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进化论有什么意义
人是上帝造的。这个可以肯定。以进化论为首的异端邪说拼命想否定这一事实。于是上演了一幕幕认猪作父、认猴作父（所谓北京人，无非是几个人在山洞里凿猴脑吃）的闹剧……
进化论者说，宇宙源于大爆炸，没有缘故的大爆炸，所有物质集合在一个点里，不断旋转，突然爆炸，天哪！只是我想问问，既然物质是在一个点里旋转，那么因为惯性爆炸后它们应该以相同的方向自转，可为什么已知的行星里有80多个是反方向自转呢？为什么？因为上帝早已知道会有这么愚蠢的人，故意留下证据讽刺他们。
同时，物质从何而来？能量从何而来？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自然界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能量。那只有一个答案：有一位超自然的创造者。
用高倍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看看里面成千上万的组织有条不紊的工作，您能相信这是偶然进化来的？进化论用氮14-碳14衰变法测算化石的年龄，他们从来不敢说这种测算方法的前提：1，动物死的的时候就完全不存在C14；2，至少地球磁场不能改变（事实上，过去150年地球磁场就减弱了10%）；3，外界环境不能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条件哪怕一个都不可能满足，况且氮14衰变到碳14的周期仅仅是5720年，他们是怎么测出几百万年的？其实他们为何要从化石做文章，因为死无对证啊。难道活着的植物测算不出年龄吗？当然能。也有过测算，但进化论者只字不提，因为地球现存活着的植物，有1000年的，2000年的，4000年的，就是没有超过4500年的，因为那之前有一场大洪水。
还有，进化论者说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或更多。我们今天都知道地球自转速度在逐渐变慢，最保守的算法每10年慢一秒，圣经说地球只有6000多岁，这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您相信地球有46亿年，那么算一下46亿年前的自转速度吧，没错，负数！
进化论所谓的化石，没有一具是介乎两个物种之间的化石，这是他们的致命伤。以前他们将始祖鸟奉为至宝，直到近些年人们发现活着的翼端有爪、嘴里有牙的鸟以后，他们便销声匿迹了，以至于今天他们再也不敢大肆宣扬他们的化石证据了。他们把物种之间的进化解释为基因突变，但他们穷尽所能的试验最终证明，基因突变只能给生物带来灾难。他们荒谬的推理假说实在没有必要再罗列下去了……
不妨看看上帝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4000多年前，上帝对约伯说：”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直到19世纪一个叫富兰克林的不要命的科学家捕捉到了闪电，2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短信、打电话的时候才晓得上帝的奇妙。2700年前，上帝皆先知以赛亚的口告诉人们地球是圆的：“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3000多年前大卫王的诗歌里就告诉人们空气有重量：“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直到3000年后科学发现了分子，才追赶上这一处圣经的脚步；挪亚大洪水的时候，圣经记载：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科学家直到1977年才在海底发现有泉源…………
关于考古，不得不说圣经里的预言。以赛亚提前150年准确预言波斯王居鲁士，不信的人曾毁谤说这预言是人为后补的，直到《死海古卷》的出土就都哑口无言；再看看以西结预言推罗的下场，居然一字不差。这样一本圣经，我找不出理由不相信它而去相信进化论。
比较一下就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愚妄。
2. 生物进化论的提出，有什么历史意义
进化论（演化论）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伪科学。它和中世纪的“地心说”一样只是人类认知水平局限性造成了一些伪科学理论占当时主流地位，是典型人类愚昧的产物。波普尔早年根据爱因斯坦对自己《相对论》态度，真正的科学理论都富有冒险性的预测，承担被证伪的风险。于是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已经尖锐地指出，科学理论必须要具备“可证伪性”（即：能被经验反驳/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而当一套理论，其信奉者总是保护它不被批判时，它就是伪科学。科学理论，不是宗教圣典，不须要人们供奉和膜拜，而是要容许被批判和反驳。
我们现在来看看进化论这套伪科学对于宏进化，生命起源，器官形成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能有证据，且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的漏洞和缺陷，却被信奉者当成教条灌输给我们。
实际上进化论（演化论）对于生命起源早就走进了死胡同。进化论这套伪科学，碰到“生命起源”问题时，其荒唐性暴露无余。这也是当今进化论者不敢涉足的“雷池”。他们极力狡辩声称进化论不涉及生命起源问题（实则是因为害怕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进化论为何如此害怕涉及到这个关键问题。进化论既然能解释生物进化（虽然宏进化解释不通，但至少还能向人们扯蛋一下），为何就不能解释生命起源？150年来，经过无数所谓“科学家”，挖空脑子的臆想。仍然对这个课题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一句生命就是莫名其妙地了现了。
其实逻辑思维严谨的人思考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奥秘。我们知道，进化论的核心论点是建立在生物可遗传变异的基础上，再加上自然选择导致了优良的特性被保留下来。这里可遗传是进化论最大的前提。而在生命未形成之前，非生命的物质不具备可“遗传”性，不会生育繁殖后代。因为遗传复制本身就是生命的特性。那非生命物种如何进化成生命的，可遗传，变异都不存在，自然选择就无从谈起了？而进化本身依赖生物可遗传这个大前提，于是在逻辑上陷入了死循环。整个进化论思想在解释生命起源最关键一步时完全崩溃。
关于生命起源的探究，进化论顶多也就止步于上世纪中叶的米勒实验。结果是令进化论鼓吹者大失所望，不要说生命，连最基本的蛋白质都没法自然形成。进化论鼓吹者，对生命起源如此胆怯也在情理之中了。至今对于生命起源先有蛋白质，DNA，RNA都是一筹莫展，争论不休，事实上先有哪个都不可能存在生命。
