闲产业对农村经济以及东西部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提出了通过发展休闲产业，更多地将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引向广大的村镇，带动村镇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我国广大偏远的村镇地区，拥有发展休闲产业的良好资源，适合开展绿色、生态及环保型休闲项目，而不适合大面积进行资源消耗型工业项目的开发。因此发展休闲产业，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能够尽快赶上先进地区，实现全国经济平衡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休闲产业对环境污染小，对能源的需求也少，对于那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相对落后地区，比如西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条可行之路。 此外，发展休闲产业有利于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这种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下，发展休闲产业比发展高科技更有市场。发展高科技，一般只能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西安的中心城市，而发展休闲产业就不同了，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风土文化和自然风光具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都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 朱博士认为，中国加入WTO和成功申办奥运，为休闲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休闲产业与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和一些典型的第三产业如金融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时间也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国休闲产业如果抓住加入WTO长达4至5年“过渡期”的大好机会，抛弃固有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次序，在一些新兴的休闲项目上和我国具有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的行业上，注意与世界惯例和产业规范相接轨，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休闲产业的观澜湖模式 事实上，朱树豪博士关于中国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的大型调研报告，也是他在国内投资观澜湖体育休闲产业群的思考和经验总结。 一、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城镇发展。 1979年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就回国投资的朱博士，可以说是中国20多年改革发展的一个见证人。他始终认为，中国要长期吸引国际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必须创造国际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配套，才能巩固他们长期投资的心态，才能出现一些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 朱博士认为，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依赖制造加工业的繁荣，但是，如今城市的经济模式已经开始转向并依赖休闲活动的兴旺发达。在城市里，商业开发、娱乐设施、餐饮服务、体育竞技、艺术欣赏、旅游观光，所有这些休闲活动的生产和服务已成为经济活动运行的基本条件，甚至标志着城市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比如绿地面积、艺术场馆、社区宁静程度、自然环境状况等，与人的休闲需求密切相关，并对今后的经济繁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中心城市周围卫星城镇的发展，更适合借鉴这一模式。 观澜湖的发展正是一个典型案例。观澜湖横跨深圳和东莞两地，早期相对深圳其他镇来说，位置偏远，经济落后，政府规划尚未顾及，外商少有问津，来此落户的也是一些“三来一补”型的小工厂，有一些项目甚至对环境造成极大损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选址深圳观澜镇、东莞塘厦镇之后，不仅致力于兴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球会，而且逐渐在20平方公里的观澜湖营造出一座世界品质的中国首席高尔夫社区，从环境、建筑、配套、社区文化、社交方式、子女教育等方面，满足国际国内精英人士安居乐业的需求。用一个球会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带动周边交通、娱乐、餐饮、健身、零售、文化、咨询和社区服务等众多行业共同发展。 这几年，正是有了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附近的交通建设不断完善，更有梅观、莞深两条高速公路直达球会。许多当地的官员和投资者都表示，如果没有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这个项目，以当地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社区。 二、扩大就业，增加税收。 进入内地投资多年，朱树豪博士说，中国的产业发展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在劳动力人口中，有许多是仅仅具备中等或者中等以下劳动技能的人。而发展休闲产业对增加就业、增加税收以及土地资源的优势利用具有巨大作用。 据悉，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所有土地全部以土地出让的形式征得，仅全部交清的地价及农民补偿款就达6.7亿元，而且所有用地都是丢荒的山头和残疏的荒地，经过综合整治和规划，变成了国际一流的绿色社区，近几年，随着国际球会知名度的上扬和国际人士的汇集，更带动周边地区的地价普遍上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在税收方面，球会及其相关公司开业以来创税逾近3亿元。2001年，球会邀请世界最佳运动员泰格伍兹首访，并代其缴税429万元，创造了去年全国个人纳税的最高记录。让朱博士备感欣慰的是，球会不仅创造了5000多个就业机会，而且为内地培养了大量的高尔夫从业人员。 三、展示中国文明进步的“窗口”。 体育休闲产业陶冶人们的情趣，注重精神需求，提升国民素质，不仅与中国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非常匹配，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名片和形象工程，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和繁荣稳定。

