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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历史文化

发布时间:2021-02-17 11:45:58

㈠ 蜀文化的文化特征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之后,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使蜀之先民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两个系统的文字,一个系统是比较进步的表意文字,一个系统是表形(象形)文字,而两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遗迹;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现在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至今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
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从古至今,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今天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状元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人才频繁的双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依据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点,不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库,汇纳南、北、东、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个聚宝盆,会聚周边农耕、游牧、渔猎文化,进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并包,渴求开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外地人单向移入四川,而鲜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周边向蜀的移民,客观上带来了周边的多元文化;蜀汉时期上层荆州士人集团及大批普通民众的迁入,客观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经济昌盛,文赋繁华,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仅使蜀成为全国文化最盛的地区之一,而且促进了蜀文化与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乾隆的“湖广填四川”,一方面恢复了蜀地战乱后的人气,复垦了因战争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粤文化与蜀文化的融会。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杂糅各家,兼容并包,灿烂辉煌。 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今天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现存的蜀文化资源主要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2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2处,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64所,其他人文景点200多个。蜀文化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历代寺庙、园林、古建筑、古城镇、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庙、宫观主要有成都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等;摩崖石刻主要有乐山大佛、安岳卧佛、广元千佛寺等;园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公园等;重要古文化遗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兴盛,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遗迹保存下来,成为今天蜀文化的组成部分:除鹤鸣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新都的宝光寺,平武的报恩寺,德格印经院,都是当今著称国内外的宗教名胜。
蜀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年按农历次第举行的节庆盛会有:正月成都灯会,二月成都花会,三月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五月乐山龙舟会和郫县赛歌会,八月新都桂花会,腊月自贡恐龙灯会等。而“麻辣鲜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种繁多、价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征。 蜀文化作为年代久远、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积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审视,属于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正面和负面交织,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蜀文化,精华、进步、开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蜀文化这种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同一事物内部。比如受道教影响较大的蜀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顺应自然和“无为”,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强调人为天地的中心,重顺应自然和社会人事,忽视向自然界作科学探讨和征服自然,并斥技艺为“奇技淫巧”的弊端,这无疑阻碍了蜀科学思想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总之,用唯物史观审视,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历史的积淀,是该区域社会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灿烂辉煌的一面,也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扬弃蜀文化的上述特征,既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又有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㈡ 三国蜀汉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㈢ 蜀文化的传统文化上的蜀文化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
在上述交流影响过程中,曾经辉煌了千余年的古蜀文明虽然已成历史,但作为凝聚这一文明的古蜀文化却不会因此而消失。诚然,从考古器类学角度看,这以后再难发现具有典型蜀文化色彩的器物和纹饰,因此,蜀文化已不再具有考古学上的文化意义。但如果从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角度来考察,便可发现,蜀文化作一种积淀了上千年岁月的传统文化,它的影响力决不会,也不可能因此而消失。
判断一种文化能否继续流传下去,首先要看这种文化存在的环境和条件是否改变,传承的渠道不否通畅。由于东周以后引入的巴文化,以及秦汉以来能上能下入的汉文化,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所以,在经过这两度涵化后,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仍旧,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

㈣ 介绍蜀国历史

蜀汉

(蜀汉)昭烈帝(刘备)

昭烈帝,名刘备(公元161~223年),字玄德。贩草鞋、草席出身。在位3年。病死,终年63岁。葬于惠陵(今四川省成都市南郊)。

刘备,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父亲早死,家境贫寒,与母亲赖贩草鞋、织草席度日。他不喜欢读书,爱养狗,养马,喜欢音乐和修饰外表,又喜欢结交豪杰。他在当地富户的资助下,趁军阀混战之机招兵买马,结识了前来应募的两个壮士关羽、张飞。刘备见两人武艺高强,又和他志同道合,就引为心腹。三人亲如同胞手足,据说还在桃园结拜为异姓兄弟,发誓要同生共死,干一番事业。

刘备起兵后,因参与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封为安喜尉。不久投靠公孙瓒,代领豫、徐两州牧。由于力量弱小,先后依附于曹操、袁绍,刘表,辗转寄人篱下。他感到要独树一帜,打开局面,必须聘用人才。他打听到南阳卧龙岗(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南)有位杰出的人才,叫诸葛亮,时隐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十分高兴,带着关、张两人去请他出山辅助。诸葛亮起初不想出山,闻知刘备要来,一再躲避。刘备连着扑空两次,并不泄气,第三次再登门拜访,诸葛亮终于被他感动,接待了他。

