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cs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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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警英2001年就传入中国了,但2002年才开始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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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理学的发展历史
理学是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由于这个特殊的性质,所以人们习惯于称呼理学为“宋明理学” 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形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化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为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发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同时改换了先秦元典儒学的积极精神,把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引向萎靡和颓废,因而就其后果而言,其智慧的思辨也具有消极的一面。 易传之讲天道诚体,回归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最后才落于大学以讲格物穷理。至宋室南渡,儒学为三系:程明道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伊川开朱子之学,陆象山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湖湘之学受朱子贬压,一传而衰,故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而元明之时,朱学且进居正统之位。及明中叶,王阳明承陆象山而盛唱心学,创立致良知教,王学遂遍天下。至明末刘蕺山,则又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宋、明六百年之学术,亦到此结穴,而完成了发展之使命。 宋明儒者上承先秦儒家而开显的“生命的学问”。一、由主观面的纵的实践,要求与天道,天德合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质”的统一高明;二、由客观面的横的实践,要求与天下民物通而为一,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广大博厚(联属家国天下而为一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两面合起来,人之高贵庄严和充实饱满,即可获得真实之完成。 宋明儒学,似乎又可归结为本体与工夫两大问题。其中追问道德实践成圣、成贤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观的根据,是属于“本体”的问题。追问道德实践成圣、成贤所以可能的内在主观的根据,则是属于“工夫”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宋明儒者最大的贡献,是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孔子讲仁,孟子讲心性,中庸易传议天道诚体,都蕴含着,而且显发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大义,这是一种极其平正,而又极其高明的形上智慧。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它至少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特点: (一)思辨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思辨性。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 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儒家的应变总体上是滞后的。在唐一代,儒家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虽然意识到儒学面临着佛道二教尤其是外来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在实际的行动上却没有办法改进儒家的这种现状。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以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三)融合佛老的儒学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融合佛老的特点。宋明理学的融合佛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借鉴吸收佛道二教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建构儒家的哲学理论基础;其二是借鉴佛老传法的法统,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家的“道统”;其三则是把佛老的禁欲主义说教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论主张。后者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其消极的层面成为一些有识之士对于理学集中批判的焦点所在。 宋明理学家们虽然对佛老都进行了批判,但佛教在当时对儒家学者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道教,故儒家理论斗争的重点也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同时理学在这场批判吸收外来文化而捍卫本土儒家价值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最终引出的结果却是耐人寻味的:他们批判佛教的形式,却把其精髓纳入到儒学内部,使佛教才真正地成为中国文化本身的一部分。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背景: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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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诗歌的发展史
