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发展的历史

1. 社区的历史演变

早在社会学者形成社区这一概念之前，社区这种人类社会生活的 重要现象就已存在。人类总是合群而居的。人类社会群体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地理区域，具有一定地域的社区就是社会群体聚居、活动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农业发展的产物。在远古游牧社会中，居民逐水草而居，并无固定的住地。严格说来，那时的游牧氏族部落只是具有生活共同体性质的一种社会群体，不是今天所说的社区。其后，随着农业的兴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需要定居于某个地区，于是出现了村庄这样一种社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广大乡村社区之间又出现了城镇社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区进入了都市化的过程，不但城市社区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城市社区的经济基础与结构功能都不同于以往的社区，其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大都会社区。
社区在类型和规模上的发展，使社区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种种变化。以往无论是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城镇，还是一个城市，其地域范围都具有比较确定的疆界。例如，一个完整的农村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是以其村民的聚居点为中心，并将由这个中心辐射到附近的各种服务功能的射线极限点联结起来，构成这个农村社区的地理区域。而一个完全的城市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则是由其市区和包括若干小城镇及乡村的郊区构成的。每个社区都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为整个区域服务，以满足其成员的各种需要。每个社区的社区中心都设有服务性的商店、学校、工厂、政府机关、医疗单位、群众团体等，以整个社区的地域范围为其有效的“服务地区”。社区这种社会统一体正是通过它的各种机构和设施的服务活动来推动各种制度的运行，使社区成员在本社区疆界内得以维持其全部日常生活。同时，社区机构设施的有效“服务地区”又是形成和保持该社区疆界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作为地方社会的社区，其地方性的差异逐渐减少。社会大众传播如广播、电视的普及，国家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各地居民人口流动的增加，各社区之间在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上的差异程度已显著降低。社区的许多地方性功能已为“大社会”的普遍统一的功能所取代。在同一个大社会里，此处社区居民与他处社区居民之间，其相似之点多于相异之点。随着大城市、大都会的发展，社区地域范围的疆界也不如以往那么分明了。一个大城市往往包含着若干个原先相对独立的社区，但在市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行政区划上则又可能与原先各社区的地域分界不一致。长期以来，满足成员日常谋生的需要，是社区的基本功能之一，社区居民一般都是在本社区内就地劳动谋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社区的许多居民每天都到本社区以外的地方去上班。因此，社区成员之间除了具有当地居民的共同利益，还分别具有各自从社区以外谋取生计的种种不同利益。这种情况就从社会纽带和社会交往上削弱了社区地域疆界的确定性。由于全国性的企事业组织和政治、文化团体的出现，地方社区里的工厂、商店、社会团体等等，有不少就是这些全国性组织系统中的下属单位和分支机构，其决策主要是听命于本系统的上级组织而不是当地社区。因而，作为地方社会的社区，其自主性也有所削弱。

2. 宁海社区的发展简史

2005年1月，宁海社区论坛正式开通运营。
2005年10月，宁海社区在Alexa 跻进全球网站排名1万名版以内。
2006年7月，宁海社区在Alexa 本地网权站排名暂列第一。
2009年5月，因人力资源不足主动暂停网站及论坛服务。
2010年5月，投入专项资金，恢复论坛服务。

