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高分求中国历史文化1000字论文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秦王扫六合”，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2、【毛泽东评秦始皇】 (1)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2)一次，他对章士钊讲：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 (3)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4)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5)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6)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
Ⅱ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论文
简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是指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编辑本段]启示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编辑本段]中国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刘周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4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兀抗膊
Ⅲ 中国传统文化概述论文3000字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
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
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Ⅳ 急求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论文
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文化蕴藏了他独有的风格。其包括；文字、百家姓、婚姻、节日等。这些都具有各自的特点，都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文字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在皇帝时就有了文字，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出现，更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证明。所以，中国文字的创造至少有了五千年的历史。之前人类用表情达意，帮助记忆的工具大致是结绳与语言，而这一切都不能代表人类思想的变化，而语言也有了时空的限制。因此才有了文字的制造！
传说中的文字神是仓颉，《淮南子 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夜鬼哭”。描写了文字具有神奇的力量，人的智能将会因为有了文字而突飞猛进。中国的文字虽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见得。迄今为止，一直流传的最早的文字世上带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
（1）、金文，是住在同期上的铭文。更具考古证明，我国夏朝时期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出土的铜器中就铸了文字，因为周朝以前将铜称为“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称为“金文”，又因这类文字在钟鼎上字数最多，所以又称其为“钟鼎文”。
（2）、大篆，专家都认为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文字，其笔道匀称，字体整齐，是官定的标准文字。“篆”本是大、小篆合称因习惯见前者称为大篆，故后世用“篆文”指“小篆”。战国末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文字，李斯主持了这一工作，他废除了六国的文字，便形成了新的文字“小篆”。
（3）、隶书，因小篆整齐又是长方形，结构是由均匀圆滑，各组成不方便书写。所以民间很快出现隶书。其特点是将圆滑转变取得线条，写成带方折的字形。其文字在下层官吏、差役、奴隶中比较流行，所以称其为“隶书”。
（4）、草书，是一种特定的文字，是从民间隶书发端萌芽来的。到西汉晚期就出现了具有后世风格的草书。进入东汉后，就有了比较规整的，严格的形体。草书不但笔画勾连，字间勾连，而且形体高度简化，后来又出现了草书的变体，称“狂”。
（5）、楷书，也是直接脱胎于隶书，把隶书的扁形改为方形，人们又称“方块字”就是针对楷书。楷书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才基本成熟。楷书被美化，写得更加规矩和美观，又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的宋体字变形，叫做“仿宋体”。
（6）、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文字，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写的端正点就称为“行楷
”，如果写的奔放点就称为“行草”。
百家姓
中国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据统计现存的有5600多个。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姓氏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同源，异姓也可能处于同一宗。唐太宗时（公元627年），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姓记录下来，写成《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百家姓是北宋时写的，共有单姓408个，复姓30个，发展到后来有近4000-6000个。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氏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第二十大姓氏是徐、朱、林、宋、马、高、胡、郑、郭、萧。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认识母亲生的，故姓为女旁。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姓氏作为区分氏族的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姓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各族姓氏互相通婚子女姓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社会人类逐渐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过度到父系，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取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姓和氏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姓氏形成的原因
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如黄浦，高，公，施等；
以兄弟次序命氏。如伯，仲。叔，季等；
以官职名称命氏。如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以职业技艺命氏；
以祖上谥号命氏；
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关尔佳改为关；
因赐姓，避讳改姓氏；
因逃避改姓。
姓氏的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地的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去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合成复姓，这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成员。
姓氏神话
姓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一种符号。姓氏而是姓和氏的合称，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活的原始部落中。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记载皇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所以改为姬姓。其周的祖先后稷是皇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继承了姬姓，后人将其称为“神农氏”，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婚姻
