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

㈠ 中国革命道路的现实意义

1．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这种特殊的发展规律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准确的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上。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各国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应当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决定。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说：“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乡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了启迪作用。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982年9月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㈡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意义

1、中国革命新道路是中国长期革命战争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指明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2、中国革命新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中国国情出发，开辟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它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一结合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

3、中国革命新道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得来的,带有强烈的求实、实践精神和敢于冲破理论禁区、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于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功探索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以及启迪意义。

(2)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的基本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与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的存在，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全国革命形式的继续发展，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与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主观条件。

㈢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内容和历史意义是什么

1．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这种特殊的发展规律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准确的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上。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各国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应当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决定。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6]。”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以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泽东说：“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3]。”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乡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了启迪作用。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7]。”1982年9月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1984年10月，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8]。”

㈣ 如何理解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历史意义：推动历史前进，助力现代中国的形成。
现代价值：对于现代人立身取向有借鉴价值，对于把握国家命运有启示价值。

㈤ 中国道路的国际意义和影响

（一）
“这是亚洲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刻。”
1949年10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第四版刊登了驻香港记者关于新中国成立的报道。
今天，生机勃勃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65岁华诞，国际舆论以更加轻松的笔调讲述着中国故事。
韩联社写道，因为有中秋节和国庆节假期，秋天访韩中国游客有望大增，韩国化妆品和免税店股价大幅上涨，中国游客青睐的电饭锅和幼儿用品生产企业股价也在上涨。路透社文章称，随着中国国庆长假临近，9月份中国黄金进口量增加，整个国际黄金市场正在紧密关注。
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总有一天会改变面貌，想必这并未超出《泰晤士报》那位记者的想象力。不过，这位前辈可曾料到，有朝一日中国的国庆节将给世界各大媒体的经济报道供料？
21世纪的中国故事又何止于经济话题。

