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儒学独尊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㈠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是什么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就是让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加强了中央的集权统治。其实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独尊儒术是一件进步很大的事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提出来的，之后为了满足实际发展需要，汉武帝实施了这种思想。

因此这个时候董仲舒提出来了，独尊儒术，这个时候的如数并不是春秋时期的单纯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多种思想，这个时候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仁义理念和君臣纲常，已经很合汉武帝的胃口和想法。于是汉武帝就很高兴的，把儒家奉为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此后儒家的影响从上而下深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㈡ 汉代武帝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儒家学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那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啊

我国古代向来是儒表法里。独尊儒术是加强封建统治的表现，目的是消除其专他学说维护思想的属统一。而儒家尊君的思想有利于中央集权，也为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有片面的消极思想，为中庸之道，一旦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孔子当初的片面也就导致了后期中国国力的衰弱，没有人去敢打破儒家学说的束缚这是消极的。以上为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㈢ 儒学独尊

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政策，挖掘了一批批有见地的谋士，包括董仲舒，他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意见很受汉武帝的重用，因为他鼓吹“天人合一”“君权身受”，顺应了当时统治者的要求，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儒术逐渐处于独尊的地位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3]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是很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㈣ ‘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㈤ 汉代独尊儒术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积极作用：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版界首开“罢黜权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消极作用：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㈥ 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为什么能取得独尊的地位

【答案】（1）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儒家主张仁政，反对苛政，为当时诸家学派之一。（2）秦灭六国，以法为教，徭役繁重，刑罚严酷，儒家学派为统治者不容，秦始皇焚书坑儒。（3）西汉武帝改变无为政策，推行大一统，董仲舒为适应政治需要，改造儒家学说，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采纳，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解析】本题以特定的儒家学派的地位和思想内容为研究对象，要求阐述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分析其因果关系。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儒家学派经历了创立、发展、遭禁、提倡、改造、独尊等曲折过程。正确认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儒家学派的发展史，有助于深刻理解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历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斗争。解答本题时，应注意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历史阶段性特点加以阐述。春秋战国时期，割据诸侯割据称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推动了“诸家蜂起”和“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主张实行仁政、反对苛政的儒家学派由创立到继承发展，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派。它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精华。秦统一后，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法家学说成为专制主义皇权的理论依据。儒家学派受打击甚至被禁止，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极端严重摧残。西汉初年，儒家学派从秦代被摧残压抑状态中开始复苏，但尚未被重视。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君臣伦理观念适应了当时政治大一统的需要，统治者开始提倡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政策，为汉武帝采纳。董还对儒家经典重新作了解放与发挥，这对于巩固封建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有积极作用。此时的儒家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儒家思想已有所不同，它吸收了法家、道家等不同学派的思想，经过改造，成为新儒学。至此儒家思想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儒家学派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个在汉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开启了汉代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而且也对于黄老之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就是大力发展儒学和孔子学说而贬低其他学派的学说，对于其他学派的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2、巩固了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
汉武帝在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整个汉代的大一统趋势大大加强，不仅思想文化得到统一，就连社会生活方面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出统一趋势，为汉代统治基础的奠定打牢基础。
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 造礼 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 、 五常 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

3、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4、负面影响。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虽然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㈧ 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个，使儒家思想遭受沉重打击。第二个，使儒家思想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的主流思想奠定基础。

