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

Ⅰ 遵义县的风景名胜

云门囤景区，位于虾子镇东部、三渡镇东南，北距遵湄公路5公里，因地处洛安江与湄江汇集处，群山环抱，云雾常年飘浮期间而得名。
乌江渡景区位于乌江镇，距省城贵阳100公里，距历史名城遵义50公里。2003年，被评为国家AA级旅游风景区。2005年，乌江渡发电厂被授予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景区成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沙滩文化旅游景区位于新舟镇沙滩村，距遵义市中心城区47公里。“沙滩”因乐安江中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洲而得名。从明朝末至清朝后期，沙滩孕育了以郑珍、莫有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其学术成就影响深远，被称为“沙滩文化”。沙滩景区的主要景点有大悲阁、洛安江堤、沙滩大桥、水红树、禹门山古柏林、禹门寺、摩崖石刻、沙滩文化陈列馆、黎庶昌故居、琴洲、笔架山、花丘山、黎庶昌墓、青田山、大沙坝等。
苟坝会议会址，位于枫香镇苟坝村马鬃岭山脚，距县城50公里。苟坝内革命历史遗迹有：苟坝会议会址（新房子）、红军医院（黑神庙），周恩来、朱德旧居（长五间）、苟坝老街（苟坝抗捐委员会旧址）、水口寺（红军警戒岗哨）、马鬃岭红九军团司令部驻地、红军烈士墓，红军标语，还有鲁屏周墓和陶瓷厂。
瓦厂寺，古称复兴禅院，在龙坪镇东5公里仙凤山麓后台坝，是县境内尚存规模最大的梵刹。该寺保存着一批木雕和石刻艺术品，以佛像、人物造型、花草鸟兽图案为主，以及仙山琼阁、建筑器物、山川风景等图案。

Ⅱ 四渡赤水的意思

红军长征中的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

在毛泽东主席、周、朱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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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四渡赤水

Ⅲ 2016年遵义县县情，人文地理，风土民情，

遵义县

（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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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县隶属于贵州省遵义市，地处贵州省北部，大娄山脉东支中段与乌江中段北岸之间，介于东经106°17′22″—107°26′25″，北纬27°13′15″—28°04′09″之间，东接湄潭、瓮安县，南邻息烽、开阳县，西连仁怀、金沙县，北抱桐梓县、绥阳县、红花岗区、汇川区，全县国土总面积4093.77平方公里，下辖28个镇2个民族乡，人口122.78万人（2013年）。全县海拔800～130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4.7℃，终年温凉湿润，年均降水量1200毫米，年均日照1146.9小时，无霜期270天。[1]
遵义县地处黔中经济区综合开发重要区域，位于黔渝经济走廊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境内遵南大道将遵义县与遵义市区相连。川黔铁路、渝黔快铁、210国道、326国道和渝黔高速、杭瑞高速、遵茅高速公路纵贯县境，乌江航道顺境而过直达长江，与新舟机场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 [2]
遵义县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矿、硫铁矿、锰矿、钼镍矿、铝土矿、硅石等。遵义县有鸭溪发电厂和乌江渡发电厂，总装机容量245万千瓦，是西南地区和“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3]
遵义县是“沙滩文化”的发祥地，清朝后期出现了黎庶昌、郑珍、莫友芝等文人学者，民主革命时期，陈铁、陈德明等为贵州解放做出贡献。境内有乌江渡、沙滩景区、苟坝红军遗址、茶山关红军渡口、陈公祠、龙坪瓦厂寺等知名景点。
地势地貌
遵义县地貌以娄山山脉和南北向娄山支脉为骨架，与沟谷盆地等自然组合形成形态各异的地貌。西北高而东南低，最低点位于山盆镇落炉，海拔为489米，最高点位于山盆镇的仙人山，海拔为1849米。按形态划分，在娄山山脉东南面为低山丘陵宽谷盆地地貌，海拔一般800～1000米，娄山山脉西北面为低中山峡谷地貌，海拔一般900～1300米。[2]

气候
遵义县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4.7℃，终年温凉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年均降水量1200毫米，年均日照1146.9小时，无霜期270天。县境内冬季、秋末、春初，受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影响，风向多为偏北风，因地貌复杂多变，地面风主要是东北风，从春末至夏季，西太平洋暖湿气流北向西伸，南下冷空气变暖减弱，主要风向为偏南风或东南风。年平均相对湿度在82%左右，年平均蒸发量1150毫米。[2]

