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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发展历史

发布时间:2021-02-19 00:40:07

1. 赋的由来 类型 和演变

除了诗、词、曲之外,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具有诗歌特点的文体,这就是赋。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

赋,起源于战国,形成于汉代,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1汉代的赋

典型的汉赋是宫廷文学,其内容多为天子歌功颂德,描写国家的富强,宫室苑囿的宏丽,水陆物产的丰饶,帝王生活的奢侈,等等。我们看看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一段文字:

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cuī催〕璧珰,辇道纚属;步櫩〔yán阎〕周流,长途中宿。夷嵕〔zōng宗〕筑堂,累台增成,岩窔〔yào耀〕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liáo辽〕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tà榻〕,宛虹扡〔tuō拖〕于楯〔shún吮〕轩……

这是描写帝王宫室之盛。大意说:为天子而建的离宫别馆,布满山谷之间,高高的回廊环绕四周,到处是双层楼房,曲折的殿阁,华美的屋椽,嵌玉的瓦当,行辇车的阁道绵延不断,长廊通往各处,一天走不完还须中途住宿。削平山头盖房屋,一层层垒起高台,岩下修筑洞房。俯身下看深幽而无所见;仰身攀着屋椽,可以摸到青天。流星穿过宫门,长虹跨过栏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约略窥见汉赋文字特点之一斑。汉赋写得较长,气势开阔,辞藻华丽,描写不厌其细而又极度夸张。虽然富丽堂皇,但形式呆板,很少文学韵味,加上堆砌词藻,艰涩难懂,不易引起读者兴味。这种文学样式流行于两汉400年,其中著名作者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

2魏晋南北朝的骈赋

魏晋以后,汉赋逐渐演化成体制较小的骈赋(也叫俳赋),讲求对仗,词语华美,抒情成分增多,文学气息浓厚起来。如齐梁时代的江淹的《别赋》开头一段: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断肠,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

这是写惜别的情形。大意说:最让人丧魂失魄的,就是“离别”这件事了。况且秦、吴两地隔绝不通,燕、宋两地相去千里(分别后难得再见)。离别,或在春草萌生的时节,或在秋风乍起的时刻(最易牵惹离愁别恨)。这样,远行的人愁肠欲断,百感交集悲伤不已。这时听到呼呼的风声也不同于平日,飘浮的云彩也改变了颜色。船滞留在水边不忍开走,车徘徊在山侧不忍离开。船桨不忍划动怎能前进?马匹也凄凉地鸣叫不止……这段文字把亲友间别离时伤心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写赋的人较多,著名的有曹植、王粲、陆机、左思、谢灵运、鲍照、庾信、江淹、徐陵等作家。

3唐宋时代的律赋

唐宋时代科举考试要求作赋,于是骈赋又演化出律赋。律赋有很严的格律:对仗要工整,声律要严密,指定用韵,限制篇幅,把作者的创造性严格束缚住,和明清时的“八股文”差不多。律赋失去了文学性,已不是文学作品,因此这里不再举例。

4唐宋时代的文赋

唐宋两代都出现过“古文”运动,即反对僵化的骈体文,提倡写作刚健质朴、新鲜活泼的散文的运动。其领袖人物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散文成就很高,影响很大。受这种优秀散文的影响,骈赋又发生变化,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形成文赋。我们看欧阳修的《秋声赋》的一段:

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丰草绿缛〔rù入〕而争茂,佳木葱笼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

大意是:说起秋的景象,它的色彩凄凉惨淡,烟霭云气都收敛起来;它的形貌清澈爽朗,天空高远阳光明亮;它的气氛寒冷逼人,刺入人的肌肤骨髓;它的意象萧索单调,高山大川寂静空阔。所以秋天的风声,凄凄切切,呼啸着卷过大地震动万物。夏日里,繁密的茂草生机蓬勃,茂盛的树木悦人心目;可是一经秋风吹拂,百草立即枯黄,树木纷纷落叶。它们所以凋零败落,都是肃杀的秋风作用的结果……。这段文字有颜色,有声音,有气氛,有感觉,有情绪,真把秋天的景况形容殆尽,不愧为名文。此外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都是文赋的代表作。在所有的赋中,文赋可读性最强。文赋写作比较自由,叙事、抒情、议论皆可,已相当接近散文了。

