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历史发展

❶ 儿童观历史演变的几个阶段

五个阶段：

1、五四运动前，儿童是“工具”，是个人财产，体现的是“家庭版本位”儿权童观。

2、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西方文化思想为我国儿童观带来了新思潮，迎来了“儿童本位”儿童观。

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儿童成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社会本位”儿童观出现。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学前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儿童再次被发现，“儿童本位”儿童观得以重生。

5、进入21世纪至今，时代进步促使我们不断追寻“儿童本位”儿童观的现代化内涵。

(1)儿童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儿童观可分为三个形态：社会主导形态的儿童观，学术理论形态的儿童观和大众意识形态的儿童观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社会主导形态的儿童观和学术理论形态的儿童观要通过大众意识形态的儿童观直接作用于儿童。

同时，学术理论形态的儿童观在三者之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术理论形态的儿童观可以对其他两种儿童观有一定的引导、支持和纠正等作用。

❷ 儿童化的历史

1945年春，弗雷德里克·魏斯曼博士的《引诱无辜》一书出版。魏斯曼博士是一位在当时的社会上相当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界的知名人士。他始终坚信“充斥着暴力和阴暗内容的漫画，是助长青少年犯罪和社会混乱的根源”。虽然事后的调查表明，魏斯曼博士的绝大部分论断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但这本书的出版恰恰迎合了当时主流舆论对漫画业的广泛批评，因此立即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一时间，漫画成为了超级禁书，人们时常用谈论毒品的口吻来谈论漫画。 1954年4月，美国联邦参议院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针对漫画对青少年的影响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魏斯曼博士以证人的身份出席。他声称：漫画是玷污儿童纯真，引发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相对于漫画而言希特勒只是小儿科。“孩子们往往从四岁开始，就遭受到漫画的毒害。”他甚至要求马上禁止漫画的出售。 虽然，这次听证会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参议院最终还是要求颁发一个检查标准，杜绝漫画中一切可能毒害青少年和败坏道德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在舆论上宣判了“黄金时代”的死刑。在参议院听证会后不久，漫画出版商们在1954年10月26日成立了“美国国内漫画杂志联合会”，并制定了“联合会内部检查标准”，还要求在此后出版的漫画封面上明确标明限制等级。 这无疑是一个对美国漫画业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由于这个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的标准，此前畅销的恐怖、警匪类漫画几乎绝迹；西部漫画中的牛仔们也不得不大幅收敛，肉搏和枪战的场面明显减少；甚至于搞笑动物漫画里的“暴力”举动也变得畏首畏尾。许多出版社和漫画刊物因为发行量的急剧下跌而破产，大多数职业漫画家迫于生计压力也不得不转行。当然，像《美国上尉》的作者乔·西蒙这类少女漫画作家，也因为超级英雄的缺席而一度走红。不过，从整体上看，美国漫画业还是因此而元气大伤，虽然日后有所恢复，但终究还是没能重振昔日雄风。 与美国漫画业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相比，同时期的美国动画业却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要回顾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沃尔特·迪斯尼和他的迪斯尼公司。 事实上，在沃尔特·迪斯尼之前，美国已经拥有了不少杰出的动画家，但是作为后来者的沃尔特却是真正促使美国动画业走向飞跃的人。因此，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沃尔特·迪斯尼是动画史上的第一位大师”。 1923年，年仅22岁的沃尔特·迪斯尼告别了故乡堪萨斯，动身前往好莱坞寻求发展。那时的好莱坞是一片创业的热土，而此时的电影仍处在默片阶段，至于动画片也只不过是摆在电影开演前的助兴节目而已。在那里，他白手起家，以仅有的3200美元注册成立了“迪斯尼兄弟动画制作公司”。在沃尔特来到好莱坞的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动画作品——由真人和动画人物合演的无声动画片《爱丽丝在卡通国》。 在好莱坞的最初几年中，迪斯尼和他的公司渐渐的站稳了脚跟，但是在1927年沃尔特遭受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年，他创作的第一个广受欢迎的卡通人物“幸运兔奥斯华”被发行公司用欺骗的手段夺走，公司因此几乎陷入绝境。恼火而无奈的迪斯尼踏上了返回故乡堪萨斯的列车。然而，正是在这次返乡的旅途中，沃尔特的头脑中出现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老鼠。后来，沃尔特的夫人给这个崭新的卡通形象取了个响亮的名字“Mickey Mouse”！这就是日后享誉世界，为各个国家的儿童所喜爱的卡通明星——米老鼠。 