自然资源编辑
截至2010年，遵义县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矿、硫铁矿、锰矿、镍钼矿、铝土矿、硅石等26种。其中无烟煤保有储量6.19亿吨，远景储量15亿吨左右；铝土矿探明储量8251万吨以上；硫铁矿储量8948万吨。[4]

人口民族编辑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遵义县总人口1243193人。2003年末，遵义县总人口138.2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5万人，非农业人口13.08万人。2007年末，全县总人口118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2.8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6万人。[4]
2013年，遵义县公安户籍户数385885户，总人口1227803人。其中：农业人口1048233人，非农业人口179570人；在总人口中：男性640737人，女性587066人，性别比109:100。年内迁入7812人，迁出6138人；人口出生率10.23‰，人口死亡率5.23‰，人口自然增长率5‰。[1]
2011年，遵义县境内除了汉族外，还有苗族、仡佬族、彝等20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共有3304户1408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2%，其中苗族8191人，仡佬族3664人，彝族478人，土家族218人，白族165人，侗族89人，其他少数民族1276人。苗族、仡佬族是该县两个主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洪关苗族乡和平正仡佬族乡，两个乡共有8个少数民族聚居村，86个少数民族聚居村民组。其余少数民族散居枫香镇、乌江镇、三合镇等20多个镇的边远山区。[2]

经济概况编辑

综述
2013年，遵义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90804万元，比2012年增长16.9%，增速比2012年低0.6%。其中：第一产业385497万元，增长6.7%；第二产业1134526万元，比2012年增长22.3%；第三产业770781万元，比2012年增长14.0%：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比2012年增长16.2%；金融保险业比2012年增长9.6%；批发和零售业比2012年增长14.7%；住宿和餐饮业比2012年增长17.9%；房地产业比2012年增长11.3%。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6.8%、49.5%、33.7%；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6.3%、64.3%和29.4%；三次产业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1%、10.8%和5.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4516元，比2012年增长16.6%。[1]

第一产业
2013年，遵义县粮食种植面积125528公顷，比2012年增长2.5%。其中：夏收粮食作物面积31968公顷，秋收粮食作物面积93560公顷。油料作物面积38248公顷，油菜面积35333公顷，蔬菜面积59111公顷；烤烟面积10984公顷；药材面积2075公顷；水稻面积30592公顷，玉米面积25288公顷，小麦面积3628公顷；薯类面积43588公顷；豆类面积11176公顷。[1]
2013年，遵义县完成人工造林1914公顷；实施稻田养殖青田鱼4227户15100亩，全县水产品产量21841吨，渔业总产值32858万元，比2012年增长18.5%。[1]

第二产业
2013年，遵义县完成工业总产值3564561万元，比2012年增长21.1%，实现增加值914049万元，比2012年

增长19.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189857万元，比2012年增长19.8%，实现增加值853490万元；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增加值230816万元，比2012年增长144.9%；重工业增加值622674万元，比2012年增长1.4%。
2013年，遵义县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73585万元，比2012年增长72.4%；全年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4个，从业人员6135人，比2012年增加2700人；施工房屋面积923000平方米，比2012年增长80.8%。[1]

第三产业
2013年，遵义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4738万元，比2012年增长16.4%。分城乡市场看，城镇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437354万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8.4%；乡村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57384万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6%。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406010万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2.1%；住宿和餐饮业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88728万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7.9%。限额以上单位零售总额87019万元，比2012年增长95.3%；限额以下单位零售总额407718万元，比2012年增长7.2%。
2013年，遵义县旅游接待人次370万人次，综合收入28.8亿元，比2012年增长29.5%。[1]

社会事业编辑

社会保障
2013年，遵义县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428人。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85%，新增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22896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898人，“5个100”工程培训1092人。
2013年，遵义县城镇居民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5400元，农村居民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6元。全年发放城镇低保金1337万元、农村低保金5995万元、救灾救济款836万元、救济粮806吨，发放救灾物资21978件。
2013年，遵义县职工养老保险53403人，失业保险24063人，工伤保险50997人，城居医保62388人，职工医保48038人，新型农村医保1031705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4.73亿元，累计支出社会保险基金3.84亿元。[1]

