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的发展历史

1. 历史上的“三段碑”，真碑到底在哪

南京总统府煦园内有块“天发神谶碑”，亦称“天玺纪功碑”，因为断成三段，所以版又名“三权段碑”。“天发神谶碑”原碑已毁，现存的是清代两江总督端方请名手复制而成，嵌在龙墙上，可惜只有两段，另一段至今下落不明。

2. 中国历史著名的石碑

1、苏仙岭三绝碑

绝碑位于白鹿洞东北40米天然石壁上，北宋词人秦观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苏轼写了跋，著名的书法家米芾把词和跋写下来，世称“三绝”，其艺术价值很高，还嵌有陶铸同志题词。从1956年起，三绝碑先后4次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79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秦观在郴州简陋的旅舍，想到自己屡遭排斥、打击，心中愤愤不平，便借景抒情，发泄幽怨，写下了千古名作《踏莎行·郴州旅舍》。

10、清苏轼书醉翁亭记刻石

《醉翁亭记》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名作。宋元祐六年，苏轼应开封刘季孙之请，以楷、行、草三体兼用的书体写了《醉翁亭记》，楷书工整有力，行、草神韵飘逸，豪气奔放。后由明代著名的篆刻家文彭、吴应祈用双钩勒石之法刻石。整套刻石开头用楷体起笔，中间多用行、草书体行文，最后又以楷体封笔。全文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字体大小参差，错落有致；用笔以侧锋为主，烂漫天真。套刻石，文辞优美、书体飞扬、刻工精巧，无论在内容和书法两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3. 重庆纪念碑的历史沿革

1940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定重庆为陪都，更在重庆树立起一座代表民族抗战必胜的纪版念性建筑--精神堡权垒。抗战胜利后，改精神堡垒为抗战胜利纪念碑，从此便形成了碑的雏形。
1949年11月30日，山城重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次日，碑的顶端飘扬起欢庆重庆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50年10月1日，重庆人民又在这里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国庆节，真可谓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从那时起，记功碑正式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重庆人习惯的称为解放碑。功勋卓著的刘伯承元帅亲自为解放碑题词。从此，解放碑成为重庆盛大集会重大节日的庆典之地，成为重庆当之无愧的纪念性建筑。
解放碑是重庆的标志建筑物之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商业区中心部位，民族、民权、邹容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处。曾经命名为“精神堡垒”（1940）和“抗战胜利纪功碑”（1945）。该碑最初落成于1940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并命名为“精神堡垒”以激励中华民众奋力抗争以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由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4. 湘江战役纪念碑的发展简史

走进气势雄伟的烈士碑园，看着具有极高艺术感染力的大型雕塑，您会看到湘江战役中那场血与火、生与死、存与亡的一幅幅历史画面。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于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境。这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在湘江以东地区（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一带）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试图将中央红军全歼在此。面对生死存亡的危境，红军将士浴血奋战7昼夜，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分别由兴安县的界首、全州县的大坪、凤凰咀等主要渡江点突破湘江。之后，中央红军一、二纵队在其他军团的继续掩护下，进入兴安县华江乡和金石乡，艰难翻越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高峰——老山界，尔后向云贵川挺进。
可以说，没有红军突破湘江的成功，就不会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以及爬雪山、过草地这些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革命历程，乃至共和国的建立。1984年，著名随军老作家魏巍重走红军长征路时，来到界首光华铺红军烈士墓前，心潮澎湃，禁不住老泪横流……。回到北京后，老作家与聂荣臻元帅共同向国务院建议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以抚慰烈士英魂和教育革命后代，界首渡口便成为红军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重要标志。