米老鼠的出现，固然为迪斯尼公司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然而，要使米奇和他的伙伴们成为人见人爱的超级明星，迪斯尼公司还必须有新颖的制作理念。而新理念的核心就是重视剧情的设计和不断创新。 在迪斯尼之前，动画片作为普通电影放映前的垫场节目，往往只看重视觉效果而不太注意故事情节的安排。迪斯尼的米老鼠系列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制作的初期就对作品的情节进行周密的安排，让短短七八分钟的小片子变得非常引人入胜，再加上制作精良的画面，迪斯尼的动画片一下子就甩掉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 除了先进的创作理念，对创新的敏感是迪斯尼的另一张王牌。20年代中后期，电影告别了默片时代，有声电影的出现引发了整个电影业的革命。沃尔特敏锐的察觉到了变革的来临，开始尝试制作有声动画片。1928年11月18日，作为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音画同步的有声动画片，《汽船威利号》在纽约市的殖民大戏院隆重首映，并取得成功。到了1932年，迪斯尼又推出了第一部彩色动画片《花与树》（Flowers and Tree）。除了预料之中的轰动之外，它也为迪斯尼赢得了奥斯卡动画短片奖。五年后，即1937年，迪斯尼耗费数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第一部全动画卡通剧情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上映。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动画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因为这部作品所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得迪斯尼的制作计划开始向长片倾斜。紧接着，在1940年里，迪斯尼公司连续推出了《木偶奇遇记》和《幻想曲》两部动画长片。其中，《幻想曲》更是被视为现代动画片的经典之作，推出伊始便获得了广泛赞誉。在不断推出新作的同时，迪斯尼的卡通明星阵容也不断扩充，除了米老鼠之外，米妮（Minnie）、布鲁托（Pluto）、高菲（Goofy）和唐老鸭（Donald Duck）等新形象也陆续出现在了迪斯尼的动画片中。伴随着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品和卡通明星，迪斯尼公司终于在40年代初确立了它在卡通帝国中的霸主地位。 对于整个美国动画业而言， 迪斯尼的成功具有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由于动画市场的扩展，许多新动画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此时的好莱坞已经是全美、乃至全世界动画业的中心了。凡·伯伦制片厂（Van Beuren Studio）就是这些新动画公司中的一员，在他的旗下同样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动画家。在30年代后期，这家公司推出了著名的系列动画片《汤姆猫和杰瑞老鼠》（Tom and Jerry），并获得成功。另一家有影响的动画制作机构是华纳制片公司在1934年创立的动画部，主要作品包括：《猪豆子》(Porky and Beans)、《达菲鸭》（Daffy Duck）、《邦尼兔》（Bugs Bunny）等系列动画片。与迪斯尼的米老鼠一样，它们也都是尽人皆知的卡通明星。 然而，在迪斯尼辉煌的成功里，危机也在悄然孕育着。成立之初的迪斯尼公司，以艺术和创造为信条网罗了大批一流的动画人才。但是，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迪斯尼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趋于固定，迎合观众和市场的需求成为了节目制作的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迪斯尼的员工越来越感到，公司的繁荣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收入增长，不满情绪开始在迪斯尼的内部蔓延。到了四十年代初，迪斯尼公司属下的动画家们开始筹备成立工会，希望以此来与公司高层对抗，争取提高报酬。可是，高层的态度似乎要比想象中的更为强硬，由此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最终，许多公司的业务骨干负气出走，并合伙成立了“美国联合制片公司”（United Proctions of America，简称UPA）。 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是沃尔特·迪斯尼和他的公司依然是那个时代无可辩驳的成功者。今天的迪斯尼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娱乐王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证明了沃尔特的理想和成功是超越时代的。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美国的漫画业还是动画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围绕着卡通产品，美国的娱乐产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体系，实现了卡通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而“美式卡通”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实现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成为了一股不容小视的文化力量。

❸ 娃娃文化的发展史

20世纪30年代之前为第一个时期，她们由陶瓷，木头或腊制作而成。娃娃起源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比较盛行。通些她们的衣服，发型及鞋类，你可以了解到19世纪的时尚。

