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历史文化

❶ 楚国的历史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❷ 楚文化的历史渊源

楚人，与中原华夏氏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楚人的祖先来自中原，为华夏族南迁的一支，给楚地带来了华夏文明的先进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楚文化。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
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
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熊绎文化大道位于湖北省保康县城南牌坊湾地段，南起土门三岔路口，北至封银岩嘴，东至道路红线，西至清溪河边。沿途兴建10个早期楚文化街头景点和2个早期楚文化广场，并与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长廊连为一体，构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观带。熊绎文化大道配套建设启明广场、承水玉桥、楚源凤台等3项景观节点。
保康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楚国800多年的历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料记载，熊绎，为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时代，熊绎受封为楚君，赐“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绎命名，寓意是将“荆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扬祖先熊绎率部族“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楚人精神。 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环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

楚文化美术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鹿角立鹤、虎座凤鸟、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等等，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花朵流动与生长的造型，正给人自由、生动的想象。 楚国盛产细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进行考古发掘，大量青铜器、玉器、漆器出土，艺术门类丰富，器物造型完整。其中，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尊盘工艺奇绝，被誉为“先秦时期的顶峰”；漆衣箱中带有“斗”字的天文图像，更成为研究和佐证早期先民的宇宙观念的重要标本。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古墓葬群，属周代楚国重要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出土了“长子狗”铜鼎和“公大史”铜方鼎等重点文物。铜器造型严谨，花纹繁缛，创新了铜器制作工艺，大大改良了制造工艺。
这一考古发现，与随后的荆门包山二号墓漆奁彩绘等，给考古学以至艺术史学界带来空前的惊喜。史学家称，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国美术史的源头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及中国美术源头“起于汉代”的谬误，为中国美术本原做了根本性补充。艺术界兴起“楚文化热”。 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进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发展成为亚洲第一（军事以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人，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明一如冲出峡谷的江河，以奔腾万里之势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取得飞速发展，表现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以致盛极一时。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
而且，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❸ 中国历史上的楚国

1、楚国渊源
楚国，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楚国祖先族姓芈，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帝后第五代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吴回之子陆终，生有六子，幼子曰季连，芈姓，是楚之先祖。季连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其曾孙熊绎，当成王时，封为楚子（意为楚地的子爵）。
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记载西周初期楚人领袖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一论述认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从北方迁徙至“丹阳”。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进入湖北省内，也是楚国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
据考古学家刘玉堂、王红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阳”当位于丹水和淅水交汇之处（今湖北省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因处丹水之北，故称为丹阳。
楚人出自黄帝(或以黄帝为先祖的部落集团)，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礼》亦为此说。楚国诗人屈原在其《离骚》中一开始就自称是：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大体处于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扩大与发展，原来狭小的民族组织必须被突破。
楚王同宗贵族屈原，在《离骚》中明白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史记·楚世家》中楚灵王也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阳是黄帝孙，昆吾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为华夏族，当是有史籍为证的。
2、楚国的历史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历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楚国货币蚁鼻钱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楚国在齐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先退避三舍诱敌，趁楚军方阵大乱时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军，挫败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但是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❹ 楚国的文化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楚辞，是楚国文化的代表，是汉赋的源头。
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
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处的一条土岗上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批乐器，包括两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这两幅帛画，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
来到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
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❺ 楚国的巫文化有什么历史影响

巫文化对楚辞有很大的影响。楚地有着浓厚的巫文化传统，那里的风俗信巫鬼，重淫祀。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指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九歌》就是楚国巫风祭祀的歌舞，屈原将它加工改编成楚辞。

不仅如此，这种信鬼祀神而崇奉巫风的习俗，也极大地影响了《离骚》等作品的抒情方式和内容，为楚辞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浓烈的巫风培养了楚人对于神灵顶礼膜拜的虔诚情感和非理性的浪漫情怀。这种具有某种原始的宗教色彩的巫风与中原的理性主义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中原地区进入“子不语怪、力、乱、神”[18]的时代时，生活在楚地的人们还在对着他们笃信的自然神祗虔诚地祈祷。当孔子将“黄帝四面”和“夔一足”作出极为巧妙的解释时，中原地区的神话文化或者宗教文化就已经被消解殆尽了，而楚地的这种宗教传统和神话传统却继续存在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仍然可以看到巫风所留下的文化痕迹。