3. 1．西方国家社区工作的发展历史：社区工作的早期发展、专业社区工作的形成、社区工作的发展趋势

一、古代社会救助制度及其实践
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属于一种官民结合的社会福利体制。这种以政府为依托的社会救助制度始自周代，之后不断完善，机构也不断膨胀，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齐全的政府职能没置。特别是发生大范围的贫穷、饥荒、灾害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机构能够很好地发挥救助功能，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封建社会统治。
（一）民间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
民间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它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家族。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为了提高生产力，获取充分的食物，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很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并进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也是为了能互助互济．共同抵御因为自然灾害或疾病带来的困窘。
二是同乡。在血缘关系无法顾及的情况下，人们因为同处一地，朝夕相处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同乡、同村之间的帮助结成的地域关系成为提供生活安全保障的另一道安全网。
三是行会。行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民间组织，指有共同利益的人以行业为纽带结合起来，“在维护同行的经济利益、调节商业纠纷、订立行规训练学徒、介绍熟人寻求职业等方面，提供了经济照顾和服务，很大程度上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
四是宗教。宗教是另一种不可忽视的民间社会救助力量。在中国民间，佛教和道教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佛教的济世渡人、乐善好施，道教的积功累德、安己利人等宗教道义在调节人与人和谐相处、教导教徒帮助他人、救济贫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唐朝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设置的“悲田院”、“养病坊”等，主要收容孤儿、老人、穷人和生病的人，经费由官府出，而管理则由寺院的僧尼来负责。
（二）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
1、保息六政。据《周礼》记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这就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福，即爱护儿童，赡养老人，提供社会救助、医疗保健，维护社会安全等，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现代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周代还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日微宫室，二日祖坟墓。三日联兄弟，四日联师儒，五日联朋友，六日同衣服。也就是说，住宅建设和精神伦理建设要并重。福利的真义应该是物质与精神兼有，整体和个体兼顾，政府与民众并举。为使民众能够生得其所、活得愉快、死得安全，不仅要慈幼、养老．而且还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来配合，此外还需要本俗来呼应。
2、九惠之教。《管子》一书中写道：“人国四荀五，行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曰慈幼，三日恤孤，四日养疾，五日合独，六日问疾，七日通穷，八日赈困，九日接绝。”这些内容类似于现在各国实施的老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婚姻咨询、健康服务、创业服务、就业服务等。
3、社仓乡约。常平仓就是通过储存粮食的方式调节粮食价格，各地都修建常平仓，储备粮食以备荒年之用。义仓就是把政府征粮或是由富户义捐的粮食储存在仓库里，由官府派人管理，荒年或是青黄不接时，出仓以赈济灾民。社仓是由人民自行组织，或是由政府督导人民办理，类似一种农贷合作组织的救济设施，由当地群众捐集 粮食，或是由政府贷给粮食，在各乡设仓储存，在灾荒之年救济百姓。乡约，就是住在邻近地区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大约起始于北宋的“吕氏乡约”。该乡约由宋代蓝田吕大钧及其兄弟、邻里亲友以书面的形式约定而发起，内容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四大项，后经朱熹倡导而推之至全国。“由于乡里民众自订规章，作政府律令之辅助，而有人约者彼此信守，虽无民主之名，但已有民主之实。‘吕氏乡约’其纲止于四条，而人生善恶功过，可法可戒之事已尽在其中，见之今日，用作社区研拟公约之依据，仍有可采之处。”
二、我国近现代社区工作的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时代背景下，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一场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由不同的理论流派组织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共有600多个团体参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区、陶行知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江苏宝山师范学校、梁漱溟等人创立的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等。这些由社会学者推动的运动都是力图通过改造乡村社区促进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事业的一个开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救助、救济以及社会改造运动。针对社会贫穷问题，提出了“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总方针，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济。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预防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组织开展了粮食征调、公粮减免、社会募捐、组织移民、整顿义仓等活动，特别是以民政部、劳动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在安置灾民、救灾救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游民、娼妓、土匪等社会丑恶现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中国政府采取了说服动员和强制收容相结合、定期收容与经常收容相结合的方法，取缔各地的妓院、赌场、烟馆、流氓窝点等非法活动场所，设立生产教养院、妇女教养院、新人习艺所等劳动培训、改造机构，将妓女、游民和乞丐组织起来，为其提供安定的住所和纯净的生活环境，在体力改造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社会问题的解决大都是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居委会、居民小组为单元的社区组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速了社会改造的完成。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经济上国家实行了全方位的计划经济，社会管理上推行单位体制。在城市社会，随着功能的日益完善和扩张，单位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通过单位体制，国家“广泛控制着家庭以外的主要日常活动——工厂、办公室、学校等地方的活动”。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了社会资源，控制了单位中所有就业者，将国家政权深入到居民个体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了对城市社会的全面控制。单位功能的泛化使得单位以外提供服务的组织或中介机构丧失了发展空间。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管理对象只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专业的社区工作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高校曾经创立了社会学系，介绍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社会学系被错误地取消，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不得不转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持续了30多年，直接导致了我国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工作教育及其实践的严重滞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学等学科逐渐恢复，也带动了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发展。在教育层面，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四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当时确定的专业名称是“社会工作与管理”。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国家民政部合作，开始招收、培养社会工作本科生。截至2003年，国内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学校已近200所，还在继续增加之中。这其中不仅有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有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专门高校，还有高等专科学校等等。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逐步恢复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我国的 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两极分化、失业、老龄化、空巢家庭、青少年犯罪等。这些问题的缓和和解决都需要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技术。另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深人发展、住宅商品化的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化等都呼唤并催生着我国本土化的社区工作。
三、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
（一）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发展
在我国，社区建设实际上就是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区是城市基层政权机构，街道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经政府授权承担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我们所说的社区建设中的社区，一般是指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660个各类城市中共设有830个市辖区，5576个街道办事处，8.5万个社区居委会。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位居民，都需要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者区政府等基层管理组织发生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城市政府的管理。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城市居民接受政府管理的方式以及基层社区内部处理公共权力的方式都处于不断调适和变化当中。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也反映了居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甚至也反映了居民个人权利的享有程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缩影。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以单位制为主体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出现了许多不具有传统的“单位”体制特征的行业和组织，且从业人数 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单位人”在社会改革的大潮面前，或自愿或被迫地转向“社会人”，单位的服务职能也不断向社会剥离，这就要求社会必须及时提供足够多的、高质量的服务。再加上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等，这一切都使得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单位”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逐步认识到，街居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发展经济向提供服务转变，必须从单纯的社区服务向整合的社区建设转变。1991年5月31日，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民政部下属的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以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的试点经验为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11月19日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城市蓬勃开展起来。
（二）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的关系
1、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的目标一致
按照罗斯曼对社区工作目标的两分法来分析，两者的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是相同的。如前文所述，社区建设的过程目标就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区工作则是指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能力的培养，提升参与意识，促进社区发展。如果从任务目标来分析，二者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了实现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落实一个个具体的任务目标，解决社区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我国社区建设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居民的社区参与率低，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社区组织发育不完善，在老年人的社区照顾、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社区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些和社区居民的生活与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社区工作的任务目标同样是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达到一定的社会福利目的，满足社区的一些现实需要。社区工作的工作对象就是整个社区和社区居民，所面临的问题和社区建设中的问题大体是一致的。
2、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
我国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原因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比如老龄化、贫困、高失业率、青少年犯罪、环境恶化等，社会的稳定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遇到巨大的障碍，为了应对社会的变化和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从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思路出发，改统治为治理，强调执政就是服务，在一些领域内让权于民，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将社区建设成为安定、祥和的居家休闲场所，通过社区建设解决和缓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社区工作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其背景就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伴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高犯罪率、环境污染、种族冲突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区发展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思路。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问题都会在社区体现出来，从社区人手有助于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各国政府纷纷将社区发展列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逐渐实现居民利益的社区化，社会福利各项措施的落实也放在社区这个层面上。社区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具体执行社会福利社区化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3、社区建设为社区工作本土化、职业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发展空间
社会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社会上对社会工作还很不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向西方学习，学习和借鉴西方一百多年来积累的丰富而优秀的社会工作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深入总结我国传统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救济实践，反思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并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
从本质上说，包括社区工作在内的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所谓本土化就是要结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在学习和发展社会工作的同时，形成独特的工作模式和体系。专业化就是要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行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要接受正规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当前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社会工作教育对实务的参与，二是推动社区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社会工作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守则，有自己的考核标准和任职程序。
社区建设为我国社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首先，政府主导发展社区，成立相关的职能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为社区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社区与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利益息息相关。解决复杂的社区问题，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尤其是随着住房商品化和社会福利社区化，社区居民急需大量的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进入到社区的管理体系中来，为居民解决现实问题，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最后，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教育方兴未艾，为社区培养和输送了许多接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社区工作者，他们是社区工作专业化、本土化和职业化的最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因此，社区建设为社区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工作的实践过程也正是建设和发展社区的过程。两者的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将共同促进我国城市社区的健康发展。

