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发展历史

① 学校的历史来源

西周称学校为“辟雍”，是少数奴隶主贵族读书的场所。古代的学校称为庠、序、学、校、塾。在开始产生时并不都是专门的教育机构，而兼为习射、养老的场所。西汉时学校分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设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地方上置学宫。唐时代办学达到古代极盛时期，学校分类更细，明清时的学校基本是承袭隋唐的，但由于科举制发展，使学校成为科举制的附庸和装饰品。清末，开始兴办近代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称学校为学堂。到1907年，新式学堂遍设各地。
辛亥革命以后，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并一直沿用至今。 学校的定义历史来源：
自夏商，便有了“庠、序”（就是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学校一出现，便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为己任，进而出现为培养人才所采取的因材施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教等教育之法，历史赋予学校的地位。二千多年齐国的稷下学宫引发了百家争鸣、孔子在大成殿的甬道开设杏坛以六艺而教众贤、宋朝的六大书院所承担着选俊功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何子渊、丘逢甲等先贤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黄宗羲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他认为学校不仅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之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在南京晓庄学校之实践时，还提出“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去”……直至如今现代化的学校，培养人这一性质也没有变化，因为这才是学校应有之义；只不过对于“培养人才”之内涵是更为丰富、更顺应人之个性发展，也使学校更显生命与活力。
由此可见，学校这一组织之特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使命，自古至今，教书育人成了这一组织所特有的使命，多少千古伟人；便是从学校走向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于是便有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② 学校的发展史

春秋时期，孔子先办的讲堂，这是学校的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到私塾，之后就是学校，这是中国的学校发展史，外国不清楚，不过据说外国的学校好像也是先模仿孔子的讲堂后来慢慢发展成有自己特点的“学校”

③ 学校的历史发展进程

学校（英文：school；ecational institution）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教育的组织机构。内名称起源于民国。学校教育是容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以影响受教育学校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是与社会教育相对的概念。专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学校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④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 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 “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 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 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 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⑤ 学校教育的历史发展

