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布历史发展

1. 麻纺织的麻纺织历史

我国最早采用的纺织原料是麻、葛纤维，这一历史可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古文献中称做“布版”的并不是指现在的权棉织品，而主要是指麻、苎、葛等植物纤维织品。《小尔雅》记：“麻纻葛曰布。”1972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三块珍贵的葛布残片，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几块苎麻布残片。经分析可看到四五千年前我国葛麻纺织技术已有了相当水平。战国时期精细的苎麻布已和丝绸比美，贵族常用它作为互相馈赠的贵重礼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精细麻布，已接近今天的白府绸。由于葛对气候和土质的要求较高，种植范围又只限于一些山区。苎麻的加工比较麻烦，细麻与丝绸价格昂贵，只有贵族享用，平民穿不起，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大麻粗衣一直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大众的主要衣着。宋元以来，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和利用，逐步取代了麻纤维作为大宗衣料的地位。但清光绪年间（1875 年）美国还专门从我国浙江移植大麻到肯塔基州，成为麻纺织工业原料之一。而苎麻作为纺织原料，至今仍旧驰名中外，用它织成的夏布也远销世界各地。

2. 棺椁发展史

棺椁葬是指把尸体装入棺椁再行埋葬的一种葬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如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埋葬死者一般是以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挖长方竖穴土坑来直接埋葬死者。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棺来埋葬死者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浩繁的典籍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蛛丝蚂迹。《说文》释匛：“棺也，从匚，久声。” 匛字以久为声，取长久之义。《白虎通•崩甍》云：“匛之为言究也，久也，久不复变也。”从字形上看出，匛最早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形葬具，古字并不从木，说明最早的棺并不是木棺。但从字义上去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出棺或柩的本义也是在于保存尸体能够长久。另外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这里的瓦棺，与“有虞氏尚陶”的注解是相吻合的。“堲周”，就是用火烤墓圹的四周，“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或是为了防潮的目的，对墓圹的加工处理。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在墓扩口上面或墓旁周围堆积红烧土块的现象（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94页），或可称得上是目前发现“堲周”的最早的实例。但从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遗存来看，在被公认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种“堲周”的迹象。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不相符，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殷人棺椁”，考古材料证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周人墙置翣，《说文》释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七，大夫四，士二下垂。”说明它是棺椁装饰的一种，再加上以长殇、中殇、下殇、无服之殇来定规定使用的葬具，以标等级，说明周代的丧葬礼仪在经过史前以及夏商的发展之后，更为繁文委曲，并且制度化。
以上的文献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这说明在木棺之前，除去那些大量的无棺的土坑葬之外，还有瓦棺的存在。葬具从无到有，及其形态的差异，一方面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人们的观念形态的支配。尤其是木质葬具和石棺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保存意识的强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棺椁的从无到有，是伴随着礼仪制度而渐走向成熟的。
