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发展历史

『壹』 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

医学经历了传统医学、实验医学和现代系统医学发展时期，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的结合诞生了西医学，中国传统医学和西医学的融合正在形成系统医学的模式。
近代
西方近代医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医学,一般包括16世纪、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医学.
16世纪的医学
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发展,生产力的增长促进了对新市场的寻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发现好望角,1519～1522年麦哲伦环绕世界……,这些都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许多药物也由东方传入欧洲.美洲发现后,欧洲也有了金鸡纳、愈创木、可可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在意大利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向教会思想挑战,反对宗教迷信的束缚.他们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我应该了解”,以此来反对神学的统治.他们一方面传播新文化,一方面竭力钻研和模仿古代希腊的文化,因此称为“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标志着科学史上文艺复兴的开始.
文艺复兴运动中,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于是医学界也产生了一场以帕拉切尔苏斯为代表的医学革命.
中世纪的医学学校中,主要讲阿维森纳的《医典》,以及加伦和希波克拉底的著作.教师照本宣科,一切墨守陈规,毫无生气.文艺复兴的狂潮,很快就波及医学领域.帕拉切尔苏斯首先指出人体的生命过程是化学过程,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时主张用流行的德语写书和讲演,使医学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是一件伟大的改革.他重视实践,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反对中世纪的传统和权威观念.他说“没有科学和经验,谁也不能成为医生.我的著作不是引证古代权威的著作,而是依靠最大的教师—经验写成的”.他勇敢地向墨守陈规和盲目崇拜进行斗争,公开焚毁了加伦和阿维森纳的著作.
在封建社会,各民族无例外地禁止解剖尸体,因此人体解剖学得不到发展.这个时代的医书,解剖图几乎全是根据动物内脏绘成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这反映在医学领域内,人们首先重视的就是人体的构造.
首先革新解剖学的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认为作为现实主义的画家,有必要深入了解人的解剖结构,尤其需要了解骨骼与肌肉,于是他开始从事人体解剖.他所绘制的700多幅解剖图,传至今日只有150余幅,画得大都准确、优美.
达·分奇首先对加伦的解剖学发生疑问.他曾往气管吹入空气,但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见心脏膨胀起来,由此证明加伦所谓肺与心相通的学说是错误的.他还检查过心脏的构造与形态,他所画的心脏图较以往有关图画正确得多.此外,他还发现了主动脉根部瓣膜的活动及其性质,证明瓣膜的作用在于阻止血液回流.他所提到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久就引起了医学家们的注意.
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人体解剖学教科书是由维萨里完成.维萨里肄业于卢万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讲解剖时,仍是教授高坐椅上讲课,助手和匠人在台下操作,而且一年内最多只允许进行三或四次解剖.维萨里不满足这种状况,曾夜间到野外去盗窃尸体来进行解剖.当时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有欧洲最好的解剖教室,于是他就到那里任教.1543年,他将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成书,公开发表.这本书就是《人体构造论》.维萨里虽然也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指责,但他的学生们发展了解剖学.
中世纪,由于手术操作污秽而受到轻视,一般的外科手术都由理发师进行.法国的帕雷就是理发师-外科医生,他曾任军医,在战伤处理中,用软膏代替沸油处理火器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他还用结扎法取代烧灼法进行止血；做过异位胎儿倒转术；创制过假手假足.他不懂拉丁文,又不信仰天主教,他的作品用本国文字法文写成的.
14～16世纪,传染病非常流行,曾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这时弗拉卡斯托罗提出有关传染病的新见解,认为传染病是由一种能繁殖的“粒子”造成的,还指出了三条传染途径.
总之,16世纪欧洲医学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其主要成就是人体解剖学的建立.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的医学
在17世纪,英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17世纪,量度观念已很普及.最先在医学界使用量度手段的是圣托里奥,他制作了体温计和脉搏计,还制造了一个像小屋似的大秤,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进食.在排泄前后,他都秤量自己的体重,如此不厌其烦地进行了30余年.他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于是认为其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出汗”,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新陈代谢研究.
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在他以前,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家们曾相继发现并解释了血液在心脏循环的过程.1553年,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确认血液自右心室流入左心室时,不是经过中隔上的孔,而是经过肺脏进行了“漫长而奇妙的迂回”.