当然进化论（演化论）是当代最大的伪科学，这点毫无疑问。他们除了肆无忌惮地伪造证据以外，玩弄最多的伎俩便是“循环论证”。按常理说，生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群体遗传学和进化论都是独立的学科。进化论应当只是生物分类学的一个分支学说，进化论本身就是以生物分类学生物“相似”的生理构造，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进化论以“相似”做为推理的前提，却偏偏又要用“相似”做为依据。这就犯了循环论证错误。因为生物的相似性，所以生物有共同祖先，生物是演化来的。因为生物是演化来的，所以生物有相似性。进化论的论证手法是把结论，当成推论的前提复述了一遍。表面上看这句没有任何错误，但在逻辑学上这种“循环论证”是“恒真命题”的一类。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论证意义的。它只是在围绕一个点在做循环自证，是诡辩术的一类。
我们看“比较解剖学”是如何给进化论源源不断提供“证据”的呢？就是在比较生物的生理“相似”性。现代进化论者往往不直接了当地宣称：“因为生物的相似性，所以生物是演化来的。因为生物是演化来的，所以生物有相似性。所以“相似”就是进化论的证据”。因为这样做，显然骗不了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这是直接玩单次循环论证，极易被识破。于是他们就费尽心机地套上“比较解剖学”这个马甲。玩障眼法，避免了进化论直接拿“相似”做为自己理论的论据暴露于公众面前。骗子们拐弯抹角地玩循环论证。
那个“同源器官”的论证也是同理，进化论者发现不同生物结构位置相同，功能相似（有时也不相似）的器官，从相同的“胚胎原基”上发育而来。就认为这是器官同源，证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的欺骗。生物相似的生理本身就是进化论的提出的依据。只有当进化论被确定为事实时，才可以认为从相同的“胚胎原基”上发育而来的器官是同源的，有共同祖先。猴棍们在用“同源器官”论明进化论时，它的前提条件中就已经含有了生物必定是进化来的。（想要证明的结论，当成论证的前提在使用）如此明目张胆地玩循环论证。除了进化论，大概也只有江湖骗子才有这个胆量。
用生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群体遗传学观察到生物相似器官，他们就便急不可耐得出进化论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这些学说是如何支持进化论的。这种拙劣的诡辩术，充斥着现代进化论鼓吹者们一次次的谎言中。
同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是采用循环论证欺骗智商不高的人的诡辩术。本质上是一句的屁话。什么是生存下来的生物？本来就是适应环境的生物。整句话完整表达就是适应环境的生物生存了下来。等于什么也没说明，只是自己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把自己要证明的结论，当成前提在使用，这种循环式诡辩术贯穿着整个进化论伪科学。
把生存下来的生物定义为适者，再用适者生存提出自己的理论。这就好比，射手先打了一枪，然后再根据弹孔位置画靶标，岂能不是百发百中的神射手。进化论就是这样一套不讲逻辑的无赖理论。
最后说一下，器官形成难题。同样进化论这套伪科学对此是一筹莫展。我们对于科学理论，不能只下个结论就了事的。还要知道推演原理，和具体溯源细节的描述。这个过程不必一定符合事实，但一定要有。可惜的是进化论，只负责下结论，不负责向你说明具体细节。这不光是正翅膀形成的问题。还有鳃呼吸如何进化成肺呼吸的。你让它们解释解释看。它们除了掩耳盗铃以外，别无它技。
事实上自然选择说到底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力量。它只能在已有的性状基础上作出一些大的选择，淘汰到畸形和残次品或者不适应某些环境的性状。而当年达尔文就是以这种有限的事实。作了无限制的推论。认为自然选择具备有强大的创造能力。具有创造全新器官和演化新生物的而能。进而推论到了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由一个原初的细胞生物演化而来。而这两项至今未能找到证据支持。更要命的是，前者如果深入思考，一定会出现悖论。
现今进化论最尖端的学者，它们也只能靠脑补这种荒唐的结论。比如道金斯《盲目造表匠》中关于翅膀形成的解释。“一部分树栖爬行动物，经常需要快速攀爬有斜度的树干，在这个过程中骨骼与肌肉逐渐产生了相适应的变化，具备了在树与树之间华翔或短途飞翔的能力。”这段话中有两个疑问，具备滑翔能力的前肢已经不是一个小的突变。它仍然要长期积累小突变形成。而这个功能没有实现前，它是不具备这个优势，自然选择也就不起作用了。
其二，动物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机动性（变动性）。一个爬行动物生下来，不可能一生只在树上攀爬，而当前肢慢慢成变有翅膀形 状这种过程中。这种增生的“半翅膀”非但不能飞行 ，反而对于前肢的关节屈伸产生障碍，就算不能严重阻碍前肢活动，也至少是一个附加的累赘。
从而使动物失去原有灵活的攀爬能力。而这个过程中恰恰是这类生物最难以生存时期，它们并不会被自然选择所保留。进化论就是建立这种荒唐的逻辑悖论上的结论。一但把问题深入描述细节。它的伪科学性是暴露无疑的。所以掩耳盗铃，是现代进化论者保护他们理论不至垮台的法宝。
进化论这套学说，在伪科学的道路上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一但信奉者们放下包袱，就是它宣告破产之时。它和中世纪的“地心说”一样。仅仅只是人类愚昧的产物。
3. 生物进化论的提出，有什么历史意义
学说的中心是选择，特别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又是在人工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人工选择学说。他认为，现在的许多家养动物和载培植物，都起源于野生类群。它们在人们有计划的选择下，使有益于人类的变异逐渐积累和增强，实际上是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这一学说有三个要素：一是有变异存在；二是这种变异能够遗传；三是人类对变异可以选择。三者缺一不可。
