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历史

⑴ 中国城市发展史的目录

目录 目录 第一编 中国城市演变史 一 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 (一) 中国的原始社会与原始城市 (二) 黄河孕育出华夏早期城市 二 中国城市文化的摇篮 (一) 铜器文化时代的城市 (二) 殷墟与甲骨文 (三) 殷墟的城市及其文化艺术 三 西周城市发展与“封邦建国”之制 (一) 周代城市史概论 (二) 沣水岸边建丰、镐二京 (三) 雒邑与雒水 四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 (一)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史概论 (二) 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都城 五 咸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主阶级国家政权所在的中心城市 (一) 秦代城市史概论 (二) 秦代咸阳城市 六 从乡聚到都城的长安 (一) 汉代城市史概论 (二) 长安从乡聚到城市 (三) 长安的手工业、商业 (四) 长安的文化 七 雒阳的演变 (一) 雒阳城规模 (二) 雒阳的商业、文化 八 “三国”都城与山水 (一) 吴国都城建业与长江 (二) 蜀汉成都与“巴山蜀水” (三) 成都的手工业 (四) 魏国洛阳与洛水 九 南升北降的魏晋南北朝城市 (一) 魏晋南北朝城市史概论 (二) 晋都洛阳 (三) 遭受战乱破坏的周边城市 (四) 东晋和南朝建康城的变化与科学文化成就 (五) 大兴安岭崛起的部落攻占洛阳建都 十 划一全国水利的中枢大兴城 (一) 隋代城市史概论 (二) 大兴城建设背景 (三) 大兴城的兴建 (四) 大兴城是划一全国水利的中枢 十一 长安与舟载盛唐帝国的运河 (一) 唐代城市史概论 (二) 长安城市的发展 十二 五代十国城市与中国城市历史的转折点 (一) 五代十国城市史概论 (二) 五代时期的开封——中国城市区域转移的新起点 (三) 十国城市与江南经济崛起 十三 北宋开封府城的繁荣与汴河 (一) 北宋城市史概论 (二) 开封 (三) 五河会聚之都 (四) 开封府城的经济 (五) 开封府城的文化 十四 南北文化大聚集的南宋临安 (一) 南宋城市史概论 (二) “以湖山胜”的临安城市 (三) 临安城市手工业、经营类型、行业类型及其发展 (四) 临安城市商业行铺及其特色 (五) 临安的教育文化 十五 辽、金、西夏城市崛起与少数民族发展史的转化 (一) 辽、金、西夏城市史概论 (二) 上京临潢府经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 (三) 金上京会宁府城与移民 (四) 金中都大兴府城 十六 超越前代的元代城市发展 (一) 元代城市史概论 (二) 元大都 (三) 大都城的经济与文化 十七 明代城市与资本主义萌芽 (一) 明代城市史概论 (二) 明代应天府城 (三) 顺天府城与大运河 (四) 北京的经济、文化 十八 清代中国城市的变革 (一) 清代城市发展与变革概论 (二) 北京城规模 (三) 北京的经济和文化 十九 近代城市的演变 (一) 近代城市史概论 (二) 近代中国城市遭受严重破坏 (三) 城市类型分化和建设 第二编 城市居住史 一 城市居住的肇始 (一) 传说中的城市居住地 (二) 原始居住方式的变化 (三) 原始居民点社会差异性的形成 (四) 原始聚落发展的文化性 二 奴隶社会的城市居住 (一) 夏商周三代城市居住的选址 (二) “茅茨土阶”与“有城无郭”——夏商时期都城居住的基本特征 (三) 从“监顽殷”到“卫小城”——“郭”区的起源与功能演变 (四) 春秋时期都城居住的礼仪思想 三 封建社会早期的城市居住 (一) 战国、秦汉时期“以西为贵”文化传统的延续 (二) 秦汉时期的“多宫制” (三) 汉魏时期居住空间礼仪的演变 (四) 汉魏南北朝城郭格局的变化 (五) “单宫制”——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布局的重要变革 (六) 战国至南北朝城市里坊制的变化 四 封建社会中期的城市居住 (一) “单宫制”的最后确立与宫城的进一步封闭 (二) 隋唐时期封闭的城市里坊 (三) 北宋时期的城市居住区基本特征 (四) 地方城市特色建筑 五 