第二时期，为20世纪中期，大部分出自美国娃娃制造的全盛时间，也就是娃娃产业迁移中国之前。她们大部分生产于1930-1980之间。通常有硬塑娃娃，明胶娃娃（或是赛璐珞娃娃，这里不太确定），还有早期的皮革做的娃娃。她们大部分做为孩子们的玩具。这个时期（指的第二个时期）的娃娃可以了解美国娃娃制造的历史，了解诸如Madame Alexander、Ideal这些公司还可以了解20世纪的时尚。 （最后一个时期），80年代直到现在，这个时期的娃娃相对于儿童玩具来说，可以看作是成人收藏的娃娃。是一种新的现象。她们通常由以下这些公司生产出来，Ashton Drake、Madame Alexander、Tonner Dolls等。这些娃娃通常有一点点艺术性-细微的雕刻，完美的装饰，直到最终的完成。

她们通常不是用来玩的，尽管有很多的成年人装扮她们的娃娃，给他们穿衣服，做一些装饰，重新给头发染色。一些娃娃手工做的—的确是艺术品。其他的通常是美国设计，销售，但却是生产于中国~

❹ 历史上有哪几种不同的儿童发展观

儿童发展观除了儿童发展的概念以外,还包括儿童人性特点、儿童发展的性质、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和儿童发展的价值等重要内容.历史上曾对教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儿童发展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遗传决定论
人性,被普遍地看做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类相区别的、由人类个体所表现出的类化特征.这种类化特征除了人类共有性之外,在人类内部,每个人在展示这些类化特征时,还同时展示出了个体的特殊性.例如,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但就单个人而言,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还存在着表达能力高低的差别,语调语速的差别等.人类思想的繁荣更揭示了人类在其本质特点之一——思维能力展现过程中的个体差异性.那么这种个体间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人认为,人性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体的遗传素质或人的自然素质中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这种主张被称之为遗传决定论.在这一类思想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基督教的“原罪说”、柏拉图的人分三等论和中国古代的儿童观.
（一）基督教的“原罪说”
这是西方中世纪教育史上一种典型的儿童观,它视儿童为生而“有罪”的人,赎罪就是人生的目的,教育就是帮助儿童尽快赎罪的手段.“原罪说”扼杀了儿童活泼的天性、灿烂的童年.在中世纪基督教学校中,儿童与成人的差别被忽视了,学生被要求严格地按学校内刻板的作息方法进行学习,完全没有游戏和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们被迫重复着枯燥的读书、劳动、唱赞美诗等活动,若有违规行为,还要受到体罚.
（二）柏拉图的人分三等论
这种儿童观认为,儿童发展的目标及个性的差别,早已由人性的自然素质所决定了.他认为上帝造人是采用了金、银和铁三种不同的材料.金质者最为高贵,他们的发展目标是治学和管理国家,因而他们需要接受最高等级的教育；而银质者,其发展目标是武士,只需接受初等教育就足够了；铁质者的天资最差,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无需接受什么教育.铁质者需要的不是才能的开发,因为他们没有才能的天赋条件,他们只需掌握某种劳动的技能,养成服从的品性就足够了.
（三）中国古代的儿童观
我国古代儿童观是围绕对人性的认识展开的,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认为,人具有基本道德的萌芽,即善端,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儿童的发展就是让这些本来存在的萌芽能够生长.孟子主张注重教育内容对儿童的影响,其目的是引发儿童固有的良知、良能.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认为,人对物的欲求是人性,而人性是恶的.荀子这种对人性的看法,导致了他注重教育对儿童的改造和外塑功能.由于上述观点对善恶的肯定与否定过于绝对化,难以解释现实中人的发展差异复杂多样的事实,韩愈等又提出了性三等论.韩愈认为,“学而愈明”为上等,“可导而上下”的为中等,而下等品性的人,只有用刑罚来控制他们的行为.
遗传决定论使人们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种观点不仅为统治阶级放弃民众教育、实行等级教育制度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个别教育者推卸自己的责任找到了借口.
二、环境决定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传决定论对于儿童发展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人们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了自然生物因素之外的环境.环境决定论认为,真正在儿童的发展中起着绝对影响作用的力量,是儿童生活环境和后天所获得的教育引导.环境决定论虽然否定遗传生物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仍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受某种外在于儿童主观控制的某种因果关系的制约.
（一）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教育家洛克和美国心理学家华生.
洛克主张“教育万能”,他在《教育漫话》中指出,儿童犹如一块“白板”,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是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无用,感到幸福还是痛苦,主要是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由于教育之故”.