4. 关于社区工作的，根据其早期历史，核心价值观是怎么传承与变迁的详细点

中华文化，大致从尧、舜、禹时代开始，至今历时5000年而不衰。大概到殷周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第一次巨大变迁，即在充分发展宗法礼制的基础上，大体形成了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较为稳定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相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整个中华民族初步具有了这一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认同感。
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三维结构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发生了第二次巨大的变迁，即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展开，形成了众多的派别和学说，史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司马谈在《六家要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主要有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但他最推崇的是道家。⑶本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的年龄要大，并且孔子曾数次求教于老子，但老子的名著或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经》似乎成书较晚。同时老子也不注重教授学生，所以其学派的形成反而晚于儒家。
一般认为，孔子主要是一位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体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礼”的思想，这是客体的外在的礼之规定；三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这是整体的伦理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实际上，儒家学说的这三个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的稳定的三角架构，即：仁——礼——中庸，或者说，这三者就构成了一种由内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礼之规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标的稳定的三角关系。仁与礼犹如车之两轮，仁是心之理，礼是实现仁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礼，充分发挥其仁之本性，就可以达到中庸这一最高的伦理政治境界。当然，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还必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层递进上升的修养方法，只有不断修炼，才有可能登顶，这就是孔子整个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结构。事实上，就孔子的整个伦理政治学说而言，内容上的仁、礼、中庸等，就是对厚德载物的充分展开；而修养方法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则主要是对自强不息的全面阐释，它教导人们要积极“入世”，都是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扩展和进一步构建。
到西汉时代，经过了秦以来儒与道的激烈论战，在董仲舒的极力倡导之下，汉王朝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从此，儒家就从春秋战国时的一个普通学派一跃而成为天下独尊，孔子也迅速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人。特别是董仲舒“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所谓天人合一价值模式的确立，事实上就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封建化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分裂及其异化，中国人的价值和精神生活完全政治化、宗教化了。纵观整个两汉时代的文化史，一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宣告正式形成；二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精神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根本特征，不但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次是儒学在理论的发展上也比较充分，它基本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再加上两汉时代的大一统背景和董仲舒等人的封建强化，所以，儒学能够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既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一开始，就主要存在着儒、道两种学说的传播与较量。即使在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春秋战国时，老子以一部不朽的杰作《道德经》，奠定了道家学派的坚实地位。如果说庄子将老子学说中那大真归朴的理想主义发展到了浪漫主义的极致，那么同样可以说，稷下道家诸贤则将深藏于老学之中而不肯轻易示人的“君王南面之术”的精华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等处世智慧，引申为了一套极其清醒、冷峻的政治权术。这一转变，意味着对道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到汉初，“黄老之术”进而转变为“黄老之治”，并且，在封建朝廷非常盛行，这标志着道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道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东汉，道家学派就逐渐转型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它们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从而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地传播和发扬光大。到魏晋时代，玄学以其彻底否定西汉独尊之儒学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分裂的面貌出现了。玄学的中心论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它经过了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最后在动摇了儒学关于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后，到道家那里找到了避世苟生、逍遥惟我的核心价值。
道家的核心价值观是隐世的，它强调的是人生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确定了道家见素抱朴、修身养性的自然主义人性基础，而以柔克刚、知足不争等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则是道家价值观的精髓。庄子充分发挥了老子学说的主观成分，形成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其保身为我、不谴事非、随遇而安等厌世逍遥的人生态度和真人人格，对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影响颇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道家的自然主义、逍遥避世、明哲保身、超脱老滑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强不息精神相结合，刚好形成为一个张弛有度儒道互补的双重结构。
两汉时，佛学流入了中国，魏晋得到了充分发展，到隋唐达到了鼎盛时代。事实上，佛学从一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断地在进行着“中国化”的过程，它经过了儒家精神的充实，用超人生的哲学方法解决了儒家学说中的人生矛盾。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原理，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儒家人性与生命的矛盾，其“自度度人”的价值观又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境界十分吻合，所以，佛学很自然地对中国人以儒家、道家互补的核心价值观又起到了结构上的补充作用，并在隋唐时代成为了显学、“国学”和中国人价值观的主导形态。
至此，儒学、道学、佛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得到了抽象性展开和否定性发展，它们都以克服对方矛盾的方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构之一。然而，任何一个单一结构都不足以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抽象必然复归于具体，否定必然复归于肯定。到宋明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就达到了辩证的综合阶段。在宋明理学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基本解决了传统人性中的善、恶矛盾，而性、理、心的一体化，又克服了传统人性中灵与肉、德性与欲望的分裂和矛盾，“存天理灭人欲”又是加强传统人性修养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宋明理学这里，实际上演变为一切都得遵从“天理”。“天理”的概念使天与人、名教与自然、先验与经验、伦理与政治达到了所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同时，它还通过道家与佛家把人与人之间的人伦秩序和人性完全融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十分完备的人性提升机制，实现了天与人的既现实又具体的合一。这时，一个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为两翼或补充的三维结构终于形成了，这是中华民族古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或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孕育和全面展开，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时代。但是，这些精神要素都是以胚胎的形式出现的，既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价值系统，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到汉唐时代，不但儒、道、佛都得到了抽象性地充分展开，各自的发展已经相当丰满了，而且还确立了儒家大一统的主导地位。到宋明时代，宋明理学在复兴古典儒学的形式下，把儒、道、佛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最终形成为以儒家德性为主干，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为两翼或补充的一体化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结构。儒，催人在入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身后联系起来，教导人们怎样安顿自身的灵魂。中国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生前还是身后，都有充分的理由从容应对一切。这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观，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不同人群，同时也适合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同时期。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繁衍、发展自身，同时，它也积淀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基因。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送入了近代，一个异常坚韧的封建帝国终于成为了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灾难过后，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由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就发生了第三次巨大的变迁，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必需起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率先起来“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倡导学习西方科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内也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力求打破理学对人性与道德的禁锢，解放人性。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且一度非常流行，也许在今天还有市场。这种理论既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又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体”是根本，“用”是表象和为“体”服务的。早期维新派薛福成说得非常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⑷应该认为，“中体西用”的主张不但在洋务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它还对于冲破儒家文化固有体系的禁锢，也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承袭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来的，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区别。在“中体西用”的主张下，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了，儒学由“内圣”推出“外王”的逻辑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因而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是，当戊戌变法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时，“中体西用”反过来就成为了一股巨大的逆流和阻力，可见这一主张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冲决罗网”的口号，特别是对“三纲五常”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并力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代替中国的封建道德。在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教育、科学等变法革新，希望中国迅速走上西方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就归于失败。当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质问光绪皇帝为什么要“变乱祖宗成法”时，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⑸应该说，光绪皇帝基本上说明了救亡图存与变法的关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以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根本目的的著名的“辛亥革命”，并一举获得了成功。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当后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谈到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时，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要在中国来革命”。⑹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⑺。1919年前后，中国爆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了追求个性解放和救亡图存的高潮，所以，“五、四”运动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正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并且，马克思主义又是先从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传到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可以认为，中国人是向俄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及其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道桥梁。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一传到中国，很快便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指导思想，并且，他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1929年，胡适首次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但到30年代，又声明要用“充分世界化”来取代“全盘西化”。虽然“全盘西化”对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致命的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所以是根本行不通的。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虽然这种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最终不过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
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也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广泛地探索，并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张闻天于1940年1月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⑻同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赞成张闻天的提法，并进一步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纵观近代1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告终。从1919年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三者交织以及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二是从内容上看，虽然“中、西、马”三者的演变各有侧重，但“西、马”基本上是处于对“中”冲击和相互冲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上，重点是反对“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要“冲决罗网”，解放人性，这一点，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几乎都是一致的；在大力引进和宣扬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上，重点是宣扬西方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民主法制、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在马克思主义方面，重点是传播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