一、新石器时代的瓮棺葬
所谓瓮棺葬，就是用瓮、缸等作为工具的一种埋葬形式。中原地区考古所见的瓮棺葬，证明了《礼记》所言瓦棺的存在。不过，瓦棺的时代还可能更早。在中原地区最早的瓮棺葬发现于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可以确认为瓮棺葬的共32座。贾湖墓地的瓮棺葬大多散乱的分布在居址之中，作为瓮棺的葬具的有罐、罐形鼎、甑、划纹盆等，上面一般扣置敞口钵、敛口钵、三足钵等，均是用来埋葬未成年的幼儿，这也许是出于对幼儿的特别关爱之故。埋葬采用立置的方式埋入地下，地面上露出一部分。[1] 从目前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瓮棺葬并没有形成一种流行的葬俗，在其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瓮棺葬。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葬俗才流行起来，并成为仰韶文化埋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分幼儿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两种。在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共清理出瓮棺葬137座[2]。埋葬的均为早夭的婴儿。可见，这些瓮棺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埋葬死去的婴幼儿的，它一种特殊的葬具。这些瓮棺中，大多是用一件葬具，如用陶鼎、罐、盆、缸等作葬具，以陶鼎作葬具的最多。用2件葬具的，则是两件器物相扣合，如大口尖底瓶与鼎扣合、大口尖底瓶与豆扣合、大口尖底瓶与钵扣合、鼎与鼎扣合、罐与罐扣合、罐与缸扣合缸与缸扣合等。这些瓮棺葬大多埋在圆形坑内，也有少量埋在椭圆形坑内，墓坑较小，仅能放下瓮棺葬具。瓮棺的放置，有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形式。一般情况下是尖底瓶横置于坑中，单件的鼎、缸、罐等则多竖放在坑中，两件器物相扣合的，横放的比较多。
类似的瓮棺葬在淅川下王岗、郑州西山、郑州后王庄、洛阳王湾、长葛石固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这种处理小孩尸体的方法，与裴李岗文化有别。仰韶文化的小孩瓮棺葬集中埋在成人墓之间或房基附近，而裴李岗文化的墓葬，成人墓区内不见儿童墓。
成人瓮棺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并不是普遍使用，而是出现于特定的区域。它是仰韶文化阎村类型所盛行的一种葬俗。在这类型的墓葬中， 瓮棺葬既用于儿童，也用于成人。有一种被称为伊川缸的葬具，属于大型的瓮棺。以这种瓮棺作为成人葬具，具有地方的特色。因为它是在豫中地区如伊川土门、临汝阎村、汝州中山寨、鲁山邱公城等遗址发现的，而且是首先发现于伊川土门，故以伊川缸名之。这种缸直筒深腹，平底，有盖，腹部和上腹部有3个鸟喙状扳，便于捆梆。缸底有一圆孔，系烧制陶缸前戳穿的，是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伊川缸中，最为著名的如在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这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3]。陶画的内容，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鹳昂首挺立，正在叼食一条大鱼。右侧的石斧，捆梆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端。鹳鸟、鱼、石斧三者之间含义深刻，似在极力表现某种观念或社会背景。在出土伊川缸的遗址中，尤以汝州洪山庙最为引人注目。洪山庙遗址[4]位于汝河北岸的Ⅲ级台地上，高出周围地面1.5米~3米。在这里考古发掘最重大的收获是M1大型瓮棺葬合葬墓。M1是一个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的墓坑，坑内发现136件大口直壁缸，且不说尚有部分被破坏掉。如果加上被破坏掉的那部分，瓮棺会更多。这136个瓮棺中，均为二次埋葬，头骨置于缸的中央，盆骨、四肢骨竖直靠在头骨周围，肋骨脊椎骨等置于底部。除绝大部分为成人瓮棺外，也有少量的儿单瓮棺。一百多个瓮棺合葬在一起，按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人口规模，是十分了不起的，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公共墓地，有着集体二次葬的习俗，且是用瓮棺埋葬。在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墓坑内，埋葬一百多个瓮棺，而且瓮棺均是按照一定秩序摆放。自南向北分为13排。瓮棺绝大部分是为死者二次迁葬而专门烧制的。这个墓地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墓地，同一氏族的人死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集体进行二次葬。然而这只是在洪山庙发现的一座合葬墓，因为这里的遗址破坏较为严重，已无法识辨其本来的面目。不过可以肯定，这里之前肯定会有类似M1的墓葬。
