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变化与发展

⑴ 人类的历史时代演变过程。

（1）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14—16世纪）
①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A、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发展
（生产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B、具体因素：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迅速发
展（产生萌芽地区的）国内外市场的逐步形成
②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语）
③商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巨大作用，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农村的自然经济。
④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掠夺
A、根源：15世纪欧洲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B、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和意义：引起了两个“革命”
C、早期殖民掠夺：葡萄牙、西班牙最早从事殖民征服；掠夺到的巨额资金转移到欧洲其他国家（本质作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葡、西没有因这些财富而较早地发展起资本主义。

（2）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17世纪初—19世纪初）
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走 向瓦解是这时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发展趋势。
①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阶段
许多近代资本主义必有的特点还没有具备。商人以及一些大资本家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通常被称为大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在这一阶段也还没有最后形成。在资产阶级中间起主导作用的是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相联系的商业资产阶级，工人还没有形成为近代的产业无产阶级。
②资本主义发展早期（16—18世纪）比较盛行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
③这一时期欧洲经济发展状况：
葡萄牙、西班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
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它的对外贸易远较工业占优势，“海上马车夫”，这一特点以后就成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弱点。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取代了荷兰在西欧的经济地位和海上霸权。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18世纪成为欧洲大陆最发达的国家（农业占统治地位，工商业发达）；拿破仑时期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俄国在17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但发展极其缓慢，其水平也较低，有很深的农奴制的烙印，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④这一时期，由于受手工业工场生产能力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充分，远远未对封建自然经济形成优势。反映在政治领域，这一时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很少；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曲折、反复；资本主义制度远未健全和完善。

（3）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19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先进国家普遍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经济战胜封建自然经济，确立了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造成这种根本性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从物质上大大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力量；法国大革命创立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立国原则及革命留下的战斗精神，从政治思想上壮大了资本主义的力量。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后果，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工业革命的开始、扩展、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
②这个时期以工业革命为开端，迈出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步，
（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演变）工业革命的完成，机器大工业的建立，使资本主义力量迅速超过了封建主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都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
③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在政治领域导致了三股进步历史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者称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大倾向。

（4）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从蒸汽机时代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飞跃式的大发展，垄断经济形成，资本主义正在进入成熟的阶段，即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东方则没有成熟到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程度，因而在大约3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基本没有发生过革命，资本主义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
①第二次工业革命（内容、特点、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在联系）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社会生产力方面；社会生产关系方面
②垄断和垄断组织的出现：（评价）
垄断的出现，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垄断组织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
③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基本定型：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手段，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一种经济模式。
④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有巨大的发展，这些国家在20世纪初都先后成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加了。
美国和德国更多地采用新技术、新设备，工业生产集中程度较高，垄断经济发达，再加上其他有利的条件，经济发展步伐最快，后来居上，超过英国和法国，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
英国和法国由于技术设备落后，资本大量输出，过早地偏离了工业经济发展为主的道路，走向资本输出为主的道路，经济发展缓慢下来，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工业生产下降为世界第三和第四位。
日本通过对内大力发展工商业，扶植垄断经济，对外极力进行侵略扩张，开拓市场，掠夺资源，攫取巨额战争赔款等措施和手段，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强国。
相对而言，俄国在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束缚，仍远远落后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⑤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经济上飞跃式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整个世界被瓜分完毕。同时，这种跳跃式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改变了它们之间力量的对比，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新矛盾，形成了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加紧争夺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的局势，最终导致了两大军事侵略集团的对峙和一战的爆发。

（5）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经济（20世纪20、30年代）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波动很大，繁荣与危机、动荡与稳定、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多种现象同时并存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经济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战一方面给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造成这些国家政局的动荡，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激化，特别是生产与销售的矛盾直接导致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①“一战”后，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
“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除美国、日本经济实力增长外，无论是战败国德国，还是 战胜国英国、法国在经济上都是一片衰败和混乱。
英国债务剧增，工商业衰退；法国由战前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战败的德国经济恶化尤为严重。
美国和日本是大战的受益者。美国在大战中发了横财。战后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20年代进入了“柯立芝繁荣”时代；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由债务国变为了债权国。
②20年代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略）；资本主义国家在1924年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日本经济的脆弱性）
③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同时一定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潜在的经济问题和自由放任政策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都加强了国家的干预政策。但干预的具体措施和特点却有所不同。一种是在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的国家干预，另外一种干预则偏离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轨道，走上了法西斯统治经济的轨道，是一种不正常的发展道路。
罗斯福新政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功尝试，为二战后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模式。