❷ 修改病句（题目、答案）

1发现改为发明
2思想去掉
3进一步提高改为有了
4、把能抓紧去掉
5提高改为扩宽
6的英勇善战去掉
7一倍改为一半
8把自己改为我
9诞生72周年改为的生日
10，结果前加上实验的
11.最后一句改为唐山地震非常强烈
12去掉肥大的蘑菇
13.去掉亲切
14.深刻的后面加批评
15.去掉昔日的
16力量改为力气
17自己后面加成为
18去掉循循善诱的教导
19.丰富改为丰满
20.嘴里去掉
21、去掉优秀的
22时期改为时间
23.最后加上的热潮
24.去掉多病的，歧义
25.改为丰城是我省煤的蕴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6.壮丽改为壮烈
27心里改为脸上
28因而改为反而
29运动会的后面加运动员，最后的同学去掉
30最后加了
31性质的改为高兴的
33意思改为意见
34鲜花改为花朵
35继续改为连续
36把公共汽车调到学生后面
37.去掉昆虫
38顽强改为执拗
39.去掉许多
40奔驰改为飞奔，忽然改为突然
41去掉注视
42在要发挥前加我们
43.去掉渐渐
44.茂盛改为昌盛
45去掉着
46第一句改为以上事实，去掉从……中
47.评上改为被评为
48.错误后面加改正
49.精神改为态度
50激烈改为猛烈
52去掉稍微
53去掉各种
54定期放到学校后面
江老师关心学生的视力卫生，建议学校定期调整学生座位
55我正吃晚饭，李明找我去看电影

❸ 从1949开始到现在中国发展的过程

新中国的70年，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1、70年，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植根于新中国前3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中国速度。

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0309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站上9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稳居世界第二位。

2、70年，我们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

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经过70年不懈努力，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

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人，到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到1660万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中国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3、70年，我们创造了科技进步的伟大奇迹。

新中国70年，是创造科技进步奇迹的70年。在这70年中，我们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科技队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

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等基础科学突破，“两弹一星”、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工程技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也为我国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井喷式发展。古老的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踏浪前行。

4、70年，我们创造了制度创新的伟大奇迹。

一部新中国成长史，就是一部辉煌的制度创新史。在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推进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创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学习，没有成熟的发展模式可供模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新。

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制度创新的伟大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建起和谐的党际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崭新道路。

(3)是从什么发展至今作为经济的支柱它历史文化兴旺发达的经历现在只要以什么为发展中心扩展阅读

70载成就巨大

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那一年，四川成都一所中学里，有个16岁的少年首次在微型计算机下完成了初等几何命题的全部证明。

后来，他有了一次成果汇报的机会，他做了很多准备，却只被问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一分钟打多少字？回首当年，他说“恍然是一种启迪”。

故事里的少年，是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CEO王小川。王小川的经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1979年由王选主持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成功研制，到2005年王小川发明搜狗输入法，中文信息化进程中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次重大突破，夯实了实现科技强国的语言基础。

今天，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一进程仍在加速。近两年，王小川带领他的团队先后推出了跨语言搜索、商用的机器同传系统、公开演示的中文唇语识别系统、AI合成主播。王小川告诉本报记者，现在，他们每天服务的中文语音请求超过5.4亿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信息产业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落后到赶超的历史性成就。”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浪潮集团正为全国150多个省级、市级政府以及74万家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造福3.2亿群众，连续5年政务云市场占有率第一；

积极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企业上云，深化云ERP发展转型，以开源方式打造工业PaaS（平台即服务）平台，构建SaaS（软件即服务）生态；开创政府数据从共享、开放向授权运营升级的先河，100多个省市政府数据运营工作扎实推进；智慧城市等新兴业务快速发展。

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向记者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一是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录取率很低，而到了2018年，高考实际录取率已达81.13%。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很多学生因此受益。二是高素质人才显著增加，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人；2018年则达到了820万，2019年预计达到834万。

三是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愈加明显，中国高等教育从支撑、服务社会发展，逐渐处于基础、支撑及引领地位，成为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❹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❺ 请问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那几个阶段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过渡时期，第二阶段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曲折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是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过渡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主要任务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
2、曲折发展时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主要表现为：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超额完成“一五”计划；1956年，中共“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领导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持续发展，直到一场空前的政治经济浩劫——文革的发生。
3、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找到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对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形成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大力实行“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加入世贸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其表现是：GDP稳定增长；城镇化进程加速；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生活时尚发生了巨大变化。

❻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三个坚持五大任务五大政策支柱五个更加注重分别指的是什么

五大政策包括：
宏观政策要稳，
产业政策要准，
微观政策要活，
改革政策要实，
社会政策要托版底。

五大任权务:
进一步巩固“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落实“保障教师工资、保障校舍安全、保障学校运行”的“三保”政策，杜绝中小学乱收费；
以就业为导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大力开展农村成人教育；
推进农村中小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对教师开展继续教育；
以教学光盘播放和卫星教学收视点建设为主，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开展经济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对口帮扶，加大对农村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

❼ 从古至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从古至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朝着南方不断的发展的，在南宋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在南宋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都已经迁移到了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