华生注重对儿童的行为产生过程的探索,从刺激—反应机制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外界刺激的性质对于儿童行为影响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环境决定儿童发展的观点.他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更给我一个特殊的环境,我可以运用特殊的方法,把他们加以任意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家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和盗贼.”在华生的眼中,儿童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就像一个模具,儿童个体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模具的形状.而这一模具的形状,则取决于提供给儿童的、完全可被控制的学习与训练的内容.
（二）怎样正确认识环境决定论
环境决定论否定人的生物遗传素质在儿童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确信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是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影响在起决定的作用,因而环境决定论又被称之为养育论.
环境决定论关注儿童生长的环境条件、后天教养内容和教育方法在儿童成长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应该承认,与遗传决定论相比较,它发现了对儿童发展影响力更大的一项变量.因此,环境决定论对儿童教育实践的影响也远远大于遗传决定论.在某些时候,环境决定论甚至成了教育对儿童发展进行影响与控制的惟一合理、合法性的依据.
环境决定论的盛行直接导致了传统教育实践具有重视教师权威、书本知识和学校纪律等特点.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控制儿童学习活动的环境、内容和方式来达到控制儿童发展的目的.“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谚语在我国广为流传,就是环境决定论对人们的教育方式选择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环境决定论在肯定了儿童发展的可塑性的同时,也将儿童个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牢牢地固定在失去自主性的被塑造地位上.
三、辐合论
辐合论,也称之为二因素论.这种儿童发展观肯定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两种因素对儿童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二者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
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各执一端,相互否定,使得人们在教育实践中难以全面把握对儿童发展具有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对于教育过程中儿童个体发展常常会造成消极影响.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儿童发展观,逐渐放弃排斥对方,开始走向相互包容.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在其所著的《早期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受环境和遗传二因素共同影响的“合并原则”.
辐合论认为,心理的发展不是单纯地靠天赋本能的逐渐显现,也不是单纯地对外界影响的接受或反映,而是其内在品质与外在环境合并发展的结果.但并非所有肯定这两个因素的学者,都简单地同意“发展等于遗传与环境之和”的判断.美国的心理学家吴伟士认为,虽然儿童的发展是其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两种因素在儿童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力的大小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儿童的发展就其发生学的意义而论,遗传的制约性要大于环境因素的力量,随着儿童机体的成熟程度的提高,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则越来越重要.
也有一些学者将环境因素进一步划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又将后者拆为社会文化、家庭和学校教育等若干因素,以期更加精确地把握对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影响,并利用各种因素去提高儿童发展的水平与速度.
辐合论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是明显的,儿童心理学理论被确定为教育者必备的知识,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也被视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原则依据；同时,在教育实践中也加强了对教育内容、方法选择方面的控制,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环境的设计与控制.
无论是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还是辐合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因素论,都没有对这些影响因素如何转化为儿童的发展的机制做出科学的解释,当然也就不能说明作为发展主体的儿童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其1968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和1970年出版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等著作中,以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儿童发展过程中遗传、环境和儿童自身作用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具有说服力、也具有广泛影响的结论.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儿童的发展是以发展主体的自我调节为机制的自我演变过程.这一自我调节过程得以产生的基础是儿童健全的神经系统.