除此之外，洪山庙瓮棺上的彩陶图案也是一大特色，成为仰韶文化埋葬习俗中的一个亮点。M1出土的瓮棺葬具，能够复原的近50件，其中40件为彩陶，这些彩陶的图案基本上不重样。彩陶图案的内容有男根纹、裸体人、人形纹、人手等人物图案；还有鹳、鸟、鱼、龟、鹿、蜥蜴、贝壳等动物；树枝、树叶纹、勾叶纹、植物根系纹等植物图案；以及石斧、木耜、木耒梳等生产、生活用具图案。通过这些图案我们可以透视当时居民的观念和信仰。所以说，不仅是它所表现的丧葬制度，它的物化的内容，各种器物组成的葬具，葬具之上富于思想文化内涵的图案，其本身就是早期礼制的一条重要线索。如其中的男根图的出现。洪山庙M1瓮棺葬中有4座瓮棺绘或塑出男性生殖器图案。如W39：1陶缸上彩绘一人，现仅存下身，其小腹用泥条塑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粗大，显然是要刻意描绘的，中间还刻有较长的凹槽，表示尿道口。又如W10：1缸，其上用棕彩绘出上下对称的两个生殖器，生殖器的龟头经过夸张处理。而且，绘或塑出男根图案的瓮棺，除一座因人骨保存较少无法进行性别鉴定外，其余3座均为成年女性墓。其年龄在20—35岁之间。这绝非出自偶然，应当是人们祈求生殖的具体表现。说明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着生殖崇拜的习俗，并由此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可以看出远古人类对生殖现象的理解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早期的女性崇拜向男性崇拜转化。事实上，除洪山庙以外的中原其他地区，这一时期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陶祖或石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的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此，由生殖崇拜所引申的一系列行为意识自然会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左右人们的行动。
再如洪山庙遗址中的金鸟负日图陶缸，图中间绘一大鸟，背负一巨大的日轮，左右两侧各立一只鸟，引颈张口，两腿向后倾斜，似乎是在极力阻止中间大鸟的前进。这幅图的寓意我们留下了许多讨论的空间，但金鸟负日本身却表现出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在庙底沟类型中，金鸟负日的图案、鸟纹是主要的装饰母题之一。古人以形象的手法表达出对周围世界、对天体的认识。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仰韶文化瓮棺葬中的葬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它的埋葬环境、墓主以及彩绘或堆塑图案一起，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死亡、对生育、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反映，并形成了固定的习俗。
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瓮棺葬一般是用于幼儿的埋葬。瓮棺葬具主要是深腹平底罐，还有少量的瓮、鼎、釜等。深腹平底罐多为夹砂灰陶，束颈，深腹外鼓，小平底，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多为两罐相扣或在罐的口部覆一钵或盆。如淅川下王岗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52座墓葬，其中有24座为瓮棺葬，均以陶罐作葬具，有的扣以鼎、碗、钵、器盖；少数以瓮作葬具，其上扣以罐或瓮[5]。不过，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瓮棺葬远没有仰韶文化时期盛行，而且不是幼儿的唯一埋葬方式，在瓮棺葬的同时，有些幼儿和成人一样使用土坑墓。龙山文化以后，在中原地区则很少发现瓮棺葬的实例。
总的来说，对瓮棺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中原地区，瓮棺葬一般适用于幼儿；是埋葬死去的幼儿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埋葬习俗。然而在阎村类型却出现了成人瓮棺葬，成人瓮棺葬均为二次葬。
2．幼儿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只有极少数为特制的葬具。阎村类型的成人瓮棺葬为专门烧制的陶缸。瓮棺的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
3．无论是幼儿瓮棺葬或是成人瓮棺葬，随葬品一般较少，多则几件，少则一件，或没有随葬品。
4．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的出现与后期的石棺、木棺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观念，即灵魂不灭。