发展顺序:诗经——楚辞——乐府——赋——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新诗。
发展历程如下:
1、历史演变
人类许多民族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了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诗歌形式。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其中最早的诗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
到了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华夏族和百越族语言逐渐融合,其诗歌集《楚辞》突破了《诗经》的一些形式限制,更能体现南方语言的特点。
2、汉代的古体诗
汉代时乐府诗形成。乐府诗是为了配音乐演唱的,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歌词。这种乐府诗称为“曲”、“辞”、“歌”、“行”等。三国时期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诗歌作品吸收了乐府诗的营养,为后来的格律更严谨的近体诗奠定了基础。
3、唐宋的近体诗
到了唐代,中国诗歌出现了四句的绝句和八句的律诗。律诗押平声韵,每句的平仄、对仗都有规定。绝句的规定稍微松一些。
另外,在宋代达到顶峰的词也是诗歌的一种重要形式。词的格式要依从一些固定的词牌,以便于配以乐曲演唱。
4、后期发展
自元代开始,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逐渐过去,文学创作逐渐转移到戏曲、小说等其他形式。
5、明代的“复古”与革新
明代初期,诗歌复兴,代表作家刘基、高启。明朝中期,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相继兴起,作品多为歌功颂德、复古、学习古人等。明后期诗歌成就不高。明朝词、曲成就不高。
6、清代的虚假“中兴”
清朝诗歌作品、作者数量巨大,滥作之多,触目惊心,代表人物,乾隆帝。后期有龚自珍等人,诗作不佳。
清代词作较多,有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作品很多,号称中兴。然缺少佳作,内容无聊,境界不高。
7、近现代的虚大与危机
近代诗歌初,沿习古制,但产生了黄遵宪等怪胎。词作有王国维等,然作品不佳。
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兴起,即现代诗。民国现代诗除新月派外,多是自由诗,格调不高、不押韵、内容贫乏、矫揉造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诗歌创作一度陷于停滞。1978年后,十年内朦胧诗大为盛行,代表人物北岛等。20世纪开始以后,网络诗歌兴起,虽然水平错落,但是佳作频多。
(3)声势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现代(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湖畔派、九叶派等。
1、“五四”派
现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最早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1920年胡适《尝试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代表初期新诗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20年前后,传达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
2、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3、现代派
“现代派”诗歌流派,是指1932年之后围绕《现代》杂志的一批诗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等。何其芳的《预言》等诗华丽,精致。
4、湖畔派
因该流派诗人多聚集在西子湖畔而得名,是中国新诗最早的一个流派。爱情,是湖畔派吟唱的主要内容。
代表诗人是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等。代表作品:冯雪峰《伊在》《卖花少女》,汪静之《惠的风》《我是死寂的海水》,应修人《含苞》,潘漠华《离家》等。
5、九叶派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
『肆』 粤语歌的发展简史
粤语流行歌的发展已经有50年的历史,这也是香港流行文化变迁的50年。梳理这段历史,能发掘很多歌曲背后的文化和社会内涵。最近,著名音乐文化人黄志淙在新书《流声》中,将香港流行音乐的历史背景、音乐源流、工业状况、技术条件及台前幕后的经验和想法,有条不紊地一一呈现出来。
“小曲”主流
由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粤语歌都系以“小曲”主流,即用粤曲方式唱流行歌曲,大多数粤语歌几乎都是电影插曲,如韦秀兰演唱的电影《一水隔天涯》同名主题曲《一水隔天涯》 ,萧芳芳的《郁亲手就听打》等。
许冠杰提升形象
粤语歌红歌无红人,这种现象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就开始不同,60年代后期,许冠杰因主持而走红,1974年,许冠杰推出《双星情歌》令粤语歌形象提升。除了许冠杰,另一个突破是顾嘉辉的《啼笑因缘》。他们二人的努力使一些只肯唱英文歌的歌星,都开始改唱粤语歌,例如林子祥、罗文、甄妮、陈洁灵、谭咏麟等等。
1979年香港电台举办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选举,是对粤语流行歌曲的肯定。
香港乐坛全盛时期
粤语歌形象提升之后,很多填词人和作曲家都开始写一些严肃性和艺术性的粤语歌,其中几个代表人物有黄沾、郑国江、卢国沾、邓伟雄、黎小田和顾嘉辉等。而粤语歌逐渐成为香港乐坛主流,歌星亦开始要求包装,于是出现好多偶像歌星,几个代表人物有许冠杰、徐小凤、罗文、甄妮、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都以形象同包装突围,红到爆灯。那个时期也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也有人听粤语歌,甚至试唱。其他歌星如林子祥、陈百强、钟镇涛都唱到几乎所有中文地区有歌迷。
香港乐队热潮
香港在1986到1989年期间兴起一股乐队热,唱片公司签了好多乐队出碟,乐队之中的代表有Beyond、太极乐队,另外出现很多歌星如叶倩文、彭羚、林忆莲、关淑怡、陈慧娴等。那个时期粤语流行歌曲出了好多新血,例如林振强、林夕、陈少琪、小美等等。
“四大天王”时期
1990年代,张学友、刘德华、黎明和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他们支配香港乐坛,并垄断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张学友凭着出众的歌艺而雄霸整个乐坛,并成为了19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乐坛已开始出现吹捧偶像而不重实力的现象。另外,虽然王菲和郑秀文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乐坛天后,但声势不及”四大天王“。香港乐坛开始变成由男歌手主导,直至2000年之后为止。
