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历史文化

㈠ 是从哪些方面介绍汉字的历史和文化

可以从汉字的演变发展历史来介绍汉字的整个历史过程！ 可以从汉字的音，形，义等方面来介绍汉字的文化形成！

㈡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汉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就宏观意义而言，以汉字这种文化事项作为中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因为汉字是社会创造的，也是具有社会约定性质的符号系统，因此汉字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微观意义而言，要探讨汉字这个文化载体与文化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看汉字及其系统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内容的信息。主要有汉字构形的取象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汉字构形发展中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汉字分化孳乳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汉字类聚后反映出的文化信息。汉字与文化关系固然密切，但要防止认识上的误区：一要正确认识汉字构形分析的社会性、系统性带来的客观性；二要正确认识微观汉字对历史文化解释的有限性；三要正确认识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注意区别字的造意和词的实义。
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六千年的发展历史。即使是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也已经不间断地发展了三千五百多年。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可以说，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每一层汉字的共时平面上，都已经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汉字本体历史，以及作为汉字存在背景的社会文化历史。汉字和中华文化具有互相印证、互相解释、互相依存的关系——“汉字与中华文化”这一命题，就要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考察来建立。
01
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的两重意义
文化问题涉及人类生存的全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对这一事象关注的角度各不相同，因此，西方的culture（文化）原义有多种解释，定义极不统一。据有人统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定义约有一百多种。较早的文化定义均属于广义的定义，它是来源于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领域的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依据的。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在17世纪第一个把culture作为“文化”正式的术语来使用，他在《自然法与万民法》一书中定义说：“文化是社会的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根据这个定义，“文化”在西方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典籍中，“文”与“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们把“文”与“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义。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基于汉语“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学术界经常把它与英语的culture对译。实际上，不经culture转译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后天创造演化观念和人文精神，更适合于今天常说的文化内涵。不论是西方的culture，还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都是广义的文化，这个广义的概念有三个要点：（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与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截然分开。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属于精神的因素。我们设置狭义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观察人类自身。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体现在创造物上的总体体系。这个狭义的概念也有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所以，狭义文化的定义适用于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国别文化等较为具体的研究范围。
根据前面的定义，“汉字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也要从两个层次来阐释：
第一方面，根据广义文化的定义，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事项。所以，“汉字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呈立体网络状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确定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这种文化事项作为中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中心项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是有近有远的，汉字作为人类发明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与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远近不等，直接与间接不一，这是广义的汉字与文化关系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二方面，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系统，在构造个体字符和创建字符系统的时候，要把汉语词汇的意义转化为可视性的符号。由于语言意义与历史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汉字在记录了汉语的意义同时，必然要负载中华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表述种种文化现象，成为文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揭示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就是要探讨汉字这个文化载体与文化内容的关系。
我们这里先谈第二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汉字与狭义文化的关系，根据反映论的原则，这种关系主要是看汉字符号及其系统在哪些方面反映出文化内容的信息。在文化内容中，有一部分属世界共通性，还有一部分属民族特异性。要探讨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民族特异性这部分，应当比世界共通性这部分更有价值。因为，具有民族特异性的文化，总是受到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民族生活和民族习惯、民族心理的影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从汉字来观察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通过典籍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来了解中华文化，看到的常常是政治经济和观念制度的大问题，而汉字的形体构造中存储的文化信息，常常深入到一些琐细而具体的细节，是对历史文化宏观问题的印证和补充。所以，我们可以说，典籍与考古是通向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座大桥，而汉字则是通向历史文化的一叶叶小舟。很多偏远的微小地带，乘坐小舟比渡过大桥更为方便。

㈢ 汉字的悠久历史

汉字的来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㈣ 汉字的历史与文化（简介）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专画”、“书契”等，古书上还属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
汉字的演变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阶段，至今仍未完全定型。

㈤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

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

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

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

(5)汉字与历史文化扩展阅读：

正确处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汉字文化毕竟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与面向未来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是说我们的文化要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性格。

同时，只有开放的面向世界的经得起欧风美雨的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民族的，而不是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聪明的做法不是把全球化与民族化地域化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