由此，巫文化在楚文化中的影响力就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探讨楚地的神话传统对于屈原的艺术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楚国由于巫风浓厚，使得神话避免了历史化的灾难，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神话。这些神话和原始宗教融为一体，渗透入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途径给楚国的文学以巨大影响。在楚地的神话系统中，神话人物经历了一个神的人化的过程，在最开始的原始崇拜中，神具有截然不同于人的兽性，其形态与常人大不相同。而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神便开始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在屈原的《九歌》中，塑造了湘君、湘夫人、宓妃、山鬼等一些列神话人物。但她们无不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秉性。“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这与望君归的思妇又有怎样的不同。“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这与怀春的少妇又有着怎样的差别。但她们毕竟是神而不是人，她们可以“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正是这种似人似神的境界，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同于中原地区礼教匡缚的浪漫情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片沃土，我们很难想象屈原能够写出如此奇绝的诗篇。

希望可以帮到你。

❻ 介绍一下周朝楚国历史

楚，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芈姓（普通话拼音读作mǐ），熊氏。最早兴起於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於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楚国由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开始，居楚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有争议），从一个附庸小国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强国。前704年，楚君熊通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发生战事。通过战争，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楚国的族源

大致可分为五说:

华夏说

苗蛮即上著说

东夷说

西方民族说

民族融合说

参阅
楚国的族源

楚文化

语言

在春秋时代，楚语和中原语言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楚国的官名和其他诸侯国不同：楚国宰相叫令尹，司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传·宣公五年》还记载春秋时代楚语的两个特殊词语：

於菟wūtú（上古汉语发音为
aa-laa）为“老虎”（有人怀疑可能和缅甸语 ''kla''“老虎”有关）

谷为“哺乳”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因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斗谷於菟，《左传》对他名字的原意做了
解释。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话：“楚言而出”（今译：“他们讲楚语就撤退了”），证明当时的楚语和中原的语言不能通话。

在战国时代，屈原楚辞的词汇也显示出楚国语言的特点。

楚国君主列表及在位年份

:楚武王（约前740年至前690年）
:楚文王（前689年至前675年六月庚申）
:楚王堵敖（约前674年至前672年）
:楚成王（前671年至前626年冬季十月）
:楚穆王（前625年至前614年）
:楚庄王（前613年至前591年秋季）
:楚共王（前590年至前560年）
:楚康王（前559年至前545年九月或以后）
:楚王郏敖（前544年至前541年冬季）
:楚灵王（前540年至前529年五月）
:楚平王（前528年至前516年九月）
:楚昭王（前515年至前489年秋季七月或以后）
:楚惠王（前488年至前432年）
:楚简王（前431年至前408年）
:楚声王（前407年至前402年）
:楚悼王（前401年至前381年）
:楚肃王（前380年至前370年）
:楚宣王（前369年至前340年）
:楚威王（前339年至前329年）
:楚怀王（前328年至前299年）
:楚顷襄王（前298年至前263年秋季）
:楚考烈王（前262年至前238年）
:楚幽王（前237年至前229年）
:楚哀王（前228年）
:楚王负刍（前227年至前223年）
:昌平君（前223年）
:楚怀王孙心或楚义帝（前208年至前206年）
:西楚霸王项羽（前206年至前202年）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
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
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
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
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
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
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
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
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
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
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
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时在公元前740年东周
平王三十一年。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
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
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
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
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周天子的话可怜兮兮的，流
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
夷越的“首领”地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
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
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
长的时间。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
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
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
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公元前638年，宋、楚
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
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
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
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
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
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
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
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
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
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吴，灭蔡，后来又灭
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楚国兼并的
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苏等地。《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
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
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
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
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
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
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
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
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
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
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楚人的上层统治者，即屈
原所说的“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来自西北方的夏人后裔，
本为游牧民族，沿汉水南下，至周已定居于丹阳一带。江、
汉之间的土著居民，包括楚地固有之周民族与土著民族。
按照姜亮夫先生所说：“此土著之民族，自历史发展论之，当
即《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苗民。此时其主要部分，当已
随时代而西征，西征而落伍者，则当为屈子所谓之‘南人’、
‘南夷’，为三苗沿途遗在沅湘辰溆间者。”” 从周代的情况
来看，江汉沅湘一带的土著居民相当复杂，除了三苗及其遗
民之外，“还有越、濮、巴三族。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迁徙到
这里来的”。先民的迁徙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
出现比较发达的农业以前，迁徙是不可避免的。狩猎、采
集、游牧以及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都要求在不断的迁徙
中寻求较好的生产和生活场所。此外，部族繁衍，支系另谋
发展，更是要求迁徙的原因。同族之间的“不相能”，近亲族
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部族之间的战争，都会引起大规
模的迁徙。 从土著居民的构成来说，可能还不仅是苗、
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
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
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
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
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
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
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
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
围内得以实现。
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
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屈原《国殇》
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歌颂：“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与刚强英武的
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
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
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
<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
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
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
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
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
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
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
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
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
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
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
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❼ 楚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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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谈谈楚国文化的艺术特征（或者楚文化的看发），不得少于800字！！急用。谢谢