早在新中国即将建国前夕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就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新中国不但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整个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短暂地发展。但是，随着我们党和领导人的头脑发热，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幻，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左倾”引领下，文化领域也迅速走上了一条“左倾”的道路。1957年，重点在文化领域进行了残酷的“反右”斗争。1966年到1976年，更是爆发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把文化领域的“左倾”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在长达20年的“左倾”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很有一点当年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味道，不过现在是“罢黜百家，独尊马术”而已，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等等，完全被排斥在新中国的文化之外，这不但极其可悲，而且更严重的是使中国的文化完全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和自我毁灭之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迅速结束了长期的“左倾”时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中心，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出现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热”，其特点是现实性、广泛性、世界性的大融合，甚至可以认为，这场“文化热”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当然，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热”一开始，事实上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的引进三者的相互交织和争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但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呢？应该认为，传统文化无疑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所在，不管中国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都是离不开这一根本的，但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是需要抛弃的。可有人从全盘肯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复兴儒学论”，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根本，才能够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一切疑难问题，并且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复兴儒学的高潮，至今仍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怎样对待西方文化的强势引进呢？当然，中国的国门全面打开之后，是应该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的，如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等，但又有人搬出了当年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同时，还出现了所谓“西体中用”论、“新启蒙”等主张，这与“全盘西化”具有共同性。另外，也有人提出了“彻底重建论”，认为必须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彻底断裂和消解，彻底反传统，才能最终构建新文化。⑽
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强势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织。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主流的和主导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在蓬勃发展和复兴，并日益成为今天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文化特别是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也包括“突出自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都以其强势的姿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与重建同时并存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艰难过程。

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到底应该怎样构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构建的路径。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人开始接触所谓“泰西之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时，著名的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史学家万斯同则认为，要“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经学家焦循也主张“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晚清时，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虽说这些主张很难与折衷调和完全划清界限，但它们对于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樊离，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到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几乎成为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章太炎主张要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孙中山则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蔡元培也主张：“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⑾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为：“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⑾毛泽东在充分吸取其他人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释过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⑿
当代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曾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会通超胜”的“综合创造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⒀张岱年教授还进一步认为，“要把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要素综合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系统，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⒁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根据张岱年教授的基本观点，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也进行了探索，他在一些论文和讲演中认为，其基本路径是“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后来，他又概括为“马学为宗、国学为根、西学为鉴”。应该认为，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党的“十七大”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简言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共同理想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荣辱观是基础。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之下，中华民族一定会早日复兴，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5. 朝阳社区的历史沿革

相传朝阳山上很早就有人居住，但明代以前的朝阳山历史还没有发现文字记载。根据现有的族谱资料可知，明末清初以后，陆续有人到朝阳山开荒并定居，一直发展到当今的规模。民国时期，朝阳山分属平阳北港的水头、麻步和南港的灵溪管辖。民主革命时期，朝阳山是浙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革命前辈陈阜、颜庆富、胡孙节、屠德川等曾在这里进行过坚苦卓绝的游击斗争，1931年冬，中共浙南委员会在朝阳山岭门头的陈阜老家成立，并相继建立了以岭门头、张者墓为中心的红军游击队根据地。1947年，平阳县委派屠德川、胡孙节在南港区开展革命活动，以朝阳为立足点。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阳建立了乡人民政权，是平阳县最早建立乡人民政权的革命老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阳山分置两个乡，一为朝阳乡，一为底垟乡，1957年，两乡合并为朝阳乡，随后成立朝阳人民公社，归平阳县水头区管辖。1984年后恢复为朝阳乡。人民政府驻地原在漈头温；1990年迁至风门隔。1992年实行撤区扩镇并乡后，成为平阳县的单列乡。2006年前设12个行政村，2007年编为7个行政村。2011年4月，根据温州大都市核心区区划调整方案，原朝阳乡行政区域并入平阳县水头镇，设立朝阳办事处，后改为朝阳社区。