“儒家文化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他们对自然、文化、家庭、政治制度、社会秩序的理解。这个过程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更加繁荣，中国人民更加团结，社会共识更多。”
（二）
向前走的人们，不应忘记曾经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过去。
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了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美国记者斯诺曾长期在旧中国考察，他在书中真实记载了当时中国大饥荒的景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人口众多，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充满英雄气概的政党。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庄严宣告：“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2009年，澳大利亚《世纪报》写道：10月1日的“生日派对”就是一首对现代中国从饱受战争折磨和一贫如洗的起点长途跋涉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颂歌。
一年后，法国主流经济报纸《论坛报》在社论版就以一条醒目的红色中国龙为题花，以“中国改变了什么”为主题开辟中国经济专栏。接受专访的29位经济界精英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快节奏的国家崛起，这一独一无二、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崛起正在并将继续冲击这个时代。
有西方学者做过计算，2011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1.3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相当于每12周半创造出一个希腊的经济总量，每一年创造出一个西班牙的经济总量。
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4.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第一大国，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10多天前，阿里巴巴在世界金融之都纽约成功上市，以2314亿美元市值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值互联网公司。美国《时代周刊》惊呼，“你的下一份工作没准就在中国”。
历史上有哪个人口大国，像中国这样迅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给全世界各国，尤其是给那些曾经惨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掠夺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带来如此丰厚的发展红利呢？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看来，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将以一种当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继续，而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沉淀将为其提供牢固的基石……随着中国在21世纪持续向前发展，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中国同时也在回归自己的传统。
英国著名史学家弗格森在被一幅幅中国图景震惊的同时，也清晰地感觉到，西方主宰了500年的这段历史，正接近尾声。
搭乘快速行进的中国列车，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与一个正在重新寻找辉煌的伟大文明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密切互动。越来越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将视线超越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超越中国一年生产了多少亿双鞋子这样一些具体数据，探求中国故事背后的发展道路、动力源泉和制度安排，展望中国故事将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怎样的贡献。
（三）
为什么中国发展壮大起来了，而有的国家却乱了、散了或者衰落了？是纯粹偶然因素作用，还是必然的结果？
寻找其中答案，关键要看道路问题。古今中外，由于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道路问题从来都是决定国运兴衰第一位的问题，道路选择牵系一个国家的命运。
很多人认为，当今世界最应被深入研究的国家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目共睹，从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开中华民族奋斗历程崭新一页，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再到2014年改革开局之年中国各领域呈现的新常态，中国共产党率领13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有目共睹，中国选择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为走上了这条道路，中国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甚至有外国知名学者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为题著述。有书评就此指出，书名使用“当”而非“如果”，说明作者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必然。
为什么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道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
显然，无论情愿与否，外界观察者都已经不可能回避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正确性、必然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选择正确的道路，关系根本、牵动全局。因而只有聚焦“道路”，人们才能真正把握解密中国奇迹之门的那把钥匙。
（四）
加纳前总统罗林斯曾将自己的办公地设在一座紧挨大西洋的石堡。这座石堡在历史上被欧洲人用于运送奴隶，罗林斯选择此地是为了永不忘记“屈辱的历史”，带领国家奋发图强。
然而，这样一位心怀梦想的领导人也曾有过疑虑：“我们的民众似乎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
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赶超？这个命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挑战。而罗林斯所言“理性精神”，正是后发国家在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时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发展中国家的探索不是在历史的真空中进行。经济全球化逐步改变了世界图景，但是整个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却还是被西方国家牢牢握在手中。尽管昔日殖民主义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但是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西方国家又怎会心甘情愿将优势地位拱手让人？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这句名言讲得很坦率。
回顾整个二战后世界史，西方国家按照自己意愿改造世界的行动贯穿始终。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首先要面对如何处理来自西方的“万能药方”问题。
几年前，一家非洲电视台的民调显示，该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而该国议会反复讨论的“中心议题”却是只有不到2%的人所关心的“宪政改革”。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任何一个国家的道路，都应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无本之木岂有长生挺茂之理。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到头来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会因水土不服而生出祸端。
（五）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的事情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中国从自身历史中得到的深刻领悟。
近代以来，急于救国的中国人尝试了各种主义和思潮，却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最终，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启振兴中华的征程。
改革开放前夕，刚刚从“文革”十年动乱中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一个依旧吃不饱饭的落后大国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确道路，成为摆在当时所有中国人面前的时代命题。
苦苦求索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指望完全依靠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梦想，没有去拄着别人的拐棍走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经过不懈探索和大胆实践，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作用，以改善老百姓生活为政府首要目标，渐进实施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基于国情世情、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带来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人民福祉，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必将引领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六）
如果以西方国家近几年走过的“动荡岁月”作为参照系，中国的稳步前行就更显珍贵。
本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法利德·扎卡利亚热衷于向读者宣告，美国享有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见过的“全方位单极地位”优势。仅仅十年之后，他就将视线转向“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其余国家的崛起”。促成扎卡利亚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不只是“其余国家的崛起”，也源于西方世界自身体制机制弊端的集中暴露。
首先，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导致选举前后两重天，民主已被“格式化”。
当代西方著名理论家罗伯特·道尔认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偏好持续的回应性。”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一人一票的膜拜已经取代了对于民意的真正尊重。
在福利制度上已经高枕无忧躺了几十年的欧洲，终于有人担忧“历届政府只管点菜不管埋单”的问题。政治家受困于选票，无力推行真正有利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哈贝马斯被认为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欧债危机不断蔓延之际，这位年过八旬的哲学家挺身而出，猛烈抨击欧洲政客和官僚“毫无信念”，只是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而欧洲的民众却变成了无力的旁观者。
英国自民党在上届大选之前信誓旦旦，许诺削减甚至免除英国高等教育学费，但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后，却迫于财政压力一再食言。英国民意机构调查显示，只有18%的英国民众相信政客所说的话，而随着政客逃税、欺诈行为的增加，59%的民众质疑政客的道德水准。
近几年来，“占领运动”在西方世界刮起旋风，表明汹涌的民意正在寻找选举机器以外的有效表达。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斯特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
其次，盲目追求选票，导致政治与金钱的结盟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富豪借非营利组织捐献“黑金”操控政治，2010到2012年选举周期中，“黑金”数额高达3.1亿美元。而今年的中期选举，相关开支更是有可能达到10亿美元。就连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贝内特都表示，广告数量如此庞大，加上选民不知道谁为广告埋单，可能会导致选民在选举日之前，就丧失了投票欲望。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莱辛格把专著《失落的共和》的副标题定为“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更进一步，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了“1%所有、1%治理、1%享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
再次，党争纷沓、相互倾轧导致整个政坛相互掣肘、内耗严重。
今年早先时候，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美国走红，使用者通过扫描商品的条码就能从程序中得知该产品生产商的政治倾向。结果显示，桂格燕麦公司平均78.5%的钱投给了共和党，星巴克公司80.75%的钱给了民主党。
该款软件走红无疑反映了美国社会政治“极化”之风愈吹愈烈的苦涩现实。事实上，早在该应用程序问世前，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拉斯·范戈尔德已经做出预测称，按照美国两极分化的速度，两党人士不久就会要求消费品反映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将会有“共和党”牌牙膏和“民主党”牌牙膏。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曼看来，始自国会山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已经蔓延到民众中，而民众的政治极化又会反作用于国会，固化两党分歧，这种从上到下向两极偏离的趋势会在美国社会内部催生彼此之间不能理解、无法交流的“部落文化”，给美国的政治体制造成巨大负面效应。
政党极化同“制衡体制”两相叠加，又进一步弱化国家能力。从财政悬崖到政府关门，再到本届国会被评为“最低效国会”，华盛顿频频上演政治闹剧。
难怪西方政治学界近来流行“有否决权的玩家”理论。事实表明，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多，就没法做决策，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情况随之出现。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西方民主还真是个问题”，这种观感早已不仅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个人判断。难以找到解决自身弊端的勇气与智慧，西方又怎能继续在自封的神位上安坐？
（七）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曾经说过：“有准备的人遇到机会，幸运就会降临。”
没有人相信“持续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运气的随机现象”。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长期承诺，这个承诺需要以耐心、坚持和现实主义来实现”。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分析了中国成功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长远目标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优先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据报道，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参加上海磁悬浮列车的启用仪式时，媒体问他为什么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列车，最终由中国而不是德国购买并投入使用。施罗德答道：“因为德国修建这样的项目有太多争议……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顾及。”意大利著名学者纳波利奥尼评论说，中国则不同，中国由政府决策，如果有需要，那么就修建。在中国，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
美国学者斯蒂芬·李柏在《红色警报》一书中指出：“中国领导层能够制定长远的国家发展规划，并按部就班地把计划付诸实施，这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前驻华首席记者齐迈克曾感慨地说，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把英国和美国在工业革命时期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使命完成了，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就应当“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这样劝诫西方世界：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再加上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
美国学者傅高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中国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做得不错。虽然中国的做法不能完全照搬，但也有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
（八）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打破照搬照抄的冲动，从实际出发探寻自己的道路，这是智者的选择。在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
对世界而言，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功无疑是振奋人心的。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大国崛起给世界创造无限发展机遇，而且充分证明了一个道理：各国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所谓“终极模式”根本就不存在。
出自加纳前总统罗林斯的一段话，恰是对中国启示的精辟阐释：“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永远不及的智慧。”
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其理不可以一概。天下将兴，其积必有其源。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中国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中国信心，根深源远，坚定不移。
中国道路，承载梦想，走向辉煌。