中国古达婚姻的爱情观的特点，爱情专一，姻缘天定，夫妇之际，人道之大论也。社会制度造成的悲剧：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丑而不信。痴心女子负心汉。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1)乱婚即杂婚；（2）血族婚；（3）亚血族婚即族外群婚。这样父亲是集体父辈，母亲是集体母辈，成为共夫或共妻（4）对偶婚（5）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婚姻政策是指历代政府对婚姻奉行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其对婚姻做出了一系列的条文规定。（1）导民婚配（2）嫁娶有媒（3）同姓不婚（4）可纳妻妾。婚姻在娶婚时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必备条件。综合起来，古代婚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古代尚无现代意义上的离婚；第二、“七出”的基本点是维护夫权与封建家长制，是为保障丈夫的特权制定的；第三、离婚可以以第三方的意志为转移；第四、“三不去”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离婚有所限制。
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的完善，满满的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人类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是和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的节气有关。后来的传统节日和节气密切相关，节气为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就以定，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的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为节日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定型。人们常说的这些节日起源于汉代。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各自的风俗文化，众多的民族节日是一份有待挖掘的文化宝藏。
通过这学期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让我更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理解了我的祖国。因而也使我更加 热爱它！
Ⅳ 求一篇历史论文 中国文化的未来 500字
[打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下）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改革开放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之后，中共中央于1994年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就其直接的现实意义而言，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主动地把中国经济纳入全球化经济发展轨道；而从其深层的历史内涵来说，它则是在更具体更切实从而也更深刻的意义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所作出的一种历史选择。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尚待作认真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内涵，首先应当从其形式、内容和本质三者的统一性上来看问题。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中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物质联系形式；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从形式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中介，即使人和自然、人和人得以按社会主义形式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中，市场是一个过渡环节，其功能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联系。在现实中，我们选择市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的中介形式，是依据包括市场全球化因素在内的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条件来确定的。这种选择不仅不是意味着背弃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中更切实有效地搞社会主义。然而，现在人们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常是只注重“市场经济”，而忽视“社会主义”。这样讨论问题，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撇开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方面。但是，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它又是情有可谅的。人的认识总是从其对象的形式而深入到其内容，进而达到对其本质的把握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新的认识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当然首先是关注它的形式和内容。认识的规律制约和规定着与之相应的实践进程。故在笔者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人们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顾此（市场经济）失彼（社会主义）；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打交道，和它们进行经济上的往来，暂时的一定程度上的“失彼”，也是有必要的；相反，彼此兼顾，倒会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不利于我们大步前进。因此，我认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新的中国文化，按其历史进程来说，必定是阶段地向前发展的：其初级阶段将以性质模糊的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其高级阶段将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市场关系为基础。就这两个阶段的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来说，初级阶段的文化当是“自主文化”；高级阶段的文化当是“平等文化”。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自主文化市场经济关系不同于自然经济关系和计划经济关系。如上所述，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都是属于外强制经济；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则是一种自主性经济，即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和消费什么以及消费多少都主要地是由参与市场竞争并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活反应的企业和个人自主决定的。故相对中国传统经济关系来说，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特点就在于社会关系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关系的自主性特点同时意味着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具有非等级性或平等性的特点。主体际的相互平等乃是其诸方各能自主的前提和基础。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体表现为他们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愿合作；而基于互相自愿而进行的合作则必以合作诸方的互相宽容才能得以维持。故自主蕴含了平等、自愿、宽容、自由、竞争。自主原则无疑是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体系中处理各种关系的普遍法则和基本准则。这一原则与传统的强制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强调平等、自愿、宽容、自由、竞争；后者则强调等级、认命、忍耐、克己、谦让。但是，这两种原则又不是绝对不相容的关系。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于一切生产和经营活动都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而对国家法律、法规的遵守、服从，则无疑需要人们有一种克己、认命、忍耐、自责的态度和精神，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自觉的循规蹈矩。