赋这种文体从汉代到宋代存在一千多年,宋以后就衰歇了。在文学史上,赋有一定地位,特别在汉代,几乎是具有代表性的文体,它在丰富文学语言和提高表达技巧方面对以后的文学产生过好影响。

2. 赋由____发展而来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除了诗、词、曲之外,历史上还存在过一种具有诗歌特点的文体,这就是赋。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斆之间的文体。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

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3. 辞赋在汉代之后的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汉代大赋也表现了不容忽视的弊病与局限。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不少辞赋作家和优秀作品,并且汉大赋逐渐被抒情小赋所取代,赋的骈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建安时期的辞赋多为抒情小赋,题材亦渐趋日常化。曹植、王粲,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辞赋作家。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是这一时期抒情赋的代表作,在抒情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晋太康年间,赋作颇多,以小赋为主。但多数作品因袭前人,缺乏个性;雕琢太甚,较少情趣,总体成就不高,唯潘岳陆机、木华等人的部分赋作较有特色。

东晋辞赋又趋清新明快,最有成就的是陶渊明,其《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平淡自然,一如其诗,风格之独特为历来赋作所少见。总观三国、两晋辞赋,咏物抒情小赋占据主导地位,赋中整饬的偶句大增,辞藻渐趋华丽,骈化趋势明显,对南北朝骈体赋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辞赋转盛,名家名作颇多,而辞赋亦逐渐完成了其骈体化的过程。南朝赋仍以咏物抒情小赋为主。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铺排而不堆砌,风格清新明丽,是南朝咏物赋的代表作。鲍照是宋最杰出的辞赋家,其《芜城赋》最为人传诵,是南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齐赋作不多,较有影响的作家是谢朓。他的抒情小赋,由于声律理论的运用,在对偶精工和声律协调方面都更加留意,加速了抒情小赋的骈化进程。

梁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宫体诗人以同样的题材和风格来写辞赋,闲情艳语,华靡流荡,萧纳、萧绎为其代表。江淹是梁最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别赋》、《恨赋》最负盛名。其辞采精美,声韵和谐,用典繁密,笔墨纵横,将南朝的抒情骈体赋推向了成熟的阶段。陈赋作不多,唯徐陵的《鸳鸯赋》稍有名气。北朝辞赋虽代有所作,然名家名作极少。

4. 怎么概括汉赋的发展历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参考资料】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赋在哪个朝代开始衰落…原因是什么