（6）“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20世纪40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时期，无论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过程中所占的地位，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由美国独霸向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趋势。造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
①“二战”后西欧各国经济的发展
“二战”后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A．1945—50年代初为恢复时期，西欧各国凭着原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工业生产到50年代初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
B．50年代初—1973年是持续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欧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C．1974—1982年是经济“滞胀”时期
D．1982—9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又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
E．90年代初至今，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温和衰退和缓慢回升时期
②对于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
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强，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由美国称霸、欧洲日本依附，转化为以美国为主的美、日、西欧三足鼎立；西方经济不平衡发展增强的同时，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趋势也有新的发展。
另外，这一时期由于第三世界兴起，资本主义原有的世界市场逐步解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变换方式，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⑵ 汉字的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

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因为文字是用钢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1)形体不固定。(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3)，笔画细而硬，多用方笔，圆笔很少，是“方块字”的原型。
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因为周代的文化比殷代的文化繁荣得多，典籍文物极为丰富，所以金文(1)曲笔较多，线条粗而自然，字形趋向工整。(2)金文一般都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刻不好还可以修改，所以字形显得浑厚质朴，不过到周朝末年便趋向流利秀拔。(3)字体多不固定，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
大篆：所谓“篆书”，其实就是“椽书”，也就是“官书”。战国时期大篆的特点：1．线条化达到了完成的程度。2．结构比较整齐。3．同一个器物上的异体字几乎没有。4．笔画较繁，书写不够方便。
小篆：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于是统一文字，并普遍使用小篆，其特点较大篆：(1)形变；2)伪变；(3)省变；在以上这三种变化方式中以省变为主，这是符合汉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规律的。
隶书：隶书是由草篆（民间使用的篆书）演变而成。汉隶较之篆书，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而后就叫做“今”。
楷书：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

总的演变流程是由象形变为符号，由繁杂变为简单，有多形变为单形。

⑶ 文化变迁的发展历程

从人类学诞生以来，各个学派都讲社会文化变迁。 早期进化学派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认为人类文化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形成一个发展顺序。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当然重建人类的过去也是为了了解如今的情况，但他们不大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
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但是，他们忽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对文化变迁的过程或传播时间顺序的解释就缺乏说服力。
功能学派虽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讲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讲它的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才能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马林诺夫斯基写了《文化变迁的动力》，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
美国历史学家博厄斯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认为这种特殊性—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内部发展，另—方面取决于外部的影响。这既考虑到独立发明，也考虑到传播的作用。他们强调传播，也反对极端传播论。早在1920年博厄斯便指出美国学者开始对文化变迁的动态现象感兴趣，1932年在《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一文中说，“人类学必须研究文化现象的相互依赖，必须通过对现存社会的研究取得资料”，“我们不仅要知道现存社会的动力，还要知道它们如何变成这样”，他认为应研究不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影响。研究文化的涵化，只研究文化分布不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则不完全，“总之，我们试图开展的方法建立在现时可以观察得到的社会动态变化的研究上。他强调要作详尽的描述性的民族学调查，虽因其忽视理论的倾向而受到批评，但细致的调查可以使研究者从中观察到文化变迁的过程。
赫斯科维茨等从30 年代开始便把文化变迁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美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赫斯科维茨说文化的变迁的研究起源于美国历史学派。与此同时，英国人类学家着重研究殖民地土著居民与白人文化接触所引起的变迁。二次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促使人类学家更多地研究文化变迁。文化变迁研究仍然是研究的热门课题。
巴尼特(H．G．Barnett)的《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1953年被认为是研究文化变迁的基本著作。他得出了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的结论，指出“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新是一种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仅存于心理组织中，而有些则有明显的和有形表现形式。”。创新包括进化、发明和发现、传播或借用。
进化、发明、发现、传播或借用，是文化变迁的过程或途径。进化是社会内部发展引起的，如生产技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社会组织由简单发展到复杂。文化的进化自然地引起文化变迁，进化的过程就是变迁的过程。发现是使某些已存在的过去不为人所了解的事物变得为人所知。发明是对先前的材料、条件进行新的综合，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有些发现和发明是无意识的、偶然的，如古人发现用火烧陶土可使之坚硬从而发明制陶；有些发现和发明是有意识的革新，如纺纱机、蒸汽机的发明。当社会接受了发现和发明并有规律地加以运用时就引起文化变迁，比如欧洲工业革命、当代的科技革命。发现和发明可以在—个社会内部产生，也可以在外部产生而被—个社会所接受。传播是文化变迁过程的重要内容，创新的普遍形式。早期进化论者不仅强调发明和发现。也指出了传播的作用，摩尔根说“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泰勒也讲“文化的传播法则”。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不同文化接触产生的文化变迁则由于传播。他甚至把借用看作与其他的文化创新形式一样具有创造性。
传播和借用有几个特点：
1．传播是一选择的过程 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被接受或抗拒，视其对接受—方的效用和适应性而异。传播的速度各不相同，A.M．罗杰斯等认为，对某一特定的 创新所采用的速度，决定于创新在接受一方文化中的相对优越性、适应性、复杂性、可行性和可鉴性。即新的文化特质与旧特质 相比的优越程度，与现存的价值观念、经验和需要的适应程度，被 理解和应用的难易程度，能够进行试验的范围大小，其结果的可 见程度等。
2、 传播是互相的、双向进行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相接触，文化的传播一般是相互的、双向进行的，他们选择地互相采纳对方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
3、 文化传播的范围或借用的程度决定于两个民族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
4．相似文化的群体容易相互适应和借用量大具有相似文化的群体，由于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比较容易互相适应，文化的互相借用数量大。
5． 重新解释(Reinterpretation) 指接受的一方对新引进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6．变迁的主要原因 人类学家们对于哪一个领域更易于引起变迁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技术先于意识形态；一说意识形态更为根本；米德等则认为越早学到的东西越难改变。第二种观点以L.A.怀特为代表，认为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技术系统引起社会系统的变化。而技术社会系统又引起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这个看法符合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7、文化系统的变迁 文化系统中其一部分的变迁，引起其他部分的相应变迁，巴尼特称为连锁反应效应。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一个部分发生变迁，必然引起整体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最先改变的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⑷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
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
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
(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
(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
(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
(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