市场经济是对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一种扬弃，它内在地要求把传统的强制原则创造性地转换成与自主原则相辅相成的自律原则，从而实现自律原则与自主原则的辩证统一。自律原则与强制原则的区别在于：强制原则是通过消解人的自主性来实现的，是对人的自主性的否定和抹煞；自律原则则是通过弘扬人的自主性来实现的，是对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和肯定。故自律原则是内在于自主原则之中的，是自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自主精神和自律精神确立和提升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上，自主自律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和特别重要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自主精神和自律精神作为其文化上的支持，就绝难建立和发展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来。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平等文化中国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并非是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它是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人类即将进入或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便是要用社会主义来驾驭科学技术，使之朝社会主义指引的方向发展。近代尤其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是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呢？它是朝资本主义指引的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本性，按其社会内容来说，就是尽其所能地剥削雇佣劳动；就其自然内容而言，便是竭其能事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资本主义的思想根基在于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一种主仆关系来理解，它并进而企图通过其物质实践来现实地建立这样一种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都是从属和服务于这样一种实践的，而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为发展科学技术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则是这种实践的本质内容。然而，历史证明，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关系是依靠暴力来建立并得以维持的，但是，这种靠暴力来维持的强制性关系并不能永久存在，它最终必然为自然的平等关系所取代；同样，现实也已经向人类昭示，自然界中也只容许平等关系的存在，人类休想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在其中建立起一种等级关系并使其能永久存在下去。人类要做自然界的“君主”，只会招致自然“臣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并最终被其彻底埋葬，正像封建君主必然遭到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并最终或终将被其彻底埋葬一样。平等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是人类只能遵循而不能违背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就是要顺应这一宇宙普遍规律，在致力于在人类社会中建立普遍平等关系的同时，也为消除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强制地建立起来并极力加以维持的天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依靠什么来消除天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呢？“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原是借助于科学技术来建立和维护这种等级关系的，现在要消除这种等级关系，仍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是要把科学技术从原来被资本主义当作建立和维护天人之间等级关系的工具，转化成协调天人关系以实现其平等统一关系的手段。为此目的，社会主义理所当然要把平等原则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推广运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自然的平等关系就是指有关系的诸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这种平等关系不同于以自由竞争与自愿合作形式来表现的平等关系。如果说互相竞争、互相合作是一种利害关系的话，那末，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则是一种生死关系。以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自主文化强调竞争与合作，旨在于获利；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平等文化则强调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其旨在于求生。自主文化的自主原则，其实是互利原则；平等文化的平等原则，其实是互生原则。人之生也，必以利为生；然生是根本，利是从属于生的。这意味着，自主文化必然要求向平等文化发展，平等文化理所当然要继承自主文化。要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平等文化，是以自主平等、互利互生为其根本原则的。
Ⅵ 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论文，2000字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
Ⅶ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进程论文 3000字
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
Ⅷ 中国古代史论文
百家争鸣实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各自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解 释 百家：原指先秦时代各种思想流派，后指各种政治、学术派别。另一种说法：所谓“百家”，是泛指，意为数量多，主要分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十家。
鸣：发表见解。指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论互相批评。
出 处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
诸子百家:原指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和各个派别，后用来对先秦至汉初各种流派的总称。
诸子百家来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其实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百家争鸣的背景
百家争鸣的阶级基础：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对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
百家争鸣的主体：战国时期，官府文化教育的局面打破了，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士”大量出现，由于出身、政治见解和思想方法的不同，他们分别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充当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代言人，士构成了百家争鸣的主体。
百家争鸣的社会基础：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就无法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各国的国君及贵族、官僚为壮大自己的势力，纷纷招揽人才，养士成风。士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而言的自由，受政府干涉较少，使得各学派有发展的机会，有发表自己主张的场所。
百家争鸣发启于春秋末年，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
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再次，社会交往的频繁、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