5. 清代兴起的碑学在书法史上有什么特点和贡献

中国清代书法在近300年的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 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 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 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 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 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 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王铎行书
早期 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 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 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 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 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 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 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 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 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 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的书法，因 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 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 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 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 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 到康熙的宠幸。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 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 《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 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俯、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傅山 草书
在帖学衰颓时期，有一些书法家起来学习汉碑。倡 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并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学。另有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 这些著作对提倡汉碑隶书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学汉隶似 乎成为一种风气,如顾苓学《夏承碑》,郑□学《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学《曹全碑》,其他能写隶书 的书法家有王铎、傅山、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 等。其中影响最大要数郑□和朱□尊。郑□嗜古碑，收 藏非常丰富,学汉隶50多年,其隶书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笔意来写隶书，他的隶书对当时书法家影 响很大。朱□尊是学者和诗人,他的隶书也学《曹全碑》， 融欧阳询书法，清新而流丽。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 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 杂馆阁之书盛行。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 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 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 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 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余遗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 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 《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梁同书，早年 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 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 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 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 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金农 漆书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 强调金石味。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 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 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 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 给书法界大开眼界。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 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 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 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接着包世臣在《艺 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 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 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 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 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 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 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 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 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 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 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 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 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 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风格和特点。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 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 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 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 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 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伊秉绶：隶书
晚期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 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 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 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欧阳询的书法盛行 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 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 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 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伊秉绶 隶书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 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 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 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 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 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 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 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 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 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 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 长篆书，方劲雄健。吴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写篆、隶， 隶书平稳，篆书能用金文结体来写，面貌一新。当时写 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 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 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以写行、楷 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 用笔极为凝练。

孙星衍：篆书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 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 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 书法产生一定影响。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 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 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 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 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 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 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在 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 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 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 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 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蒋仁：行书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 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 有客观原因的：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 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 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 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 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 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②由于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 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 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反 之文人画对书法艺术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书法,无 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创造。