哈维最先在科学研究中应用活体解剖的实验方法,直接观察动物机体的活动.同时,他还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总动脉,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动脉的血量.他分析认为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饮食,也不可能留在身体组织内,他断定自左心室喷入动脉的血,必然是自静脉回归右心室的血.这样就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
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17世纪初出现的.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在这以后,科学家利用显微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意大利马尔皮吉观察动物组织,发现了毛细血管,他还观察过脾脏、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荷兰业余科学家列文胡克也作过许多显微镜观察,最先看到精子、血细胞；他在观察蝌蚪的尾巴时发现血细胞从毛细血管中流过的情形.他和马尔皮基的观察填补了哈维在血液循环学说中留下来的空白,说明血液怎样由动脉进入静脉的.但是,17世纪的显微镜观察很不深入,真正的人体组织学是19世纪才发展起来.
17世纪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有了进步,医学家也开始不满意过去的医学学说,出现了一些新的学说,这主要有三种派别.其一是物理学派,医学机械论者、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对医学的见解就是代表.他主张一切疼痛、恐怖等都是机械的反应；认为人有灵魂,而灵魂存在于松果体中.
化学派则以化学原理解释生理和病理现象,荷兰人西尔维乌斯可为其代表.他曾致力于盐类的研究,认为身体的三要素是水银、盐和硫磺；“酵素”在生命活动和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他是加伦学说的信奉者,认为疾病的发生是酸性和碱性的平衡失调所致,所以其治疗方法也是以平衡两者的关系为主.这个学派是当时医学上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在唾液、胰液和胆汁方面的研究对生理学有一定的贡献.他们认为血液是中枢,一切病理过程都由血液产生.对所有疾病都用化学原理进行解释和治疗.
另一位英国的化学派代表,牛津大学的威利斯注重临床观察.在西方他第一个知道糖尿病的尿是甜的,所以糖尿病也曾称威利斯氏病,他记述过现在所称的重症肌无力,还描述并命名过产褥热和大脑基底动脉环.
还有一派叫做活力派,认为生命现象不能受物理或化学的支配,生命现象是由生命特有的生命力来维持的,这种生命力亦即活力.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斯塔尔,他认为疾病的原因在于生命力的减少,而其消失就是死亡.此派到18世纪更为盛行.
这三个学派虽然开始于17世纪,但其影响都很大,直到20世纪各种学派中还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内科学直到17世纪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医术与中世纪相仿,四体液论依然是疾病理论的基础.由于当时医生多研究解部学和生理学,似乎忘记了医生的责任,所以17世纪的临床医学家西德纳姆指出“与医生最有直接关系的既非解剖学之实习,也非生理学之实验,乃是被疾病所苦之患者.故医生的任务首先要正确探明痛苦之本质,也就是应多观察同样病患者的情况,然后再研究解剖、生理等知识,以导出疾病之解释和疗法”.同时,他非常拥护希波克拉底关于“自然治愈力”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当时临床学还很落后,也表明他对人体抗病能力的重视.
18世纪的医学
到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若干异常的构造.
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于1761年发表《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描述了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作了科学的推测.他把疾病看作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医师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18世纪后半期,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发明了叩诊.他的父亲是酒店老板,常用手指敲击大酒桶根据声音猜测桶里的酒量.后宋,奥恩布鲁格把这个方法用在人的胸腔,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经验观察,包括尸体解剖追踪,他创立应用至今的叩诊法.但叩诊法的推广应用,还是19世纪的事.
在17世纪以前,欧洲并无有组织的临床教育,学生到医校学习,只要读书,经过考试及格就可领到毕业证书.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
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布尔哈维成了当时世界有名的临床医学家.布尔哈维充分利用病床教学,他在进行病理解剖之前,尽量给学生提供临床的症候以及这些与病理变化关系的资料,这是以后临床病理讨论会的先驱.
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是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件大事.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
19世纪的医学
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再加上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也随之诞生了.法国人巴斯德开始研究发酵的作用,后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还提出科赫三定律.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
19世纪后30年,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被发现.巴斯德还研究了鸡的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并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了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系统阐述了吞噬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提出了微生物间的对抗和它们变异的论述；20世纪初,发现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肠中相互拮抗,并用乳酸菌制剂来治疗某些肠病.他对早期免疫学作出很大贡献.