封建社会后期的城市居住 (一) 明清北京城居住形态的基本特征 (二) “胡同”与“四合院” (三) 清朝都市居住区的”满汉分隔”制度 (四) 几种特色居住区空间类型 六 近代城市居住区特征 (一) “满汉分隔”制度的瓦解 (二) 租界居住建筑与难民“贫民窟”的形成 (三) ”里弄”建筑的演变 (四) 民国时期的“骑楼” 七 1949年后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特征 (一) 城市居住区空间结构的基本特点 (二) 三个层次的“复合型”城市居住区 (三) 城市居住流动性小，居住功能与其他功能混合 (四) 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化的基本形式 八 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新村”与工业城市居住环境 (一) 工人新村建设概况 (二) 以曹杨新村为代表的上海普陀区工人新村建设 (三) 新村建设的问题及现状 九 “就地城市化”的“城中村”的居住区现象 第三编 城市建筑史 一 文化背景 (一) 建筑是构成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二) 天人合一：中国人的理想境界 二 中国人的天地宇宙观 (一) 原始的天地宇宙观 (二) 建筑就是宇宙 (三) 传统星象观 (四) “中国”观 三 山水有灵：居住与风水选择 (一) 中国人的起源 (二) 适应自然的原始聚落 (三) 融于自然的传统村落 (四) 传统民居 (五) 阳宅相法 (六) 陵寝的选择 四 象天设都：都城与宫殿 (一) 都城 (二) 宫殿 (三) 作为象征的都城与宫殿 五 人间天上：明堂、坛庙与宗教建筑 (一) 敬天尊祖的明堂 (二) 尊天亲地的坛庙 (三) 招仙通神的宗教建筑 六 天人合德：中国园林 (一) 道家美学思想 (二) 中国园林的发展轨迹 (三) 园林之“道” (四) 天人合一：园林艺术的民族特质 (五) 园林的艺术特征 七 天地和合的理想空间：建筑与建筑群 (一) 中国建筑文化象征观念之源 (二) 天人合一的传统城市设计 (三) 建筑群体组合 (四) 作为象征的建筑 (五) 空间的“生理根源” 八 礼乐和谐与建筑文化符号 (一) 礼乐和谐 (二) 建筑符号的象征意义 九 中西传统哲学观与建筑观 (一) 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 (二) 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传统哲学观比较 (三) 中西传统建筑观 十 中西建筑文化特征与比较 (一) 中西建筑时空观 (二) 传统建筑文化特征与比较 (三) 传统建筑色彩比较 (四) 传统建筑材料比较 十一 对当代建筑文化发展的思考 (一) 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与生态建筑 (二) 全球化、文化趋同与建筑的发展 (三)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现实与出路 第四编 中国城市广场史 一 城市广场与社会的公共生活 (一) 公共活动场所是社会生活的需要 (二) 公共活动场所在中国城市中的历史发展概观 (三) 中国城市广场的文献与学术思想 (四) 研究广场史的理论、方法探讨 二 中国传统广场：最长寿的广场体系 (一) 原始广场：随先民的脚步走来 (二) 坛庙广场：中国本土的宗教活动场所 (三) 殿堂广场：世俗权利的展示场与和合百族的磁力场 (四) 寺庙广场：喧嚣的世俗活动与虔诚的宗教活动并存交映 (五) 娱乐广场：民间艺术与民间艺人的孽生地 (六) 市场性广场：市场功能激发着广场的繁盛 (七) 阅武场广场：从单功能向多功能发展 (八) 中国传统广场的人文内涵 三 传统广场的断裂与新型广场的兴起 (一) 西方广场伴随殖民者的刺刀嵌入中国城市 (二) 新型广场高歌猛进 (三) 传统广场在批判、改造中断裂 (四) 新型广场的社会人文内涵 四 城市广场的勃兴与探索 (一) 1978～1995年间城市广场建设波澜不惊 (二) 忽如一夜春风来：1996年后城市广场遍地花开 (三) 泥沙俱下：城市广场大发展中的诸多误区 (四) 激浊扬清：中国广场在探索中进步 (五) 当代城市广场的社会人文内涵 五 中西广场的文化对照 (一) 中西广场的“同归” (二) 中西广场的“殊途” 图表来源 参考文献 后记