6. 魏碑体的发展历程

北魏平城时期是指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5世纪90年代前期。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从此开始了北魏在平城的历史。北魏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初年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文教政策，表现出对汉族文化极大的热忱。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之初就“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庚戍诏》：“自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公元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千”；公元486年孝文帝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公元489年在平城立孔子庙。北魏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巩固了统治，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创早了良好的条件。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书法家崔玄伯笔下。《魏书·崔玄伯传》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儿子，因为擅长书法经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书·崔浩传》“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范阳卢渊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北史·卢玄传附卢渊》略云：“初，（卢）湛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卢）邈以上，兼善草迹。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崔、卢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他们所传书法不外乎篆书、隶书、草书、行押、铭石书，就其风格而言当为古朴、厚重、方严、笔力雄健。这就为北魏书法奠定了雄强之风。北魏初年，佛教传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魏书》记载：天兴元年（398）道武帝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时，在崔浩的劝说下，罢黜佛教，迎请嵩山道士寇谦之，道教大兴。“乃使谒者奉玉帛牲宰，祭嵩岳，迎致其馀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修复佛法，下《修复佛法诏》：“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置会限。”和平元年（460）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从此佛教更加兴盛。经过这番佛道斗法，北魏在平城短短96年的历史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平城时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又有道教的碑刻④，这使平城的碑刻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样禁止立碑，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平城书法才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它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有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 平成时期的书迹种类繁多，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题记、明堂瓦文等。我按时间顺序择要排列如下⑤：
《王银堂画像题名》（406）楷书
《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436）楷书，新疆吐鲁番出土
《皇帝东巡之碑》并碑额（437）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东巡之碑”，民国年间河北易县出土
《大代华岳庙碑》（439)隶书，碑原在陕西华阴县华山
《王神虎造像记》（440）楷书
《朱雄造像记》（440）楷书
《合邑又道继等造像记》（440）楷书
《鲍纂造像记》(442）草率隶书，清朝末年山东出土，现存日本
《嘎仙洞祝文刻石》（443）隶书，1979--1908年发现于大兴安岭鄂伦春旗嘎先洞中
《孙恪墓铭》（451）大同附近出土
《皇帝南巡之颂》并碑额（461）碑文隶书，阳文篆额“皇帝南巡之颂”，1936年发现，现移山西灵丘县觉山寺
《刘贤墓志》（452－465），志文隶书，四面刻，阳文篆额“刘戍王之墓志”，1963年辽宁朝阳出土
《曹天度造像记》（466）隶书
《鱼玄明墓志》（468）楷书
《赵炯造像记》（469）草率隶书，同治年间山东高密出土
《申洪之墓志》（472）隶书
《钦文姬臣墓铭》（474）出土于大同
《光州灵山寺舍利塔铭》（477)楷书，咸丰年间山东黄县出土
《太和造像记》（478）隶书
《冯熙写杂阿毗昙心经》（479）
《太和五年石函铭》（481)楷书，1964年河北定县出土
《邑师法宗造像记》（483）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十一窟东壁
《崔永忠造像记》（483）楷书，山东历城出土
《司马金龙墓铭》并题额（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司马金龙墓寿砖》(484)隶书，1965年山西大同出土
《晖福寺碑》并碑额（488）楷书，在陕西澄城县
《阎惠端造像记》（489）楷书，光绪年间在河北昌平访得
《比丘尼惠定造像记》（489）楷书，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7窟南壁
《王伯安造像记》（490）楷书
《富贵万岁》瓦当文（481－490）隶书，在山西大同文明太后永固陵访得
明堂瓦文（486－491）有篆书、隶书、楷书、行草书，1995年至1996年在山西大同城南出土
《僧晕造像记》（492）楷书
《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年代不详，草率隶书，1995年，1997年分别在山西大同访得
《吊比干文碑》（494)在河南辉比干墓侧，刻于孝文帝迁都洛阳途中，为平城魏碑画上了句号。
在这些书迹中有《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属于庙堂之作，风格雍容大度，笔势开张，应为当时一流书家所写。作为摩崖隶书的《嘎仙洞祝文刻石》又显得浑朴雄厚。《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刘贤墓志》、《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司马金龙墓铭》、《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等为贵族官僚墓志，虽较庙堂之制略为草率，但却更显示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刻工也比较精致。而出自工匠之手的《宿光明冢》、《王羌仁冢》明堂瓦文等则显得草率、自然，更能直接反映当时普通大众的书写习惯。
平城时期的书迹上至皇帝驾幸的铭刻，下至平民百姓的瓦文，包罗万象，我们从中可以透视到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方方面面，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发展演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北魏平城的遗迹中，既有隶书又有楷书，而且各自都有相当的数量和规模。从字体来看，篆书多为碑额，墓志多为隶书，造像记多为楷书，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⑥。从它们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隶书、楷书的顺序时前时后，明显地表现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们从这风格各异的书迹中可以看出：随着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当时的社会正热切地期盼出现一种具有统一法度的书体。事实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显意识到规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余”，而且太武帝为此还下达了整齐文字的诏令。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楷、草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字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规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也。今制定文字，事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魏书·世祖纪》