6. 我国社区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

傻了吧，没有人来回答吧。张老师叫你们自己想，想不到就搜呗。网络这么强大。

7. 建国来我国街道社区发展历史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重要基础，是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统筹谋划和开展工作，才能全面提升社区建设的水平，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根基。 一、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社区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 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成为引领地区全面协调发展的责任。社区建设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区经济、社会事务、综合治理、城建城管、社区党建等直接关系到社区的整体建设，密不可分，各方面的工作只有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才能保证党的工作在街道社区顺利进行；只有各个方面共同进步、协调发展，才有街道城区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不太注重社区的全面建设，把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搞“单打一”。比如：有的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党建工作的地位作用认识不清，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精神文明、组织建设的问题关注的比较少，无论从重视程度，投入精力、物力，还是抓落实的力度上都明显不够，总认为精神文明建设是虚的，在社区建设中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的同志偏重于抓一些所谓的“特色”工作，尽管单项工作比较突出，但社区建设整体水平提高不快，有的甚至在一边出成绩，一边出问题；有的科室部门在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出现偏差，一讲所管项工作的重要，就把他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有的只重视自己主抓分管工作重要，对其他工作缺乏相互支持和配合的主动意识，出现了街道社区各项工作相互掣肘的现象，导致社区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解决以上这些工作中的问题，根本出路就是要坚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根据各项工作在社区建设中地位和作用，要科学确定到底投入多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各项工作开展井然有序，整体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基层党组织的形象，直接与社区群众、辖区单位接触，工作千头万绪。上级布置的工作我们含糊不得，下面请示的工作我们原则不得，棘手“刺头”的问题我们躲闪不得，街道社区经济、综合治理、城建城管、社会事务等项项工作我们都忽视不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学会“弹钢琴”，既要善于牵住“牛鼻子”，紧紧扭住影响和制约辖区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不放松，又要和一般工作结合起来抓，把“千条线”拧成一股“绳”，还要做到以点带面，确立全面建、整体上的思想，防止和纠正在工作指导上畸轻畸重、单项冒尖等现象发生。 二、坚持长效观念，推进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加强新形势下社区党组织领导建设，就是要把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既要重视眼前工作，又要着眼于未来，考虑长远的发展。我们有些同志，在指导社区工作中，只求一时一事的轰动效应，只考虑如何出彩头，不考虑对社区城区长远建设有什么作用；有的喜欢抓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叫得响的有形工作，忽视那些在社区建设起着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社区思想文化教育、党组织建设等无形工作，导致街道社区建设基础不扎实，发展后劲不足。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建设社区。首先要求我们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一定要把工作指导思想搞端正，以党的事业和社区建设为重，认真落实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要求，纠正急功近利、图名挂号、华而不实的思想偏差和工作作风，自觉摆脱功利思想的缠绕，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处理好抓建设与个人成长进步的关系，切忌重眼前、轻长远，做到当一任领导负长远责任。其次要夯实社区建设发展基础，在抓好长远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工作上下功夫，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围绕社区建设持续发展开展工作，提高凝聚力，影响力和号召力，发挥各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纽带核心作用，为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组织基础保证，进一步打牢社区文化基础、服务保障基础、综合治理基础。三是要积蓄街道社区发展后劲，努力拓宽人才选拔培养的渠道。现在我们选拔社区党支部书记难，推选优秀的社区党组织（总支、党委）书记就更难了。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拓宽用人渠道，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民主选举等办法，着力抓好社区区建设的“四支队伍”，即：社区街道干部队伍、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党员队伍、社区志愿者队伍，在保证他们一定物质生活待遇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提高“四个素质”活动，即：开展岗位技术练武，提高业务素质；开展读书竞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开展优质服务竞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开展学习先进活动，提高政治素质。引导社区工作者以社区为“课堂”，以岗位为“舞台”发奋学习，立志成才。为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服务保证。 三、坚持人本观念，突出提高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社区党组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目中有人”的理念，把促进社区居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我们鼓楼区率先提出了“负重攀登、首善之区”，“社区建设是城区永恒主题”的工作思路，在社区保障、卫生、教育等社会公益性事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城区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实际上就是实实在在地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城区建设理念。但新时代要求我们如何使辖区的基础条件与市民文明程度、市民开放心态、文明素质、合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有新的进展，让社区居民在改变城区面貌的同时提高素质、改变自己，这是我们必须需要思考的问题。因此，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是党的十七大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同时，现代人的基本生活已经解决，未来主要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新形势下社区建设必须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制定有效的对策，采取可行的行动，为提高人的素质全面发展提供必需的基础保障。 一是要多办实事，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社区建设要着眼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从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抓起，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千方百计地为居民经济上解困、生活上解难、思想上解惑。通过“进百家门、知百家情、暖百家心、解百家难”活动，为居民群众排忧解难。我们街道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居民中去，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做居民群众的知心朋友，成为群众心声的观察员，党和政府的瞭望所。 二是用好载体，满足精神文明需求。要努力构筑与我们南京大都市社区相适应，满足居民乐业的社区文化，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载体。我们每个街道社区都有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等不同特色的人文资源，应用好这些不同特色的人文资源，培养人们的认同感；要通过开展舞蹈、戏剧、书画、工艺等文化活动，丰富生活陶冶情操；要通过建立社区文化联席会、文化广场制度，对社区文化进行整体筹划，形成城区、街道、小区三级文化网，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精神需求。 三是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展示才能的心愿。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人的素质、能力和思维方面综合素质的发展，基本能力是发展的核心。当前我们城区群众物质文化水平获得了一定的提高，这使激活人的潜能外部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要抓住机遇，千方百计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舞台。在社区建设中，要大力宣扬和发扬日常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事例，鼓励社区群众多为“小善”，以舆论导向激发居民助民为乐的积极性；要多用身边的人与事来教育群众，以身边经常发生的小事为抓手，以小见大，让市民群众制订公约，自觉执行公约，达到自我教育提高的效果；要根据不同人群持续不断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通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才艺展示等活动吸引社区居民群众参与展示能力，调动社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形成按照科学发展观构建街道社区和谐的良好局面。

8. 社区建设的历史之重

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白，需细化问题。
下面信息供参考。
社区建设指的是一种社区工专作，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属利用社会资源，强化社区功能，完善社区服务，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社区建设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面向新世纪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9. 社区的形成过程

前言
虽然「社区」的概念可能范围大小不一，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也可能不是一种感官场域，没有人可告诉你确切的地点，但它却是一群人的生活空间，我们依然感觉它的存在。譬如说，台湾各地的「公馆」、「七张犁」、「北门」、「埔」、「坑」、「厝」，以及台北市的艋舺、大稻埕与大龙峒等概念均可说是社区的最佳写照。

社区生活是一种共有、共治与共享的生活。个人出生后，不仅属於家庭，也属於社区。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在自己所属的社区范围内进行，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人格发展多半受社区组织的影响。有了社区组织，个人生活便获得许多便利。譬如说，由於职业分工与专业化，生活更为经济；由於合作技术发展，食物获取更加丰富与便利。人类生存机会是因社区而增强，这也是它普遍存在的重要理由。

本章的重点在说明社区的意义、社区的重要性、传统社区的特色及其演变，以及现代社区的特色、问题与解决，并藉由社区（Community）、社区意识（Community Consciousness）、传统农业社区、现代都市社区、社区总体营造、社区工作（Community Work）与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等重要概念，逐一论述社区的相关理念与事实，期使我们能对社区的形成有进一步的认识。