二、木棺的起源
根据《礼记》关于“殷人棺椁”的记载，过去一般认为木棺的出现是在殷商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较早出现了木棺。孟津妯娌遗址仰韶墓地的一座墓葬内置单棺，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使用木棺的这座墓葬，也是妯娌遗址仰韶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位于墓地西南边缘，墓坑长5.15米，宽4.05米，面积20.86平方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单椁，内葬一青年男性，死者手臂还套有象牙箍[6]。无独有偶。早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在M152长方形竖穴墓中，就发现了清晰的木棺痕，死者是一名三四岁的女孩。棺板由长短不一的木板组成，接榫方法不太清楚，棺外有因葬具而形成的熟土二层台[7]。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中一些死者的身上有板灰和席子的印痕，龙岗寺遗址有的墓葬也有用木板作葬具的。另外，在元君庙墓地M458[8]，发现有用砾石砌成的“石棺”，死者系一老年男子。以棺作为葬具，在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半坡遗址的女孩木棺葬，随葬品达6件之多，其中在两件钵内还盛着粟粒，女孩身上还佩戴着一件青白色玉坠，还有138颗骨珠和3个石球。妯娌遗址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死者手臂上还套有象牙箍，这都在暗示着享用木棺是一种非常优厚的待遇，是对死者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木棺的出现，是远古人类在处理死者尸体上一次大的飞跃，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埋葬制度的棺椁制度，它的渊源便可追及于此。
中原龙山文化的墓葬发现不多，绝大部分仍是沿袭裴李岗文化以来的土坑葬，除小儿瓮棺外，很少发现有使用葬具的痕迹。然而，在陶寺墓地，却发现了大量木棺墓。“棺的式样较多，似乎尚未定形。使用榫卯结构的长方盒形木棺已经出现；从另外一些棺的结构看，系在墓坑装配，实与后来木椁的构筑法近似。如简报中所报道，有的墓底用烧土、陶片砸成硬面，棺周铺炭渣，或为积石炭之滥觞。棺盖上覆麻类编织物，两侧垂至棺底，颇似商周时期的棺饰。棺内底板上铺麻类编织物，尸骨周身裹以不同颜色的平纹织物，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多层，从中也不难看到商周殓衾制度的渊源。至于在棺前高案置奠的习俗，则由此时历经商周汉晋，延续数千年。”[9]整个墓地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大型墓均使用木棺，棺内撒有红色朱砂，并且有鼍鼓、特磬、玉钺、石钺等大型礼器随葬；中型墓有部分使用木棺，有的棺内撒朱砂，但也有的墓不见板灰痕迹。小型墓则大多没有木质葬具[10]。另在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有棺墓，随葬品有玉璋、玉钺、玉璧等。可见，棺在出现的早期就已具备了礼的部分内涵，具有别贵贱、定等级的意义，在中原地区只有少数的大中型墓才可能拥有，一般的小型墓则基本不见。
所谓椁，就是棺外套的大棺。所以人们往往棺椁并称。棺的出现，同样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保护尸体的需要，不仅要有棺，而且棺之外还要层层套叠。棺外所套的大棺称为椁，棺内所嵌的小棺称为櫘，贴身之棺又称为榇。《说文》：“椁，葬有木椁也。从木郭，郭亦声。”“櫘，棺椟也。从木，慧声。”“榇，棺也。从木，亲声。”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椟，柜也，棺之小者，故谓之棺椟。”目前，这种在棺外套有椁的棺椁形式，在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尚未发现实例。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却发现有棺椁并存的现象。如在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M51不仅有木棺，而且在棺外还有“井”字形椁，为中华古代内棺外椁制度的祖型[11]。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属于夏代的木制棺椁葬具。如在位于二里头2号中心殿堂北部发现的一座大墓，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最大者[12]。这座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5.20-5.35米，南北宽4.25米，墓深6.10米。遗憾的是因早期被盗，墓内的遗物只剩下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陶龙头、一具装入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但从种种迹象表明，大墓是使用漆棺作为葬具的。在二里头发现的另外6座较大型的墓，有3座保存较好，均发现有朱漆棺残皮，墓底铺有朱砂，朱砂下面还铺有席子。其中一座在墓坑中还挖有棺室，棺室底部铺有朱砂[13]。不难看出，这些墓葬与其他中小型墓葬相比，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墓的主人当属奴隶主贵族。尤其是位于2号中心殿堂北部的大墓，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规模，都是其他墓葬望尘莫及的。