（2）自然选择学说。首先，达尔文认为生物普遍存在着变异。一切生物都有变异特性，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生物。变异可分为一定变异和不一定变异两种。所谓一定变异是指同一祖先的后代，在相同的条件下可能产生相似的变异。如气候的寒暑与毛皮的厚薄，食物的丰匮与个体的大小。所谓不定变异是指来自相同或相似亲体的不同个体，在相同或相似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变异。如同一白色母羊所生羊羔中，可能有白、黑或其他颜色。同时，达尔文认为生物普遍具有高度的繁殖率与自下而上竞争能力。生物有着繁殖过剩的倾向，但由于食物与空间的限制及其它因素的影响，每种生物只有少数个体能够发育与繁殖。达尔文还认为：生物在生存竞争中，对生存有利的变异个体被保留下来，而对生存不利的变异个体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但适应对生存也只有相对的意义，一旦生活环境改变，原来的适应就可能变为不适应。最后，达尔文认为：通过自然选择形成新物种。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的兴起，结合生物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新成就，对生物进行化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的见解，即现代达尔文学说，或称综合性进货机理学说。该学说认为生物化是在群体中实现的，其主要论点为：①突变（达尔文所说的不定变异，即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畸变）。为生物进货提供了原材料。②基因频率与遗传平衡。其因频率就是该基因在一个种群中的数量。一个种群在一定条件下，后代与亲代的基因频率可保持不变，这种基因各代保持稳定的状态为遗传平衡。生物的进化是以种群为单位而实现的。③自然选择与基因频率的演变。种群的演变，标志着基因频率的改变。引起基因频率的改变主要由于突变和种群间的基因迁移，而这些因素必须在自然选择的主导作用下才能定向改变种群的基因频率。④适合度与选择压力。适合度是指生物生存和生殖并将基因传给后代的能力。所谓选择压力是指自然选择作用于某一种群效果的衡量标准。⑤隔离。新物种形成有三个阶段：突变→选择→隔离，由于地理隔离，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形态、习性甚至结构进一步分化，就产生生殖隔离，进而形成新种。
4. 进化论的提出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进化论的传入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成了渴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专主义的中国属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救亡图强的思想武器，他们从生物进化演绎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在进化发展的哲学观点，以此论证推翻腐朽社会的必然性。
5. 请问 进化论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6. 进化论的诞生及其意义
进化论史话
话说那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生物学界出了一位震惊整个学术界的人物，他发表了他的巨著《物种起源》。其主要思想为地球上物种的起源机理可以概括为：物种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渐进变化。他就是现在家喻户晓的达尔文。 达尔文的原始论述随提及“进化”一词，为“带有饰变的由来”(参考古尔德的自然史沉思录一书)，或许并非后来其继承人描述的“进化”即含有“进步发展” 的概念。然而，从达尔文理论用来解释生物的变化发展来看，将进化论理解为 “进步发展”也没有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物种就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其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不管进化一词的涵义到底如何，进化论的诞生，从本质上是对抗上帝创造万物的思想。达尔文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当代著名的进化论倡导者古尔德教授对达尔文的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解析。古尔德说：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指达尔文久久不发表自己的书 - 天山客注)，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涵义的注意。 以上讨论说明，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为了反对上帝的创造这一思想，而他的工作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哲学唯物论。他要做的是尽量不暴露他的哲学唯物论思想，而以客观的科学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当时正当学术界对达尔文进化论广泛质疑的时候，社会思想界就迫不急待地广泛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19世纪最热心的唯物论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识到达尔文理论对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对达尔文表达过“真诚的钦慕” 之意。 在这种气氛下，普通大众接受的信息只能是进化论是科学事实，而学术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就显为人知，难以为大众了解。直到现在，一般大众对进化论的争论又了解了多少呢？ 学术界对进化论的争论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 1。从《物种起源》发表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1859年后的二三十年) 2。达尔文主义的日食(1900年左右)到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的出现(1940 年左右开始) 3。现代学术界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挑战(1970年以后) 要仔细论述这方方面面，不是本天山客所能力及。故而这里只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各位看官如有兴起可以去查询进化史研究方面的论著。 话说当《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由约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后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册就被图书分销商抢购一空。