但是从公元425年以后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来看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风格法度，这说明风格的形成不是政府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这是一种社会风尚，它需要历史的选择、社会的选择才能形成社会普遍认可的书写规范，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审美共识。 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呈现出“体兼隶楷”的总体特征。隶中有楷，楷中有隶。为了弄清北魏书法的发展演变，我先从几部隶书味较浓的碑刻说起。
从皇帝南巡之颂看平城隶书
此碑刻于文成帝时代，魏书·高宗纪有记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失，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刊石勒铭。”
此碑书迹具有明显的隶书特征。横画两端都向上翘起作翻飞状，竖钩平挑，撇画收笔处微微向上翻挑，捺画收笔处平出，字形成横扁状，这些都是典型的隶书笔法。
同时这类隶书杂有显著的楷书特点，笔画方截、瘦劲，横画左低右高向上倾斜，许多字的横折处已不再是平起直下，而改为向左侧倾斜，如“过”字的首笔折处。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如“郡”字中“君”首笔处的折。从结构上看结体凝重，呈欹斜状。
皇帝南巡之颂所表现出的特点使其在研究隶书向楷书过渡方面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其中掺杂的楷书特征会使我们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些楷书特征我们可以在稍后的“龙门四品”和邙山墓志中明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从笔画的方峻顿挫到结体的欹斜凝重都与“魏碑体”楷书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这种风格的碑刻在北魏平城时期还见于《皇帝东巡之碑》，而在其后的《司马金龙墓铭》中《皇帝南巡之颂》的许多特点得以延续，但有些特点却被明显的抛弃了。例如：横画左侧起笔处的向上翻起已不明显，字体的欹斜度也大大减弱，但仍表现出隶书的特征。可以说楷书对当时的人们已有相当地影响，以至于不自觉的渗透到书法当中，使之“体兼隶楷”。事实上由于北方书风保守，庙堂之制按照惯例都是采用隶书书刻，许多波磔、翻挑以及结构的平整往往都是刻意为之，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所以启功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写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划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
《皇帝南巡之颂》为庙堂之制，是记载皇帝出幸的碑刻，当为一流书家所写。《司马金龙墓铭》为贵族墓志，刻工精良，因此这两块碑刻可能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状态，也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书刻者的矛盾心理和惯用的书写习惯。尤其是对方笔的运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比较认同的笔法，这对后来洛阳“魏碑体”的形成有着显著的影响。
但是平城时期的隶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以上所举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如《嘎仙洞刻石》的古朴浑厚，《嵩高灵庙碑》的方厚平直，《宿光明冢》、《王羌仁冢》砖文的简直草率都各具特色。
从《晖福寺碑》看平城楷书
《晖福寺碑》是北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楷书碑刻。就其特点而言，仍以方笔为主，棱角鲜明，结体严谨，略有倾斜“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茂密的结体现出欹侧的姿致”。⑧所以康有为称它是“丰厚茂密之宗”，在字体结构的避让上已经很成熟，汉末魏晋隶书的影子已经难以找到。
与平城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隶书碑刻《皇帝南巡之颂》相比，虽然一隶一楷但在风格上却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皇帝南巡之颂》在结体上的严谨、笔画上的方棱锐折在《晖福寺碑》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横画的书写，虽然《晖福寺碑》的书家采用的是楷书笔法但与《皇帝南巡之颂》中的横画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庆”“真”“素”“而”等字里面的横画，其神态与《皇帝南巡之颂》如出一辙。这说明从《皇帝南巡之颂》到《晖福寺碑》的27年中，这种笔法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楷书当中得到应用。由于不管是?皇帝南巡之颂?还是?晖福寺碑?在当时都应该是最新的笔法，这对北魏书风的演变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如果我们将其与北魏洛阳的“魏碑体”相比，洛阳“魏碑体”的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但是不能否定在笔画的舒展开张，撇捺的雄健有力，结体的大开大合，结构的欹侧，气势的雄劲上都远不及洛阳“魏碑体”。《晖福寺碑》的上述特点使其表现出探索者和先驱者的角色。平城楷书对洛阳“魏碑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殷宪说：“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当然平城时期的楷书仍残有明显的隶意，这在《邑师法宗造像记》以及明堂瓦文所发现的楷书中有明显的体现⑨。 公元477年孝文帝亲政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改穿汉人服饰；改变鲜卑人籍贯“代人南迁者，悉为洛阳人”；以汉语为“正音”；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促进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高门的通亲。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胡汉民族的融合，表现出对汉族文化的推崇，也使北魏形成慕尚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一批南朝汉人知识分子北迁，给北魏书坛带来一片新的生机，北方相沿已久的保守书风便悄然发生了变化。
因此北魏后期的很多书家有出仕南朝的背景。如《魏书》记载：陇西李思穆（？－516）“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⑩”；颍川庾道（？－517）“历览史传，善草隶书”；彭城刘懋（？－517）“善草隶书，多识奇字”。这些人都属投北的南方书家，他们所传之草隶应该属于“二王”一派。北魏的这些南方书法家为北魏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北魏后期，南方的字书《小学篇》传入北方，北魏后期的贵族子弟以学习《小学篇》为荣耀。《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学王羲之《小学篇》⑾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小学篇》传“二王”之法，而且书风上比北朝传统的识字书《急就篇》新妍，当为鲜卑贵族所推崇，这样就使南朝书风渗透到北魏书刻的血脉之中，为洛阳时期产生新体楷书并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础。
⒉洛阳“魏碑体”
北朝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南方新妍书风，终于在洛阳时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楷体－－“魏碑体”⑿。
我们可以从以邙山墓志和“龙门四品”为代表的洛阳碑刻中看到这种具有统一风格的“魏碑体”，他们一改北魏平城书风的古拙、朴茂，呈现出新妍别致的书风。险峻奇伟、惊心动魄、体态新妍、结体严谨。确实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
以《元桢墓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楷书多用方笔；横画出锋，收笔下顿，横画向上倾斜；撇画突出，收笔平挑；捺笔雄壮，收笔平出；竖多下顿后向左平出；斜画紧结，字形横扁，且整体呈欹斜态势。笔法刚劲、潇洒，撇画捺画突出，如长枪大戟，刀砍斧凿，给人以遒劲雄壮之感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为可宗，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昏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⒊北魏后期“魏碑体”地发展
随着汉化改革的深入，胡汉融合的加强，南朝书风的不断传入，这种刚峻奇伟的“魏碑体”楷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笔画渐趋圆润、端整、秀雅，方圆兼施。