商代是普遍使用棺椁的时期。《礼记•檀弓上》载“殷人棺椁”，郑玄注：“殷人上梓”，是说殷人多用梓类木材造棺。在郑州商城发现的墓葬中，铜器墓多有棺椁的痕迹。如1955年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批商代墓中，有3座为铜器墓，均有棺椁痕，墓底铺有朱砂[14]。1956-1965年间在郑州铭功路一带发掘的4座铜器墓中，M146、M148、M2墓底均铺有一层朱砂，有棺椁痕[15]。1982年在郑州北二七路发现的3座铜器墓，其中1、2号墓墓底铺朱砂，有棺板灰痕迹[16]。
在安阳殷墟，我们发现棺椁已普遍使用于大中小型墓葬。在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在墓室中部有木椁，椁用整木做成，四周与墓壁中间用夯土填平，成为二层台，椁内有棺，棺木已无存[17]。殷墟妇好墓是一座大型的王室墓葬，为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葬。墓内有木椁，椁内有棺，棺表面有多层黑红相间的漆皮，漆皮上还有一层较粗的麻布，麻布外面又有一层薄绢。这座非常讲究的墓葬，可以作为商王室棺椁墓的代表[18]。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和小屯附近发现的大量的小型墓中，同样使用木棺葬具，只不过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与王陵内的大墓相比，差别悬殊。有一些墓是使用席子一类的编织物作为葬具。殷墟西区是一处族墓地，木棺都是长方匣形，两端大小高低相同。棺上一般涂有红、黄色漆，少数棺上有彩绘。除了一般的木棺葬外，有些墓葬还发现木棺外有椁，在棺椁上面常铺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的编织物覆盖。从以上考古资料分析，在商代后期棺椁的形制已经完备，并普遍使用于墓葬之中。
周代不仅因袭了商代的棺椁形制，以木制棺椁作为主要的葬具，而且在商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棺椁制度。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但关于具体的制度，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如《礼记•檀弓上》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而《庄子•杂篇•天子》则云：“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礼论》说：“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目前西周王陵尚未发现。周天子的墓葬是否使用四重棺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发现的诸侯王的墓葬来看，基本上是符合郑玄所注的棺椁制度。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M2001和M2009两座属于虢国国君的墓葬。其中M2001系一代国君虢季的墓葬，M2009据出土铜器铭文分析为国国君虢仲的墓葬。这两座墓葬均使用了重棺单椁[19]。如果依郑玄“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的注释，单棺为不重，一棺一椁为一重，两棺一椁为两重，可以理解为诸侯“二棺一椁”，大夫“一棺一椁”，“士单棺”，这样考古发现的虢国棺椁制度正符合《礼记》的记载。另外，在虢国墓地第一次发掘的 M1052号墓，据其内出土的“虢太子徒戈”，知其为太子墓，太子使用的是重椁单棺[20]，大体上亦符合“诸侯两重”的葬制。而发掘的M2011，是一座九鼎墓，墓中随葬的一件铜斧上铸有“太子车斧”铭文，同样是一座太子墓[21]，使用的是单棺单棺，与“诸侯两重”的葬制不合。
从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情况来看，应国墓地M1据出土的五鼎六簋的组合推测，属于大夫一级的墓葬，其所使用的葬具为单棺单棺[22]；M95是另一座应国贵族墓葬，同样为单棺单棺[23]。应国墓地是具有族坟墓特征的公墓区，葬具大多为单棺单棺，表明这里正是一处应国贵族的墓地。尽管还没有发现诸侯王的墓葬，但从大量的贵族墓来看，是符合西周的棺椁制度的。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反映在棺椁制度上，并不是全按照周礼来使用棺椁葬具。一般的大型墓，也就是在贵族墓中多出现两棺一椁的葬制。而在中小型墓葬中，多为一棺一椁或有棺无椁，这是中小贵族或平民阶层所普遍使用的葬具。仅极个别的中型墓内使用两棺一椁。如1983年在东周王城东墙外发掘的18座中小型东周墓葬，1座为两棺一椁，8座为单棺单棺，7座单棺无椁，另有一座洞室墓，内置单棺。其中的一座重棺单棺墓，是在椁室内并列两具棺木，为夫妻合葬墓。[24] 1975年在东周王城北墙外清理的一座春秋晚期墓，是一座与申伯氏或申之伯氏有关的贵族墓，使用的葬具为两棺一椁[25]。在淅川下寺发掘的楚国贵族墓地，其中的M1、M2、M3，均系楚国贵族的墓地，葬具都使用了两棺一椁。当然，在大量发掘的东周墓葬内，有棺无椁和无棺无椁的小型墓仍占绝大多数。
此外，在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土、砖代替木椁的新形式。在一些中小型墓内，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室墓，这种土洞，代替了木质的椁，或者不用横穴土洞，而用空心砖筑成椁室，以代替木椁。以土、砖代替木椁，是一种简省，从此创造出了另一种简便的墓葬制度。
从棺椁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棺椁从出现之初，就具有区别贵贱和等级的功能，从史前时期的对死者的特殊礼遇，到殷商时代在贵族阶层中普遍的使用，最后在周代在宗法制度下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社会演进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古代礼制从起源走向成熟的过程