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
意义：在战国的大变革时期，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和保护新兴地主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积极意义。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P27-29：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变
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怎么看
？需要人们回答。现在应该怎样生活？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
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百家争鸣
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
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
侯都面临着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两大课题，都面临着生存与死亡的抉择。……斗争不仅
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
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那就是“干
世主”。
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
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
在各国间迂回。“朝秦暮楚”不只是形容说客，对思想家也是适用的，著名的思想家几
乎都周游列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抢着招纳智囊，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较
高。“礼贤下士”虽非君主的本意，而是出于需要，士人“分庭抗礼”也常常使君主恼
火，但是君主为了谋求方略而不得不容忍。……他们著书立说虽然是为了“干世主”，
但大多数人是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君主，而不是一味阿谀奉承，取悦于君。
从平面上看百家相争，很有点民主气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
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
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
才能把握百家的政治归宿。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
页三一至三二：
古代政治思想之兴盛，实以先秦时代为最。先秦时代实为中国政治思想之发达时期。盖
自春秋、战国以还，学术勃兴，百家争鸣，思想学说，罔不归宿于政治。晚周战国时代
正社会经济组织，根本变动之时，牵连及于社会一切之关系，实为一空前时代。思想家
受此影响，对于学术上乃为空前之建设。其发达之原因，有可得而言者：先秦时代一方
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至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
他方面又为各民族接触频繁之时代，原始诸夏民族思想，因政治进化最早，故发展较为
完备。而儒墨两家之思想即发源于诸夏民族重实践之民族性。与此相反者，则有道家与
阴阳家两派，其源则均出于东夷民族之思想，因之各种思想系统彼此竞争雄长；加之，
周室既衰，其所余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
概。其次，自春秋之末，以至战国，兼并盛行，列国之竞争最剧，相率以登进人材，扩
张国势为务。其雄鸷之主，知仅恃贵族不足以豪于天下，故敬礼处士，招致客卿。自是
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言论思想之自由，
至是而极矣。在政治方面，贵族政治之崩坏，实为当时大势之所趋，周之一代，实贵族
政治之时代也。周制以家为国，而宗法制度，实为其政治之基础。王室与诸侯之关系，
赖以维系；诸侯与其境内诸侯之关系亦赖之，乃至国中一切大小团体所以相维持相固结
者皆赖之，周代群治，悉以此为中心。逮至战国而社会风潮大变，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
度乃根本上发生变化。因政权之聚散，而影响于学术思想者至巨，各派政治思想乃纷然
并起。又西周学在王官，故贵族中人，即为知识阶级；至春秋之际，王官失守，散在四
方。加以孔老讲学，平民读书之机会益多，贵族不能专知识阶级之利，思想尤易发展。
钱穆：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思想界初发奇采，而其时已开士人预政之门。自秦以下，中国正
式有士人政府之组织。
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页五六：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
，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
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敬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
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
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
薰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
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
。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进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
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
页五七：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
、张“异端”“邪说”之流亚。
汪大华《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丛》，帕米尔书店，1969年初版，1982年再版
页三七：孔子教学以六艺，六艺原是士人从政干禄的本领：知书数可以为冢宰，知礼乐
可以为小相，习射御可以为将士。所以，他所教出来的弟子，多有从政的技能。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有哪些学派？
派别创始人或者主要人物
儒家孔丘
道家李耳
墨家墨翟
法家李悝
名家惠施
兵家孙膑
阴阳家邹衍
纵横家苏秦
杂家吕不韦
农家许行
小说家屈原
除了这些以外的，就都不太著名，故人们都称做“九流”，三教九流从此而来
在春秋战国数百个诸侯国家兵戎相见、弱肉强食之际，却出现了道家、儒家、兵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左传》、《春秋》等详尽记载当时历史的著作也相继诞生。这场“百家争鸣”的壮观场面比欧洲的文艺复兴早了将近2000年。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传统百家争鸣研究对百家的划分，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对百家的具体说法上，都欠妥。百家争鸣实质上是我国古代各学派因政治思想上的分岐而展开的学术论争。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百家应划为德、礼、法、儒、孝、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百家争鸣的性质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统一中央集权制的过渡。百家争鸣始于春秋后期孔子创办私学，迄于汉武帝采纳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探索百家争鸣时不要忽略百家合流。
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两千多年的思想先河。科学地认识百家争鸣，不仅对深入研究百家争鸣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至今理论界对百家争鸣的看法，无论是在对百家争鸣之百家的划分上，还是在对百家争鸣的性质、起迄点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问题。本文不想对此谈新看法。
百家的科学划分之我见
即然百家的划分应以政治思想为标准，那么从政治思想出发，笔者认为，百家争鸣之百家大致可划分为儒、孝、德、礼、法、墨、术、义、绝对平等观、无君论等十家。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将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的思想核心。二者的代表性文献分别是《论语》和《孟子》。