⑵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历程及特征是什么

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总体说是先“城”后“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了相关的理论影响。概括地说，这种理念应该包括选址思想、城市平面规划布局、城内建筑体量规模等几大方面。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平面布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存在。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体系从萌芽到出现，再到完善成熟的大致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作两大主要阶段：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芽，有些城市至少已部分地付诸了实践；三代时期，这个理论体系则基本完善，并指导了大部分的城市建造。
龙山时期，“筑城以卫君”，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占在首位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夯土城垣及护城壕的修建。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治上的一些需要，目前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建筑基址上，这可能是上层权力中心所在。
三代时期，则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需要密不可分的。当时，国家政权建立，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城市建设亦会较多地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祀”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即为“左祖右社”，位于宫之前。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重要性亦见一斑。“戎”在城市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宽大的城墙，双重城垣的较多出现，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宫城，等等。
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工记》中将“宫”置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君王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将朝寝前后毗邻，突出“家天下”的思想。经济上，此时只在城北设一市，且仅一夫之地，可见，其地位并不是很重要。总之，《考工记》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吸纳了上千年城市建造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并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际。
此时：城市是早期的“城”，的主要作用概况来说最基本的是防御、而后衍生了祭祀的作用，因为祭祀是神圣的，具有先天政治特性，又产生了政治意义，特点是庄严、森严等。而交易没有正式成文的规范地点，交易地点都是约定俗成的这是早期的“市”。
因为祭祀活动和等等政治行为的需要，城产生了结构布局的问题，“城”基本上是夯筑而成。很显然用方形平面、网格式的布局，在夯打时直线要比圆弧容易得多，而且在外形上容易控制，建造的城垣也可更加规整、美观。这也可更好地体现君王高贵的身份和威严的气度。贺云翔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⑨。中期的“城”规范化。但仍与“市”分离。
随着时间推移掌权者要分割不同身份、权力人群的需要。如《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作雒》：“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则需要划定出固定的区域，而在方形平面内，以围墙、街巷分割，整齐划一地设置网格式的功能分区，既便于规划，又比较统一、实用，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其三，是安全防卫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是占主要地位的。将宫殿区放置在城的中心，外围以网格状道路，与其它功能分区隔离，以诸道路作为一条条安全警戒线，便于对宫殿区或宫城的实施有效的安全保卫。同时，宫居中，四周均为军事缓冲区域，若被敌人攻破城池，也可延缓攻打到中心的时间。这可能是《考工记》“择国之中而立国”最初的实际考虑。
由此，审视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受井田制、“天圆地方”思想以及矩形四合院房屋布局形式影响而呈现出的方形网格状布局的认识，均可知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因为目前这几点均无法证实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萌芽出现的龙山时期即已存在。而当我们脱离古人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受到某种思想影响甚至制约的认识误区后，却发现这些实践活动有着它直接的社会需要和作用。因为有了详细的分区，“市”进入了“城”最后成为“城市”。

最初的城市建造，如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城市，应该是为了安全防卫而建造的。夏商时期，则是奴隶主的政治堡垒，既有军事因素，又有政治因素，而前者所占比重可能更重一些。到了封建社会，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比重愈来愈浓。《考工记》中已有了“市”的设置规定，但并未予以高度重视。而在《管子》中，则将城市建造中的经济因素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贺业炬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认为：“（管子）书中就有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从基本概念直到具体的规划措施，都是和西周旧制针锋相对的。”并从城市分级、规划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管子》却是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这就彻底推翻了西周城邑建设体制，否定了城就是政治城堡的旧概念，赋予城市以新的经济内容。”而在其后的大部分城市建造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经济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加以考虑。如“市”的数量增加，布局更加灵活、实用，尤其是到了北宋东京城，更是废除了里坊制，改为沿街设置店铺，也是完全顺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可见，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重要影响力。较早注意到经济因素，并予以作出较为具体规定的，正是《管子》。可见其价值之重大，其见识之深远。
可以看出，管子在城市的规划思想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指导思想，它在选址思想、平面布局及以经济因素指导城市布局的理念方面既可作为《考工记》的补充，更多的则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做出的重要发展。虽然它的规定并未被后世全部认同，但它的大部分理论和观念影响后世深远。综合言之，《考工记》与《管子》对后世的影响的主要方面不同。《考工记》讲究的是政治的、城内的平面布局，《管子》则更看重经济的、城市的选址问题，而且在城内的平面布局方面也作了有益的补充规定。可以说，后世的城市建造，根据需要合理地吸纳二者中契合实际的东西，使二者相辅相承，共同指导城市建设。所以，在对后世城市建设的思想指导上，二者具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应予以同等重视。