㈥ 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意义

1．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这种特殊的发展规律根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准确的把握和认识的基础上.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各国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应当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决定.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毛泽东说：“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乡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4．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理论,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了启迪作用.毛泽东指出：“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1982年9月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

㈦ 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然而中国道路成就了中国崛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发展模式的成功突破，正在并将继续改变西方发展模式主导全球发展的垄断局面。各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共存、竞争的多元化时代已经到来。
如果说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终结了“我们将要埋葬你们”这种赫鲁晓夫式的机械的历史决定论；那么现时代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则打破了西方发展模式被视为“普世模式”的神话，意味着弗兰西斯·福山宣称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终结。
中国崛起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观为指导来评估中国道路或模式的世界意义。对此，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不能剥离中国道路的特定内涵。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一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评估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正确方法应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必须正确解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中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成功的必然性，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则为这些方面的解读提供了明确指导。
中国道路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道路形成和展开的基本依据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个阶段则是中国经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的各个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这样“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延续。第二，集中地体现在中国道路具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内涵。现代化在当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统一的内涵，即现代化就是指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生产力、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并推动着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都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统一性的这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世界历史进程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中国道路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寻规律并按照规律办事的结果。
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性体现了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多样化的形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而多样性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个别性、具体性和偶然性。中国道路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多样性的一个样本，也就是说，中国道路只是当今世界各国众多发展道路中的一种。与其他各种道路相比较，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内涵，它形成和展开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有自己的特点。多样性展现的是各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所以就此而言，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任何道路或模式都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才能获得成功。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反对照抄照搬其他任何发展模式，同时也不谋求输出中国道路或模式，不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经验；同样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西方发展模式的确是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经验总结，但它只是当代世界多样化发展模式中的一种，不能作为普世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㈧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内容和历史意义

一）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
八七会议以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的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1930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五）随着革命心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而决定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之间相互勾结，力量强大，占据着我国发达的大城市，手中掌握政权和财富以及庞大的反动军队。而另一方面，我们的革命队伍相对还比较弱小，主要力量是工人和农民，手中没有政权，也没有足够的武装与反动派进行斗争，这些就决定我们不能像苏联的十月革命那样以城市暴动的方式来夺取政权，必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道路。走上这条道路之后，我们就避开了敌人统治集中的城市，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依靠当地环境和广大人民群众，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
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在于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此摆脱了反动敌人的镇压，寻找到了能够与敌人抗衡的方法，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