⑸ 历史发展习俗的变迁

中国人把过春节称为过年，“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普通的一副对联，说透了岁时节令的最根本转折变化。年，不仅标志着自然气候的变化节点，更是成了人的生命节点的象征，千百年来，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聚合力量和形象体现的一个民俗节庆，无论在文化精神层面，还是文化表象层面，或是文化经济层面，都蕴含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历史意义。
春节是一个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巨著，又是最具活力的创新节日，除旧布新是春节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春联里最常看到的就是“万象更新”“辞旧迎新”等充满活力的词句。穿新衣、添新岁、纳新福，以全新的姿态去面对新生活，开启新纪元，创造新业绩，成为春节励志的核心意义。春节能成为老百姓永远的期待和追寻，核心就是它所承载的对新希望、新生活、新成就的文化基因，它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创新价值。
春节的传承与发展，首先是它对自然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春节文化的弘扬，最核心的就是认识和总结春节形成的生态学意义、春节发展的社会学意义和春节充满活力的经济学意义。如何有效聚合春节最活跃的市场要素，形成春节产业文化体系和运行平台，使散落在各地的碎片化春节市场、低端化春节产业、地域化交易制约和时效性市场短板得到提升和解决，让春节经济既具有体现中华民族性格的张扬与传承，又能够成为中国文化成为国际化人文语汇的重要主题，最终以经济为载体，走向全人类的生活~