⑶ 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介绍

《中国城市发展史》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阐述了中国城市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的一本图书。

⑷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的原因

分为内外两种抄原因。
内因：1.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激发社会矛盾，各阶级纷纷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2.新思想的萌发
3.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外因：1.列强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各阶级不断寻求救国之路
2.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传播
3.外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⑸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怎么样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掀开了对传统旧史学的论战，提出的“新史学”的概念，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萌芽。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社会史现在已经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显学，赵世瑜更是认为其“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而且其提倡打破学科界限，广泛采用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能够从新的视角切入，进行研究，极大的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加之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使得研究趋于细化，许多学者极力提倡小角度整体、综合的研究，即赵世瑜书所谓“小历史”与“大历史”。而且这种趋势也蔓延到相关的研究领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然，这也与研究者的心理有关。在人文社会科学里，学者作研究有一个尽量照顾周到，力求完美的普遍倾向，这样就使得研究工作越作越细致，而且大力提倡小题大做。但是，题目的过于细小很容易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必须有人进行宏观的总结研究。 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就是这样一本宏观总结研究的书。对于这种越来越细致的研究趋势，作者也是持肯定意见的，但同时他也指出，这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这种细致的研究才有意义。其一为在细致的研究上所花费的精力必须与研究结果的功能相称，过分细致的研究并无甚必要，甚至是一种人力浪费；其二，小题经过大做后，还需要综合处理，才能看出全貌，细致研究的功用方可显现。这项工作应该才是细致研究的最终目的所在。接着作者指出，在城市研究中，这种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所做研究均偏重于自然条件与社会层面，为此，作者的写作目的为用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层面探讨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以及相关的特殊问题。从全书所选入的8篇论文来看，均很好的体现了作者宏观叙述的目的，而且其从经济层面切入，见解相当独到，并未流于泛泛而谈。