㈨ 独尊儒术对汉代教育有哪个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帝国确立主导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结果。但统治集团的标榜、口号是一回事，而其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仅武帝本人没有真正做到独尊与罢黜，武帝之后，儒学也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儒术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所起的作用。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董仲舒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得那么深远。[关nbsp;键nbsp;词]nbsp;汉武帝nbsp;nbsp;大一统nbsp;nbsp;董仲舒nbsp;nbsp;罢黜百家nbsp;nbsp;独尊儒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上刊载了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一文。读了该文，不免让人疑窦丛生，随便举几例：“汉代产生经学”就能证明“汉代是独尊儒学的”吗？孔子在鲁国只做过“委吏”、“乘田”之类的小吏，何以谈得上“在鲁国执政”？秦始皇长子扶苏“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的根据何在？司马迁真的“听过董仲舒的讲学”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三个核心问题质疑于周桂钿教授：汉武帝本人果真独尊儒术了吗？董仲舒真的“受到汉武帝赏识”过吗？由此延伸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汉武帝思想大一统的政治决策能起因于作为一介书生的董仲舒吗？看来，问题还得从汉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最初确立说起。nbsp;一nbsp;在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方面，从秦亡到汉兴，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长的反省。建汉之初，对前朝政治作一个理论的总结和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不妨将之看作是一场有关汉室王天下基本路数的“大讨论”。陆贾应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语》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贾谊则写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过秦论》，其著名的结论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国家主导意识形态选择与确立的问题便提上了帝国君臣的议事日程。秦灭六国、兼并诸侯所依靠的是铁硬的手腕和绝对的军事强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还是这套路数，显然是行不通的。秦王为政的错误，首先发生在思想认识上。即，没有能够对获取天下之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作出全面、正确的估计，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没有彻底从战争状态下走出来，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改变策略、易弩更剑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并天下可以凭借一时强盛的武力和法家的严刑酷律，但治理国家却需要换一种手法，即通过安抚怀柔、顺服感化、仁义规劝、舆论引导等途径来赢得民心，增强统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毕竟不同于“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于“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义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关键。贾谊的论点在汉初时代几乎赢得了学界与政界的广泛认同。这可能为不久将来的所谓儒学独尊大造了舆论。贾谊指责秦政废王道、酷刑法、任暴虐的潜台词是希望当朝皇帝能够摈弃霸道、知权识变而实施仁义之政。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激烈辩驳和残酷的社会选择之后，流落到秦汉之际，所盛行的主要是黄老、刑法、阴阳与儒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曾分别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家作了评判。按照司马谈的理解，尽管诸子之间存在着不同门派的差别，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终归是大势。这就强调了各家学说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融合，彼此沟通、统一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帝国思想的大一统趋势已经从一个史学家的思考中露出了端倪。汉初政治上的无为之治对思想界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宽松、自由学术氛围的形成。高帝建汉之初，“敢有挟书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amp;#8226;艺文志》）的直接灾祸就是学术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后，才开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惠帝四年，废挟书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于学术，曾遍寻治《尚书》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余人，包括诸子传记博士、《诗》博士。又任用贾谊、晁错、公孙臣等为朝臣；一度还酝酿改制度、易服色。幸免于秦焚的古籍，此间多有出现。自吕后至文、景之世，由于当政者奉行黄老之学，所以在思

㈩ 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独尊儒术明显害人抄。诸子百家时代袭的儒学有积极作用，之后到汉朝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到了一个转折点，被修饰系统化完善，沦为封建统治的工具。朱熹更是进一步加深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深远（个人认为遗害千年）。

学说应该包藏万千，任何思想都有优缺。取百家之长，补一家之短。
个人认为儒学优点在于修身治学。荀子从儒学中脱颖而出形成新的理论，甚至反对孔老二的人性本善论，并且教出两个法家的人物。是儒学自由发展和思想进步的体现。

大众言论上，一种是往死了黑儒家思想禁锢中国人思想和孔子历史罪人。另一种是往死里独尊儒家，宣传儒家百家之首，中国千年唯一正统文化。
两边掐架一样的煽动了很多盲从大众为之呐喊助威。 搞的正常人都不能愉快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现在思想开放，墨家法家道家杂家都可以学习，任你喜好自由选择，崇拜法西斯纳粹也没人管你。 这么多的思想文化，还有伪思想伪科学，自己辨认，又不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吸取精华，去其糟蹋，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