19世纪初期,在药理学方面,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例如,1806年由鸦片中提取出吗啡；1819年由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至19世纪中叶,尿素、氯仿等已合成；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19世纪末精制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以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临床医学和生理学为基础,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
19世纪,人们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机体,从而逐渐兴起实验生理学.法国的马让迪,德国人弥勒和法国人贝尔纳先后用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等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他们的工作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
由于病理解剖学和细胞病理学的影响,当时的临床医学中特别注意对内脏器官病理变化的研究和诊断,想尽各种方法寻找“病灶”,使诊断方法不断充实,诊断手段和辅助诊断工具不断增多.到19世纪末,检查工作又或多或少地从直接观察病人转变为研究化验室的检验结果.
发明听诊的是拉埃内克,他是法国病理学家、临床家.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起先他用耳直接听诊,后来制成纸制听诊器,后用木制.他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发现的各种最微小的现象,并进行了许多尸体解剖,把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听诊法.1819年,他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用来诊断肺和心脏的疾病.
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利用新的照明装置和光学器具,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人赫尔姆霍茨的检眼镜,继之喉镜、膀胱镜、食管镜、胃镜、支气管镜等先后发明,这丰富了临床内科诊断手段,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由于化学的发展,临床医学利用化学分析检验方法以检查血液的内容物,大大改进了诊断法.显微镜学的不断进步,促使形态诊断学在临床逐步取得重要地位,它研究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研究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成分.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成就,医生的诊断方法更为丰富.
19世纪之前,外科非常落后.疼痛、感染、出血等主要基本问题未得解决,这限制了手术的数量和范围.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是麻醉法的发明.19世纪中叶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的一大进步,是外科手术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发明了局部麻醉的方法,克服了全麻手续繁杂、副作用多的不足.
创伤手术后的化脓并发症是最麻烦的事,在巴斯德发现病原微生物以前,维也纳的产科医生塞梅尔魏斯于1847年证明,产褥热的真正原因是手和产科器械带进了感染因素,主张用石灰水洗手.
根据巴斯德的发现,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认为伤口中的腐烂和分解过程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法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荻得成功,他还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手术部位和伤口.并用复杂的包扎法包扎伤口.防腐法大大地减少了创伤化脓和手术后的死亡率,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伤口的感染问题.
1886年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消毒外科,才标志着真正进入了无菌手术的时代.止血方面也有些初步进步,如止血钳、止血带以及血管结扎的方法的应用等.
以上几方面的重要成就,为外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18世纪时预防医学有某些改进,但大多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实施范围也很有限.到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英国于1848年设立卫生总务部,规定一些预防疾病的法令.
之后不久,英国发生霍乱大流行,死亡约六万人.统计资料显示疾病的传染媒介是饮用水,于是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方法,而逐渐遏止了疫情.
使卫生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的人是德国的佩滕科弗,他将物理和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卫生学方面,研究了空气、水、土壤对人体的影响；测定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对呼吸的意义,并发明了测定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方法；研究了住宅的通气和暖气设备.继他之后,研究职业病的劳动卫生学、研究食品工业的营养和食品卫生学相继产生.
护理工作历史悠久,但从事护理的人长期地位低下,19世纪之前工作条件一直十分恶劣,人员素质差,待遇低.英国的南丁格尔曾在德国学习护理知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率护士进行战地救护,收效显著.1860年她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贰』 中国医学发展史