但这种遗传素质只是儿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发展得以产生的动因,更不能预定发展结果,而且遗传素质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会随儿童的生理成熟的提高而降低.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也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环境因素作为客观存在,也不能自动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环境因素对儿童的作用,产生于儿童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儿童把环境因素选作自己的反应对象,借此来构造或改变自己的认识结构和反应方式时,这一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才是有意义的.在遗传、环境和儿童主体的活动这三者之间,惟有儿童的活动才是其发展的真正起因.所以皮亚杰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主体的活动是第一性的,是发展的根本原因,遗传与环境因素只是儿童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皮亚杰非常重视儿童的自主能动的自我调节功能在儿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清楚地阐述了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儿童活动三者的关系及其各自在儿童发展中的意义.皮亚杰的研究成果,为现代儿童发展观奠定了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美国教育家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传统教育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儿童经验,把儿童当做知识内容的容器置于被动地位的倾向,提倡关注儿童的参与、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杜威认为,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发展的主体,儿童对教育活动的参与和体验是影响其发展、尤其是社会性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儿童的发展,不只是作为生物体的各种能力水平和活动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社会性特点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发展,不是自然成熟和强迫灌输与训练所能奏效的,必须依赖儿童的自我参与和自我体验.谈到儿童的发展,他曾写道：即便在教室中,我们亦开始认识到：在仅是教科书和教师才有发言权的时候,那发展智慧和性格的学习便不会发生；不管学生的经验背景在某一时期是如何贫乏和微薄的,只有当他有机会从其经验中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最后,启发是从授受关系中,从经验和观念的交流中得来的.从强调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出发,杜威提出了“教育即增长”的著名论断.教育的根本点在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教育就是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围绕儿童的兴趣、需要等进行组织,让儿童成为活动的主体,处于教育活动的中心地位.惟有如此,儿童才能真正地从教育中形成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才能从这些感受和经验的积累、变化中,进行比较、判断和选择,把某些经验内化到自己的知识、行为结构中,形成自身的发展.从儿童的发展取决于儿童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这一角度出发,杜威又把儿童的发展看做是其经验的改组和改造过程,他主张让儿童从实际参与的活动中学习,即“做中学”,教育就要不断地为儿童的活动创造条件、调动儿童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杜威看来,真正对儿童发展有益的教育,是能为儿童提供良好经验和连续性经验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与皮亚杰的心理学比较起来,杜威的儿童发展观在注重儿童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同时,更强调环境条件,尤其是教育情况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作用.主张根据儿童的兴趣和能力,设计教育活动,尽量去除教育过程中各种脱离生活、脱离儿童的内容与形式,及其可能对儿童发展产生阻碍的各种因素,让儿童的发展更适合其个性需求、更贴近社会生活.杜威的这种思想,对20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在世界范围的兴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集大成者,实用主义教育流派创始人.历任密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美国哲学会会长、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1919年5月～1921年7月,应邀在中国讲学,宣传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杜威在华讲演录》（1919）、《杜威五大讲演》（1920）等出版.其代表性教育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我们怎样思维》（1910）、《明日之学校》（1915）、《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
皮亚杰和杜威的思想,推进了儿童发展观的进步与成熟.皮亚杰的贡献在于明确地揭示了儿童主体协调机制在连接刺激与反应的关键性作用,突出了儿童发展过程中儿童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而杜威则在肯定儿童主体重要性的同时,指出了环境条件的特点对于儿童主体发展的意义,提出对环境,尤其是对教育这一特殊的儿童生活环境的改造与控制,使其能适应儿童发展的倾向,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