教育事业
2013年，遵义县有各级各类学校389所，其中小学189所、教学点82所、完全中学3所、高级中学4所、初级中学39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中职学校1所、特教学校1所、幼儿园66所。在校学生162911名，教职工10245名，专任教师9226名。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0.39%。
2013学年，遵义县14486名小学六年级学生进行了文化成绩监测，总分优秀率10.2%、优良率20.2%、合格率60.1%；中考全县11611人参考，500分以上1329人，居遵义市之首；高考报考人数9568人，一本上线人数文科192名、理科1208名，7943名考生被高等院校录取，高考升学文科录取率86.2%，理科录取率80.9%，中职录取率81.9%。2013学年，遵义县8人考入清华、3人考入北京大学、2人考上香港理工大学。[1]
文化事业
2013年，遵义县县有文化馆1个，基层文化站31个，藏书105.8万册（含镇乡图书馆藏书），县级图书馆1个，其中：县图书馆图书总藏量31万册；镇（乡）图书馆（室）20个，接待读者16万人次，图书流通15万人次。
2013年，遵义县编辑播报《遵义县新闻》324期，制作审定并按时播出《新闻视点》54期，《小康之路》25期，《新闻半月谈》25期，《警界时空》25期，《艺苑风景》25期，《播雅书苑》25期。开辟“双创一巩固在行动”、“高考聚焦”、“支部登台 党员亮剑”等专栏13个。上送新闻346条，总计播出222条。其中：央视播出2条，省台播出7条，市台播出213条，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2013年，遵义县有文化经营单位234家，其中：印刷厂11家，音像制品出租及零售23家，书报刊经营单位34家，打字复印经营部41家，电子产品（软件销售）2家，国营新华书店1家。[1]

医疗卫生
2013年，遵义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57个，其中：医院24个，卫生院、所31个，卫生监督1个、疾控1个，妇幼保健站1个，卫生室899个；卫生机构人员4125人，卫生机构床位数3379张。全县1031706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比2012年增加11850人。[1]

风景名胜编辑
云门囤景区，位于虾子镇东部、三渡镇东南，北距遵湄公路5公里，因地处洛安江与湄江汇集处，群山环抱，云雾常年飘浮期间而得名。

风景名胜 (3张)

乌江渡景区位于乌江镇，距省城贵阳100公里，距历史名城遵义50公里。2003年，被评为国家AA级旅游风景区。2005年，乌江渡发电厂被授予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景区成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6]
沙滩文化旅游景区位于新舟镇沙滩村，距遵义市中心城区47公里。“沙滩”因乐安江中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洲而得名。从明朝末至清朝后期，沙滩孕育了以郑珍、莫有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其学术成就影响深远，被称为“沙滩文化”。沙滩景区的主要景点有大悲阁、洛安江堤、沙滩大桥、水红树、禹门山古柏林、禹门寺、摩崖石刻、沙滩文化陈列馆、黎庶昌故居、琴洲、笔架山、花丘山、黎庶昌墓、青田山、大沙坝等。
苟坝会议会址，位于枫香镇苟坝村马鬃岭山脚，距县城50公里。苟坝内革命历史遗迹有：苟坝会议会址（新房子）、红军医院（黑神庙），周恩来、朱德旧居（长五间）、苟坝老街（苟坝抗捐委员会旧址）、水口寺（红军警戒岗哨）、马鬃岭红九军团司令部驻地、红军烈士墓，红军标语，还有鲁屏周墓和陶瓷厂。[7]
瓦厂寺，古称复兴禅院，在龙坪镇东5公里仙凤山麓后台坝，是县境内尚存规模最大的梵刹。该寺保存着一批木雕和石刻艺术品，以佛像、人物造型、花草鸟兽图案为主，以及仙山琼阁、建筑器物、山川风景等图案。

Ⅳ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4)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会议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Ⅳ 关于遵义苟坝会议的历史，有一问相求！

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后，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一、三军团代表4人，“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再加上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其实除了上述这17人之外，还有5个人也在遵义会议上露面了。第一个是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在此此前较多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处于被批评状况，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第二个因为前线战事吃紧，到会较晚，后来又早走的红五军团团长董振堂。证据有二：一是有与会人员杨尚昆的回忆证实：董振堂到会较晚，记得特别深刻。二是有与会人员李卓然的回忆，1935年1月,他在遵义城看到过董振堂，并有董振堂与会的印象。第三个是红九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证据是1954年6月25日凯丰给尹自勇亲属写信中谈到，红军攻克遵义城后，周副主席电知凯丰、蔡树藩(九军团政委)、罗炳辉(九军团军团长)务须14日赶到遵义城开会。当时因战事吃紧，为确保驻遵主力安全计，九军团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蔡树藩、罗炳辉留下，让尹自勇随凯丰赶赴遵义城开会。第四个是负责做会议记录的邓小平，证据是在1958年11月13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来到遵义会议会址。一进门，杨尚昆就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方找对了。”邓小平上楼走了一圈后说：“就是在这里开的会。”他还指着靠里面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最后一个是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因为给李德作翻译，基本参加了会议。但不属于领导人，没能发表支持或反对什么的讲话也不能表决，属于遵义会议知晓者，不属于参会人员。