通俗中国医学史话
——任应秋

劳动人民创造了医药——最早的医药演变情况
祖国医学分科的开始——殷周时代的医药发展情况
反对迷信的杰出医生——周代名医扁鹊
向着预防为主的方向前进——古代的卫生防疫措施
第一次发现血循环——“内经”在解剖生理学上的贡献
首次用麻醉剂作大手术的外科医生——汉代名医华佗
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相他的“伤寒论”
切脉和针灸术的进一步发展——王叔和、皇甫谧的成就
传染病学专家——晋代名医葛稚川
重视妇幼保健工作的医生——孙思邈和“千金方”
中外医药学术交流时期——从汉至唐(公元前206～公元907)
医学教育的发达和形象教学——从刘宋到赵宋的时期
医院的建立——病坊
医药学术的争鸣——金元四大家
牛痘接种的先声——人痘术的发明和外传
世界驰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传染病治疗学的内容丰富了——湿热学派的成就
重视尸体解剖的医生——王清任和“医林改错”
理学疗法专家——吴尚先的成就

『叁』 中国医学的发展史

http://www.cintcm.com/lanmu/zhongyi_lishi/Xulun/xulu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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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国现代医药的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曾用刊名：中国航天医药杂志;中国航天工业医药

『伍』 中国医药发展历史

药行业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只要生命不息，医药行业的发展就永不停止。由于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疑难顽症，促使医药业不断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因此，医药行业是一个不断向前的朝阳行业，永远没有成熟期；同时也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

据测算，医疗保健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为1.37，即生活水平提高1 个百分点，医疗消费水平增加1.37个百分点。

可见医疗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高于居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医药产品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终极产品，通过医院或医药商店转移到消费者手中，马上进入消费领域，因而直接受到居民医疗保健需要的影响，也即居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会很快体现在对医药保健品需求的提高上，而且后者的提高大于前者，近两三年来保健品市场的迅速扩大即是一个例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占全球的20％，预计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3亿，2010年则将达到14亿；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社会的逐步老龄化，使医药的需求量增大。特别是占80％的农村人口，目前仅享有20％的医疗卫生和药品资源，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医疗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使农村医药市场具有根强的扩张潜力。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居民的医药消费水平仍处低位。1994年我国人均用药7美元，仅为日本的1.6％，法国的2.2％， 美国的2.3％，也远不及波兰、墨西哥、南非等国，在世界上处于低下水平，因此， 我国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必定高于国际医药市场的增长速度，尤其是随着居民医疗保健知识的丰富和医药商业的发展，市场对非处方药的需求会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医药行业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背景。

广义的医药行业涉及化学药品、中（成）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药商贸等，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医药行业和上市公司主要指生产药品（包括中西药）的企业。

『陆』 中国医药史的论文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论中医药的发展

中国，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而中国的医药学则接受着历史的长河的洗礼，越来越变得丰富、精彩。
原始人类在依靠植物为生的长期过程中，开始逐渐熟悉植物的营养、毒性和治疗作用。中国古代称药物书为“本草”，英语中称药物为“druz”(即干燥的草木)，这都说明药物是起源于植物的。有人认为最先被人认识的药物是镇痛药(茄科植物)和对消化系统有刺激的植物。
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于是出现对损伤的简陋救助法，如创伤、骨折、脱臼的治疗；同时人类开始认识了动物的营养价值，动物药也随着出现；畜牧经济又使牧人观察到植物对动物的作用，从而又促进了对植物药的认识。如根据希腊史家的记载，牧人曾发现了藜芦。
因此医药知识的起源是人类集体经验的积累，是在与疾病斗争中产生的。
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和巩固，医学中的宗教色彩增多了。中国的《山海经》里记载：“巫彭”、“巫抵”“巫阳”等都是神医。在奴隶社会就开始有了“职业医生” 。在奴隶社会，文化上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有了文字，古代奴隶制国家才留下大量医学文献。
其中《内经》就是史料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是黄帝所作，因此又被称为《黄帝内经》。它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医学的必读之物。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其中，此书包括《脉法》、《辩脉法》，等等很多内容。并且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还有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11幅精美的插图，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影响最大。
再者神农、扁鹊和华佗也是医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其中，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神农尝百草”。并且为了纪念他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
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
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
中国医学史，名人名书众多。为世界医学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时间面如了现代，中国首创中西结合医学。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
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
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
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1.6％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
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
(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
(四)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
(五)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六)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

『柒』 中国药典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医药局召集在京有关医药专家研讨编纂药典问题。

1950年1月，卫生部委派药学专家孟目的教授负责组建“中国药典编篡委员会”，筹划编制新中国药典。同年4月，在上海召开药典工作座谈会，讨论新药典的收载品种原则和建议收载的品种。同年7月，在北京又召开北京、天津的医药专家座谈会，进一步确定新药典收载的品种草案。随后，卫生部聘请药典委员49人，分设名词、化学药、制剂、植物药、生物制品、动物药、药理、剂量8个小组，另聘请通讯委员49人，正式成立了第一届中国药典编篡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干事会，拟定药典中有关名词和术语，起草标准草案，分请委员审查。