孝家：其代表性文献是无名氏之《孝经》。《孝经》的中心思想是“孝政”，即“以孝治天下”。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孝经》是一般讲究伦理孝道的著作，不确。
德家：原是西周初期的政治思想，后在西周末期至东周其内涵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东周初期，如臧哀伯有著名的《德论》（5）可证；战国时期问世的《德道经》、《庄子》是其代表性的文献。
礼家：是萌芽于西周后期并在东周中前期广为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东周时期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管仲、子犯、曹刿、子产、晏子等都崇尚礼治，特别是子产和晏子，还分别有著名的《礼论》（6）。战国后期，以礼为思想核心的重要代表是荀子。
法家：是春秋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思想。最先萌芽于郑，创始人是邓析，第一个“铸刑书”的是子产（子产前期是礼家，后期转向了法家），继之是晋范宣子、赵鞅等的“铸刑鼎”。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代表是慎到，其代表作是《慎子》；后无名氏之《经法》亦属法家文献等。过去，理论界认为《经法》是道家著作，这是从哲学上着眼的，不确。
墨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墨翟，其思想核心是“义”。过去，理论界有人认为墨子的思想核心是“兼爱”，根据不充分。
术家：创始人是申不害，其思想核心是术，其代表作是《申子》。过去，理论界认为申子属法家，不确。申子自己宣称其学术思想是“术”，秦汉人一直都说“申子之术”。
义家：创始人是韩非。韩非的“义”与墨子的“义”区别在哪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墨子的“义”包含经济利益，如《墨子·经上》说：“义者，利也。”韩非的“义”则完全排斥利。义家的代表作有《韩非子》、《公羊春秋》等。（7）
绝对平等观：创始人是许行。《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认为，国君要与人民绝对平等，“先耕后食，先织后衣”，并取消商品经济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绝对平等观。
无君论：创始人是吴虑。《墨子·鲁问》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自比于舜”就是“我即国君”，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但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述，应为“无君论”。
以上十家，严格说来，可归为八家。因为“孝”可并入儒家，“义”可并入术家。“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萌芽于孔子，完善于《孝经》，《孝经》以孔子为先师，其基本思想体系又与“仁”极接近，故可认为“孝”是儒家的思想分支。“义”的创始人是韩非，过去理论界认为他是法家，或法、术、势集大成者。其实，韩非虽有法家思想，但也有术家思想，他本人认为术大于法，所以韩非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术”，即属申子术家。而且，韩非的“义”，原则上是对“术”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故可认为“义”是术家的思想分支。
过去，理论界认为百家争鸣迄于秦统一，值得商榷。秦的统一，虽实现了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向郡县制的过渡，但这一过渡是失败的，未能使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进入稳定态。秦亡后，项羽、刘邦都先后恢复了分封制。而且，秦的“焚书坑儒”也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式。在汉初，思想界又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如陆贾著《新书》；贾谊、王臧、赵绾都先后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晁错以“术”削藩；辕固生以儒反“黄老”；董仲舒则以“春秋大义”来呼唤“大一统”；文帝“广游学”，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一时间再次百花齐放，虽未有新思想的提出，但亦属百家争鸣性质。汉初百家争鸣的复起，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再次向统一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舆论准备。因此，将百家争鸣的终点定在秦统一说不过去。
七、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百家合流
过去，理论界在探讨百家争鸣时，大都眼于百家争鸣，很少谈及百家合流，这种研究方法亦欠妥。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组成部分。百家争鸣虽原则上是各家发表自已的看法，批评别人的意见，但也包含了对其他学派某些思想的吸收。如荀子，虽以礼为思想核心，但也重法与推崇孔子，以致有人将其当做法家，还有人将其当做儒家。就是说，百家争鸣的争鸣是有保留的克服，争鸣中有吸收，吸收是为了更好地争鸣。百家争鸣本身也说明，争鸣各家在学术上都有片面性，它们只有相互吸收，才能做到互补，并使自己的学说趋于完善。如墨子在回答程子的“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时，说：“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13）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百家争鸣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为争鸣，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合流。如战国后期两个官办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与秦国的“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活动，搞的基本都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其中既有德家思想，也有礼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等，但是以“礼治”为主；吕不韦门客集团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其中包含的学术思想更杂：德、礼、法、术、孝、义等均有，以致有人将其误为杂家。其实，这是对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缺乏认识的缘故，杂家根本就不存在。《吕氏春秋》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德”，其余均起辅助作用。
百家合流的形式，一是理论上的合流，二是实践上的合流。理论上的合流，礼、德、术等三家做得比较好。礼家，如前引《荀子》、《管子》；德家，如前引《吕氏春秋》；术家，如前引《公羊春秋》、《春秋繁露》等。儒家做得较差，但儒家将《五经》及各《传》都纳入到了其经典之中，这样内容也较丰富，基本上也包括了礼、德、术、义等思想。实践上的合流，主要指当时的统治者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同时立几种思想不同的著作为经，作为治国的主导以及辅助思想。如汉初的“黄老之治”，曾立法家的《经法》、《称》、《道原》、《十大经》和老子的《德道经》等为经；武帝时期，置《五经》博士，合《论语》、《孝经》为《七经》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上的百家合流。
百家合流在百家争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向解决问题迈进，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秦之所以没能最后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并结束百家争鸣，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用“焚书坑儒”来拒绝百家合流，绝对以申、商、韩的术家思想治国，致使其走向了灭亡。汉武帝解决这一问题的关健，就是结合实际进行百家合流。如武帝：在政治思想上虽突出儒家的孝，但其余《六经》均起辅助作用；体制上的双轨制，既吸收了术家的郡县制，也未完全抛弃德、儒、礼、法、孝等家的分封制；主父偃的“推恩令”，既有儒家的仁孝思想，也包含了术家的“术”、“义”等理论；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重农重商，也未完全抛弃术家的“诈农灭商”；意识形态上，既有儒、法、德、礼等家的思想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术家的思想禁锢；教育风化上，既有儒家的兴学办校，也有术家的“以吏为师”，如用“举孝廉”与“选三老”为民做表率等。这和秦代在政治上只以申、商、韩术家思想治国，体制上绝对行郡县，经济上诈农灭商，思想上搞专制，教育上“以吏为师”等截然不同。由此可见，要想解决中国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没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