据说达尔文本人来到了伊尔克利去洗温泉，准备等待即将来临的风暴。他深知学术界的批评会接踵而来。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 英国作家皮特·J·鲍勒在他的《进化思想史》一书中论及当时的科学争论时他这样写到： 大量的科学依据被用来反对达尔 文的理论，。。。尽管存在着激烈的反对，但是进化论 已经开始启航，如果许多博物学家都有很强的宗教信仰，那么就很容易将他们的科学反对意见视为不 过是为了维护旧的神学自然观时所临时拼凑的论据。似乎没有什么人怀疑许多攻击背后的动 机是对达尔文主义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普遍不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论据本身缺乏科 学合理性。达尔文的理论建立在当时对自然理解的基础上，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对变异和遗 传的研究领域，这些基础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论据来反对达尔文的理论，这 些论据也会在某一时期显得合理，虽然我们可以在今天客观地看待这些论据，因为遗传学等 领域都进步多了。有些问题并没有解决：现代的特创论者仍然利用化石记录的不连续性作为 反对任何形式进化的论据。 从鲍勒的描述中我们足可以看到当时科学争论的激烈，尽管他是站在维护进化论 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的历史。 面对学术界的严厉指责，当时的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采取了两个措施：一个是在进化思想的大前提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启个人想象的机器对任何指责给予解释，而不管其基础是否坚实；第二个策略是尽量减少公开的学术辩论，而通过广泛社会关系幕后活动对科学界产生影响，渗透达尔文的进化思想。 在这些方面“达尔文的斗犬”托 马斯·亨利·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副司令起了极大的作用。 赫胥黎原来是个博物学家，后来对解剖学和古生物学很有兴趣。由于他对创造论的不满，使他坚定地充当达尔文的斗犬。实际上，赫胥黎自己是个突变论者，对达尔文的渐变论极其不满。他认为，有时大的突变可 能会直接产生出新的形态, 除非人工驯养的试验检验可以证明能够产生出新的物种，否则就无法证明自然选择是一种合理的进化机制。赫胥黎确实很敏感，他深深地意识到了达尔文主义者故意混消种内的微进化和种之间广进化的区别。 前不久有人讲过一句话极有意思：达尔文当时发表了物种起源的书，书中遗留下了物种起源的问题。 不管怎样，赫胥黎在进化思想上大力支持达尔文。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支持是基于他对创造思想的反感，而不是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征服了他。 赫胥黎不但是个科学家，还是个出色的活动家。他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公众人物，变成了政府处理在科学方面处理各种事务的专家。他在一个非正式但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中以该组织对科学进行幕后操纵。英国作家皮特·J·鲍勒在他的《进化思想史》一书中论及这些时是这样说的： 正因为赫胥黎及其追随者在这个关系网中确立了一定的地位，所以他们的皈依对于达尔文主义是重要的支 持（Ruse, 1979a）。他们避免在科学杂志上公开争论，但是利用他们对于期刊的影响保证 达尔文主义者的价值观逐渐地融入到文献中。《自然》杂志的创立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学术会议也受到一定的控制，从而有利于赞同达尔文主义的年轻科学家 ，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可以教育下一代人也支持进化论。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种交替，那些残留的反对者宣称达尔文主义已经被盲目地作为一种教义所接受，他们谨慎地避免卷入任何真正的争论。 从鲍勒的话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达尔文理论的胜利并不是建立在学术正确的压倒面上，而是借着一种非学术的手段达到目的。鲍勒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到了19世纪80年代，科学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达尔文学派。然而不能将这个学派的兴起简单地解释成是由于进化论在技术上具有优势。对于自然选择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在这一章的后面，主要介绍的是对选择学说的反对意见。许多比较保守的博物学家显然更赞成建立在突然变化基础上的、并将进化过程与特定目标连续起来的理论。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实际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见第九章）。因此对于当初达尔文思想学派的兴起，应该根据更广的视野来解释，而不能仅仅解释成证明了这个理论具有科学的力量。 上面鲍勒所说的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实际上遭到了普遍的冷遇，被朱利安·赫胥黎在他的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称为“达尔文主义的日食”。 因为即使在达尔文主义的兴盛时期在学术上对自然选择理论承认的人也不是太多，有人讽刺自然选择论是“乱七八糟的规律”，这是指自然选择依靠偶然试错机制而言。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发表其它机制来解释物种的出现。偏偏达尔文主义者如奥古斯特·魏斯曼等将自然选择论视为唯一站得住脚的进化机制。这没有为达尔文主义者带来好运，反而使更多的生物学家远离达尔文主义。 当时的新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的兴起，标志着明显的反达尔文主义倾向，他们包含了目的论的成分。实际上真正构成对达尔文主义威胁的是孟德尔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遗传理论。因为孟德尔遗传理论有坚实的实验支持，使得早期的孟德尔主义者能以此来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论。