❺ 世界儿童日的发展历史

十一月二十日是国际儿童日（Universal Children's Day）。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纪念日，其目的是为促进儿童保护、福利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
195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836（IX）号决议，建议所有国家设立国际儿童日，并在每年选择合适时间、以各国自己的方式庆祝儿童日。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1989年11月20日，联大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每年在11月20日为“国际儿童日”以及纪念上述两份文件通过而举办活动。截至2008年12月，已有193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该公约。
自《儿童权利公约》诞生20年来，国际社会在保障儿童权利，改善儿童生活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0年9月，联合国举行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世界宣言》和《90年代行动计划》，提出了保护儿童和改善生活的10点方案及2000年前改善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的具体指标。2002年5月，联合国儿童问题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适合儿童成长的世界》行动计划，明确了在保健、教育、保护和艾滋病防治4个主要领域保护儿童权益、改善儿童生存条件的原则和目标。

❻ 历史上有哪几种不同的儿童发展观谈谈你的看法。

儿童发展观除了儿童发展的概念以外，还包括儿童人性特点、儿童发展的性质、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和儿童发展的价值等重要内容。历史上曾对教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儿童发展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遗传决定论 （一）基督教的“原罪说” 这是西方中世纪教育史上一种典型的儿童观，它视儿童为生而“有罪”的人，赎罪就是人生的目的，教育就是帮助儿童尽快赎罪的手段。“原罪说”扼杀了儿童活泼的天性、灿烂的童年。在中世纪基督教学校中，儿童与成人的差别被忽视了，学生被要求严格地按学校内刻板的作息方法进行学习，完全没有游戏和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们被迫重复着枯燥的读书、劳动、唱赞美诗等活动，若有违规行为，还要受到体罚。 （二）柏拉图的人分三等论 这种儿童观认为，儿童发展的目标及个性的差别，早已由人性的自然素质所决定了。他认为上帝造人是采用了金、银和铁三种不同的材料。金质者最为高贵，他们的发展目标是治学和管理国家，因而他们需要接受最高等级的教育；而银质者，其发展目标是武士，只需接受初等教育就足够了；铁质者的天资最差，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无需接受什么教育。铁质者需要的不是才能的开发，因为他们没有才能的天赋条件，他们只需掌握某种劳动的技能，养成服从的品性就足够了。 （三）中国古代的儿童观 遗传决定论使人们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种观点不仅为统治阶级放弃民众教育、实行等级教育制度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个别教育者推卸自己的责任找到了借口。 二、环境决定论 （一）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教育家洛克和美国心理学家华生。 洛克主张“教育万能”，他在《教育漫话》中指出，儿童犹如一块“白板”，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是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无用，感到幸福还是痛苦，主要是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由于教育之故”。 华生注重对儿童的行为产生过程的探索，从刺激—反应机制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外界刺激的性质对于儿童行为影响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环境决定儿童发展的观点。他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更给我一个特殊的环境，我可以运用特殊的方法，把他们加以任意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家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和盗贼。”在华生的眼中，儿童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就像一个模具，儿童个体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模具的形状。而这一模具的形状，则取决于提供给儿童的、完全可被控制的学习与训练的内容。 环境决定论否定人的生物遗传素质在儿童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确信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是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影响在起决定的作用，因而环境决定论又被称之为养育论。 环境决定论在肯定了儿童发展的可塑性的同时，也将儿童个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牢牢地固定在失去自主性的被塑造地位上。 三、辐合论辐合论，也称之为二因素论。这种儿童发展观肯定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两种因素对儿童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二者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 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各执一端，相互否定，使得人们在教育实践中难以全面把握对儿童发展具有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对于教育过程中儿童个体发展常常会造成消极影响。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儿童发展观，逐渐放弃排斥对方，开始走向相互包容。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在其所著的《早期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受环境和遗传二因素共同影响的“合并原则”。

❼ 古代儿童史

6月底在浙江出差，7月3日（星期一）上班后，才读到您发表在
《中华读书报》6月28日的文章。非常震惊！我的《中国儿童文学源流》
（以下简称《源流》）怎么会源自您的《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
背离》（以下简称《背离》）呢？

我们的交往只有一次书信来往，那是1995年上半年，我记不起当
时是如何知道您有一部《背离》，出于对儿童文学的爱好与儿童文学
理论著作难以买到的事实，我冒昧给您写信，希望能得到您的《背离》。
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您的赠书，当时心理非常高兴，想到大学教授一
点也不摆架子，对后辈“有求必应”，我一定要好好拜读，以不辜负
您的关心。当时我正忙于《中国儿童文学史》一书“当代部分”的写
作，并且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第四编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二
上）（1949－1994）”的“第一章45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概观”的“第
三节1977至1994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还引用了您著作中的观点。
《中国儿童文学史》第457页写到“进入80年代‘黄金时代’的中国儿
童文学”“在10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时，在第一条“对儿
童特性认识的程度”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既是“自然之子”，又是“人之子”。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有人认为只是到了80年代，“儿童终于被发现”时，中国儿童文
学“才有了自觉的表现”①。

这里的“有人”指的就是您。我在引文的注释①中写到：“参见
谭元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158页，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3。”但我在著述《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过程中并没有参照
您的《背离》，更不存在照搬您在《背离》中的观点了。

我收到您的《背离》是1995年6月，这有您在书上的题字为证。您
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韩进兄雅正元亨九五、六”（同时寄来的还有
您的一部名为《浪漫年华》的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您希
望这部长篇小说能在我社出版，因为已是正式出版物，我自然无法答
应您）。可那时我的《源流》的初稿已经完成了，怎么会写在前面的
文字，反而“源自”后面的“著作”呢？

