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历史意义

⑴ 明朝前后期的文学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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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想
一,明初诗文批评
明初自洪武至宣德,正统的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作上推崇汉魏盛唐.其代表人物有宋濂,刘基,高棅,李东阳等人.
1,高棅《唐诗品汇》
其论诗受严羽影响很大,以盛唐为法.他在《唐诗品汇》凡例中说:"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固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辨,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论诗主要以体制,声调,气格,兴象等为标准.
附录:
《四库提要》:"《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兴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后来过毁过誉,皆门户之见,非公论也."
2,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诗话》
《怀麓堂诗话》记载:"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郎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 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又问何人 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 于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印本不传久矣."
二,"前七子"诗文批评
明代从弘治,正德之交到隆庆,万历之际的近百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摹拟文艺思潮占据文坛的主要地位.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明史·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
1,"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李梦阳《缶音集序》:"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
何景明《杂言》也说:"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
2,提倡学习古人格调,法式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高古者格,宛亮者调"要求诗歌做到"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何景明批评他"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这正是李何分歧所在,同为学古,一重形迹,一重神情;一实一虚.李主气骨而往往流于刻板;何重才情而间有清新之作.
三,"后七子"诗文批评
到了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并有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作呼应的后七子兴起,把复古主义思潮又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后七子气焰高于前七子,攀龙自夸"微吾竟长夜",自比孔子.后七子多少年得志,王世贞《艺苑卮言》批评所及,更是目空一切,但晚年颇自悔.《明史》上说"元美尝曰:吾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麟辈是古非今,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轻薄,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而已."
1,虽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
虽然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主张灵活多变,神化无迹,重视表现性情之真,讲究诗歌意境的创造,强调作家的天赋才能和对艺术的灵敏悟性,实已开公安派文学思想之先河.他说古诗之妙正在其神与境会,妙合自然,故"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盛唐七律,"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在表现方法上完全可以按照实际情况有多种多样的变化"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调而妙者,有直下不对偶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完气合使之然."
2,格调说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认为格调生于才思,格调之高超在才思之深远广博,故学习古人格调,不可在形貌上摹拟因袭,而要在扩大自己的才思上下工夫.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格调'就是一切声容意兴体制之'总抽象'".
邹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所谓'格'往往是指诗歌体制上的合乎规格;所谓'调',就是指诗歌的声调韵律."
3,主张学古和师心的结合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诠释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
四,唐宋派散文批评
在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弥漫文坛的时期,也有一些作者另辟蹊径,与之抗衡.在散文方面就有被称为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明史· 文苑传》"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明史·茅坤传》"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抄》.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
唐顺之的"本色"说
《答茅鹿门知县二》中说:"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臣中人也,虽其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番来复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 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满卷类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 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
第二节 明代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李贽的"童心"说
明朝从嘉靖后期开始,文艺上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新思潮,至隆庆,万历逐渐扩大.其核心是强调文学源于人的心灵,以师心代替师古,要求文学冲破礼教藩篱,摆脱理学的束缚,充分体现人的个性,并主张任性而为,不受任何束缚,以真实,自然与化工造物同体为最高审美原则.
附录:
郭绍虞先生说:"卓吾是当时一个怪人.性褊窄,而读书又眼光甚锐,能时出新意.为文不阡不陌,作字亦瘦劲险绝.对俗客则寂无一语,遇胜友则终日晤言,滑稽排调冲口而发.为和尚而独存鬓须,服儒冠而身居兰若.怪怪奇奇,所以很不合于流俗,而卒致为人所构陷."(《中国文学批评史》)
一,"童心"说的理论渊源
孟子有"不失赤子之心"
老子有"能婴儿"的提法
禅宗有"本来心"的佛性
王学左派有"赤子良心"之说,李贽的思想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很大.王学左派即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是王阳明的高足,江苏泰州人,死后,讲席传给其子王辟,李贽就是王辟的弟子.所以李贽的"童心"说的直接理论渊源是王学左派的"心学".
二,"童心"说的具体内涵
1,提倡真情,反对假理
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附录:
他在《杂说》一文中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2,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盛行的假道学
"童心"为什么会失却呢 李贽认为首先是"闻见道理",这个"闻见道理"就是当时的程朱理学,是这个"闻见道理"使"童心既障",而造成"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的现象.甚至说:"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真是道前人所不敢道,振聋发聩,这种叛逆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他曾无情地揭发了当时口不离程朱理学,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的极端虚伪性,指出他们不过是"欺世盗名",借"道学以为富贵之资""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三教归儒说》)"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表面上自诩要"厉俗而风世",实际上他们正是"败俗伤世者".(《又与焦弱侯》).
三,"童心"说的意义
这种理论完全突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藩篱,在思想内容上完全是新质的,闪烁着启蒙主义的光辉,在文学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公安三袁"的"性灵"说,对明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及其理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三节 公安三袁的"性灵"说
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公安派"打出"性灵"的旗帜,是针对复古派的末流在创作上的泥古格调,在文坛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一,提倡革新与创造,反对因袭模拟——"变"
1,"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唯识时之士,为能堤其溃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后之人有拟而为之者,终不肖也.何也 彼直求骚于骚之中也.至苏,李述别及《十九》等篇,骚之音节体致皆变矣,然不谓之真骚不可也."
2,"法因于敝而成于过"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说:"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着也.矫六朝骈俪飣餖之习者,以流丽胜,飣餖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弊至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又有不可胜言者矣."
3,"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袁宏道反对贵古贱今,他在《序小修诗》中说:"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 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 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 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二,强调抒发真情,不拘形式法度——"真"
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 "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
三,崇尚审美趣味,力求摆脱知识义理的束缚——"趣"
1,自然之趣
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2,新奇之趣
袁宏道在《答李元善》中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字法句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⑵ 明代后期文学成就的代表有哪些