3. 纺织历史

纺织业的历史

世界各个地区开始纺织生产的时间迟早不一，大约公元前5000年，世界各文明发祥地区都已就地取材开始了纺织生产。

如北非尼罗河流域居民利用亚麻纺织。

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居民利用葛、麻纺织，这个时期的原始纺纱工具纺专和原始织机零件已在中国河北、浙江等地区出现。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还保存了倚膝立地竖式纺织纺纱的古代工艺。

南亚印度河流域居民和南美印加帝国人民均已利用棉花纺织；小亚细亚地区已有羊毛纺织。

希腊保存的公元前550年的纺织品上，有用吊式纺专纺羊毛的古代手纺图像，

南美安第斯地区则把卧式纺专放在腿上纺纱。原始织机有悬挂式和平铺式两种，平铺式织机的两根轴用四根木桩固定于地面上，称地织机。

埃及出土公元前4000年的陶碟上绘有这种地织机的图像。还有一种织工用双脚抵经轴的平铺式织机，而把织轴缚于腰间者，是原始腰机。

秘鲁出土公元前200年的陶碗上绘有古老的原始腰机图像。悬挂式织机的经轴挂在上面，经纱靠自身重量或悬吊小锤自然下垂，依次织入纬纱。

北美奥杰布韦部落曾用这种织机编织麻袋，称竖织机。另有一种狭幅的织带机用方形或多边形综板开口，称综板织机。在埃及公元前900年、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公元前200年的遗物中都曾发现这种织机。

原始织机最初是直接用手指分开经线，后来改用棍子开口兼打纬。这种棍子逐渐演化，在形状、粗细和功能上有了区别，即有了综竿（或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的分工。综竿也由一根发展到数根或十数根，以适应织花纹的需要。

位置也从两组经纱之间移到经纱平面上方，绕于竿上的综环则下垂而逐一套在一组经纱的每一根上，形成吊综竿。这种吊综竿加上外框就是后来广泛使用的综框。

墨西哥格雷罗和北美洲西南普韦布洛地区的传统竖织机上还保存着这种早期样式的综框。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已使用矿物颜料着色，如中国山顶洞人和欧洲克罗马农人。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代着过色的织物。

印度在公元前2500年使用茜草和靛蓝；埃及在公元前2000年使用菘蓝和红花；秘鲁地区居民很早就掌握制取虫红染料的方法。

新石器时代的纺织产品主要是各种短纤维织物。如北非尼罗河流域的亚麻织物；南亚恒河、印度河流域的棉织物；南美华加普利安特地区的棉、

毛交织布和玛雅人织制的棉、剑麻交织布；里海、爱琴海沿岸和西亚两河流域的毛织物；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丝织物。

在这些织物上，有的用手绘花纹，有的用织纹构成简单图案，有的用刺绣。有人认为高加索地区的古代居民甚至已有了原始印花。

纺织业的现状

伴随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萎缩，给许多纺织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2008年，中国纺织业正遭受着近十年来最艰难的一年。

受美国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货币政策从紧、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影响，纺织行业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纺织行业生产企业陷入了生产经营困难的窘境，挣扎在亏损的边缘，企业纷纷倒闭，停产、半停产的更多。这些，已给纺织行业构成严峻挑战。

尽管纺织的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国家淘汰低层次产品和企业的决心没有改变。自主创新、节约成本，才是纺织行业走出困境的良方。

(3)麻布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纺织业将面临的问题：

环保政策常态化行业洗牌加速自2017年环保要求全面收严，2018年各类环保政策法规密集落地，2019年环保高压仍将持续，新一轮中央环保督查全面启动，环保常态化成为必然趋势。

2019年1月1日，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同日，号称为“史上最严”，

在治理防治污染方面做出了诸多“令人乍舌”的严格规定的《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也开始施行。环保政策压力下，“散乱污”企业将进一步淘汰。

近些年，东南亚(其中尤以越南和孟加拉)纺织服装业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欧美客商的青睐，部分来自欧美市场的订单转向东南亚。

在产能过剩和国内环保政策的压力下，中国部分纺织企业纷纷转战东南亚一带。但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当地工人文化低、纪律散、工作效率低下，员工技术培训成本高，

工资薪资涨幅过快，政府营商环境不佳，行业开放水平还有待提高等问题不少，且对纺织企业来说，东南亚转移成本也是不小的负担，同样的还有东南亚局势安全问题。

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发展迅速，给当地的就业人员提供了很多岗位，工人们可以就近在家乡就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江浙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工人的观念由工资多少转向了是否有休息时间，以前在工厂都会为了讨个好彩头，初八复工。可是如今工人复工时间越来越晚，正常生产一般都要到正月十五左右了。

对于很多纺织老板来说，2019年用工或将是一个大难问题。另一方面，面对纺织行业人力成本攀升，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纺织行业的窘境。