社区的范围很难界定，既非行政界域，也无明确界线。然而，对於某一群人而言，社区却是个人发展认同感与归属感，并拥有某些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存在生活空间。社区也是一种制度、组织或体系，这种组织或体系依其空间分布来说，即是一种区位结构或区位体系。基本上，社区与团体、结社或社会并不能划上等号，但其概念则包括五个要素：（一）一群居民：居民是社区主体，其人口特徵则表现在社区组合上；（二）地理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包括自然资源与公共设施等；（三）社会互动：社会互动是居民发展社会网络的关键，也是社区持续生存的动力；（四）组织体系：社区是一种组织结构，必然有社会组织运作的现象；（五）心理情感：居民间有相当的共识、认同与归属，并且形成一种心理依附，进而追求共同目标。

就历史发展而言，传统农业社区与现代都市社区是社区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农业社区是指某地区居民及其制度所保有的结合形式，在此地区的居民或为散居农村，或是集居村镇，而以村乡为其共同活动中心。农业社区或乡村社区有四个主要特徵：（一）以农业为主的一群人；（二）生活在某特定地区的人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三）享有相同价值与规范；（四）有强烈的我群观念，并带有浓厚的共同意识。至於都市社区则是一个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人口密度高、社会流动大、个人匿名性高与高度专业分工。它所展现的是一种异质性现象、职业机能互赖、科层制的发展、理性与个人主义导向的人际关系，并且依赖形式的社会控制。

社区发展的概念绝非凭空想像，而是有其历史渊源。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基於世界多数区域，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由於受战争影响而凋敝残破、贫穷落后，甚或面临物质严重短缺，故而提出社区发展方式。在此世界潮流下，我国於民国五十四年订定民生主义阶段的社会政策，并在六○年代大力推动社区发展。时至今日，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工作已实施数十年。溯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十年计画是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对象，基础工程与生福利是其主要工作内涵。第二个十年计画则以都市社区为实施对象，开始考虑到台湾都市化的快速发展，尤其重视精神伦理建设。然而，北高两市的实际经验显示：都市社区发展工作较农村社区更困难。究其原因，除都市人有忙碌、疏离、流动性与匿名性等较高的特性外，「社区」范围的日渐模糊，也是引起都市「社区意识」、「社区认同」，乃至「社区参与」薄弱的要因。

众所周知，社区发展是一种综合性工作。要做好社区发展工作，需要整体社区居民参与，并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使居住认同社区组织，关心社区事务，进而利用社区资源维护自己的社区环境，深切体认社区是「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过去，由於我们较重视社区硬体建设，相对忽视居民的社区认同，致使社区发展理想与实际间落差过大，甚至有名无实。因此，当前社区发展政策的首要任务即是如何强化居民的社区认同与社区意识，如何透过各种社区活动的办理，加强居民的社区参与与情谊，进而使他们自动自发、相互合作，融合成社区生命共同体，形成社区发展的动力。

近年来，社区总体营造不仅成为政府与民间特别重视的热门观念，也变成台湾社区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整体而言，社区总体营造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在政治层面上，推动民主化与公共化概念，强调「由下而上」的居民参与，让社区居民管理自己，也思考其未来；在经济策略上，著重「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试图寻求「在地性」经济发展策略，藉以维持地方产业与生态环境之平衡；在社会改革上，藉由社区总体营的社会运动改造社会风气，培养公义与私利并重价值观，重视社区互助与人际互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期使社区居民成为社区的真正主人而非临时过客；在文化功能上，藉由文化保存与重建地方文化特色，拯救地方历史古迹与文化遗产，以及美化居住空间与景观等社区文化运动凝聚社区意识，并且形塑社区居民的共同记忆。

社区

「社区」（community）的定义可依不同观念而有不同说法：（一）空间、地理或地域观念：社区是地理、社会与地域组织的单位，也是居民在特定地理界限内从事共同互赖生活，并具有地缘感或集体意识的人口集团；（二）心理、情感与意识观念：社区是具有我群感、认同感或共同价值观的人群实践日常生活与社会互动的情感单位；（三）经济与职业观念：社区是与职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单位，例如新竹科学园区、大学城或军事单位等；（四）政治与国际观念：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随全球经济与政治变化而日趋频繁，国际社会若有唇齿相依的深切感受，便会积极加入「国际社区」，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

综合学者专家的看法，社区是指占有一定区域的一群人，因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生活水准、职业声望或其他方面的差异而造成各种不同的地域，并且形成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具体而言，社区具有三个要素：（一）它是一个有一定境界的人口集团；（二）它的居民具有地缘感觉或某些集体意识与行为；（三）它有一个或多个共同活动或服务的中心。据此，我们可得出几个重要概念：（一）「社区」本身具有双重意义，「社」注重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区」则有地区或环境的意涵，该名词指涉人与环境的结合体；（二）社区不同於行政区，而且是动态的，具有高度弹性的，并非硬性的规定或划分；（三）社区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与整个社区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与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因此，社区发展政策必须与社区习俗和文化密切配合。

社区意识

「社区意识」（community consciousness）是指社区居民对於其所居住社区有一种心理情感，亦即归属感与认同感。他既认同这个社区，也属於社区成员的一分子，好比自己对故乡与国家的情感一般。这是一种对於所属社区的责任心与荣誉感，也是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就此意义而言，社区意识至少有三个要件：（一）居民对於所属社区具有认同与情感；（二）居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与共同利益；（三）居民愿意表达看法或采取集体行动以解决社区问题。

社区意识是守望相助的关键，也是形成生命共同体的要素，但却需要透过居民互动来培养。在台湾，除邻里长原有业务外，多数社区工作是靠家庭主妇来推动。老旧社区还有节庆或庙会为主的聚会活动，新兴社区则面临人力与场地的两难，於是，在自扫门前雪的心态下，实在难以形成社区意识。然而，抗议也是形成社区意识的另一途径。虽然这种形成方式不是常态，但在台湾现阶段，却也有促进改革的功能。当社区共同利益遭到破坏或来自内部的不合理时，就有可能激发居民自行组织与抗争行动的意识。譬如说，花园新城、庆城社区与汐止白马山庄等，都曾因为抗议治安、道路与环境等问题而激发居民保卫家园的社区意识。

社区发展

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已有三十年以上历史，由於政府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也获得相当成果。若追溯社区发展历史轨迹，我们当可发现：第一个十年计画是以农村社区为主要对象，基础工程与生福利是主要的工作内涵。第二个十年计画则以都市社区为实施对象，精神伦理建设是强调的重点。近年来，社区发展层次从早期的硬体建设扩展到抗争游说与组织参与等软体运作范围，并且著重整合政府与民间资源，共同改善社区经济、环境、治安、交通、卫生、福利与教育文化等事务，企求重建邻里关系与社会安定。