最能代表明代后期文学最高成就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内、《鸣凤记》、《浣纱容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

⑶ 明朝后期文学成就最高的是什么

相比而言，最能复代表明代后期文学制最高成就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

⑷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一、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主要目的为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

1、改良文学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2、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二、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1、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文学革命作为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

2、其次，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经由晚清的白话运动和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学的竭力倡导，终于在1920年，作为现代“国语”的白话纳入官方教育体制，

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这无疑承认了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民族文化转型的契机。

3、第三，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文学革命完全改变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它以极为开放的胸襟持续不懈地翻译和介绍外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吸收潮流。

正是在这种文化引介的潮流中，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找到了通行的市场，不仅影响和构建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也影响和构造着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憧憬。

(4)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五四文学革命介绍：

五四文学革命是指从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这场文学革命，是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起的。这场文学革命，是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起的。

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带上更为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表示进行文学革命“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鲁迅以最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

1918年5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接着，《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也相继改用白话文。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紧接着理论的倡导，是新的文学创作的实践。

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后，又于1918年1月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也创作了新诗。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制度，接着又发表《孔乙己》、《药》等。

稍后，郭沫若发表《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它们都是这场革命的最初业绩。不久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其他新文学作家，以自己的创作成果，丰富并发展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

⑸ 明代有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对明代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王学左派的复兴起与禅宗思制想的广泛渗透，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开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启发了一条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这一思潮对于冲破僵化的思维，在创作中强化主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创作主体意识的加强，使文学的个性特征也随之而鲜明，文学在个性化的道路上迈进了可观的一步。随着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人的自我价值的觉醒，肯定世俗任玉，肯定“好货”、“好色”的潮流，也将文学家的目光引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写“世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了题材范围。他们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的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特别是由此而出现的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有力的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⑹ 能代表明代后期文学最高成就的是什么