4. 夏布的历史渊源

《诗经》：“东门之地，可以沤苎。”说明周代已经以自然发酵方法加工麻料。《周礼地官司徒下篇》：“凡葛征徽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郑玄注：“草贡山泽顷之属可缉绩者。”苎麻列于被徵之例。《史记.越世家》：越王勾践为雪会稽之耻， “身自耕作，夫人自织”， 《越强书》：“葛麻山者，勾践点，种葛麻” “葛麻山之首无草木”，“种麻以为弓弦”。越女织葛麻布“弱于罗兮轻霏霏” 献吴王。《淮南子·原道训》：“于越生葛桸、紵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缩根地中，至春日生，不岁种也”。“不岁种也”苎麻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不需每年重新栽种。
三国已经认识了苎麻特性，有了种麻经验。三国时吴国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书中记苎麻“缩根地中，至春日生，不岁种也”。不岁种也，是说苎麻的是多年生草木植物，不需要每年重新栽种。这时苎麻的特性就已为人们所认识，积累了种麻经验。
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杂诗》云：“御冬足大布，粗细以应阳。”意思是冬天有粗布衣服御寒就满足了，夏天有粗布衣就可以遮遮太阳。冬天粗夏布衣服可以御寒，夏天细夏布衣服可以散热。可见早在东晋就有夏布生产。
南北朝“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说明当时的手工麻纺织业较为发达，技术也较为先进。唐代时，夏布既刚又柔、色泽诱人，“嫩白匀净，通行四方，商贾幅辏”。被列为贡品。
南北朝的南朝，江西的手工业取得更大的进步，桑麻纺织业得发展。麻纺织技术也很先进，“亦有夜浣纱而且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唐宋以来，江西是全国重要和苎麻产地，品种资源十分丰富。纺织品以麻、葛为主，夏布生产很发达。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江西进贡朝廷精品苎布的有袁州、筠州等五处。其时，宜丰等地的白苎布不仅数量大，且质量好，誉满京华。宋代文学家黄庭坚《上大蒙笼》诗云：“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宋代黄庭坚《上大蒙笼》诗：“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 “无土不生，其种植有撒子、分头两法，色有青黄两样。”《明太祖实录》：“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罚。”不种的每年要罚交麻布一匹。清代黄原裕《种苎麻法》：“豫章织绩苎布工细甲天下”。 据史载“古者先布以苎始，棉花至无始入中国，古者无是也。所为布，皆是苎，上自端冕，下讫草服。”说明苎麻自古以来就是广大人民主要衣着原料。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苎麻）“无土不生，其种植有撒子、分头两法，色有青黄两样。”明清时期，苎麻的种植已遍及江西各府县广大农村，夏布产量增多，质量精良，逐渐形成了万载、宜黄、宜丰等夏布生产和贸易中心，产品远销国内外。
苎麻耕作简便、产量高、效益好。每年于五、七、十月收剥三次。五月收的春麻质量最佳，可织精细嫩白夏布。十月收的秋麻质量较差，只能织粗夏布。
民国年间，夏布、苎麻生产，不断增长。据宜春、宜丰各地文献统计：民国23年种苎11525亩，总产4909担；民国26年种苎12800亩（宜丰50亩），总产15649担，民国30年总产16600担。

5. 关于纺织的历史

中国纺织历史： 中国纺织历史起于何时,今无定论。从考古实物看，早在距今6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纺轮一类的纺织工具。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和甘肃永靖商代遗址出土的麻布实物，其细密均匀的程度，完全可与现代细麻布相比。由此可知，那时的纺造技术以处于成熟阶段。我国最早的纺织品所采用的原料主要是麻（指大麻和苎麻）、葛纤维。大麻和苎麻都是优良的纺织原料，我国是大麻和苎麻的原产地，所以国际上又将大麻称为“汉麻”，将苎麻称为“中国草”，其中用苎麻织成的夏布，洁白清爽，清凉吸汗，很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大约在春秋战国之前，以出现多综提花技术，能够织造出几何花纹纺织物。湖南长沙战国墓出土的一块平纺织物，每厘米经纬纱分别为28根和24根，其细密程度甚至超过了现在的细布。秦、汉时期，古人在纺织实践中不断创新，将提综改为脚踏，利用多根踏杆提沉多片综框，这种能织出复杂花纹的织机，被称为“多综多蹑花机”。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纹样精美，组织复杂，色彩丰富的丝织物，大多出自这种织机。
唐、宋之后，有关织造工艺的文献传世很多，这些著作不仅对织机的构造、操作程序纪录得十分详尽，而且多附有图示，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纺织情况提供了详细依据。元代的黄道婆被称为我国纺织业的革新家。元贞年间，她把崖州（今海南岛）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一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纺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6. 葛步和麻布的历史哪个更早