实际上孟德尔遗传理论被当时控制学术界的达尔文主义者轻视几十年，就充分说明了达尔文主义者的教条成见有多深。这种教条一直延续至今。 直到20世纪初，学术界已没有多少人支持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论。这样迫使达尔文主义者进行新的解释尝试，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从“日食”中复苏过来，以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在学术界出现，使达尔文主义(新)又成为正统。 新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进化论”虽然成为正统，但没有为新达尔文主义带来长治久安。更猛烈的现代的全面的反新达尔文主义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话说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学术界受到早期的孟德尔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后，进行了新的尝试，要对遗传变异做出新的解释，从而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综合的进化论”。 “综合进化论”仍然是解释的成分过多，遭受各方面的批评也就不会少。现代学术界对新达尔文主义的挑战的范围更广，力度更深。 首先在新老达尔文主义者都坚持进化的渐变立场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团体主要是古生物学家，当然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科学家。 进化的渐变立场是达尔文所钟爱的拳头观点。达尔文曾经说过： 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的通的话，我将弃之如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论就不值分文了。。。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变化而来，我的学说就比然完全瓦解了。 达尔文又说： 自然选择的工作必须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该变，长期不断的累积而成；。。。如果这个学说正确，我就可以否定神不断创造新生物种的信仰和生物界有突然大突变的的意念。 这里我们看到达尔文对自己的渐变论是何等的看重，并且这个渐变论在否定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方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客观地说，那些把达尔文进化论一相情愿地划归为纯科学研究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切实际，达尔文进化论背后的哲学意义与神创信仰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 也正是因为达尔文及其达尔文主义者如此看重渐变论，才有在20世纪中叶有生物学家宣称：达尔文进化论完全瓦解了。 一个著名的挑战是来自当时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执教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高斯米特教授。他列出一连串的复杂结构，认为不可能由极小的突变渐渐积累而成。 当然，新达尔文主义者对高斯米特的反击是不言而喻的，这包括了对高斯米特从心理上的虐待。高斯米特说：他们现在不但人为我是疯子，还把我当作严重的罪犯看待。著名进化论学者古尔德用每天“用两分钟的时间去恨人民的敌人”来比喻达尔文主义者是如何对付高斯米特教授的。 达尔文主义者坚持渐变，认为时间足够长，渐变就能产生我们需要的一切。 然而，1967年，美国费城威斯特研究所的数学家乌蓝从数学上论证了在进化论时间框架中通过微小变化自然形成眼睛之不可能性。 进化论专家麦道华爵士和威定顿对数学家乌蓝的反驳是：事实上眼睛已经进化出来，数学家是本末倒置。好象眼睛进化的全部过程就在他们的兜里，数学应证明进化的可能性才对。 来自古生物学家的反对声浪真正够成了对达尔文主义的严重挑战。他们试图提出完全不同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机制。 克鲁伊扎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泛古生物地理学”，毫不犹豫地批判了达尔文和正统的现代达尔文主义。克鲁伊扎特的“泛古生物地理学”所根据的观点是，达尔文主义对于扩散和趋异进化的解释不符合地理分布的事实。他的理论终其一生，未被重视。后来当学术界接受了大陆漂移学说之后，使得克鲁伊扎特的观点具有了极大的说服力。然而， 大多数生物学家仍然不认为克鲁伊扎特关于物种分布的解释已经合理的足以从整体上对达尔 文综合论构成威肋。 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间断平衡理论”才对达尔文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论及此事，鲍勒在他的书中写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许多渐变进化的例子都未能通过现代技术的验证，所以越来 越多的古生物学家开始对渐变论的观点感到不满。如果在化石记录中没有真正的渐变进化实 例，那么将所有突然变化归因于记录不完备的观念就会动摇。最好是根据新的思想，并将传 统的达尔文主义的渐变假设搁在一边，重新检验那些证据，同时选择另外一种进化模式，这 种进化模式要考虑到化石记录中显现出来的新物种突然产生的现象。 这个新模式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由由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和他的同事提出的 “间断平衡理论”。 在坚持“间断平衡理论”的生物学家眼里，达尔文主义者已经被看成成头脑简单的“适应主义者”，即，他们盲目地设想因为选择 的作用只产生出有用的性状，所以每一种性状都必然有一个目的。他们经常不得不为各种结构发明出假定的适应目的，并且通常在没 有任何好的理由的情况下认为这种假定是合理的。 有人认为“间断平衡理论”逐渐构成了对新达尔文主义“综合理论”的一种替代理论。 当然，达尔文主义者是不甘于轻易被替代的。当代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英国的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与美国的古尔德之间发生了长久的“血肉搏斗”。