⑹ 我很想知道中国每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和发展情况。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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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中国近代”的概念严格说来，“近代”这个词，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指称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使用上很不统一。一般而言，就欧美目前来说，是把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近代”的开始。所以世界历史是把最早的资 产阶级革命爆发（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标志。但中国情况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我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端，并不是由于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的封建生关系的程度，因而导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而主要是由于外来的侵略。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把中国推到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封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个社会虽然后来也产生了资产阶级，也曾有过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阶段，但是难以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资 本主义社会。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它约略地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这样说来，就是把半殖民半封建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当然，国外有的历史研究者不这样看，他们把中国近代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建立的时候，一方面强调与西欧历史分期的对应性，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着眼中国社会的特点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阶段作为中国近代。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那么是不是应该把整个这一时期都算作“中国近代”史呢？从科学意义上讲，应该是这样。这一观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提出（例如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就明确表示赞同中国近代史的断限从1840年起到1949年9月止的意见）后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到现在看来，应该说得到了基本公认。但是从教学习惯上，一般还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这段历史划开，前半段作为“中国近代史”。后半段归入“中国现代史”。也就是说，只把旧民主主义阶级归入“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归入中国现代史。虽说这两个阶段确有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革命领导力量不同），但社会性质并没有变，都应划在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较，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它的历史变化非常迅速和剧烈中国古代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丰富，但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也就是生产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看，应该说是处于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变化非常缓慢，外国一些学者对此大感惊异不解。例如：大文豪雨果感叹“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而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曾这么说：“中国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与闻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当时德国还有学者说：“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它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朗克（1795-1886）的说法更典型：“中国人民永远静止的人民”（见《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18-119）当然，这种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偏见，但确也反映出，与外国古代历史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变化较小。中国近代历史就不一样了。算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110来年的时间，而历经新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可以说是飞跃式的变化。除了社会性质，革命阶段的变化之外，在其他多方面也表现出来，譬如，单说我们要讲的近代80年中，就发生了不下十余起震荡全国甚至有国际影响的战争、事变以及人民反抗的重大斗争。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变化之剧烈，我们学习当中应注意体察。第二，它的社会变化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一的社会形态。它的表现可以分这么几点来大致看一下：（1）表现在生方式上。中国近代始终处于旧的生产方式衰败而末死亡，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末壮大的状态。封建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呈衰败趋势，但封建经济的基石，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瓦解，相当一部分穷乡僻壤，甚至直到解放初，这种痕迹仍比较明显，而应该作为社会上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却主要又不是来源于明末清初以来曾经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几乎都被摧残殆尽），而是由依附于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的商股和较小规模的商办企业，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很有限，在社会生产中始终未能占主导地位。而外国资本则比民族资本要强得多。这样，中国近代的社会经济就有地方经济、小农经济、不同成份的资本主义等经济多种形态。总之在近代中国始终是多种经济并存，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出现就代替了旧的生产方式那么单纯。（2）表现在阶级结构上。正是基于上述一点，各种经济成份交错并存，相应，也就造成多种阶级力量并存，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状况。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而中国近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存，所以主要就存在有四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另外，还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有奴隶主和奴隶、农奴主和农奴的存在，不占主要地位）。而这四个阶级各自内部情况又比较复杂且处于剧烈的分化变动之中。例如官僚、买办、商人等形成的资产阶级，许多人前身就是地主，甚至一身兼地主、资本家二任。农民和工人阶级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是破产农民中的一部分人流入城市，充当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成为工业无产者。就单说资产阶级吧，阶层十分复杂，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大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又明显地表现出上层和中下层的阶层的分野。