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历史意义

❶ 晚清外交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大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来,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局势虚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物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然则,我们若深入研究下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外交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此处我们着重研究其外交思想。
一、“外交”及“外交思想”的含义。
“外交“一词在中国使用要比西方早得多，但其意义与今天外交的意思完全不同。古语“外交”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交往。《国语.晋语》讲：“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中国古代把国与过之间的交往叫做“邦交”.“外事”，清末则称为“外务”或是“夷务”。
1796年，爱德蒙.伯克使用”displomacy”一词，意思是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从此，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
牛津字典中对外交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在辞海中为：“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综上所述，纯粹意义的外交实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但是，外交作为主权国家的行为及维护国家利益和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性质，它的实质是始终不会变的。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而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近代后，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
二、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及其演进。
1840年之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均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所有外国人为夷蛮戎狄，除了朝贡和宗藩关系外，不承认其他形式的中外关系，外交因此成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成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外宣扬国威的手段。到了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打破了东亚地区存在了近2000年的封建宗藩体系，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割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外交因此开始与丧权辱国相联系，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注意列强纷纷打入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领域内，中国的主权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开始遭到破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经济上，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出现。
（一）中国晚清时期的“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列强那样推行强权外交，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当时面临的外交形势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列强情况，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列强侵略成为势须完成的外交任务。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戎”.“自强”成为人们主要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紧密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交视为内政的延续。其中和戎是自强的必要外部条件，而自强则是为培养外交实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各朝各代历来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协和万邦”。在具体策略上主张“既来之则安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当“蛮夷”向华夏发起挑战时，传统办法是剿（以战止战）或剿抚并用，有时甚至用“和亲”以达到“和”的目的，从而维护儒家礼仪规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办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1862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途径的好地方。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李鸿章悉心体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或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该刚则刚，该柔则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 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李鸿章还接受了郭嵩焘等人积极鼓吹的“循礼外交”思想。在郭嵩焘等人看来，“循礼外交”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嵩焘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理、势、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热门要善于适应形势百年化而把握，据理办外交。李鸿章对“循礼外交”身体力行，在思想上多有发挥。并在其长达3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奉行了这一战略，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和戎思想与传统的和戎观有两点不同。一是抛弃了华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观。他们已经认识到中西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因为西方列强不是蛮夷小邦，对他们“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手法。就当时的情势，这种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国情来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西与西方一味言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若一味“信守大义”以驯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势了。其次，从国际形势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条约制度，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的战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极地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又是与自戕的外交战略紧密结合的。自强属于内政，通过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是外交的坚实后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强关系到国家“有事”.“无事”，即“自强”是有无国难外患的先决条件。而和局也是国家自强的好时机，正所谓“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这种自强的战略无疑是一长远的外交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而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演变历程。
1.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思想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同志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治国以礼为首，礼险要定君臣尊卑名分。空子手：“天地尊卑，乾坤定矣。”所以”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中国历代王朝的这种治国的思想，制度，对于中国历代王朝同外国的关系有极大的影响。根据这种思想，中国是礼教之国，非中国臣民都是属于化外之民，都是蛮夷。《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外的政策，即“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阵脚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篇议论，成为历代统治王朝对待外国关系的总的指导思想。
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结果，清政府对外签订了一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清政府的投降外交政策之下，开始受到了非常惨重而且具有延续发展性的损害。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关注“夷人夷情”的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会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色，“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2.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时间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渺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大呢共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夷务”外交观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粗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连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思想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饿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不如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物的饿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3.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的通商现状而言，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因此导致清朝官员有一种看法就是可进行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就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事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而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起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御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默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
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过果实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经述及，晚清士人认为喜人在华“图例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以挽回民族既失权利，有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上午机密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的便是采取“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由来。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上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务，终于不情愿地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与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辩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显示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架，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思想。
4.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务主要运用的是“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以夷制夷”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与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直到1911年清廷灭亡，是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战略。它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政策，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己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大外国牌，有时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外交原则在清朝官员中很流行,林则徐.阮元.魏源等都曾特别主张以此法对付外敌。而李鸿章尤甚，他曾断言:”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然则,他并没有认识到晚清日趋颓弱的国势并不能操纵列强纷争,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未看清。因而它实际上并没有封建盛世时代那样的效果。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边式均势和结盟原则的倡导。时至80年代前后，均势与结盟原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而均势理论原则的倡导和实行与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在70年代时即有此中见解，他将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牵制和遏止西方诸国在华纷争和势力膨胀的一种力量，并处心积虑地欲使西方各派势力保持某种暂时的平衡，他所依据的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理论和时间，也与西方关于力量均衡的观念暗合。曾纪泽也是这一外交原则的主张者。他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1883年他曾建议清廷在其所属的安南采取军事政策，坚持安南应向西方贸易势力开放门户，这种“门户”政策能够使得西方纷争的各派势力保持一种均衡，如此运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够高枕无忧，即便是中国边疆也得其益处。他曾形象地看待这种均势政策：犹如群虎争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强大的老虎争斗下获得安生。
从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得益于工商而使国势陡增，并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各国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相互隔绝变为互相“联属”。西方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的残酷现实，迫使中过经世派士绅饭馆到本国的劣势，由此产生了结盟合作的想法。但无论是均势还是结盟理论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和90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曾被尝试过，尽管其实际命运并不乐观，但在晚清外交理论思想和实践中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以夷制夷”还是“以商制夷”或是其的演变理论，都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对于清朝廷的冲击,使得中国近代外交思想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源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思想理念、战略和原则渐渐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