首先从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的学校教育，是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传统人文学科教育，因此，最早诞生的学校是宫廷学校、职官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古埃及的这些学校极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要求学生尊日神、忠国君、敬长官、孝双亲。以造就文士为重要目标，即训练继起的统治者和他们御用的爪牙；同时教授书写、词令。中国奴隶制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是别上下，分尊卑，维护世袭等级制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乐”是祭祀天地鬼神祖先，颂扬帝王贵族，鼓舞军心的音乐和舞蹈。“射”、“御”是射箭、驾车等作战技术。“书”是语言文字的读、写以及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数”是计算以及历法天文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奴隶制社会的学校教育是脱离生产劳动的，主要让奴隶主子弟学习礼义等统治之术。孔子的话可谓很好的注脚，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②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也基本上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和“五经”③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欧洲奴隶社会中，从古希腊的学校教育到古罗马的学校教育，主要是教授学生以读、写、算、音乐、文学、政治、哲学、历史、修辞等方面的知识，以培养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在封建社会，僧侣垄断了文化和学校教育，教会学校的教育内容是“七艺”④，各个科目都贯串着神学精神，以此来培养对上帝虔诚、服从教权与政权、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 自然科学教育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现代学校教育迅速步从生产实践过程中分化、独立出来，尤其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 发展较快。但在自然科学先是隶属自然哲学，后又依附于神学的时代，不仅阻碍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大大削弱了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使自然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桎梏，并获得迅猛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⑤正是这样的时代，要求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既有培养统治人才的任务，又有培养生产技术人员的任务，自然科学的教育内容被广泛引入学校，代数、三角、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逐渐成为学校的必修学科。从下面一张表中，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和在这个时代影响下的后来几个世纪里，自然科学普遍发展，总结人们知识成果的学科不断增加并日益分化。
自然科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加强，引起了学校教育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相应变化。班级授课制，实验、演示、实习等教学方法以及幻灯等教学手段被广泛地采用，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自身发展。在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大量引入，学校课程除传统学科外，也增加了算术、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农业等自然科学课程。 当代社会日益发展成为高度科学化的信息社会，学校教育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围墙内的教育了。学生不仅在学校学习，而且从家庭、社会生活中接受的信息量与日俱增，这是一种潜移默化而又强大有力的教育。如学生的知识、品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节目、书刊报纸、参观、旅游和各种社交活动的影响。现代教育技术的发，不仅改变了传统教育形式，也扩充了教育内容和情境。这一变化，引起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效率，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学校教育与社会隔离的封闭状态。
世界进入20世纪末，一股倡导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思潮正在悄然兴起。从历史上看，偏执的人文教育虽弘扬了人类的理性，但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不足，延缓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影响了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偏执重视科学和科学教育，忽视人类理性的提升，也同样会给社会带来祸患，因为科学技术既可给人类带来生产的突破和生活的飞跃，也可给人类带来数不清的灾难。没有理性把握的科学技术会成为灾祸之源。进入21世纪以后，人类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强化人文与科 学融合的教育将成为未来教育的特征之一。 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在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中，如何建立政府与学校的正确关系；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政府与市场在发展教育上的不同定位和功能；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中，如何建立、平衡中央与地方管理教育的权限和关系，促进教育的地方化；改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以保障学术研究的高水平和创造性；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
教育的普及性。教育的公平性。教育的民主性。教育的人文性。教育的实用性。
具体的教育制度改革，包括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建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考试、评价和用人制度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参与制度的建立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改革需要汲取有限政府、依法行政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其它法律法规，改革高度集中、大一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职能从管理型、计划型向指导型、服务型转变。通过政府教育管理权的下放，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以恢复教育的活力、创造力和多元化，实现学校的自主性、学校管理的民主化．
在论及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时，杨东平等专家认为，当前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事业领域的改革，存在三种不同的动力和价值。
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惯性。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家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具有很强的惯性，仍在当下的社会生活、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强调效率和发展。为此，习惯性地主张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国家掌控资源，实行集中计划，在资源配置上存在城市中心、效率优先、重点扶持、轻视和歧视民办教育等价值特点，形成教育系统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
二来自市场的动力和价值。市场经济的发育改变了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市场机制、市场价值等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发展。教育消费、教育成本分担、教育投资、教育服务之类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的教育权利和教育利益开始受到重视。它主张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率，倾向用企业管理改善教育管理。它推动了入学机会和标准的多元化，同时具有将利益交换原则引入教育的倾向，试图用“金钱面前的平等”改变“分数面前的平等”。它推动了教育地方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所谓的“地主效应”，如各地名牌大学招生本地化的趋势。
三是教育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被称为是“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握重要资源的权力部门自己进行的改革。因而，在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实际关注的往往不是如何开放市场，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通过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过创收、收费等营利性的环节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开地设租寻租。它造成了基于垄断而产生的部门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扭曲的市场和不公平竞争，极大地败坏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们对市场化方向的怀疑。
基于上述认知，专家们强调，当前最突出的教育问题，表现为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确定和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功能、教育责任，奠定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

⑥ 学校发展史

纵观教育发展史， 学校课程是社会时代的产物，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并因社会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 Responsibility is a topic for a long history. 责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道德规范的整个体系中，道德责任居于最高层次，它是学校道德教育发展史中永恒的主题。 3. Responsibility is an ancient topic. However, it is a perpetual topic in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school ecation of morals, too. 责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学校道德教育发展史中永恒的主题。 4. This being so, the 30-plus yea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prehensive school have included a number of reforms aiming to increase equality in ecation. 正是这样的体认，这30多年综合学校的发展史 ，确实包括了许多提高教育均等的改革。 5.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we should make an overal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 physical ecation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to make up the blank research on the systematic history in school physical ecation.学校体育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目前研究学校体育发展史通常从思想和制度两个角度入手。从总体上看，对思想史的研究多于和好于制度史的研究。 6. In the following eighty years, vocationalism has exceeded democratism and dom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ocational ecation. 回溯美国近百年的学校职业教育发展史 ，其围绕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发展道路与对象等问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