我的《源流》虽然定稿于1995年，出版于1999年，但该书的初稿
却完成于1994年。因为这部书稿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部分，
由于受到《中国儿童文学史》一书的篇幅限制及其他原因，将作为第
一编的“古代儿童文学钩沉”没有收入。当时听说明天出版社（山东）
将设立“儿童文学出版基金”，用于扶植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著作的
出版，我便有了试一试的念头，决定将“古代儿童文学钩沉”独立成
册，并效仿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中国儿童文学源流》
为书名，将文稿的复印件寄给了明天出版社，希望能得到“出版基金”
的资助出版。这是发生在1994年年初的事，因为1994年8月在山东烟台
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年会时，我还写了一封便信，托人在会
议期间向明天出版社打听一下书稿是否有出版的机会。1999年《源流》
出版时，考虑到既然称作“源流”，时间的跨度应该到近现代为宜，
应该将中国儿童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全过程包融进去，才较为完整，
于是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第一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近代至
五四时期）”作为《源流》的“下编”收入，“上编”自然是“古代
儿童文学钩沉（近代以前）”，这便是现在人们见到的《源流》，但
整个文稿确是在1994年完成的，后来的修改定稿主要是文字上的润色，
在观点、思路与文章结构上都没有调整。这一点可以将已出版的《源
流》与寄给明天出版社的文稿复印件作对比来证明。好在复印的文稿
还留在明天出版社，您可以随时去查对。

由此可见，《源流》书稿的写作相距收到您的《背离》，其间将
近早了一年的时间，我怎么可能是在读了您的大作后再“利用”您的
“成果”来写我的《源流》呢？《源流》与《背离》本是两本毫无关
联的书，您却“创造性”的将其扯到了一起，说我将《背离》的“整
个思路、结论一股脑照搬过来”，并且说得那样头头是道、煞有介事、
义正词严，陷害于我，真不知您有何居心。难道做人可以这样吗？再
退一万步说，不论我的《源流》写于何年何月，都与您的《背离》没
有任何关系。在写作《源流》的全过程中，不论是初稿，还是日后的
修改润色，我都没有参考您的《背离》，更不用说照搬您的观点与思
路了。这始终是事实！事实终究是事实，事实可以经得起任何形式的
检验，但绝不容有人肆意歪曲！

手中有您的《背离》，不能证明我就“偷用”了您的《背离》，
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为了证明您的猜测，您硬是将我在《源流》
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观点及著述思路与您的《背离》作对比，误导
读者得出我的《源流》“源自”您的《背离》的错误结论，诋毁我的
声誉。可惜您又不能举出具体的实例（因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例子），
恐怕连您自己也觉得牵强而没有说服力。事实上，将童谣作为“谶语”
来考察以及采用“童谣荧惑说”，我主要是吸取了车锡伦的《作为神
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一文的观点，该文收入由浙江少儿出版社
1985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年鉴（1983）》中，我在书中已经
注明；至于我的“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的观
点、对“儿童的发现与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论述以及对“父为
子纲”、“祖先崇拜”等传统伦理观的分析批判，我想请谭先生（以
及一切对此有疑虑、有兴趣的人们）在有闲的时候不妨找来笔者发表
过的3篇文章看一看，我在那里都有明确的论述，限于篇幅，这里不在
一一展开。这3篇文章是：

1．《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载《儿童文学研究》第
28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2．《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近4万字），载
《安庆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3．《家庭文化视野中的儿童读者——兼谈家庭文化与儿童文化之
关系》，收入《儿童文化研究丛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月版。

上述提到的4篇文章，不仅都发表在我收到您的《背离》前，而且
那时谭先生的著作也还没有面市吧，自然没有任何“利用”您的《背
离》之嫌。如果按照谭先生在文章中绝对地以出版时间先后来判断谁
“利用”了谁，我是否也可以说您在《背离》中表现出的与上述4篇文
章中的观点、思路接近与相似的部分也是“偷自”他人的文章呢？

这里必须提醒先生注意的是：您千万不要忘了，我在《中国儿童
文学源流》中是主张我国“儿童的被发现”与“儿童文学走向自觉”
是在20世纪初叶的“五四时期”完成的；而您在《背离》中却是主张
的我国“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自觉”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没
有“完成”。您不妨仔细体味下面的对比文字：