“K歌”文化
”K歌“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音乐文化之一。自从香港盗版音乐充斥市面起,香港乐坛开始处于低迷,致使唱片公司收入大减。于是,唱片公司与卡拉OK集团合作,推出独家试唱歌曲。唱片公司为迎合一般人的口味,会要求音乐人在作曲时采用较简单的音乐和重复易记的歌词,令乐迷较易掌握该歌曲。大部分歌曲以情歌为主并开始公式化,由于要迎合市场需要的关系,结果导致香港乐坛持续低迷,恶性循环。
『伍』 中国民歌的发展史
同世界上的任何古老民族一样,中国民歌也是在先民们的原始狩猎、祭祀、婚恋、放牧等活动中萌生并逐步流传起来的。所以,它很早就确立了“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例如,《吴越春秋》记载的这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是黄帝时代产生的一首民间歌唱,它仅用了四个二言体的短句,就极其简括地描述了原始狩猎劳动的全部过程。又如载于《易经》中的两首歌诗:女承筐,无实;士圭羊,无血(“归妹”上六)。贲如,番如,白马翰如;匪寇,(婚)(《易经·贲》六四)。前者用二、三言相杂的句式表现了上古时代田园般的男女剪羊毛劳动场景,后者则用二、四言交错的句式记录了这一时期民间的婚嫁生活。再如《吕氏春秋》所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文学史家认为,这位“妾”所唱的“等啊,等你啊”之歌,应当是中国民间情歌的滥觞。而同一著作中记述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则是人们农业丰收之后以歌舞形式举行大规模庆祝祭祀活动的生动记录。早期民间歌唱的这些优秀篇章,一方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提供了一部分依据,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数千年前的先民在以口头形式观察、概括、描述自己的劳作、婚恋、思盼、信仰等行为、感情时所达到的令人惊叹的艺术水准。
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该集的305篇作品中,有165篇是民间歌诗。它们总称为“风”,因收录了当时十五个国家(地区)约500余年间(前1006-前570)的民间歌唱之作,故又称“十五国风”。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言,不仅十分广泛宏阔,而且也典型深刻,称得上是以歌唱方式揭示周民族500年来民间社会的一部“创世纪史“。特别应该提到是这些歌诗大都采用了“四言体”句式。这一词格的相对稳定和广泛使用,为以后中国民歌的唱词句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多样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诗经》的开篇之作《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下略)。不但内容清新明畅,而且词格句式本身已包含了丰富的歌唱性。
汉代以降,民间歌曲的流传地域不断扩大,其体裁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及时收集民间歌曲而于秦汉间成立的专门音乐机构--“乐府”,在记录和推广民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人们便把汉魏时期流传的民间歌诗总称为“乐府”,同时也把这一时期民歌所采用的基本体式--五言体总称为“乐府体”。“乐府”是继《诗经·国风》之后中国民歌迭起的又一个高峰,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不仅民间广泛使用这一体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文人的诗歌创作。
宋人郭茂倩所编之百卷《乐府诗集》,正是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中,流传于东汉和南北朝时代的《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以及“吴歌”中的“子夜四时歌”,有的气势恢宏,有的清丽婉转,即使曲调早已失传,但只读其词,也会立刻让人动容。诚如《大子夜歌二首》所云: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丝竹发歌声,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五言体”乐府是对“四言体”国风的合理继承和新发展,它们为接着出现的“七言体”句式和长短句词格提供了先决条件。
唐代,在李氏王朝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并广泛吸收其周边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歌唱仍然保持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中唐诗人刘禹锡(772-842)在巴楚一带听到一种当地民歌“竹枝词”,十分兴奋,于是,模仿其歌体,一连写了十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又如:山头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通过他的仿作,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七言体”的民歌那种兴比自如,“含思婉转”的民间风格。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首《插田歌》,描述了他在广东连州看到农民一边插秧一边唱“田歌”的真实场面。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这种源远流长而又传播至今的民歌品种的珍贵记录。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类民歌体裁是存见于“敦煌曲子词”中的“太子五更转”“思妇五更转”。这种以“更”序分节的新形式,由于非常适合表达思念、期盼的情感内容,所以在唐宋以后广为流传,以至到明清之际已遍布全国,各种各样的“五更体”民歌,随处可闻。总的来说,除了产生新的体裁品种外,唐代民歌在体式上的最大特征,便是“七言体”句式的全面成熟和广泛应用。