⑦ 学校教育的发展史88

这个是市政府网站的：
历城二中创建于1958年，近五十年的文化积淀让这片教育沃土焕发勃勃生机。学校乘基础教育的大好形势，抢抓机遇，深化改革，跨越发展，积蓄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尤其是优化升级以来，学校着力打造历城二中的知名品牌，实现了外延与内涵并重发展、质量与效益双赢的崭新局面。
学校秉承“为每一个学生搭建发展阶梯”的办学理念，谨遵“人生在勤”的校训，积极探索新时期教育教学发展之路，勤奋耕耘，创新实践，学校发展日新月异。淳朴的校风、严谨的教风、踏实的学风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科学的管理、一流的师资、优异的教育教学成绩更是创造了教育发展的佳迹。
■ 育人环境：历城二中地处济南东郊、历史名人辛弃疾故里，占地420余亩，在校生7000多人，其中高中部有72个教学班，学生4500余人。
校园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开阔宽敞的稼轩广场、花木茂盛的生态园，系春林、春华林、秋实林绿树成荫，相映成趣；绿草青青、白鸽徜徉，古朴的石凳、典雅的连椅点缀其间，俨然一幅幅美丽画卷；教学楼掩映于绿荫中，假山池沼彰显灵气，清新幽雅；中华文明长廊、门厅书法壁画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班级文化、宿舍装饰、走廊警语成为校园靓丽的文化景致，洋溢着浓郁的现代气息。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学生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 教学设施：学校硬件设施完善，建筑面积达13.8万平方米，有教学楼4座，科技馆、体艺馆各1座，高标准的塑胶运动场2个，人造草皮足球场2个。教学功能室齐全，设施先进，理化生实验室、语音室配置国内一流，美术、音乐、舞蹈等教室达国家一类标准，生态馆、汽车模拟驾驶室让学生仿佛置身于真实境界，陶艺馆、器乐室、校园电视台、藏书15万余册的图书馆等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学校实现了教育教学的信息化，构建了以信息中心为核心的网络系统，校园网、校园电视台和双向教学系统成为校园内信息交流的纽带。教室全部配备电视、电脑及多媒体教学系统，任课教师配有手提电脑，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能力已成为教师的必备要求。学校教学资源极大优化，教学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信息技术让校园成为互动整体。
■ 学生管理：学校实行人文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既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又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注重学生管理工作，通过制定培养目标体系、完善管理组织体系、建立教育活动项目体系，激发学生参与制度制定及管理评价过程，达到引导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目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全面管理的基础上安排管理工作重点，管理方式讲求实效，或和风细雨，或纪律约束，或行为感染，或活动教化，取得了良好效果。级部负责制日趋成熟，各个级部既相互竞争，比拼优势，又立足级部特点，创新管理，形成特色，横向比较与纵向对比推动了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学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寄宿制管理模式。
■ 教育科研：学校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研兴校”战略，稳步推进教学改革。积极与中国教育学会合作，邀请魏书生、吴昌顺、任小艾、王金战、李阳等近60位全国知名教师、班主任、教育专家来学校做专场报告，听课、评课，参与教研，提升了教师的教科研水平。为推动教科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学校创刊《稼轩教研》，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明远先生亲笔题名，当代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老师题写贺词，《稼轩教研》现已成为教师总结教育教学经验，展现教研成果的重要平台。学校依托课题，营造氛围，鼓励教师投身教科研，现有立项课题11项，其中国家级3项，省级5项，市级3项。学校还充分运用“271”教学法则构建高效课堂，转变教师教学理念，进一步改进教学方式、关注教学细节、提高教学效率，扎实推进教学改革，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发展与提高。