刘备向诸葛亮陈述了自己的志向,恳切地表示自己无能力开创局面,请他指教。诸葛亮就侃侃而谈,分析天下大势,认为北方已被曹操统一,曹操正在准备南下;江东又已被孙权占据,立足已稳;只有物产丰富的军事重地荆州和益州,因为它们的割据者无能,可以去占领。然后联合孙权,整顿内政,巩固地盘,伺机出兵,攻击曹操。这才有可能争夺天下,复兴汉朝。刘备听了这一番精辟的分析,十分高兴,恳请诸葛亮帮助他争夺天下。诸葛亮见他如此热情诚恳,就随刘备出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顾茅庐”故事,诸葛亮的那番见解,被称为“隆中对”,成为日后刘备争夺天下的基本战略方针。

刘备在诸葛亮的谋划下,主动结好孙权,合力于赤壁击败曹操,并乘机进占荆州。不久又引兵夺取益州和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公元220年4月,曹丕称帝,221年刘备也称帝,国号“汉”,定都成都,建年号为“章武”。史称蜀汉或蜀。

刘备称帝后,依照诸葛亮的主张,着力整顿内政,实行法治,使蜀中初步安定。

公元219年,关羽被东吴攻杀后,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阻,执意亲自率领大军进攻东吴。在彝陵(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之战中,被东吴统帅陆逊用火攻击败,逃到白帝城(今四川省奉节县东),蜀军几乎全军覆没。刘备又悔又恨而病倒。

公元223年4月,刘备病重,忙诏命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等赶来白帝城,嘱托后事。他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高过曹丕十倍,一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业。我的儿子阿斗,你如果认为可以辅助,就辅助他;如果认为不能辅助,你就自己称帝吧!”

诸葛亮听了,急忙哭拜在地,表示一定忠于刘氏父子。刘备便命令李严起草遗诏,传位于刘禅。然后将刘禅兄弟叫进卧室,叮咛说:“我死以后,你们一定要象伺候父亲一样伺候丞相。”又叮嘱翊军将军赵云尽心辅佐嗣君。说完,他又长叹了一声。癸巳日,刘备病死于白帝城。

刘备死后谥号为昭烈帝,史家又称为刘先主。

(蜀汉)后主(刘禅)

后主,名刘禅(公元207~271年),字公嗣,小字阿斗。刘备子。刘备死后继位。在位41年,国亡投降魏,后病死,终年64岁。葬处不明。

刘禅,被刘备立为太子。刘备于公元223年4月病死,他于同年5月继位,改年号为“建兴”。

刘禅庸碌无能。在位前期,主要依靠诸葛亮治理国政。几次出兵北伐,攻打魏国,均遭失利。自诸葛亮死后,蒋琬和费祎辅政,他们遵行诸葛亮的既定方针,团结内部,又不轻易用兵,曾一度使蜀国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蒋琬、费祎之后,姜维执政,多次对魏用兵无功,消耗了国力。

而刘禅自诸葛亮死后,更加昏庸无道,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宦官黄皓乘机取宠弄权,结党营私,朝政日非,连姜维也因怕被害,自请到沓中(今甘肃甘南州舟曲西北)种麦以避祸。至此,蜀国的基础已大大动摇。

公元263年,魏国分三路进攻蜀汉,魏将邓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阻击邓艾。诸葛瞻在绵竹战死,魏军进而逼近成都。这时,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还在剑阁驻守,毫无损伤。后主一听敌军逼近,慌作一团,不知所措。急忙召集大臣商议。有人建议后主逃向南中地区(今四川南部及云、贵部分地区),但那里情况复杂,能否站稳没有把握。有人建议东投孙吴,但孙吴也日益衰弱,自身难保。光禄大夫谯周力主降魏,后主竟采纳降魏的建议,反缚自己双手,出城投降邓艾,并根据邓艾的命令,下令蜀军全部投降。

蜀汉灭亡。

三月,刘禅被押到洛阳,降封为安乐公。魏国还将他的子孙和旧臣50多人封侯,以笼络人心,稳定蜀汉局势。刘禅却认为这是对他的很大恩典,感激不尽。

有一次,司马昭宴请刘禅君臣,命乐工吹奏蜀国音乐,歌女演唱蜀国歌舞,在座的蜀国旧臣听了,都为亡国而感到悲伤,只有刘禅咧着嘴,傻笑着,观赏得津津有味。几天后,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这里很快活,我不想念蜀国了。”站在一旁的旧臣却隙听了,觉得这实在有失体统,在刘禅回府后就对他说:“主公方才的答话不妥。如果以后再问你这类话,主公应该流着眼泪,难过地说:“祖先的坟墓都在蜀国,我怎能不想念呢?”