《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上编古代儿童文学钩沉（近代以前）》
“序语”：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和优秀的文学传统。
中国儿童文学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自觉于20世纪初叶，而在此之前
的漫长封建时代及远古时期，儿童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不仅有吃
与穿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必然有心理与精神上的饥渴。丰富多彩的民
间文学以及古代作家笔下那些适合儿童听读欣赏的文学作品就被儿童
自觉与不自觉地据为己有，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两条最为鲜活的源头。

《中国儿童文学源流·下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近代至五四时
期）》“序语”：

儿童文学的“自觉”，是指社会开始意识到儿童区别于成人的文
学要求，而有意识地为儿童创作，并使儿童文学在事实上成为一种不
可忽视的存在，进而从一般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
学样式。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在20世纪初叶。这一时期，以1911年
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与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反帝运动为中心，形成了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这样两个永放光辉的“儿童文学”时期，跨越这
两个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实现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飞跃。

儿童文学的自觉与许多历史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某些有迹可寻的社会运动的产物，最明显的是‘发现了儿童’。”
（引自《不列颠大网络全书·儿童文学》）而如果没有像严复、梁启
超、孙毓修、茅盾、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黎锦辉、叶圣陶、冰心
等这样几位无法预言的天才人物出现，儿童还是不会被发现，中国儿
童文学也无以走向自觉。

《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第158页：

长期以来，儿童文学处于非自觉状况，直到新时期，才有了自觉
的表现，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儿童史中儿童终于被发现、被还原
为“自然之子”的历程息息相关的，直到今天。严格地说，还未达到
完全的自觉。

所谓“自觉”，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对其“天赋身份”的背
离，这也是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否则，无以概括中国的儿童
文学，也无以把握中国的儿童文学。这种“背离”的过程可以说是相
当艰难、甚至充满血腥味，但是，非如此不足以完成自己。

由此可见，你我对中国“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自觉”的理
解，不仅内涵完全不同，而且，也因此在“发现”与“自觉”的时间
上存在明显而严重的差异，这又如何解释是我“照抄搬用”了您的著
作观点与著述思路呢？您如果不愿认同我的《源流》是一部“填补空
白”的著作，这没有关系，也很正常，我们可以在学术的范围内展开
探讨与论争，但不能这样为着抬高自己，不惜践踏别人，甚至采用这
种非学术性的“炒作”方式。当然，究竟哪一部著作可以当之无愧地
被称为“填补空白”之作，这要得到儿童文学学术界的认同，您说我
说都没有用。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爱好者，我始终将自己视作一名小学生，虚心
地向我所认识的所有的儿童文学家们请教；同时我也希望能得到包括
谭先生在内的老师及同行们的关心、鼓励、理解与爱护，本着“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我诚恳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帮助。
但我要说的是：批评必须实事求是；必须顾及他人的声誉；必须尊重
他人的人格；必须与人为善。不知谭先生是否赞同我的浅见。

以上是我对谭先生关于拙著《中国儿童文学源流》“源自何处”
的答复（同时也是将事实真相告之广大读者），不知谭先生是否满意，
欢迎批评指正。文中若有冒犯先生之处，那一定不是我的本意，还请
您见谅。

欢迎到安徽来做客。顺颂

著丰！

❽ 幼儿教育的历史发展

教养机构根据一定的培养目标和幼儿的身心特点，对入小学前的幼儿所进行的有计划的教育。又称学前西汉时期编纂的《礼记·内则》中就有关于幼儿教育的记述。中国近代幼儿教育机构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于湖北武昌，名为蒙养院，1922年定名为幼稚园。欧洲近代幼儿教育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牧师J.F.奥贝兰于1771年在孚日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幼儿学校。1802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R.欧文于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创办了一所招收2～6岁工人子女的幼儿园。德国教育家F.W.A.福禄贝尔和意大利教育家M.蒙台梭利对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宋庆龄、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等对幼儿教育事业也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幼儿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使儿童身心获得正常发展，为进入小学学习做好准备。中国的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1981年10月中国颁发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提出了幼儿教育8个方面的内容，即生活卫生习惯、体育活动、思想品德、语言、常识、计算、音乐和美术。纲要还指出，对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要贯穿在游戏、体育活动、上课、观察、劳动、娱乐等全部生活与活动之中。苹果应用商店中出现了丰富的幼儿教育资源，其中包括点读机，有声读物等等，为幼儿教育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