就理论上来说，社区发展有三种主要精神：（一）社区发展工作必须解决社区居民切身需求问题；（二）社区居民必须积极参与；（三）居民的自助是社区发展能否成功的关键。因此，社区发展可说是一种组织与教育民众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运动。社区发展的目的在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协调各社区关系、运用社区内外资源、采取社区自助行动，达到引导社区的社会变迁与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社区组织

「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社会生活方式，或各种社会制度相互关系的总体结构。任何社区都是社会关系的一环，也是有组织的体系。这种组织或体系依其空间的分布状态，我们称之为「区位结构」（ecological structure），而就其各部分关系来看，它又是一个区位体系。近年来，社区组织原则与方法经常被应用至农村地区，社区发展工作也从农村扩展到都市。因此，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间的差别日微，甚至有相互通用的趋势。

社区组织的意义在社会学与社会福利著作中有许多不同解释，或说明工作程序，或强调工作目标，或著重工作方法。但综合学者的普遍说法，社区组织是一种社会工作过程，其目标在充分运用社区资源以适应社区需求，并促进社会团体协调与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具体而言，社区组织的重点是：（一）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二）让地方人士体认避免冲突与相互合作的重要性；（三）社会福利机构的建立、调整与工作配合；（四）社区民主自治与专家合作关系的建立。

社区资源

「社区资源」（community resources）是指社区内外所有可以动员，并且有助於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促进社区成长与达成社区目标的力量总称或动力因素。它不仅涵盖有形物质资源与无形精神资源，也包含两者整合后所创造的力量。有形物质资源包括人力、物力与财产。无形精神资源则指社区意识的力量，其中融入信仰追求与社团宗旨所形成之个体意愿与整体目标。

虽然社区资源在学理或实务分类上相当繁多，但最常用的社区资源可分为五种类型：（一）自然环境资源：包括地形、地貌与自然景观等；（二）人力资源：例如社区中的亲友、师生、社团干部、政治领袖人物与工商企业人士等均属之；（三）物力资源：包括社区活动所需器材、工具、房舍、物料与设备等；（四）财力资源：例如活动经费、捐款、补助与经费等；（五）组织资源：包括社区内的学校、社团、工商企业、公司团体与基金会等。社区资源能否充分运用，有赖社区资源的发现、规划、整合与动用。然而，社区资源的整合不限於社区内，也可超越社区。藉由各种社区活动与组织的运作，可以促使资源网络的形成、茁壮与扩大，并且有助於达成整体社区发展的目标。

传统农业社区

传统农业社区是由居住在一有限地域内具有共同利益，并有共同满足其需求方式之人群所组成。美国社会学辞典为农业社区所下的定义是：「面对面结合的一个地区，比邻里大，在此地区内，多数居民利用其集体生活所需之社会、经济、教育、宗教及其他劳务，并对於基本态度与行为有一般的投合，通常是以村或镇为中心。」

早期的农业社区有如一个原始部落，自成一个小世界。农民自己生产东西，制造工具与服装，而将其剩余产品售给邻市。近代一般先进国家的农业社区因受现代化、都市化与工业化影响，先前的自给自足现今多半已不复存在，转而必须依赖都市；一切生产、运输、交易与消费可说是以都市为转移中心。同样的，由於台湾土地改革成功，工业日渐发达，农民生活水准大幅提升，农业社区也有很大的转变。近年来，都市化程度逐年提高，台湾农业社区也逐渐呈现若干现代化风貌。

现代都市社区

一般社会学者认为：都市特性在於它是一种心理与物质结构，也是人类共同营生的地方，其主要特徵是它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因此，现代都市社区系指一个集中在有限地域内的人口集团，在法律上具有社团法人的地位，在经济上具有分工与互赖的特色，在政治上具有地方政府的体制。它的主要营生方式不是直接依赖耕种与捕鱼等来获取食物，而是靠著工商业、人事服务与其他专门技能以谋生。在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上，它也多半是集体的与间接的。

根据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所进行的一份研究指出：台湾地区的都市社区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传统市街：位於都市较老旧地区，居民世居比例高，住商混合性最强，社区凝聚力也高，但因发展时间长，房屋外观显得简陋，土地与建筑物的产权相当复杂，例如台北的迪化街、万华一带与延平北路某些地段；（二）零散发展型社区：原可能是老旧平房或日式大宅院，经地主改建或建商合作而成为较新式住宅区。由於它是新旧杂陈居住型态，都市景观相当零乱，新住与原住人口间缺乏一体感，彼此情谊较传统市街淡薄；（三）公共服务部门所提供之住宅：包括国营事业提供的宿舍社区，如中油与台糖等；政府机构提供的员工住宅，如中兴新村眷舍；以及居住地狭小但各种福利齐备的传统眷村；（四）市地重划区：原为农业用地，经重划后改成建地，属於新开发社区，住户的社经地位也较高，例如木栅与大直重划区；（五）民间造镇计画社区：大多选在都市外围地区，有不少为山坡地带，透过大面积土地与低廉地价的整体规划与设备而开发完成的社区。这类社区发展上的最大困难是住户偶居例不小时，居民社区参与意愿低，相对缺乏认同感与我群意识。

社区总体营造

对於台湾社政单位与社区居民而言，「社区发展」或「社区工作」几已耳熟能详，但「社区总体营造」（tot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则是一个新概念与新名词。民国八十三年，该概念由行政院文建会提出并作为一种施政计画。这个外来名词主要结合日本「造町」、英国「社区建造」（community building）与美国「社区设计」（community design）等三个概念，尤其强调社区生命共同体意识、社区参与和社区文化。

行政院文建会所推动的社区总体营造，大致采取日本的观念与作法。换言之，它先依据社区特色从各种角度切入，然后带动其他相关项目，例如地方产业文化包装、民俗活动开发与街道景观整理等，最后整合成总体的营造计画。然而，这种强调社区景观、地方产业与文化展现的作法，也使部分人士怀疑社区发展政策是否转变？社区文化活动是否要由另一批人办理？社区发展与文化建设如何相辅相成？均是政策、人力与执行上的重要课题。就此而言，社区总体营造理念代表的是一种宁静的革命或思想模式的转变，其结果不仅在营造新社区的形成，也要营造新个人、新社会与新文化的风貌；不但要找回个人的感性，也要营造可以永续经营的家园。譬如说，花莲县光复乡太巴塱社区的文化重建与嘉义县新港乡的造街计画等皆是社区总体营造的范例。