■ 师资队伍：学校一方面纳贤招优，吸收各地骨干教师与优秀大学毕业生，一方面加大校本培训力度，加速青年教师成长，现已形成了一支年轻有为、团结合作、勤勉上进的教师队伍。学校现有教职工410人，中、高级教师200余人。近几年来，涌现出区级以上先进教师120人，其中国家级12人、省级21人、市级30人，150多位教师荣获省、市、区教学能手、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一大批教师在国家、省、市、区优质课、说课、论文评比、技能大赛中获奖。广大教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积极为学生提供学业、心理及生活救助，深入孩子们的心灵，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 新课改实施：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新课程标准，积极推进新课程改革，制订了课改实验工作方案，各学科学习方案、教学方案及模块评价方案等，以保证课改工作有计划、有方略、有目标；以学生为本，建立并实施了适应新课程要求的学生评价制度，突出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的有机结合，让学生在高效课堂中充分体验学习的乐趣；探索了模块教学的有效实施策略，实行学分制管理，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让学生学有所长、学中求乐，并在参与过程中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为适应新课改背景下的高考形势，成立了综合实践学科教研组，为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持；发挥李阳疯狂英语实验学校的优势，改善英语教学方法，英语教学已形成特色，同时学校加强与人大附中等名校的合作与交流，力争在奥赛辅导领域有新突破。
■ 生活服务：历城二中始终关注学生健康成长，努力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两幢餐厅宽畅明亮，可容纳7000学生同时就餐，配备了高档的餐桌椅、大屏幕彩电，装饰了温馨壁画让学生享受就餐乐趣。引进山大饮食服务公司的流程作业，为师生提供饮食服务，做到安全卫生、花样齐全，同时家常套餐、风味美食、民族窗口，为学生提供了营养的配餐和合理的膳食。学生公寓有9座，学校与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宿舍楼每层配备专门的生活指导老师，负责学生起居生活，关心到方方面面，体贴到点点滴滴。努力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是学校永恒的追求。
■ 德育教育：学校“厚德、立志、博学、成才”主题教育活动贯穿全年：深入挖掘校园文化内涵，丰富德育内容。爱心助学、资源回收等特色活动传承校园文明，树立时代新风尚；课前一支歌、升旗仪式等常规活动注重实效；舞蹈、健美操、器乐、书法、绘画、乒乓球、篮球、排球等兴趣小组发展学生特长，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体育节、艺术节等校园文化盛事，共展师生才情；成人宣誓、合唱比赛等活动与时俱进，意义深远；参观辛弃疾故居、草莓大棚、省气象局、地震局等社会实践活动开阔学生视野，拓展学生成才空间。学校德育教育内容丰富，形式灵活，贴近现实，影响广泛，学生受益匪浅。
■ 累累硕果：学校教育教学成绩突出：2003年高考，733名考生，本科上线537人，上线率为73.26%；2004年高考，910名考生，本科上线666人，上线率为73.19%，2005年高考成绩又有新突破，本科上线780人；2006年本科上线人数突破800人大关。
自1986年以来，学校连年被评为“济南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先后被授予“省级规范化学校”、“山东省文明单位”、“山东省教书育人先进单位”、“山东省绿色学校”、“山东省地震科普示范学校”等近五十项荣誉称号，累累硕果记录着学校发展的辉煌业绩，见证了学校向全国示范性高中迈进的光辉历程。
如今，历城二中已经跨入全省基础教育的领先行列，面对教育发展的大好形势，面对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在今后的工作中，二中人将加倍努力，为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教育事业的腾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主页的内容都是关于校庆滴，没有上面的好
。lqa希望采纳我的

⑧ 从古至今的学校发展过程！

私孰--男女分校读书--男女一起读书--大学以下有中学\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