❷ 晚清有几次改革。分别是哪些改革

三次改革。

1、洋务运动：经济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利于瓦解自然经济，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政治上引起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对抗；思想上冲击了守旧观念，为西学传播创造了条件；另外在军事和教育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2、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但封建统治者光绪帝想利用变法从老佛爷手中夺权亲政，同时挽救民族危亡，所以支持变法，并亲自发布变法诏书，最后尽管由于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而失败，但也属于一场封建统治阶级的改革自救运动。

3、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

(2)晚清改革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晚清改革的经济意义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民国建立，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由于政治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府官员腐败；日俄战争及其他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不安和动荡；等等。但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

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年均15%，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期间的发展速度还略高一点。其他经济事业发展也比较顺畅。

主要的一条是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足以抵消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腐败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绵，社会动荡不安。但总的说来，经济仍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1912—1936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主要是轻工业）。

1912—193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政府继承清末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虽然1927年国民党正式取得政权后，开始扶植带有封建的、买办性质的官僚资本，但尚不足垄断国民经济。

❸ 清朝中央机构变革的原因,指出其历史意义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中央集权在不断地强化。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❹ 清末中央军事机构改革的意义

清末中央军事机构改革固然是慈禧集团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整顿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搞起来的。也不可否认清末中央军事机构改革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多重局限，加上王朝自身的顽固保守，使改革在打折扣，存在诸多缺陷和差强人意之处。

尽管这样，清末中央军事机构改革在军事方面产生了新陈代谢的客观效果，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视而不见，一笔抹杀，更不应该视之为“假维新”、“伪变法”，而应谨重地分析。

肯定其是一个确确实实推行的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广泛而深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其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是一场排除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

(4)晚清改革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清末中央军事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❺ 评价，对清末新政的评价，清末新政的意义 怎么看

评价：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则激起人民反抗，扩大了清政府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清末新政简介：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它的历史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清政府也企图以此取得列强对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清朝统治集团中，在义和团运动后顽固派失势，洋务派占据上风。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在当时的笔记、报刊、奏折中，通常称清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以后陆续颁布各种章程命令推行“新政”，直至清政府灭亡。

❻ 清末新政的意义是什么是不知真正的改革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它的历史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清政府也企图以此取得列强对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清朝统治集团中，在义和团运动后顽固派失势，洋务派占据上风。

❼ 晚清三大改革运动的积极意义和失败原因是什么

晚清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即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三次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若以富国强兵的目标衡量，可以说都以失败告终，也没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一、洋务运动：片面改革

第一，军事改革偏重武器。第二，经济改革偏重官办。第三，教育改革未建体系。洋务运动之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学西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传统的经世观念有一定关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经世致用理念使部分官员较快突破不能用夷变夏的思想樊篱，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和开启学西方大门的内在动力，但是经世致用理念却也容易使洋务派官员和他们的理论家们过于急功近利，洋枪洋炮厉害便学洋枪洋炮，却不愿深究优良武器和强大军事力量背后的东西；而且其学西洋的动力一般只限于强国御侮，如果没有强国御侮的需求，那么学洋枪洋炮、机器制造等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不必要的了。

二、维新变法：急于求成

因为急于求成，维新人士没有努力去争取慈禧太后的支持。不仅慈禧太后，对其他官员和社会势力，也应该尽量减少阻力和打击面，争取更多的人对改革的支持至少是默认。因为急于求成，光绪帝和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改革诏令，却不管能否真正实行。改革必须有先有后，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权力阶层的反弹。改革措施不能太急，不能在短时间什么都做。维新派急于求成，他们设想改革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十年之后便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这都是书生的主观想象。维新党人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远远不足，措施太急，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引起太大的反作用力。

三、清末新政：双重失误

第一，改革措施无主次。第二，负担加重导致民众不满。第三，改革缺乏坚强领导，可以说是由最不适合主持改革的人主持改革。第四，不懂妥协，不懂得调整关系。一方面改革急迫，不分主次，一方面不会调整各方关系，所以，取得很大成就的清末新政反倒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

❽ 晚清一系列改革失败留下的历史启示是什么

晚清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器物方面，而且还糟到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内阻挠，这是导致它失败的直容接原因。根本在于改革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改革没有涉及根本，且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因此失败。这告诉我们改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同时要结合国情来逐步进行。

❾ 清末币制改革的意义

1、不断暴落的上海外汇市场的混乱状况为之平稳下来；在南京政府统治区内，白银国有化顺利进行，法币流通正常，外汇比价稳定，产业开始复苏，而这一切更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经济基础。

2、法币政策的实施，统一了币制，是中国货币制度的进步，在实行初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加强了金融垄断；又以法币系拥有法偿资格的不兑现纸币，而用膨胀发行办法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成为后来国民经济崩溃的根要原因。

(9)晚清改革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

2、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3、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

❿ 清末新政的性质和作用

清末新政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

新政的历史作用：

（一）消极作用

（1）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2）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

（3）某些经济政策客观上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二）积极作用

（1）经济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开始向现代政权机构转变。

（3）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军制、武器开始近代化。

（4）思想文化上，西方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

(10)晚清改革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清末新政失败的历史原因：

清末新政中的统治者们不愿放弃“祖宗之法”，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放弃享用的特权，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放弃受到荫庇的旧体制。

唯其这些“不愿放弃”，才使清末改革不能从正义出发、从公正做起，才使清末新政一波三折，最终裹步不前；才使改革变成了有名无实的装点门面，才出现了人们批评的“虚假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内阁”，才使清末新政的深化改革错过了最佳时机。

从清末新政十年的悲剧与今日中国改革三十年后的困境对比中可以看出，最主要的“类似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满清王朝垮台在政治改革的虚情假意上，今日中国困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