1951年4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中国药典编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对药典的名称、收载品种、专用名词的统一、度量衡问题以及格式排列等作出决定；药品拉丁名由干事会进一步征求意见后确定。干事会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对药典草案进行修订和技术复核。

1952年底，完成药典草案，报卫生部核转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审批。

1953年2月5日，批复同意《中国药典》一九五三年版按原草案付印出版。

1953年版药典共收载药品531种，其中化学药215种，植物药与油脂类65种，动物药13种，抗生素2种，生物制品25种，各类制剂211种。

1955年6月，经卫生部同意，中国药典编篡委员会改组并更名为“中国药典委员会”，聘请委员49人、通讯委员68人，其中包括中医委员4人，成立第二届药典委员会。准备药典改版工作，但这届委员会因故未能进行工作。

1957年，结合药品生产、检验和研究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全国各地收集的修改补充意见，出版了《中国药典》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增补本。

1957年，重新改聘委员80人(不设通讯委员)，成立第三届药典委员会。同年7月28日至8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通过了制订药典的原则，讨论了药典的性质和作用，并修改了委员会章程。会议一致认为应把合乎条件的中药收载到药典中。8月27日，卫生部批准药学专家汤腾汉教授为本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孟目的、周金黄、蔓焰、张昌绍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会分设药理与医学、化学药品、药剂、生化药品、生药、生物制品六个专门委员会及名词小组，药典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日常工作机构改称秘书室。

1958年，经常务委员会研究并经卫生部批准增聘中医专家8人，中药专家3人组成中医药专门委员会，组织十多个省市的中医药专家，根据传统的中医药的理论和经验，起草中药材和中药成方(即中成药)的标准。

1959年6月25日至7月5日，在北京召开第三届药典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审议新版药典草稿，并确定收载品种。草稿经修订补充后，分别由各专门委员会审定。

1962年，完成新版药典稿，报请国务院批准付印。

1963年，《中国药典》一九六三年版出版。这版药典共收载药品1310种，分一、二两部。一部收载中医常用的中药材446种和中药成方制剂197种；二部收载化学药品、生化药品、抗生素、生物制品等667种。

1965年1月26日，卫生部为公布《中国药典》一九六三年版发出通知和施行办法。

1966年拟开始药典改版工作，由于“文革”动乱影响，委员会工作陷于停顿。

1972年4月28日，国务院批复卫生部“同意恢复药典委员会，四部(卫生部、石油化学工业部、商业部、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参加，卫生部牵头”。同年5月31日至6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编制国家新药典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编制药典的指导思想、方法、任务和要求，交流了工作经验，确定了编制新药典的方案，并分工落实起草任务。

1973年4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药典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药典的一些原则要求，以及中西药品的标准样稿和起草说明书，并根据药材的主产地和药品生产情况，进一步调整了起草任务。这版药典由各省市成立的药品标准办公室负责，组织调查研究和试验，起草标准征求各省市意见后，分别组织审议，提出标准草案和起草说明书，再由药典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加工，经卫生部审批付印，即《中国药典》一九七七年版。

1977年版药典仍分一、二两部，一部收载中草药材(包括少数民族药材)、中草药提取物、植物油脂以及一些单味药材制剂等882种，成方制剂(包括少数民族成方)270种，共1152种；二部收载化学药品、生化药品、抗生素、放射性药品、生物制品及各类制剂773种，两部共收载药品1925种。

1979年10月4日，卫生部颁布《中国药典》一九七七年版，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1979年4月30日，卫生部发出改组药典委员会的通知，聘请委员112人组建第四届药典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兼主任委员。同年11月22-28日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章程、药品标准工作管理办法及工作计划，并决定于1985年出版新药典。

第四届委员会分设：中医、中药、医学与药理、化学药、生化药、药剂、抗生素、生物制品、放射性药品及名词10个专业组。由有关专业组分别推荐新药典收载的品种，再由中医专业组审查拟订一部收载的品种范围；医学与药理专业组审查拟定二部收载的品种范围。分工由主产地所在的省市药品检验所和有关单位负责起草标准，药典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交叉复核，有些项目组成专题协作组通过实验研究后起草，草案经有关专业组委员并邀请有关药品检验所和药厂讨论审议，并进行平衡加工后报部审批。