楚国文化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审美：
楚文化是源于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楚辞和楚艺术品作为楚文化的典型，都具有浪漫型艺术的审美特点。凤是楚艺术典型的“意像”代表形式，楚人深受巫术影响，以异化的手法创造的楚艺术品展现了以“丽”为美的楚国造型艺术的设计特色。
1.楚文化是源于长江流域的古老文化：
从时间上讲，自殷商早期，楚政权开始和北方政权（主要代表了黄河流域文化）有了接触，直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5年）开始发展，到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早中期渐渐繁荣，战国末期，楚国衰败。即楚艺术发展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近500年的历史。
从历史的地缘关系上讲，楚最早建国于荆山一带，楚文化以两湖为中心，文化遗迹在湖南、湖北、河南居多。楚庄王、楚怀王时期国家疆土兼并扩充，扩张的过程中楚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来自北方中原、东南部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邻区域的华夏、吴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艺术因素。”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楚国出土的文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其中的青铜编钟、尊盘、联襟对壶、鹿角立鹤、漆木衣箱等堪称国宝；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龙凤妇女图，子弹库出土的男子御龙图；故楚郢都现江陵一带出土的彩绘木雕座屏、鸳鸯豆、越王勾践剑、木雕镇墓兽、虎座立凤、辟邪等；荆门的兵太岁同戈；河南淅川县楚国贵族墓地出土的王子午升鼎、我国迄今发现的用失蜡法铸造的最早的青铜器云纹铜禁；直至西汉仍广泛流行的楚式山字镜。楚国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的种类繁多、工艺精美，可谓熠熠生辉，中原列国望尘莫及。
就南北文化的区别而言，南方重感性，北方重礼尚理。孕育于南方的《楚辞》、《庄子》、《山海经》、《淮南子》中充满想象含有大量的神话传说，记述了风神飞廉、御日神望舒、河伯、湘君、湘夫人、雷神等，辞采铺陈华丽。而源于北方的《诗经》、《论语》，艺术作品古朴、浑厚，有现实理性主义的气息。
拂去两千多年的尘埃，当楚国艺术品以生动的直观形象屹立在世人面前时，似乎为我们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展现着楚国在绘画、铸造、冶炼、雕刻、舞蹈、文学等艺术设计领域的巨大成就；再现了那个个性张扬的年代，楚人浪漫、深情、飞扬、激情、又带有些许悲壮的情怀。
2.浪漫型美术特色：
“‘诗艺术’是心灵的普遍艺术，这种心灵是本身已得到自由，不受为表现的外在感性材料束缚的，只在思想和感情的内在空间和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 符号本身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文字符号的组合——诗、词、赋所表达的观念本身不会受到物质载体的制约，从而成为心灵的纯真的独白。
从“楚辞”谈起的意义在于，由于艺术品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情感表现方式，艺术品就包含了情感性和物质性的两大基本方面。将情感性和物质性剥开来分析，艺术品通过物质材料真实、感性形式体现创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认识，“辞”的表达情感方式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因此通过“辞”的情感性有助于理解艺术的情感性。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月。”屈原的情感具有共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楚人普遍的情感特征：狂放的，潇洒的，不羁的，炽热的，驰骋于天地间任逍遥，可以“驾飞龙”、“杂瑶象”、“扬云霓”、“鸣玉鸾”。