⑹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总体演变特征

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过程中,主要原因还是政治因素,因为生产的发展,使得部分统治阶级分子可以脱离繁重的农业生产而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享有享受较高层次的生活的特权.这就要求一部分普通劳动者也须脱离体力劳动来从事为这个群体所所需服务的行业.从这点来看,城市的出现不是因为生产的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而存在的.城市经济作为农业经济的附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统一性.中国古代城市是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中枢而存在的.因此,从这点来说,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政治的联系是很牢固的.它始终是以消费为主的,生产极少.尽管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这种状况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它始终没有能够走出这个禁区.
中国古代的城市,最早是以作为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而出现的.禹时就在有崇氏部落的中民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都城---阳城,后又迁往阳翟.前者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千成镇压,后者在今天河南省禹州市,都地处颍水上游,西连洛伊,东临河济,南望淮上,既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也便于控制东南地区的都国或部落.史书更是记载”三公设险以守其国”.说明早期城市的出现,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产物.在原始末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而韩非子更说,”舜逼尧, 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代纣,此四王者,皆人臣弑其君也”.这些都表明强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斗争中最有力量的手段.因此,城市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维护王权的军事堡垒.进入阶级社会后,它更是作为权力的象征而存在.如<<诗.瞻仰>>讽刺周幽王因宠褒姒而亡国时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直接以城的存亡来表示国的兴亡.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强凌弱,众暴寡”,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一段时间内,战争连绵,无论是极力修建新城或是改造旧城,都是出于进攻或防守的目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兴盛和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城市的作用很大一部分的作用都是取决于军事的需要,成为王权的堡垒. 同时,也因为城市成为王权的堡垒,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王权的威严.因此,对城市的修建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城市的规模,式样也就体现了其地位的等级,不可僭越.即所谓的王制.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因此所有建筑物的地点,面积,城墙高度,城门数量,建筑物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宽狭等,都有一定的制度.郑祭仲对郑伯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这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很显然,这里的都是应是应是诸侯的都邑.这是出于诸侯对王权威胁的担忧.而在周朝,这种规定也极为明显严格.史载”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市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在周的计量单位中,一里等于一百八十丈,所以千六百六十丈则为九里,则是为天子之城,即王都为为方九里.<<尚书大传>>中说道,”左者百里之国为九里”.同时,周制规定,”宫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这种呈等比数列的规定,使得城显得整齐匀称,说明营建都邑是依照一定的制定来进行的.也说明了城市在其出现的最初阶段,它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但是它却不能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唐时的长安,它的建筑则主要体现了皇权的威严.城内有宫城和皇城之分,而大明宫则更是体现了这种现象.大明宫建筑在一个山坡上,约有一百余阶,后来就成为皇帝接见群臣的地方.充分地体现皇帝的权威.
另一个特点,则是城市大都建立在河流或海滨处,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情况下,作为消费中心而存在的城市,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农村提供,而这种运输所需要的运输力,在当时条件下,无外乎是人力和畜力,以及水运.前者在消耗是极为大的,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运输.而水运则体现了这种运输量大,费用低廉的要求.如果没有农村的提供以及运输的保障,城市自身的发展生存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无论是早期的国都,还是后来的诸侯国都城,大都是处于是河滨处.水运的优势是陆运是无法比拟的.但是,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而存在,陆路交通也是极为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魏,赵,齐等国之间有”午道”相通.东方各国到西边的秦有成皋沿黄河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秦为了加强与蜀地的联系,还新辟了金牛道.这些城市间的,地区间的交通线沿线,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而在一些作为交通枢纽而存在的城市,则经济活动较为频繁.如雒邑位于秦,齐,楚,赵间纵横交错的地方,被称为”天下之朝市”.当然,这些城市的设置,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设置的.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交换作用,但是,官府的控制却处处可见,如集市只能定期开放,等等.但是,即使陆路交通出现如此大的发展,但是,水运始终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即使是在封建经济极为发达的隋朝,为了经济的发展和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仍然不吝劳力来修建了大运河,而隋炀帝数次出游江南,都是从水路.而唐的首都长安,因为森林乱砍乱伐从而导致黄河含沙量的大增,使得通过渭河到达长安的河道淤塞,从而导致了运输的极为困难.当时有”牛钱运斗米”的说法.而作为十朝古都的长安,也因这个原因而再也没有作都城.而在那些因手工业发达而形成的城市也是遵循着这个特点.这是因为,手工业品的制成品并不能直接作为手工劳动者直接的生活品,也只有通过交换来换取.而且有些手工业的生产本身就需要水.如以瓷器而闻名天下的景德镇，以冶铁业而著名的佛山镇，都不可避免地依赖河流或海洋带来的便利。
而宋代和元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在今山东胶县境内），秀州的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初时，其主管官员是知县。元丰三年（1080年），开始设置专门的官员管理此事，其官员称为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就是“掌著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靖康之役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由北方转向了南方。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力量以及地区政治力量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从西汉开始的丝绸之路衰落了。这种隔绝的状态，必然要求有新的交通路线来打破这种隔绝的状态。陆路既已阻滞，则只能从海路了。然而，前叙所设置的机构，除了因金占领的密州外，其余的全部存在，后又在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置了市舶场。而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但是国家的花费并没有减少。因此，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一改以前那种厚往薄来，“示以绥怀”的虚骄观念。采取了注重经济效益的务实政策，而这种务实政策也就要求南宋政府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同时,加大招徕外商的力度,,又在通商口岸设置了外商执行所.如在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永州有来远驿等.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史籍记载,当时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当时的中国通商.其中最远的是层拔国,在今非洲中部的东海岸.这时候的城市也较前代和后代的明清有活力..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段,后在明代则又一改这种开放的态度.虽然唐后取消了坊市的界限,但是在明代起则开始实行坊厢制度.居民按坊编制,分区管理,”洪武十三年等起,取苏浙等处上记挂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役,余为编户,置都城内外,俟有坊厢,上元坊厢百七十六类”. 北京城亦是按坊编制的.城内地方以坊为纲,西城坊凡五区，中城坊凡四,北城坊凡三，南归城门外坊凡二,每坊铺舍多寡,视廛居有差,总计坊凡十有三”. 这种制度的实施和礼法控制的加强,使得刚得到发展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又逐渐形成萎缩.宋朝较之前后代经济的新明之气就体现在这些方面.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又比较开放的唐朝,也没有这种新气象,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与宋高祖的话,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代的明清,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又走向了一个低落时期.