总之，中国近代的阶级状况是很复杂的。（3）表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比较单纯，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到了中国近代，不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存在，而且又加上了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对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微妙的，即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有勾结联合的一面，具体情况又因时因事而异，所以，近代中国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格局就十分复杂。（4）还表现在中国是列强共同控制、侵略的半殖民地这样一种特别状况。近代中国既不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也不象被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完全殖民地那样，它是被列国诸国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列强各国的社会特点、地理环境、国力强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等条件不同，因而侵略中国的手法、特点也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又都力图控制和影响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挟持一派或几派政治势力。在侵略当中既相勾结又相争夺，都想尽多地攫取侵略权益，但又不能独吞中国这块肥肉，不能不保持一定均势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这也增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三）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是胡绳同志于1954年在该年度《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先系统地提出的，该文题目就叫《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此以前，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没有作明确的历史分期，多是“纪事本末体”，就是：以重大事件为主干，分若干章分别交待各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述其成败利钝和历史意义等（像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基本就是这样）。这种体裁、体例的优点是能使读者对某一特定史事的全过程有较完整的了解，但由于一般是以政治事件的始未为主题，从而易于忽略与此事件相联系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且不易显示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自胡绳同志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结果 ，胡绳同志在其文中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所谓“三个高潮说”，是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从中国近代历史划出三次革命高潮时期：第一次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是甲午战后的几年，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第三次是由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时期；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据此分别以每一次高潮为一个中心，将整个中国近代史划分为从时间上能够衔接起来的三个段落：一是1840-1864年；二是1864-1901年；三是1901-1919年，多年间不管是教科书还是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一般都是这个模式。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展开了第二次大讨论。这次讨论是以李时岳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为起点的。这篇文章是主张按照如其标题所示来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旨在把资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人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不过，文章中也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李时岳同志对将他的观点概括为“三个阶梯说”也表示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数码“三”，至于“阶梯”之喻，他表示很欣赏），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四个阶梯说”。“三个阶梯”也罢，“四个阶梯”也罢，反正是突出资产阶级运动这条线索，这一点很明显，这和“三次高潮说”大不相同，是对“三次高潮说”的挑战。具体历史事件上，两者的分歧和差异主要在于：在“三次高潮说”中，没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突出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在“四个阶梯说”中，有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而排去了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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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中国历史的变迁 发展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统领全篇的起首语。确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在“分”与“合”这对矛盾的斗争、统一中前进的，中华民族因此不断遭受磨难和危机，也不断获得新生和发展。 那么，这种“分”与“合”有没有什么规律呢？换句话说，多长时间要“分”，多长时间再“合”呢？一般说来，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偶然性，要找出其在时间上的周期性是困难的。但中国历史恰恰相反，周期性非常精确地出现在几千年的和平与动乱中。 这种周期性是李四光发现的，他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一文中，对中国的战争与冲突提出了他的调查数据，揭示出中国的和平与动乱的循环有一种很精确的周期性。他说，这种周期性远远超出了可能性所允许的界限……也许可以说太精确了，如果用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去判断，则决然预测不到的。 以幽默著称的中国著名作家林语堂对李四光的研究很感兴趣，他在他的名著《吾国吾民》中转述了李四光的发现，他说：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八百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每一周期中所发生的事件，在时间上与关联上的相同性，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机械般的准确性。李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曾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巨大的建筑工程来说明这种准确性。这些工程都发生在每一周期的某一准确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命中注定的规律性。具体说来，它们都开始于每次文化繁荣之初：第一周期，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建造豪华的宫殿，如阿房宫，后者不久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整整三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修建了不少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乐皇帝也因为《永乐大典》而闻名）。 “这些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8年），其间约830年；二、从隋朝始至蒙古人入侵（588—1367年），其间约780年； 三、现代周期，从明朝至今，周期还未结束。但是迄今为止已表明在过去600年间， 已经发生了许多与过去模式非常相似的事件。以19世纪50年代的太平天国为界，明清两朝五百年的和平，现在似乎已经结束。太平天国运动标志着本周期已经第一次大的内战浪潮。我们现在正处在动乱与内部分争的顶峰。首都也已遵照传统于1927年从北京迁至南京。” 