麻布相对早些。其实相差无几：葛布主要在山区，麻布主要在平原。

7. 瓷器的麻布底现在还有吗流程和发展史说说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麻布印实际上就是古代草席纹的传承，因为制作陶瓷，需要将坯泥进行加工、盘筑或者是堆砌，为了防止粘连，通便都要衬以草席或者是麻布等。

8. 麻面料的历史，麻料的优势、缺点，还有什么麻料

常见的有苎麻、亚麻、黄麻、洋麻、大麻、苘麻，
优点：透气，有独特凉爽感，出汗不粘身版; 色泽鲜艳，有较好的权天然光泽，不易褪色，不易缩水;导热、吸湿比棉织物大，对酸碱反应不敏感，抗霉菌，不易受潮发霉;抗蛀，抗霉菌较好
缺点：手感粗糙，穿着不滑爽舒适，易起皱，悬垂性差;麻纤维钢硬，抱合力差。
历史：麻纤维是人类最早用来做衣着的纺织原料。埃及人利用亚麻纤维已有8000年的历史，墓穴中的埃及木乃伊的裹尸布长达900多米。亚麻从埃及逐步传入欧洲,使欧洲成为亚麻布的重要产地。 中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知采用苎麻作为纺织原料。浙江省吴兴钱出漾出土文物中发现的苎麻织物残片是公元前2700年前的遗物。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有精细的苎麻布。在苎麻织物之前，中国更早就用葛和大麻织制服用布。《诗经》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苎”的诗句。用苎麻绩织的夏布是中国传统的优良布料。

9. 麻布使用于什么朝代

表1江西贵溪崖墓出土麻布年代及特征

序号 年代 品名 织物
组织 织物密度 经纬宽度版 拈向
经结 纬结 经线权 纬线 Z S
1 春秋 土黄苎布 平纹 14 12 0.6-0.8 0.6-0.9 经Z结 纬无拈
2 春秋 黄褐麻布 平纹 12 8 0.8-1.2 0.7-1.4 经Z结 纬无拈
3 战国 深棕苎布 平纹 8 12-14 0.4-0.5 0.6-0.8 经Z结 纬无拈
4 战国 浅棕麻布 平纹 10 14（双板） 0.3-0.4 0.4-0.5 经Z结 纬无拈

10. 麻将的由来和历史

麻将在明末清初马吊牌盛行的同时，由马吊牌又派生出一种叫“纸牌”的戏娱用具。纸牌开始共有60张。斗纸牌时，四人各先取十张，以后再依次取牌、打牌。

一家打出牌，两家乃至三家同时告知，以得牌在先者为胜。这些牌目及玩法就很像今天的麻将牌了。这种牌戏在玩的过程中始终默不作声，所以又叫默和牌。

方麻将每副136张牌。南方麻将一般为144张牌，添加了春、夏、秋、冬，与梅、竹、兰、菊八张花牌。也有一些地方的麻将，另再加上聚宝盆、财神、老鼠、猫各1张牌，与百搭4张牌，总计为152张牌。

(10)麻布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玩法过程：

1、洗牌：把牌全反扣过来，使牌面朝下。玩家双手搓动牌，使牌均匀而无序地运动，称为“洗牌”。

2、码牌：洗均匀之后，每人码36张牌，两张牌上下摞在一起为一墩，各自为18墩，并码成牌墙摆在自己门前，四人牌墙左右相接成正方形。

3、开牌：国标麻将中，庄家掷骰，两颗骰子的总和所得的点数就是开牌的基数。以庄家为第一位，按逆时针方向顺序点数，数到点数的位置为开牌的牌墙。从右向左依次数到与点数相同的那一墩，由庄家开始抓下两墩牌，下一家再按顺时针方向顺序抓牌，直到每个人抓3次共12张牌，再由庄家跳牌（隔一墩）抓上层两牌，其他人依次各抓一张。庄家共有14张牌，其他人各有13张牌。

4、理牌、审牌、补花：分类整理手中的牌，整齐排列，审视牌势。如手中有花牌，首先由庄家补花，即是从牌墙的尾端取一张牌。另外三家依次逐一补花，若补回来的是花牌，则待该轮完结后再补。

5、行牌：行牌即是打牌进行过程。由庄家打出第一张牌开始，此过程包括抓牌、出牌、吃牌、碰牌、开杠（明杠、暗杠）、补直至和牌或荒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