宋元明清以来,一方面是原有的各种民歌体裁的继续传播,诸如农夫唱的“田歌”、渔夫的“渔歌”、山民的“山歌”、船夫的“船歌”等。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城镇商业经济日益繁盛民间小调体裁广泛流传。如见于宋代话本的“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骨肉团圆叙,几家飘零在他州。”歌词是十分典型的“七言四句体”,曲调是各种各样的江南小调。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以“起、承、转、合”原则构成的四句头“春调”。又如明代文人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清人王廷绍辑录的《霓裳续谱》,华广生的《白雪遗音》以及《粤讴》《小慧集》等,大多数是流行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地城镇市井的民间小调唱词。《小慧集》(1837)中的《绣荷包》《纱窗调》《红绣鞋》《杨柳青》《鲜花调》(即《茉莉花》)等八首带有工尺谱的民歌,几乎全部都属于小调(俗曲)体裁。从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小调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概貌和特殊地位。
总之,至清末民初,中国民歌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播、流变、创新、积累之后,一方面是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民俗场景而形成的题材范围和体裁类别都已达到十分丰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则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定环境下所蕴积起来的民族和地域性风格的全面展示。从而使这类民间音乐成为历史悠久、传承不断、体裁多样、色彩斑烂、蕴藏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宝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明确指出: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一部“网络全书”,也是为其他民间音乐不断提供丰富营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陆』 古诗的发展历程是什么
古诗的发展历程是:诗经、楚辞、乐府、赋、辞、唐诗、宋词、元曲。
最早的诗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305篇,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从音乐角度上分的。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因此前人把“风、雅、颂”和“赋、比、兴”称作《诗》的六义。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后来,汉朝人把屈原,宋玉等人写的作品编成一书,叫《楚辞》。《楚辞》发展为五言句,七言句。
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其分类有两种:一是古体诗,也叫古风,所谓古体诗,是指模仿唐代以前的传统诗体,没有一定格律,篇幅可长可短,用韵平仄都比较自由,句子的字数有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其中主要分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两种。
二是近体诗,也叫今体诗,即格律诗。近体诗在篇幅,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都分五言和七言,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作排律。
在唐代中期,由诗派生出新的体裁,这种体裁到了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由于词是由诗派生出来的,所以词又被称为“诗余”。由于词的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古人也称为“长短句”。
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曲可以说是词的另一体,除了咏唱时的伴奏乐器不同以外,在语言上更加接近口语,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加衬字。
(6)声势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诗歌按题材内容可分为:
1、山水田园诗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形成了一个重要诗派——山水田园诗派。诗人们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生机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2、别塞战争诗
边塞诗派指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形成的一个以反映唐朝边疆战争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流派。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焕、王翰等,这些诗多以描写边塞山川景物、风土人情。
3、咏史怀古诗
诗人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咏叹,一般融进了诗人独到的见识,以史咏怀,以史颂人,以史治史,以史喻今。
4、咏物言志诗
古人很喜欢咏物,自然界中的万物,大至山川河岳,小至花鸟虫鱼,都可以成为诗人描摹歌咏的对象。他们在细致描摹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感情。
5、赠友送别诗
这类诗歌主要抒写离别之情,借对送别情景的描写,表达达依依不舍的离情别绪,或留恋、或安慰、或嘱咐、或祝愿;有伤心、有惆怅、有期望等。
6、闺怨诗
闺怨诗以女性心态为描写对象,有浓重的感伤色调,细腻的心理描写。从创作特色上说,闺怨诗从整体而言,都呈现出一种婉约缠绵幽怨感伤之美,悠长含蓄,有无尽之味。闺怨诗都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怨”是这类诗的基调。
『柒』 大家如何看待清末这场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声势
太平天国历时抄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袭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而且它在新的时代,有新的特点和水平还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不少先例,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利用西方宗教发动起义、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提出了一整套纲领、制度和政策等。
『捌』 拼音何时出现以及大至发展历史
建国以后,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