关于城市的定义，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过许多解释。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多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市，指的使交易市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文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就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见，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概念。只是到了周代，随着城或市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才逐渐含有“城市”的意义。即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军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另外，这一阶段新兴的城市还有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教的传播等原因的推动。此外，随着各个时期边疆地区的持续开发，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更广阔，在长江与珠江流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但南方除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外，黄淮流域的城市数量与发展水平仍居当时全国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由早期的侯国都邑发展而成的城市。这类城市历史长、规模大，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人文主观条件优越，如临淄、曲阜、咸阳、邯郸、大梁、蓟、郢等。它们多在西周时已筑城垣，尽管其早期规模小，城垣简陋，但由于都城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凭借诸侯国内人、财、物的全面支持，加上选择城址时多考虑了其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即使在秦汉统一以后，它们中的多数虽失去了国家或政权政治中心的优势，但仍是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他们仍能维持其持续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全国城市发展的先进水平。
其二、由于郡县治等地方政区的设置和统一推行，许多郡、州、县治等地方政区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设治的地方多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等的中心。如秦汉时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金城县治（今甘肃兰州）等，皆是最初作为地方政取得治所而逐渐发展为城市的。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条件等变迁，有些郡、县治城以后衰落了，但大多数的郡、县治城则自秦汉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甚至大多成为今天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中心，如商丘、石家庄等即是如此。秦汉时千余个郡县治所城市，特别是黄淮流域中原一带的城市，基本是通过这一政治动因的途径迅速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三，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江湖河海交汇点等的城邑，由于交通便利、交换频繁，使人口、货物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类城市经济意义较为重要，因而发展快，也具有城市历史长的特点。一些地方政区治所在选择建城位置时也注意到了交通、水域等，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汉武帝征服匈奴夺取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城市开始陆续兴起。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上东西交通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以敦煌发展最为显著，东汉时一度成为管辖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他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发展，作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交通的畅通与否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当时直接影响这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淮阳（今河南淮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江州（今重庆市）、临湘（今湖南长沙）等城市无不是因滨水域靠要道而兴旺发达起来。
其四，出于军事目的在关隘要塞或边防重地所筑城邑发展而为城市的。一般来说，城邑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建筑的防御体系。但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城池和这坐城能否发展为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城有的在邑落居住地筑起城垣，有的是在旷野重新筑城，如秦汉时期的长城一线，就有许多像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临沃（今内蒙古包头）北舆（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九原、云中、定襄等重要的关塞城市。这些城除了直接用于战事的关隘防守以及军队驻扎外，在当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大多数皆发展为或大或小的城市。
从上述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兴起和发展情况看，主要有四种途径或四大因素：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交通状况；军事需要。这四大因素中的前两项决定城市兴起、选址的大范围、总地域，后两项决定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具体位置。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可把当时的城市史地沿革划分为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三个时期。
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起、增多，茶叶及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等也是其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不仅改善了长江与钱塘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以及海外的交通联系，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完全靠手工操作的密集型商品经济生产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聚集，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升高。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但这时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城市的内部结构仍是实行坊、市分开管理定制；并且这时城市的政治、军事中心职能还比较明显，相对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还较少。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
辽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战乱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城市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大量北方人口由于不堪忍受长期战乱的痛苦再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同时，宋王朝南渡，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从而为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加速南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广大南方地区自五代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自六朝以来南方不断的开发在经过两宋数百年的发展后其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从而使南方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具备了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得到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纵横如网的江河湖海，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立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有利于内河航运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贸易和货物的转运，使南方沿海地区和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迅速发展，新的城市不断兴起。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除上述江南已成为城市发展、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不断增多，城市的工商业职能进一步加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至少还有两点：
一、自宋代始，城市中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管理定制开始崩溃，城市内部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已被宋代政府认可，并形成新的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这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太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因此，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商店、货栈随需要临街而设，即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宋都的开封、临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此外建康（今南京）、鄂州（今武昌）、苏州、扬州、镇江、广州等，都是商业发达、坊市合一的大都会。
二、一些手工业与矿业等专业城镇开始兴起，并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和集中加工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型的手工加工或矿产开发带来了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特种手工业加工或矿产开发为主的城镇，如无锡（米市）景德镇（瓷器制造）个旧（产锡）会泽（产铜）等。
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当时，促进这种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各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农业经济商品化部分的不断增长，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市的发展，并决定或反映出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有：
一、自明代前期起，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促成了明清两代工商业城镇的大量涌现，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当时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按其基本职能，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分布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发展，因此，以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城镇大批增加。当时，江南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均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全国。
另一类主要是作为国内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位置多分布于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带，特别是水运线上或水陆交汇点上。如长江沿岸的重庆、宜昌、江陵、九江等，尤其是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位于汉水入长江的交汇点上，由于有“九省通衢”之便，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另外，运河两岸的天津、沧州、临清、扬州、淮安等也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城镇。
第三类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城市，这类城是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便于海运的江河入海口上。其中主要由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潮州、太仓、上海等。在这些商业贸易中心市镇，不仅货物繁庶众多，而且商贾云集如织。
二、明清时期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境地区的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区是相对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完全不平衡的状况、，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这是因为长期统一，边疆行政中心治所于军事重镇的设置，以及人口的飞跃式增长和向边疆地区的平衡流动等因素，加速了边疆的开发，使其城市发展加快。如东北的瑷珲、吉林、锦州等。因此，城市发展在经过明清长期的兴盛以后，不仅当今所有的省会级城市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地县级治所城邑也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在我国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位置。
三、明清时期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水平等大为提高，城市自身特别是京城的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把一些河湖水面组织到城市总平面中来，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同时使城市更具有安全感。当时，许多城市中仍有农田、水利设施即属此类。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第三个特征。这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科学技术不甚发达时期城市的发展史尤为必要的。
正是由于城市及其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等原因的推动，从而敲响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没落的丧钟；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人们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而深刻的变化，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业愈加成为大多数人所虔心向往的东西；历史也因此踏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⑺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1．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57年。建国初三年恢复时期以后，我国很快进入了“一五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时期，国家采取“重点前进”的城市发展方针，城镇化得到了稳步推进。城镇化水平由10.6％提高到15.4％，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