社区工作

「社区工作」（community work）涵盖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也是社会工作专业者协助社区居民凝聚社区意识与推展社区事务的一种专业活动。早期，先进国家的社区工作常与教会和医院结合。近年来，则积极运用义工以协助多样化的社区工作，例如戒毒宣导、义卖募款与社区运动等。至於我国的社区工作发展，早期是以成立团体组织为主，例如妈妈教室与社区童子军等。继之，藉由社区活动以增加社区意识与社区认同，例如民俗技艺活动与社区园游会等。近年来，若干资源较丰富的社区，更积极举办社区环保与美化环境等有关的社区工作。

未来，台湾都市化程度势必与日俱增，因此，要使现代都市社区生根化、组织化与长期化发展，社区工作应从几个方向努力：（一）硬体与软体设施相互配合：过去，社区活动中心与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兴建完成后，往往缺乏专业人员管理与维护，致使无法发挥应有功能，殊为可惜。今后，在筹建社区硬体设施时，也需相关软体与人员的配合；（二）重新厘订社区范围：过去，社区常依行政区域划分，难以激发居民社区认同。未来的社区范围应加以检讨，或可透过居民自觉、自动参与和组织社区以发挥凝聚力，自然形成明显的社区界限；（三）社区规划应配合生活圈与医疗网理念：国土计画已将台湾地区划分成十八个生活圈，未来的社区事务应尽量配合生活圈与医疗网，才能方便民众生活与就医；（四）亟待社工员发挥专业服务功能：过去，若干县市首长对社工员定位不清且未能善加利用，因此，今后，妥善规划与应用社工员以从事社区工作是社区发展的重要环节；（五）妥善利用社区组织与社区资源：社区内外的公共或私人设施与机构均是社区可利用的丰富资源，今后，社区组织与社区资源的结合是社区发展的的重要工作。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一种社区居民自我觉醒的过程，也是居民对於周遭生活环境关心与投入程度的标志。透过社区活动与公共事务的参与，除了可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也可改善现代都市社区的冷漠面貌。因此，社区参与不仅反映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进一步形成以社区为行动单位的集体力量。然而，社区参与并无一定的模式可循，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相关经验的学习与传承，确认社区的问题与资源，以及寻求适切的解决方法。更重要的是：参与过程的所有组织、协调与执行都应由社区居民自动自发的参与，其他相关专业团体或组织则应以促成方式居间协调社区居民。

1990年代初期，台湾活泼多样的自力救济与新社会运动渐趋沉寂。后来，一些以社区共同权益与环境意识为诉求的自发性社区参与运动开始接替。譬如说，从台北县贡寮乡民坚决阻止核四兴建到台北市民生社区辐射钢筋污染的自救运动等，皆为向内凝聚社区意识与资源，向外积极介入公共政策决定与执行的范例。其实，这些自发性的社区参与已开始扮演行动者的角色。回顾过去，居民参与初期可能因长久保守心态限制或组织运动经验不足，有些在执行中即无疾而终，有些则变成长期抗争或两败俱伤。展望未来，社区组织应发展出一套参与公共事务的策略，详细规划未来社区蓝图，期使将自力救济式的行动转变成公民社会的社区参与。

10. 社区由来的历史背景

早在社会学者形成社区这一概念之前，社区这种人类社会生活的 社区活动
重要现象就已存在。人类总是合群而居的。人类社会群体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地理区域，具有一定地域的社区就是社会群体聚居、活动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农业发展的产物。在远古游牧社会中，居民逐水草而居，并无固定的住地。严格说来，那时的游牧氏族部落只是具有生活共同体性质的一种社会群体，不是今天所说的社区。其后，随着农业的兴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需要定居于某个地区，于是出现了村庄这样一种社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广大乡村社区之间又出现了城镇社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区进入了都市化的过程，不但城市社区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城市社区的经济基础与结构功能都不同于以往的社区，其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大都会社区。 社区在类型和规模上的发展，使社区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了种种变化。以往无论是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城镇，还是一个城市，其地域范围都具有比较确定的疆界。例如，一个完整的农村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是以其村民的聚居点为中心，并将由这个中心辐射到附近的各种服务功能的射线极限点联结起来，构成这个农村社区的地理区域。而一个完全的城市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则是由其市区和包括若干小城镇及乡村的郊区构成的。每个社区都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为整个区域服务,以满足其成员的各种需要。每个社区的社区中心都设有服务性的商店、学校、工厂、政府机关、医疗单位、群众团体等，以整个社区的地域范围为其有效的“服务地区”。社区这种社会统一体正是通过它的各种机构和设施的服务活动来推动各种制度的运行，使社区成员在本社区疆界内得以维持其全部日常生活。同时，社区机构设施的有效“服务地区”又是形成和保持该社区疆界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作为地方社会的社区,其地方性的差异逐渐减少。社会大众传播如广播、电视的普及,国家义务教育的推行,以及各地居民人口流动的增加，各社区之间在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上的差异程度已显著降低。社区的许多地方性功能已为“大社会”的普遍统一的功能所取代。在同一个大社会里，此处社区居民与他处社区居民之间，其相似之点多于相异之点。随着大城市、大都会的发展，社区地域范围的疆界也不如以往那么分明了。一个大城市往往包含着若干个原先相对独立的社区，但在市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行政区划上则又可能与原先各社区的地域分界不一致。长期以来,满足成员日常谋生的需要,是社区的基本功能之一，社区居民一般都是在本社区内就地劳动谋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社区的许多居民每天都到本社区以外的地方去上班。因此，社区成员之间除了具有当地居民的共同利益，还分别具有各自从社区以外谋取生计的种种不同利益。这种情况就从社会纽带和社会交往上削弱了社区地域疆界的确定性。由于全国性的企事业组织和政治、文化团体的出现，地方社区里的工厂、商店、社会团体等等，有不少就是这些全国性组织系统中的下属单位和分支机构，其决策主要是听命于本系统的上级组织而不是当地社区。因而，作为地方社会的社区，其自主性也有所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