Ⅵ 阐述贵州红色文化特点

贵州作为革命抄老区，袭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贵州红色文化遗产呈现出以长征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性、内容与形式丰富、兼具官方性与民间性等特点。贵州红色文化遗产现状喜忧参半，核心区得到了有效保护，边缘区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加强贵州革命老区红色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需要加大调查，摸清家底，加大资金人力物力投入，提高相关软硬件建设，加大红色文化遗产的协同创新与对外交流宣传。

(6)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贵州红色文化得天独厚，资源遍及全省各地。新时期弘扬贵州 红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为推进贵州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弘扬贵州红色文化有利于我党保持先进性建设，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

Ⅶ 红军长征有哪些重要的会议

红军长征途中召开哪些重要会议
以下为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会议：
1、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2、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
4、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5、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尚示确切考证）召开会议，决定反攻遵义，并且博古向张闻天正式交出中央领导权。
6、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定恢复白区工作，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原因，重新整编了红军并确定了回师遵义的战略方针。
7、白沙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古蔺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二渡赤水。
8、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是否进行打鼓新场战役，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9、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并点名批评了彭德怀、林彪、刘少奇、黄克诚等人。
10、泸定会议
193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且由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11、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6日，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城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12、黑水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黑水县（亦称芦花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13、沙窝会议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地区的血洛寨（藏语叫作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了几位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同时决定执行《夏洮战役计划》。
14、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15、牙弄会议
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四川阿西牙弄召开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16、巴西会议
1935年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17、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迭部县高吉村（亦称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18、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
19、吴起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会议，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长征中召开众多会议的原因：
1、体现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
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
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2、制定战略决策，指导长征走向胜利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
“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
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3、凝聚意志力量，实现党的战略目标
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
毛泽东于2月18日和20日，先后出席红1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3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5军团、红9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

Ⅷ 回顾历史，红军长征时几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是怎样的

顺序依次为过雪山、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红军过草地。

1、过雪山

1933年月至1934年夏天，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屡败，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地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红军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觉得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夹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夹金山。

总之，夹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夹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

爬雪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和雪的世界。风雪刺得红军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

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向中央索取更多权力。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2、四渡赤水

时间在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3月22日，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

在毛泽东主席、周、朱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3、巧渡金沙江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不说，翻山越岭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两条船。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不以为意。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口，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绕圈子，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1935年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1935年5月9日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无影无踪地走了,体现出了将士们的机智与勇敢。

4、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

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240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

第2连连长和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踩着铁链夺下桥头，并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

5、红军过草地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一方面军，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学生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垫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红军过草地之艰难，是后人难以感受到的。首先是行难。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

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天下来，精疲力竭。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

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去。

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那个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一下子很难好。

二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稍不慎就摔倒，掉进泥沼里去。三怕过河。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了。

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河，都有战士倒下。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一次，部队正在淌水过河，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长征

Ⅸ 红军是否在贵州打过仗

红军长征是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被迫迁出苏区的红军，因为党内路线斗争问回题，没有答确定最终走向，只能往敌人势力相对单薄的黔、川、滇移动。
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回中央领导地位，最终确定了北上的目标。但是，四川军阀和蒋军强大，屡突不破，这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结局。入滇又无路可走，绕道北上需要通过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也不明朗。
于是，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在贵州境内许多地方都有战斗发生，中央红军为期两年的长征，有近一年的时间在贵州境内活动，先后攻克了31座县城。遵义会议、突破乌江天险、娄山关战役、土城战役、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等都是长征历史上最为辉煌和最具传奇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同时，在贵州也召开了许多著名的、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

Ⅹ 葛坝会议在哪召开的

是苟坝会议吧？。。。。。。。。。。它位于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回马鬃岭山脚，距县城50公里，答距历史文化名城遵义56公里，从遵义市南行，过龙坑西行到枫香镇境内，有乡村公路通枫园至苟坝，也可以由枫香镇驻地至苟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