（2）第二阶段：1958～1978年。这一阶段我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变化比较紊乱，总体上是“大起大落”的发展时期。21年间城镇人13共增长7296万人，城镇化水平由15.4％提高到17.9％，平均每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仅为第一阶段的五分之一。
“大起”：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期间农村人13进入城市严重失控，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到19.7％，三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1.43个百分点。
“大落”：“大跃进”后进入困难时期和调整阶段，城镇人口中2600万人被动员回乡，城镇化水平从19.7，5％下降到17.98％。“文革”十年，经济社会事业遭到极大破坏，加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逆向人13的迁移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多年徘徊在17％上下。

（3）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稳步增长的城镇化阶段。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1978～2005年27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3.0％，平均每年增加0.93个百分点，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以上。

⑻ 介绍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历史

南京是一座具有247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著名古都，先后有十个朝代在此建都，建都时间累计达450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范蠡筑城于今中华门外，秦淮河畔长干里，为南京建城之始。公元前333年，战国时期楚国于今清凉山西麓石头山上置金陵邑，从此南京又称金陵。 公元229年，三国时期吴国迁都建业，为南京建都之始。隋后，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南京，史称“六朝”，六朝都城位于秦淮河北公元589年隋灭陈以后，隋文帝下令将建康的城邑和宫殿全部毁平，改作耕地，六朝繁华荡然无存，直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定都，南京才迎来了又一次的城市繁荣。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南京，改称应天府。公元1366年，朱元璋在南京开始了长达21年的浩大的筑城工程，这就是至今尚大部留存的闻名世界的明南京城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改应天府为南京，这是南京命名之始。公元1645年清王朝于南京设立江宁府。公元1853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称天京。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江宁，改江宁为南京府。同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1927年中华民国复都南京，并进行了以城市干道网为主体的市政建设，形成了今日南京的基本框架，这期间，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南京遭受严重破坏。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南京城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