林语堂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间是1934年。这个时间，日本已经侵战了东北，其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但还没有大的进一步行动；蒋介石正在对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第五次大围剿，这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个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危机的时代。 然而，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按照过去周期的时间表推进。外来民族的全面入侵很快到来，但经过八年抗战，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八年时间虽不算短，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与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汉族与外来民族长期对抗相比，八年更显得短暂。南北对峙也只在1949年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而不象第一周期的南北朝、第二周期的南宋时期，南北对峙都持续了一百多年。当然，最后结果依惯例仍然是以北方的胜利、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可以说，历史象放快镜头一样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以往周期中需200年走完的路程，很快，中华民族开始了持续的和平发展，似乎一个新的周期开始了。这个周期之初的几十年也遵照传统修建了巨大的建筑工程，如人民大会堂、长江大桥、葛洲坝等等。1978年的三中全会标志着周期之初的动乱结束，真正的和平时期已经到来。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被迫加快步伐的。在1840年以前，由于地理原因，中国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她的东面和南面是广阔无垠的大海，西边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大沙漠，北边是寒冷的、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规律。然而，历史进入近代，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飞速发展，地理障碍被轻易突破，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在这激烈的洪流之中，那种悠然的、史大夫似的、八百年一个周期的步伐显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沧桑、“年轻而又古老”的民族，她总是能克服各种危机，获得新生和发展。显然，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将再一次恢复自信，以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发展与气候变迁的“巧合” 我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仔细研究了我国最近五千年的气候变迁，著有长篇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们把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周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和平时期都以温暖气候为主，而动乱岁月常常是寒冷的。最寒冷的时代也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对抗最激烈的时代，而且常常以汉族的失败而告终。 上面这个图显示的是第一个周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起，到公元588年北方鞑靼入侵止。 秦朝建立仅15年就被推翻，刘邦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25年西汉结束，二百多年里，中国总的来说是和平发展的，而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中记载“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现在的山东是种不了桑麻的，要到湖北、江苏才能种；陕西的渭河平原更不能种竹子，往南的湖北、四川才有。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时代），黄河决口， 人们砍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口一带的竹子是很繁茂的，现在早看不到了。这些都说明当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 东汉最初几年战争频繁，气候也有趋于寒冷的倾向。有几次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了不少穷苦人民。但时间不长，随着局势逐渐好转，气候又转暖了，在河南南部种的柑橘获得了丰收。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南北朝，是这个周期的后400年，也是战争频繁的400年，这段时间产生了一批后来十分著名的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周俞等，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战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 这段时间的气候也日趋寒冷。东汉末年，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三国时代，曹操的儿子曹丕到淮河广陵（现在的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淮河突然冻结，演习不得不中止。那时候的气候已经比现在还要寒冷。 这种寒冷的气候不仅一直持续下去，还逐渐加剧了。到公元366年东晋时期， 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往来车马和三、四千人的军队。 南北朝（420—589年）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在长江以北建立了政权，原先生活在长江以北的汉族大户人家携带着他们的名贵书画、细软逃到了江南。江南的汉族政权以现在的南京为首都。他们以前在北方生活时，常在冬天利用巨大的冰块建立冰房，以储存食物。到了南京，他们照样能建立起庞大的冰房，而现在的南京是找不到大块冰的。这说明当时的南京比现在要冷得多，根据竺可桢的研究，东晋到南北朝是这个周期最冷的时期，同时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最活跃、南侵最远的时期。 南京这个地区，从南北朝开始多次成为北方汉族人的逃难地，也多次成为亡国之都。三国孙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时期的南唐，明朝的建文、弘光，这些朝代灭亡的悲剧宛如走马灯一般在南京上演，真正是“南朝自古伤心地”。所以南京周围的文人们所写的作品都是伤感、怀旧、哀怨缠绵，凄艳阴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就是根据南京作家苏童的作品改编的。读苏童、叶兆言、鲁羊等江苏作家的作品，常能感受到这种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强化几乎都是在气候变冷的时期。 第二个周期从公元581年隋朝结束南北纷争、统一中国开始。 与第一周期的秦朝一样，隋朝曾大兴土木，并很快灭亡，被更为强大的唐朝代替。从这时起到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之前，中国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影响十分深远，以致于现在的海外华人还自称“唐人”。这时期的气候也是近2000年来最暖和的。公元650，669和678年国都长安无雪、无冰。西安南郊梅花盛开。柑橘也种植于长安，公元751年秋天，宫内有几株柑橘结了150多颗，味道与江南进贡的一样。皇帝一时高兴， 还叫太监把宫内所产柑橘赐于大臣。现在的西安，梅树和柑橘都是无法生长的，因为气温达不到它们的生长要求。可见唐朝的气候十分温暖。 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动乱岁月。这个时期没有留下什么物候材料可作依据，无法判断气候情况。但根据“动乱岁月必然天冷”的一般规律，这时候可能发生了降温。 到北宋，气温比唐朝明显降低，华北已不知有梅树，王安石嘲笑北方人把梅树误认为杏树，他的咏红梅诗中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但这时期的气温还不算很低，与现代差不多，北宋总的来说，也算以和平为主，人们基本安居乐业。 到十二世纪初期，气候急剧转冷。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以现在的北京为首都。宋朝迁都杭州，史称南宋。这是第二周期气候最冷的时期，面积广阔的太湖不仅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以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广东、广西、福建的荔枝也遭受很大伤害。元朝初年，气温有所回暖，但后来又开始变冷。元朝曾有几十年的和平，这几十年气候比现在要暖和些，曾经有段时间，西安设有专管竹园的“竹监司”，后来又取消了。 第三个周期从公元1368年明朝的建立开始。