汉大赋兴起于汉初,衰落于汉末。它的兴盛和衰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们在谈到汉大赋兴盛的原因时,多以为是汉帝国的强盛给文学家以创作的激情,客观上为赋提供了创作的环境。其实仔细追究起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历史偶然与巧合,正是这种偶然与巧合,成为汉大赋的兴盛和日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承认,汉代的几位皇帝对汉大赋的繁荣和日后的衰落起了重要的作用。武帝作为一国之君不但有治国的才略,还具备了文学家所应有的创作和鉴赏水准。在他即位之时,政治经济的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他在文化事业上网罗人才,积极建设,在这个前提下大赋应运而生,其契合点就在枚乘身上。《汉书·公孙弘传》载:“上(武帝)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不幸的是枚乘病死途中,没有享受到武帝将要给予他的礼遇,但是,这却预示着大赋将要引领汉代文坛的前景。枚乘的代表作《七发》被誉为是汉赋发展史上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作品,它不仅从结构和语言上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为司马相如的作品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内容上,后来诸家并没有跳出它的范围:“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
武帝提倡辞赋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汉初,一些不安分的诸侯王以招贤纳士为名,网罗人才,积蓄实力,企图取天子而代之,吴王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实力比较雄厚的还有楚元王、河间献王、淮南王等,各类人才也多集中于诸王门下。武帝大倡辞赋,为赋家提供一定的待遇和机会,将诸侯王左右的游士吸引到中央政权周围,为汉天子的兴废继绝而润色鸿业,完成了汉代文士从诸侯王的领地向中央政权靠拢的政治转移,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
步武帝后尘热衷于辞赋的是汉宣帝。他有一段关于辞赋的高论常常为研究者所引用。《汉书·王褒传》载:“上曰:‘不有博弈者乎? 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从美学角度来看,宣帝把赋的价值世俗化、实用化了,把赋与博弈、流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它除了能够遣兴娱志之外还有一点点宣传教育作用,宣帝的这一认识虽然不失其客观性,但比之武帝那种附庸风雅、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审美要求是大大倒退了一步。
武帝的文化建设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代天子的审美需要,而宣帝则多了享受生活的成份,他的言语侍从们也由于体会到赋家地位的微卑,因此那种向上的主动和热情都减弱了许多,但又因为摆脱不开所处的境遇,而真正沦为纯粹的言语侍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扬雄认为大赋的华丽形式损害了它应具有的讽谕功能,在干预政治方面,不但没有发挥讽谕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皇帝的奢欲,加之他极不满意赋家在帝王心目中类似倡优的地位,因此不但辍不复为,而且攻击有加。扬雄对于大赋的批评长久以来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看法,认为大赋浪漫的想象、夸饰,语言的华美是腴辞害骨,不应提倡的。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枚乘、司马相如的代表作都批评道:“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意。”他所认为的大赋应该是以儒学为思想基础,以朴实的外表,讲述与国家和社稷有关的内容,而不应夸而失其实,丽而没其质。大赋的创作在扬雄、班固这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扬、班二人的思想局限。大赋初创时期的浪漫和热情洋溢、文辞斑斓等,都为凝重、板滞和经学气息所代替,模拟的作品越来越多,讲经论道的分量愈益加重。
东汉后半期的100 年中,帝王一改前辈的励精图治而生活趋于奢靡, 帝王对辞赋的兴趣再次削弱。马融在《广成赋》中因为讽刺了那些兴文德、废武功的当权人士,得罪了掌权的邓太后及其外戚兄弟,滞留东观十年不得升迁,这对当时的赋家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赋家也就逐渐地从皇权的生活中退了出去。此后除了张衡的《二京赋》外,汉代再无其它大赋作品出现,整个赋体文学的主题呈多元化倾向,各叙其事,各抒其情。
从大赋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衰变主要表现在: (一) 大赋的兴盛和衰退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和对它的利用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二) 赋家的地位问题没有解决,使得作家企图以文干政的目的难于实现,必然影响他们的创作情绪和作品走向,从司马相如那里就开始出现了苗头,他常常称病不去待诏。(三) 随着王朝的日益没落,皇帝本人多无所作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让赋家用宏辞丽句去赞扬的东西,大赋自然丧失了它赖以存在的土壤。所以东汉中叶以后,再没有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6. 赋是哪个朝代得到发展的

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7. 赋起源于什么时候,形成于什么时候

赋起源于战国时期,形成于两汉时期。

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质。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手段,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

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它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赋必须押韵,这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 起于战国,盛于两汉。

赋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

魏晋以后,赋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为律体,叫律赋。宋代用散文的形式写赋,称文赋。

(7)赋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赋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第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第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

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

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手法。

8. 有谁知道赋的发展演变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编辑本段]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编辑本段]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9. 汉赋的历史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焚书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 清静无为 ,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 铺采摛文 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①。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西汉后期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
在政治上,皇权削弱,外戚专擅,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导致百姓愈发贫困化,无以为生。仅据《汉书》,从元帝即位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史实记录,抑或大臣所上奏书,一句 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现,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不可收拾,整个政权渐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就曾上书痛切指陈: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篡位,西汉灭亡。如此政局,势必给文学以深深的影响。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既然主要是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那么经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兴旺,当其跃上全盛的顶峰之后,这时又随着王朝的衰颓,既无什么 鸿业 可供 润色 ,又无多少 上德 可供 宣扬 ,所通 讽谕 不过起到 劝百 的作用,所尽 忠孝 亦只能为虎作伥,再加上本身结体庞大臃肿,对客观事物的靡丽铺排往往淹埋主体情志,大量罗列奇词僻字更使作品生涩诘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公元8年,西汉王朝被自身的腐败击垮,掌握大权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从此以后的十五年中,王莽打着变法改革的旗号,实际推行更加残暴的统治,很快就激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社会陷于战乱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毁。到公元25年,南阳豪强刘秀称帝,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余年,史断为前期。这一时期大致可称新建政权的经营、巩固和发展期。值王莽新朝农民大起义之后,各地豪强并起,纷纷割据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临的是削平割据,安抚百性,整顿吏治,恢复生产。经过十多年用兵,国家得到统一,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稳固。到明帝时,甚至出现了 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局面。
如此社会状况,反馈到文学艺术主体的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前后景观颇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间,继西汉末世仍为散体大赋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而明帝永平年间,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成为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搏。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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