1985年9月，《中国药典》一九八五年版按计划如期出版。卫生部批准于1986年4月1日起正式执行。

这版药典一部收载中药材、植物油脂及单味制剂506种，中药成方207种，共713种；二部收载化学药、生化药、抗生素、放射性药品、生物制品等及各类制剂共776种；两部共收载药品1489种。

1986年，卫生部根据委员会章程进行换届，聘请委员150人组建第五届药典委员会，卫生部崔月犁部长兼主任委员，常设办事机构改为秘书长制。同年5月5-8日召开第五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修订了委员会章程，通过了“七五”期间标准工作设想，确定编制一九九零年版药典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当年分别举行中药材、中药成方制剂、化学药、抗生素、生化药及药理等专业会议，安排起草和科研任务，同时对新增品种征求临床委员和各省市意见，初步落实分工起草。

1987年11月，出版公布《中国药典》一九八五年版增补本，增补新品种23种，修订的品种172种，附录21项。

1988年10月，第一部《中国药典》一九八五年版英文翻译版正式出版。

1989年3月，各地起草的一九九零年版药典标准初稿基本完成，药典委员会常设机构开始组织审稿和编辑加工，同年12月，在北京举行药典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各专业组长扩大会议进行审议后，保卫生部审批付印。

1990年版药典仍分为一、二两部，收载药品共1751种。一部收载784种，其中中药材、植物油脂等509种，中药成方及单味药275种；二部收载化学药、生化药、抗生素、放射性药品、生物制品等及各类制剂共967个。

『捌』 有谁介绍一下西药在中国的发展史，什么时侯引进我们国家的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著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著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玖』 中国古代史药物发展有哪几个时期

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由于太古时期文学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
中国古代史药物发展分下列几个发展阶段：
1.药最先是从人类社会初期开始的。人类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原始的医药，医药学同其它科学一样，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物质生活的需要。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2.《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按药的效用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能补养、无毒、可久服；中品120种，能治疗补虚、无毒或有小毒，应斟酌病情使用；下品125种，多为活性强的专科治疗用药、毒性大、不可多服、久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中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3.《本草经集注》：是梁陶弘景于公元492~500年间著成，全书收载药物730种，采集注《本经》和《名医别录》各365 种。陶氏把自己的补充和发挥材料，用注的形成放在书后，故称“集注”。本书一最大特点是作者创用了“朱墨分书、大小结合”的文献标志法。即用朱（红字）写《本经》、用墨（黑字）写《名医别录》，陶氏把自己的注文以小字墨书。 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
4.《新修本草》：是由唐王朝政府出面组织苏敬、李静22人集体编修的。历时3年（公元675~659年 ）完稿，定名为《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共54卷，载药844种。全书分为药图、图经（对药图的注解）和本草三部分。归纳和总结了唐以前的药学成就。本书以图文对照的写法，开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是个创举。书成后很快传入日本。《新本草》是由官府组织编写并颁布施行的，成为我国第一部国家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比19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还早880多年。本书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成就，而且对后和国外的药学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5.《证类本草》；宋代医药学有较大发展，这与王安石的变法，沈括的科学实践和医药学家唐慎策的卓越贡献分不开。此期的本草著述较多，如收载药物983种的《开宝本草》、载药1082种的《嘉佑本草》、苏颂编撰的《图经本草》以及《证类本草》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证类本草》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简称。
6.《本草纲目》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是比较重视医药事业发展的，朱元璋曾说过：“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泊于药师可乎？”其意思是说三皇以来都离不开药师。故于1369年建御药房，设药典局和相应的官职。后来的几代皇帝都比较重视药学的发展，出现了象李时珍、刘方泰和缪希雍等著名药学家。他们的著作《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和《炮制大全》等，对后来的药学发展影响很大。《本草品汇精要》全书42卷，载药1815种，是刘文泰等于1505年编纂，文字简洁精练、朱墨文书，并对以彩图惜原稿流失。
7.《本草纲目拾遗》和《植物名实图考》（1661~1911年）：分别由赵学敏和吴共浚编写、收载了《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并对《本草纲目》中记述不详的205种药物予以增修纠错。不仅拾《本草纲目》的遗漏，且多有出自作者本人收集观察研究所得。
我国汉代至清代的本草著作有数百种，内容丰富、各具特色，是我国药的总结，许多理论和经验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和应用。作为药师，应当熟悉我国历代药学著作，继承并发扬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取其精化，为今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