与上两个周期相同的是，明朝曾大兴土木；不同的是，明朝没有在短期内灭亡。明朝的二百多年是基本和平的，气候则经历了冷暖交替。温暖期为1550—1600年，寒冷期为1470—1520。明清两朝的五百多年，总的气候是寒冷的，明朝的气候在这阶段相对来讲算是比较暖和的。最冷的是明末清初，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和淮河、汉江时常结冰，广东、广西下雪。北京周围的运河要封冻105天，而现在只封冻56天。 这个时期正处于太阳活动最弱期，太阳上几乎没有黑子出现，全世界气候都寒冷异常，有人把它叫做“十七世纪小冰期”，因为地震、慧星、陨石雨频繁出现，我国又叫它“明清宇宙期”。这是两千年来我国最冷的时候。这个时期，来自东北的满族人经过与明末小朝廷短期对抗后占领了整个中原，并很快把势力推向了长江以南，掌握了中国政权。 后来气温有所回升，1770—1830年，正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气候显得比较温暖，不久又恶化了。时光进入二十世纪，气候又开始变暖，但其温暖程度从来没有达到汉朝和隋唐的水平。 人口、文化和气候 为什么中国历史呈现出如此精确的周期性呢？这恐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从许多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林语堂从艺术文化方面给了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解说，他在《吾国吾民》中说： “在南北分裂对峙期间，诗歌、文学中呈现了一种道德品行的堕落……。第一周期的北方入侵时期，即六朝时期，从东晋至隋统一中国，这时，北部中国被未开化的部落所征服和占领；第二周期的北方人入侵入侵时间，从南宋到蒙古族的元朝；这两个时期都是相应的生活上变得娇气，文学风格上变得颓废的时期。上述第一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主张工巧、绮靡、浮艳的四六骈体；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优柔感伤的词曲。人们看到的不是词句的贫乏，而是词句的繁缛、精细与工巧。再没有任何泥土气息，而是颓废、细腻的宫廷脂粉气，人们对字的声韵，像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一样，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在文学艺术批评与贵族生活习惯上也变得更为讲究，更为文雅。 正是这些时期，绘画和书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贵族家庭兴起，并将其艺术传统一代代地传下去。在六朝，中国文学批评第一次蓬勃发展起来。王羲之，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书法家，出生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软弱与耻辱不知什么原因与文艺上的精雕细刻相吻合：南部中国在这时期是由那些连自己的皇位都坐不稳却能写很精美的诗歌的人所统治着。这些既是黄帝又是诗人的统治者有梁武帝、南唐后主和陈后主。它们都是极其短命的王朝的皇帝，却又是温柔的爱情诗的作者。北宋的宋徽宗也是一个有名的画家。” 林语堂不过指出了一种现象，即颓废、细腻的文学风格总是出现在南北对峙期间。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并没有明确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入侵时期，那些原来居住在长安、洛阳一带并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们被迫南迁。到了江南，由于总总原因，比如他们自己长期生活在骄奢的环境中，缺乏勇猛向前的精神；统治者颓废、无能，甘心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地等，他们不可能金戈铁马，挥师北上，“气吞万里如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苦闷之后，他们中的大多都返诸自身去寻求器官的刺激以证明自己的感觉和存在，他们不自觉地投向了女性的怀抱，如同怀旧一般，去寻找一种温馨、伤感而又虚幻的呵护。当然，他们都是贵族，经济上是优裕的，经济上的优裕与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构成了江南文人畸形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冶游山水，或恣肆声音，培养了敏感纤细的审美触觉。相应的文学风格在南北对峙期间的南方出现还有什么奇怪吗？ 颓废、伤感的文学风格的出现只是局势动荡、南北对峙的副产品，那么什么是导致这种动乱局面的原因呢？ 人口的增加可能是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个非常看重家族的国家，而人口越多，家族力量也越大。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生育，“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几百年的和平给生儿育女提供了良好机会，于是人口激增。但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很慢，粮食单产几乎没有多少变化，新增人口的粮食只有靠扩大耕地——开荒来解决。大规模的垦植势必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果这时气候变冷，天灾频繁，大面积的饥荒不可避免，动乱自然紧跟而来。 考察历史会发现，在每个周期全国（汉族）总人口有个限量，超过或接近这个限量，当时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就不能承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乱就会发生。第一个周期这个限量大约是6000万。如西汉二百年的和平使全国人口在公元2 年达到了5960万人，接近了限量。不久，爆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人。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政权，全国持续了大约100 年的和平，人口于公元157年达到了5650万人，又接近了极限。不久发生了黄巾起义，从公元184年到280年是百年混战，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写的就是这段时间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三国归晋后于280年清点人口，仅剩1626万人。 第二个周期的人口限量还要低一些，大约是5000万左右，这可能是第一个周期400年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或其它什么原因，待考。 隋朝人口曾于公元609年达到4600万人，在其后短短的11年时间，隋末农民大起义就使人口减至 1000万。盛唐的近百年和平使人口达到5290万，这是第二周期人口曾达到的最高数。仅仅5年时间，由于“安史之乱”，人口减至1699万。北宋的和平也曾使人口于 1110年达到4675万，随后的“靖康之乱”，人口仅1684万人。这个周期中有两次人口达到4600多万就发生了动乱，有一次则达到5200多万。可能，盛唐时温暖的气候，较为合理的生产关系使得同样土地的承受能力要强一些。元朝的统计数字曾接近6000万，但元朝的疆域广大，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比较价值。 第三周期跨近现代，生产力水平提高较快，加上中国已卷入世界历史发展洪流，人口与其它方面的关系复杂，不容易确定一个不变的人口限量。但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个感到人口压力的统治者，丰年粮食价格坚挺引起了他的警觉，经分析认为是人多的缘故。但歌舞升平的盛世使他产生了麻痹思想，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口与生产的关系。这个时候类似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在一些有远见的文人中产生了，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可见，人口的增长与历史的周期性发展有某种关系。 气候的变迁也是值得注意的。每次动乱，北方游牧民族总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们多次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有两次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华大地。他们挥师南下的时候又都是气候最冷的时候。很可能，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温暖气候和相应的良好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而气候急剧转冷（气候常常是突变的），北方草场大面积沙化，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这些少数民族也许早就觊觎中原的青山绿水和发达的文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乱，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机，这时不南下，几时南下？于是，在最动乱又最寒冷的六朝时期，南宋时期，明末清初时期，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动皮鞭，势如破竹地汹涌而来。中原的汉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赶过淮河、赶过长江，以至更远的地方。