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情感内在本质体现的是个体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冲突，冲突带来了情感的迸发。
通过艺术创造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虽说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只有楚地创造的凤是昂首展翅欲飞的，是最充满神采的。“鹿角立鹤”（发掘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鹤的身躯无比修长优美，鹤翅伸展开来，翩翩似乎欲飞升腾空而起。“人物御龙图”中的人物驾玉虬，伴仙鹤，顶华盖。楚人的艺术更加充满了动感，富有意味，让人从有形的物引起无穷的回味。它们不是描绘客观世界的产物，而是表达主体炙热情感的工具。
3.审美的感性形式“意像”：
艺术的本质：“艺术是艺术家借助于某种感性媒介物进行构形，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意像世界的活动。”艺术品的设计创作过程是艺术劳动者将理性的内容通过感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分析设计艺术品呈现的“意像”，关键在于几个问题：
①“意像”的代表形式；
②艺术形式的创作手法；
③决定“意象”指向性的“意向性”；
④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像”的艺术审美特点；
楚国艺术品的“丽”并不是指壮丽，而是指“秀丽”“艳丽”带有“灵气”，可以说是艳而不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丽”，而是一种奇特的，具有生命力的，富有创造性的丽。那么，楚人所创造的“丽” 独特之处具体体现在何处呢？
楚人在线条、色彩、构图等艺术语言方面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中国艺术传统是以“线”作为造型的要素，不同于西方造型中的“体”、“面”。楚人对线的运用——尤其是曲线、弧线——可谓是得心应手，线的神韵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品在实用的基础上强调曲线的变化、装饰效果。如“王子午鼎”的器腹加以束腰，器身变直为曲，形体的空间变化更为丰富。
色彩方面，从楚人最擅长的漆器工艺中可见一二。主要是黑红二色的运用，其间点缀金色、蓝、绿、黄等色。这种特点在1978年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发掘的曾侯乙墓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二十八宿图》漆木衣箱、漆鸳鸯形盒、漆盖豆、皮甲胄、马胄、墓主内外棺等不离黑红二色。在楚人眼中红黑这种强烈鲜明的色彩对比更能表现出富丽典雅的感觉。
在构图布局方面，楚人比较注意次序感和对称性，早期的绘画采取一种平铺似的平面构图，缺乏三维立体感，图像注重外轮廓的描绘，画面形象感觉如轮廓剪影，但画面布局合理，主体之外的间隙填充着变形的云纹、兽纹，画面饱满；中后期的绘画对画面形象前后关系的处理有了更大的发展，用线条刻画主体形象位置关系的边缘，用不同分量感的粗细线条表明画面元素的前后虚实关系。
楚人素尚瘦秀之美，好“体如游龙，袖若素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招魂》中亦有所述，“姱容修态”、“小腰秀颈，若鲜只”，那是对线条美、仪态美、韵律美的追求。而楚地的帛画中的龙、凤、鸟、兽、人、鱼或亭亭玉立，或高冠长佩，皆是衣袖窈窈，体态轻盈，精致细腻，驰骋于天地之间，矫捷游走中尽显灵气，少有壮汉魁梧呆板之态。它的活力充满了自由气息，完全不同于北方艺术中那种理性的、克制的、遵循于礼法的美，可谓“浪漫与激情并存”。
“巫学给与艺术的主要是美的题材，道学赐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思想，骚学赋予艺术的主要是美的情感。”这段话揭示了影响艺术创作的多元化因素。
正是在这个充满激情的楚国，产生了搭建中国古代哲学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产生了楚辞、屈赋，并对后世的汉赋的产生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创作风格。楚国的存在只是历史的一小页的时光，但它的光辉却照亮了以后的两千多的世纪。让我们在文字中再回到那个激情的年代、再回到那个浪漫的地方。

❾ 古代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