7. 受禅碑的历史背景

此碑文虽不见于史书，但曹丕代汉称帝之事，在《后汉书·献帝纪》和《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均有记载。据《献帝纪》所说，是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乙卯，献帝逊位，魏王称天子；而《文帝纪》则作同年十一月“庚午，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碑文却称：“黄初元年（ 220年）十月冬辛未，皇帝受禅于汉氏。”与上述二史书所记日期均不同。对此，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根据裴松之对《文帝纪》的注文作了较详考证，认为“汉、魏二纪皆谬，而独此碑为是也。汉纪乙卯逊位者，书其初命而略其辞让往返，遂失其实尔。魏志十一月……当是十月，衍‘一’字尔。”但是曹丕受禅之日，尚未改元为“黄初”，碑文不作“延康元年十月冬辛未”也是不妥的，这一点欧阳修却未指出。

8. 碑拓的起源传承

在印刷术没有诞生之前，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字有不少是在石头上记下来的。据记载，大约在春秋的时候，就有人想出来把文字刻在石头上了。战国初年的古书《墨子》中讲怎样保存文字记录的时候，就提到要刻在金石上面。“金”指的是青铜器，“石”指的就是石头。唐朝贞观初，人们在陕西宝鸡附近的陈仓发现了10个石鼓，上面的刻字记载着公元前8世纪时秦文公的事情。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久的“石头记”了。石鼓较小，刻不了多少字，看起来也比较麻烦，后来人们就把字刻到大石碑上去了。
东汉末年，虽然已经发明了纸，但印刷术还没发明。为了避免手抄书错误频发，汉灵帝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蔡邕向汉灵帝建议：把一些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作为校正经书文字的标准本。灵帝同意后，蔡邕亲自书写，刻好后的石碑一块块立在首都洛阳的太学门外。这些石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如今还有一些残块保存在西安的碑林里。
用纸墨拓取石刻上的文字，以载籍为据始于梁、隋，若以实物为据则始于唐初，经宋元明清历代之发展，迄今已1400余年。拓本作为碑刻传承的载体，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承载了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且为历代学人所取法，备受世人的重视；历代石刻所使用的各种书体，反映着一脉相承的汉字在不同时期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直观的中国文字发展史；秦汉刻石、隋唐碑刻、宋元明清法帖一经刊刻，对考订史实，研究文字源流与艺术价值、了解古代风土人情、文章诗翰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黄伯思《跋刘宽碑》一文中说：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阴文，装为三帙。此时出现了椎拓这个词语。椎者，用木椎打纸入碑字；拓者，是用毡包在纸上擦墨。椎与拓都是打碑的工序，而椎的目的是为了拓，拓本这个名词便由此而成立。

9. 校官碑的历史沿革

在南宋绍兴十三年来（1143年），溧水源县尉喻仲远在固城湖（今南京市高淳区境内）获得江南地区唯一的汉代石刻《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简称《校官碑》），碑主潘乾，字元卓，陈国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人。此碑刻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灵帝光和中为溧阳长（故城在今江苏省溧阳市西北四十五里）。卒后县丞赵勋及左、右尉董并、程阳等为之树碑颂德。此碑纵148厘米，横76厘米，厚22.5厘米，16行，行27字，文字多漫漶难以读识，元朝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文学椽单禧刻有《释文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