应该增强对于中华文化汉字文化的自信，以海纳百川、开阔明朗的心态对待文化的开放与交流，而决不是鼠目寸光，抱残守缺。

㈥ 写一篇关于汉字与历史文化的论文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
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
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
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
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
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
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
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
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
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
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
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
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
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
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
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
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
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
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
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
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
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
色的朝鲜儒学。
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
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
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
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
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
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
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
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
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
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
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
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
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
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
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
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
儒学已传入朝鲜。
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
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
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
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
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
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
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
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
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
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
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
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
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
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
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
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
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
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
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
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
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
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
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
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
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
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
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
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
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
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
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
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
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
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
姓的徭役。
(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
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
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
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
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
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
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
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
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
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
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
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
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
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
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
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
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
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
分普遍,也十分严重。
(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
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
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
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
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
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
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
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
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
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
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
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
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
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
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
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
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
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
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
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
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
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
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
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
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
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
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
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
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
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
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
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
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
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
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
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
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
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
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
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
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
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
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
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
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
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
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
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
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
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
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
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
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
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
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
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
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
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
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
三、结论
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
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
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
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
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
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
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
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
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
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
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
[参考文献]
[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
出版社,2004.
[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
[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
[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
[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
[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
[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
[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
[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
[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㈦ 汉字与历史文化的介绍

本书以常用汉字为主要分析对象，在宗法制度、婚姻家庭、文学艺术、服饰、饮内食、建容筑、交通、起居生活、自然状态等文化分类下，以单个汉字或一组相关汉字为单元，解释汉字的形体构成、形义关系和构形的历史文化背景，并配有大量精美的出土文物图片，集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

㈧ 关于汉字与文化

漫谈汉字与汉文化

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

一、 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

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

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

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 · 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

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

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

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
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 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

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

二、 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

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

1、对偶和对联

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

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

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

2、析字、借字和联边

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

“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

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

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
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

正读是夫思妻：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倒读是妻思夫：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

诗
绮美，镶奇。
明月夜，落花时。
能助欢笑，也伤别离。
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
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
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

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 做 就 是 三 小 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

咦！
希奇！
胡格里，
覅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
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
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
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

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

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 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㈨ 谁知道汉字的历史和文化

汉字
造字原理
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六书，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
这种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
指事
这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卜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
形声
此乃文字内以特定形状（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也可为一个字根，结合不同的属性字根，可合成为：蝴、蝴、湖、葫、瑚、醐等等，而以同样的发音(也有的只有声母一样)，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
会意
这个造字法，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转注
这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汉代许慎解释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怎么说呢？此二字，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意义一致，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诗经的《大雅·棫朴》亦云：“周王寿考。”。苏轼的《屈原塔诗》也有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一语。其中的““考”皆“老”意，特别注意的是，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前述的定义也作了大量的解释。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义转说”三类，只是这三种说法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沄先生也有解释说“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妇”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
假借
这法简言之，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但后来被假借当作“也是”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例如《大学‧第七章》中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错用)。
总结以上六书，前两项，“造字法”也；中两项，“组字法”也；后两项，“用字法”也。这六个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

[编辑] 汉字的结构
汉字由一个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维方式（欧语系是一维文字）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因此有方块字的别称，从结构上来看，汉字有以下特色：

单一字内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可比表音文字用更短的篇幅表达同样的讯息，所以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
一个汉字乃由四百多个表意象形字母为基本字根，如金、木、水、火、土等，像积木一样组合而成。
一个未知文字的含意，可拆字，从组成字根以及空间的配置推断出其字义。当时代演进出现新事物难以词的方式来表达时，也能以字根组合原则，合成出新字来用，例如中文的铀字，就是近代为了表现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而新造的字。
汉字组成的字根空间配置对字义有影响：如同样是“心跟亡”的合体，左右排是“忙”，上下排是“忘”，排列不同，导致不同含义；文字右边有“乂”这个字的部件，这表示右手（手的左偏旁表示左手）持某物对左边字根作某事（金文、甲骨文考古的发现），如果右手上面拿东西就变成“攵”，有这个字根的，几乎都是攻击性或是用暴力达成某件事，例如攻、败、敲、收、散、政、牧、敕等等。

[编辑] 字形（汉字书法）

“国”这个字的笔画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形不一样。

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体、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笑”、“尖”；左右结构，如“词”、“科”；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回”；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编辑] 读音
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有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各种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没有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一命）“呜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该国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 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类似今日的韩、日语。详见上古汉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国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编辑] 注音
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 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编辑] 汉字与词语
汉字是汉文组成的最小单位。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现经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

而从古文的角度来看，用字本义，比起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过度依赖词语，会来的精确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复先生就提畅精确使用汉字的复古作为。

[编辑] 汉字的数量
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所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

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字海》，收字85000个。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目前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的国家标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录可考证之繁简、日、韩语汉字共76,067个，但并不普及，只有在户政系统等少数环境使用。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 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 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另有两个扩展区，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目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

汉字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