这场搏斗除了学术观点的争斗外，更有其它方面的大量互相攻击。有人通过他们的争斗，总结出了一条“进化新规律”： 不是“适者生存”，而是“贱者生存”。 确实有不小的讽刺意义。 如果说“间断平衡”理论只是对达尔文主义的“综合论”一个替代的话，那么来自其它有关方面的的质疑则是针对进化思想本身而来。 大家都知道，卡尔·波普是现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在学术界的成名在于他找到了评判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然而，当波普和他领导科学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标准用于进化论的时候，他们惊人的发现：进化论不是科学的！ 波普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应该让其所有的假说都去经受实验的检验，因此科学构成的方式应该是，一旦与自然相矛盾，便能够立刻显露出来。科学假设是可以“证伪的”，而伪科学故意将陈述弄得模糊不清，这样便不能发现反证。 波普认为按照这个标准，达尔文主义无法检验，因此是不科学的。 波普的观点引起了进化论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烦复的区分，并声言进化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检验的，同时进化论者对波普表达了“愤怒的抗议”。后来波普对进化论的看法有所软化(这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波普对进化论不是科学的观点却得到了不少人赞同。 如果说波普的观点只是站在科学哲学家的立场上来反对进化论，那么从20世纪60 年代发展起来的生物“分支系统学”则是从生物学角度反对生物进化的的思想。让我用鲍勒的描述来解释“分支系统学”对进化的指责： 最新的异议来自分类学当中一个叫做“分支系统学”的新学派。“分支”这个词是朱利安· 赫胥黎1957年提出来的，用以表示进化树中上的一个分支。这项分类中的新技术是由威利· 亨宁希发明的(Henning，英译本，1966），他坚持认为，要想尝试表示进化关系，就必须将 注意力放在分支过程上，忽略那些与分支无关的变化。“分支系统学”这个词是由反对这场 运动的一个人，恩斯特· 迈尔引入的，亨宁希的追随者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词。虽然亨宁希对 于传统的达尔文主义的分类与进化联系方式发出挑战，但是他并不认为他的技术是表示进化 关系的一种方式。最近的几年，一些比较激进的支持这项新技术的人认为，即使不考虑进化 ，也可以表示类型之间的关系。这些“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宣称，祖－裔联系是进化上至 关重要的关系，但是从祖－裔所表现出来的关系中，无法得出它们之间的进化联系。这是对 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直白的批评，他们试图将指责再扩大一些，认为对生命过去历史的重建是 不科学的，而且他们非常热心地利用了已有的一些反自然选择论点。 当然鲍勒的书也介绍了进化论者的愤怒： 不过修正分支系统学家只占系统分类学家的少数。进化论者一直坚决地反对他们，进化论者 人为，虽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的技术很高超，但是其思路是对科学的威胁。。。。 1981年，在伦敦自然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的展览上，公开发生了一场有关分支系统学的激烈争论。这次展览所使用的文献遵循了分支系统学的观点，强调指出进化树是不确定的，甚至提到了类人猿化石的新发现。进化论者对这种争论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采用了很多方式，主要是给《自然》杂志的编辑写信。由于分支系统学强调分支化，所以有人将分支系统学与间断平衡理论联系在一起，指责二者都是到处蔓延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还有人指出，由于分支系统学家正在动摇进化论，所以他们是在鼓励特创论，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当然，修正分支系统学家们并没有声称物种的产生是奇迹的过程，但是他们声称进化不可能得到证实，这就意味着进化论和特创论都位于同样的科学水平。分支系统学家的唯一兴 趣就是在抽象的自然关系图景中分来分去；他们并不关心各种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大多数生 物学家依然感到科学有责任提出原因假说，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种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这些假说涉及到过去的事件，而且不像分支图解那样容易检验，但是可以通过许多间接的方法来检验它们。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 鲍勒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分支系统学对进化论的挑战，更可以看到当学术界有人质疑进化思想时，进化论者总力图将对方说成是鼓励创造论。 进化论者可能有一点说的有点道理，那就是：“放弃探索便意味着使整个地球过去生命的历史这个问题永远都成为不解之谜 。”基于这个思想，那我们就来看看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是如何冲击进化论的。 如果进化论作为研究生命、物种在地球上的起源发展的纯科学行为，大家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原则异议。因为虽然圣经信仰宣称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没有讲上帝“怎样”创造了世界，也就是没有讲创造世界的详细机理。那么科学作为研究自然的工具，显然能够提供对自然一定深度的认识，尽管科学可能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在现代科学的洪流中大量的基督徒科学家包括许多极有名望的基督徒大科学家，他们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圣经揭示了人类是从无生命的物质“土”而来，那么我们推论世界上的其它植物、动物也是由无生命的物质而来，显然与圣经教导没有太多冲突的地方，假如我们不是把上帝想象成手握“魔法棍”的老头的话。 作为一个处于现代科学中的科学家，我们在周围的世界处处看到是自然的规律性。