最能代抄表明代后期文学最高成袭就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

⑺ 明代中期文学有何特点

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及其影响日益扩大，从左派王学的泰州学派，一直到李贽，都在不同程度地张扬个性，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促进了个性解放和文学解放，李贽倡导的“童心说”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的“性灵说”，成为文学解放的号角。

以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反对文学的复古，主张创新，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扫清了复古派在文坛上的影响，成为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一支劲旅。其后的竟陵派在学习公安派的同时，试图以出深来补救公安派的肤浅之弊。到了明末，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作家虽然也倡导复古，但他们忧患时事，并亲身参加到抗清斗争中去，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慷慨雄健的风格，自有其独特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晚明的小品文创作，这种小品文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精悍、形式自由活泼的散文，或写山水，或为序跋，或抒一己的情感等等，不拘一格，抒发性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现了像袁宏道、汤显祖、王思任、陈继儒、张岱、刘侗等一批小品文名家。

相比而言，最能代表明代后期文学最高成就的还是戏曲与小说。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

明传奇出现了以沈王景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吴江派创作成就虽然不高，但对明中叶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唱腔之一昆腔音律的整理有较大的贡献。汤显祖更是受王学左派影响的优秀剧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幸福的要求，响起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⑻ 名词解释或简答：谈谈“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1）动摇了封来建思想的源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⑼ 说一说明朝中后期的文学情况

明朝中后期的文学流派主要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代表人物是前、后七子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公安派，明神宗万历年间。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中道。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即今日之湖北省天门市）。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⑽ 阳明心学出现后，对明朝中后期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遍及大江南北，出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局面。王门后学分化为八大学派――黔中、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特别是泰州王门将阳明心学传播到平民百姓之中，并最终引领出了东林学派的书院讲学运动。

第二阶段，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在近代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阳明心学在清末重新复兴起来，从曾国藩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孙中山、蒋介石，都很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孙中山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演讲，就特别讲到王阳明对日本成为亚洲强国的影响。

后来很多中国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就非常关注阳明学。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提出“力行哲学”。蒋介石曾经三次来到贵阳修文，还有留影和题字。蒋介石到台湾以后，把他的行宫改成“阳明山”，把书房取名为“阳明书屋”，后来又专门建了“阳明大学”。

1949年之后，在港台地区的现代新儒家也“接着王阳明讲”，提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心性之学，认为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自明朝中叶产生以后，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股狂潮，在国内外，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封建统治者极为推崇它，而且，一些文人学者也深受其影响。

不仅在国内深有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很有市场(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日日顶礼膜拜。例如1905年时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腰牌上刻七个大字：一生伏首拜阳明）。

特别是在近代中国，一些历史人物，譬如：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国民党方面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党方面毛泽东等，在其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当中，不管是主张维新的，还是主张革命的，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们都曾读过王阳明的书，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影响。然而，他们所走过的路却不尽相同，结果不一样，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这已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久远，直至近代，仍有心学学派活跃在思想界。

(10)明代后期文学解放思潮的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形成过程

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

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

（《朱子晚年定论序》）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

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

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

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

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

“心学”的基本形成

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

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心学”是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的。《明史·儒林列传序》曾记载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

这说明王阳明适应了当时明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即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的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力图把儒学加以刷新和改造。

阳明学的确立和传播

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凡二十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弟子门人遍布各地。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阳明将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改造得更为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便于传播和推行。这无疑为行将衰败、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

阳明学派的形成自然与阳明学有密切联系。所谓阳明学派，实际是以王阳明为宗师和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弟子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体系庞杂，势力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教育流派。

阳明学派的崛起也与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的：“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明儒学案》卷十八）

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功，为社会普遍承认，因此他成为明中期封建统治阶级的企望而实际又满足了这个愿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

其弟子对宗师崇拜和爱戴，四处讲学，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亦为明代空前未见，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使阳明学成为一代之学，王阳明成为一代名师，并奠定了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