⑻ 求数的发展历史和变化经历，不多，150字左右。

公元3世纪，来印度的一位科学源家巴格达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公元500年前后，随着经济、文化以及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的数学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771年，印度北部的数学家被抓到了阿拉伯的巴格达，被迫给当地人传授新的数学符号和体系，以及印度式的计算方法（即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法）。
至13世纪，在意大利比萨的数学家费婆拿契的倡导下，普通欧洲人也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15世纪时这种现象已相当普遍。那时的阿拉伯数字的形状与现代的阿拉伯数字尚不完全相同，只是比较接近而已，为使它们变成今天的1、2、3、4、5、6、7、8、9、0的书写方式，又有许多数学家花费了不少心血。

⑼ 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进步，如何理解历史指什么

历史哲学属于交叉学科，它形成于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点上，而“什么是历史”即使哲学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聚焦的问题，并构成了历史哲学的永恒主题。
有二义：广义指研究社会历史最一般规律或研究认识这些规律的方法的边缘性学科；狭义指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一词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就广义而言，历史哲学的内容和范围随着历史的变迁有很大变化。中国古代有过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的变迁是由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反复循环更替决定的；欧洲中世纪有过上帝决定论，认为人们仅仅是历史的话剧演员，上帝才是他们的导演。这些思想反映出了当时对社会历史发展根由的看法，但还没有构成历史哲学的专门学科。最早把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作为专题，在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方面做出贡献的是18世纪意大利的思想家G.B.维科，他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明确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意指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应超越堆积的史实，达到一种哲学的或理性的认识。之后，历史哲学渐渐成为人们专门研究的知识门类。近现代西方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讨论：①历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②历史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对前者的回答形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后者的回答形成了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它们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力求从总的联系上把握这个过程,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在思想发展史上有积极的贡献。但是,它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而是从一般抽象原则出发来描绘历史；不是从客观事实中去发现,而是在头脑中臆造历史的联系;不是从社会的经济生活而是从社会意识中寻找历史事实的终极原因。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为历史哲学提供了真正科学的理论，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却不用“历史哲学”一词来表述。
思辨的历史哲学 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德国 哲学家 I.康德把历史纳入一个富有辩证因素的思辨体系中，并预言未来。他在《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指出，人类历史，整个说来，可以视为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的实现，因而人类历史就同时具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随着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性就可以逐步获得完美的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就是历史,但它不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上,而只能在人类集体的历史之中完成。G.W.F.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把历史看作是理性自身发展的过程,从而给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哲学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黑格尔虽然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过程，却认为它是精神的体现，即自由的扩大，这一点对后来的历史哲学，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长足进步，使许多历史哲学家致力于在历史学中探求象物理科学中那样的因果律，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在原则上并无不同，一切科学的性质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观点对20世纪在美国出现的新史学派等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19世纪在西方风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步主义，同时也使思辨的历史哲学出现了新的变化。战后不久，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本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文化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即脱胎于斯本格勒。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一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这种所谓历史形态学的基本概念，如文化单元的划分以及所谓“挑战与应战”等，缺乏明确的科学规定性。
分析的历史哲学 从20世纪初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逐渐被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所代替。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分析并通晓历史理解的性质。于是，历史哲学的重点就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从探索历史是在怎样运动的，转移到人们是怎样认识历史运动的。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程》，通常被认为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开端。该书讨论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问题，作者既反对当时实证主义的乐观主义，也反对怀疑主义。此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问题，成为历史哲学家讨论的焦点。生命哲学的创始人W.狄尔泰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德国的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新康德主义者，继续发挥并强调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认为历史学中有其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反对者指责这一论点割裂了历史和自然。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者B.克罗齐和英国的R.G.柯林伍德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自然科学是从外部考察自然界，历史学所研究的人类经验和思想必须从其内部考察。一切人类的历史活动都渗透着人们的思想，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过去的思想进行反思。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分析学派中的大多数人强调，思想是历史连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倾向于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或否认历史可以预言。英国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K.R.波普尔认为，一切思辨的历史理论都是伪科学，知识的进步是不能预言的，而知识又极大地作用于历史，所以历史不可预言。波普尔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缺乏为严谨的科学推论所必需的两个条件，即概念上的确切性和观察上的可验证性。
评价 20世纪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在西方哲学界占有极大优势，西方历史哲学把注意力转移到分析研究历史学命题的语言和逻辑意义方面。他们特别攻击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能认识到历史的自律性。但自律性和客观必然性是否只互相排斥而不相容，分析派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在企图把历史的经验世界纳入一个逻辑结构时，失之于武断。但某些古典的思辨历史哲学触及到历史哲学根本问题的某些方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及其洞见的深刻性。分析派把历史的理解局限于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无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物质动力。尽管分析学派对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澄清和认识的深化，但它终究不是而且不能代替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正如分析哲学的分析研究不能取消或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