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去想象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物种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会想到自然规律的奇妙作用，而去探究这些规律(后面我们会讲到现代科学的最新发展)。 然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第一，作为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化学进化，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强调物质分子偶然随机的碰撞，这势必将地球上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过程纳入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时间段。虽然在进化论者讲述这一过程时都象讲故事一样流畅(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参考道金斯的有关书籍)，但实际的巨大困难却不象讲故事那样容易。 我来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弗朗西斯·克里克在生物学界鼎鼎有名。他的成名在于他率先阐明了DNA 的结构，而后便开始了研究生命的起源。然而，作为偶然随机碰撞的进化思路是如此之难，使他开始怀疑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的正确性。他认为：生命是如此复杂，在远古的地球上，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结构也不可能自然地出现。为了避开这个困难，他吸收了一些天文学家中流传的思想，即在银河系中存在着许多宜于生命存在的 星球，有一些星球比地球历史要长得多，并且有一些星球具有更适合生命起源的条件。因此，在遥远的过去，在银河系中，有可能会进化出具有技术文明的智能生命。如果科幻中提到的星际旅行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一个文明可能会决定将易于保存原始生命的孢子送出去，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星球上开启进化的过程。 当然他的这个奇特思想不为大多数人接受。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的偏颇。 然而，达尔文主义化学进化思想在抵御上帝创造生命的信念方面却是极其有力的，因为如果地球上生命的产生是由于分子的无规则偶然随机碰撞而来，既无高效的规律，又要极其漫长的岁月，那么上帝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上帝吗？ 所以，从一开始，达尔文主义者就将矛头对准了创造信仰，而后寻求解答。 第二，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极力强调物种的竞争斗争，认为那是进化的动力。而新种是替代旧物种的胜利者，旧物种在进化中被淘汰，被消灭。 这个思想也将矛头对准了创造信仰，因为如果这个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上帝的每一段创造都是“好的”(如圣经所言)？新物种的出现不是建立在残酷的斗争之上吗？难道死亡和淘汰灭绝是“好的”？ 第三，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极力强调进化过程的非方向性。他们认为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只有试对了，才能进一步。在进化过程中没有引导方向的机制。 这个思想也与创造信仰完全对立，因为如果这个思想正确，那么，人们要问的是：上帝不知道自己要创造什么吗？至少可以用一个反馈机制来引导进化的方向啊！ 然而，最新科学的发展渐渐地朝着击溃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诡计的方向走去。 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对现代科学中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不求甚解的时候，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崭新方法论却悄悄地兴起了。它就是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 1996年耗散结构创始人普利高津讲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本世纪末，常常有人问科学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对于某些人，比如霍金（Stephen W．Hawking），他在所著的《时间简史》中指出，我们接近终结，即到了接近了解“上帝意志”的时刻(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记得霍金在他书结束时的自负 - 天山客注)。相反，我们认为，我们确实处于一个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科学的诞生，这种科学不再局限于理想化和简单化情形，而是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它把我们和我们的创造性都视为在自然的所有层次上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趋势。 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最早大概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它是一大批新兴学科的总称，包括“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和“分形理论”等。它们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但有共同特征，即系统都是复杂非线性系统，或非线性复杂自组织过程。 概括地说，“耗散结构”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条件方法论；“协同学” 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方法论；“突变论”提供了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发展途径方法论；“超循环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结合途径方法论； “混沌理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动力过程、图景和状态方法论；而“分形理论”提供了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结构方法论。 