苏州（汉语拼音：Sūzhōu，方言：苏州话），中国城市，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大城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江苏省省辖市，行政级别为地级市，实际享受副省级城市待遇，是江苏省的经济、对外贸易、工商业和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文化、艺术、教育和交通中心,苏州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吴王的园囿。私家园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东晋（4世纪）顾辟疆所建的辟疆园。历代造园兴盛，名园日多。明清时期，苏州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地区，私家园林遍布古城内外。16——18世纪全盛时期，苏州有园林200余处，现在保存尚好的有数十处，苏州因此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苏州是有效资料显示现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城市，苏州在春秋时期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西汉武帝时为江南政治、经济中心，司马迁称之为“江东一都会”（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宋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陆游称“苏常（州）熟，天下足”（陆游《奔牛水闸记》），宋人进而美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苏州则“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清时期又成为“衣被天下”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誉称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东京”“大梁”。是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战国时期，魏国建都于此，称“大梁”，冶铁业发达，十分繁荣。后历经黄河水患和战乱，几乎沦为废墟，极度衰败。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开封地理条件非常适宜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先后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及后周的国都。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北宋），仍以开封为首都，称为“东京”，终于完成对中国汉民族本部的统一。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结构突破了唐代长安“坊市”城市格局的束缚，再次走向繁荣，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开封被金国占领，继续被金朝定为都城。蒙古灭金之后，成为河南省州府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洛阳 夏、商、东周、东汉、三国时期魏、西晋、北魏（493年才自大同迁都至此）、隋、唐、后梁、后晋均以洛阳作国都或陪都。 解释：洛阳的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容易引起误解。 夏、商、周、汉、魏诸朝都有多次迁都的历史，这些朝代的都城从历史纵向上看可能不只一个，洛阳是其中的一个。例如商就先后多次迁都，所以安阳、郑州、洛阳都自称是商的都城，而除了安阳之外，其他城市尚无确切考古证明证实其曾为商都。 部分朝代的首都不只一个。出于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一些巨大王朝会设立陪都，例如唐，举世公认其首都为长安，洛阳之所以称为其都，是因为唐代统治者定洛阳为其行宫和巡幸之地，故有“东都洛阳”之称。虽然在影响和地位上不能和长安相提并论，但毕竟有别于一般的地方行政单位。

西安 西安，古称长安，又曾称西都、西京、大兴城、京兆城、奉元城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100余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

广州：南越，南汉
成都：蜀国，前蜀，后蜀
鄂州：东吴
荆州：楚国，南平，西梁
长沙：马楚
大理：大理国，南诏
乌兰巴托：蒙古帝国 沈阳：
后金 长春：满洲国
新郑：韩国，郑国

⑼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发展

1.城市化水平。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城市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2)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4)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5)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这里所说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
1.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带有恢复性性质，“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比较明显。第一，表现在大约有20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并就业，高考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也使得一批农村学生进入城市；第二，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第三，这个时期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第四，国家为了还过去城市建设的欠帐，提高了城市维护和建设费，结束了城市建设多年徘徊的局面。这个阶段，就人口来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
2）1985-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以发展新城镇为主，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已从沿海向内地全面展开。1995年底与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从467个增加到640个，建制镇则从12000个增加到16000多个；从人口来看，城市化水平也从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城市化政策的变化。
1978年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就必然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国的城市化终于由被压制转为松动和放开，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当时城乡分隔、大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的情况下，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
为贯彻上述政策，80年代初，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理县级市制度，地级市数量增加较快，1983-1998年间，共有100多个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其中仅1983-1985年的3年里，地级市的数量净增加50个。
1983年，加强小城镇建设，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1984-1986年“撤社建乡”，并降低建制镇标准，3年里建制镇数量增加7750个；1992-1994年，国家对乡镇实行“撤、扩、并”，结果3年里建制镇又增加7750个。这6年里建制镇增加数相当于1979-1999年间(21年)净增加数的71%。
1986年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建市”标准后，县级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间，县级市数量净增加286个。1992年，国务院再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1993年10月，建设部召开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确定了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的村镇建设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1世纪末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会后，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建设部等6个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公安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达《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并在全国选择了57个镇作为综合改革试点。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通知认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径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抓住机遇，适时引导小城镇健康发展，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为了加快城镇化，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5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范围，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这标志着小城镇已经废除了城乡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采取了鼓励农民到小城镇居住和创业的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实行城乡分隔，限制人口流动逐渐转为放松管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小城镇；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

⑽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功能：政治军事逐渐转变为经济、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