后来,司马昭又问刘禅是否想念蜀国,刘禅按照却隙的指教,背出了那几句话,并竭力装作凄伤的样子,只是苦于流不出眼泪来,只好闭上眼,装出一副哭腔。司马昭一见,心中有数,突然说:“你的话怎么象却隙说的一样。”刘禅一惊,睁开眼,直视着司马昭,说:“这正是却隙教我的。”司马昭和左右都忍不住嗤笑起来。刘禅还东看看,西望望,不明白他们笑些什么。

司马昭见刘禅实在是个愚蠢透顶的角色,留着不会有什么危害,就没有杀他,让他闲居于洛阳,直到公元271年病死。

刘禅史称刘后主。

有人认为,刘禅在刘备死后,能先后信任、重用诸葛亮,姜维等人,支持伐魏,开拓疆土,使蜀国继续存在了四十余年,并非庸碌无能之君,而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至于他被俘后的傻态,只是他身处险境采取的明哲保身的韬晦之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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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古蜀文化对中国有多重要

现在在我国的各地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而且这些文化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地域色彩还是非常强烈的。正是因为这不同的地域文化才构成了我们一个整体的中华大文化,中华大地就像是一个熔炉,孕育着很多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文化的包容性。古蜀文化对于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占据古蜀这一个地方的统治者总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蜀汉政权建立

在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作为当时的卧龙,一眼就看出了巴蜀之地所蕴含的价值,并且还向自己的主君刘备说明了益州这个地区的重要性,益州也成功的被蜀国收入囊中。以巴蜀之地作为依靠,诸葛亮才能够六出祁山,姜维才能够九伐中原,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靠的就是巴蜀之地能够为他们提供丰厚的粮食和经济基础,而巴蜀文化又是很多文化碰撞融合所形成的,对中华文化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㈥ 蜀川文化的历史是怎样的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㈦ 蜀文化的文化价值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
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高潮。“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著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
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
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原本指儒学传播之意,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广泛的认同。再经过发展演变,最后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凡是蜀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名扬天下,与王安石的“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抗衡。正因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神的旗帜,所以,在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蜀学”牌,给蜀学注入时代新意,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以宣传变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写的《议蜀学》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重整蜀学”的口号和设想。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泛流传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华阳国志》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作了简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汉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蜀人在衣冠、嫁娶、丧葬等各个方面,开始向奢侈看齐。“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典而羊豕夕姓,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蜀人养成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相作用的结果。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著称。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巴蜀人歌舞娱乐,主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神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丰盛以后,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很容易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原丰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先进完善,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为滋生奢靡风俗的土壤。对此,《汉书》作者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隋书》作者也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迨人宋世,“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大抵时代不同,俗亦微异。然其人易于满足,追求享受,“溺于逸乐”的习性和传统,则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在宋代蜀人中产生的日益强烈的怀乡恋土,“罕趋仕进”的观念,以及“宴安于富饶,不求宦达”,醉心于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来就“地狭人伙”,耕地面积有限,人们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以扩大经营规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购大量土地,于是,整个社会财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于游乐消闲之中。这也是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都变成了神仙,其民亦随王变成了仙。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不同,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当时蜀人对自然、神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天、地、山、河的崇拜,并且有了巫术思想。战国时,道家思想传进巴蜀,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讲灾祥、律历、占卜和神仙学的学派。西汉时,成都人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影响及于东汉,为道都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在其《想尔注》中,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指归》的思想,把《老子》一书从人学变成为神学,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至于正一道用作解除、压胜、镇邪等方术的符录,其形式、构成、用法、意义,甚至方术仪式,也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滥觞于蜀地,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纵贯古今,而且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长的蜀文化,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逐渐凝聚成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代历史上,经常可以发现启用“蜀”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论宣传的现象,如三国时刘备的‘蜀汉“政权、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宋初李顺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独立后建立的“蜀军政府”等。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凡此中以证明,源远流长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奋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史地们,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㈧ 求古蜀文化的介绍·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算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它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



(8)蜀历史文化扩展阅读

在四川德阳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北角,坐落着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1997年建成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则是一座现代化专题性的遗址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现设两大展馆,第一展馆(综合馆)主题为“灿烂的古蜀文明”,重在展示古蜀社会物质生活;第二展馆(青铜专馆)主题为“青铜铸就的人间神国”,旨在揭示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

展馆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一展馆为半弧形斜坡生态式建筑,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精神,二展馆为三部一体的变形螺旋式建筑,其整体具有“堆列三星”与“人类历史演进历程”的双重象征。

㈨ 有没有关于"蜀文化"的文章

[蜀文化渊源]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 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 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 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 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 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 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 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 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 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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