这种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已被成功地运用到从激光物理、量子混沌、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学中细胞生长的计算机模拟。在社会科学方面，人们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变化，都可能引起全球性的危机。 当科学家们把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与进化论的看法比较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冲突的地方。 第一，超循环论专家、诺贝尔奖得主艾根从超循环论的角度把生命起源与信息起源的非线性关系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生命的产生和进化(尽管我们还用“进化”一词，但却有不同的机制 - 天山客注)取决与循环反应系统的非线性关系。而循环反应系统的等级层次决定了生命信息复杂性的程度。 他强烈批评了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他认为在达尔文主义进化论中，反应系统的等级极低(偶然碰撞、试错机制)，能够积累起来的最大信息量不足100个核(草) 甘酸，这种核(草)甘酸链是无酶RNA复制序列。其进化极其缓慢，随机性极大，信息量极小，且不能自催化而淘汰率极高，由之进到复杂结构及至人类几乎是不可能的。 艾根认为，简单的超循环系统就可以把信息复杂性扩大到10的4次方个核(草)甘酸。更高层次的超循环过程，可以把信息量扩大到10的7次方个核(草)甘酸。自然过程的这种高层次的超循环系统，不但信息量极大，且可以建立翻译系统，提高复制精度，提高进化水平，并使循环获得“自主性”和“方向性”。 在艾根解释超循环的应用时，我们看到了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与原理。 在讲到物种的多元化时，艾根引人了“拟种”的概念。在艾根看来，拟种就是指由许多同类的突变体构成的群体，而每个突变体就是一个具有超循环结构和功能的分子系统，具有新陈代谢、自复制和突变的能力。只要条件合适(实际上耗散结构理论就是论述复杂结构形成所需要的条件，自然界已经很好地提供了这些条件 - 天山客注)，具有自复制能力的这些循环变体总是会自然地形成群体，不断进化(我们一直在用“进化”这一词表达着与传统思想的不同的意思 - 天山客注)。 艾根论及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理念时认为：一方面，它是生存者生存的同语反复(进化论者强调过“适者生存”不是同语反复，看来并不被艾根教授接受 - 天山客注)，信息量很低，对说明生命起源没有帮助；另一方面，它不能说明生命起源的机制。比如，它不能说明，为什么所有生命进化都形成了DNA 大分子，这些大分子构成了任何生命的基础，细胞的基础，无论是强大的生命还是弱小的生命都是如此。而且，这些相同的大分子却构成了完全不同的的生物类型，其中包括弱小的生命物种，它们并没有在竞争的斗争中被淘汰。而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想，能够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种将十分稀少，且种类将十分单一。然而，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这是由于非线性的结果。 作为对艾根教授论点的支持，协同论对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提出了挑战，也说明了物种之间的复
7. 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意义
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科学突破。第一次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否定了人类位于宇宙中心的自大情结；第二次就是进化论，把人类拉到了与普通生物同样的层面。所有的地球生物，都与人类有了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彻底打破了人类自高自大，一神之下，众生之上的愚昧式自尊。
8. 生物进化伦的提出，有什么历史意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跨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宗教神权的统内治者进行了挑战,是无神论与容有神论的斗争.在世界各地都有神权的影子,他们的神权思想统治人类很久了.所以这是真理挑战,最终在人类历史上确认了人类的起源,并非神的制造.
第一,达尔文进化论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进化论的发表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根本上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进而启发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大大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其它学科领域的发展.
9. 生物进化论的提出,有什么历史意义
生物进化观点是我们看待和分析生物世界必须持有的基本观点，以达尔文的自专然选择为中心内容的属进化论，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观点，自从这一观点被提出，就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进化论揭示了生物进化的事实，确立了科学在生物世界的主导地位，对人们破除迷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具有重要作用。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对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有重要意义。1898年，严复把达尔文学说引入我国。有识之士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观点当成唤起国人“自强保种”的警钟给中国社会带来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