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的历史发展

『壹』 中国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源泉、 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称为“ 中华民族”，又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 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

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 大一统局面。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差异，人文、经济方面也各有特点。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有 诗词、戏曲、书法、国画等，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则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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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

文学

从先秦始，诗经、楚辞、汉赋、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民国杂文，描绘了中华古代文学史的灿烂。

经史子集是传统中国的学问。东晋李充正式确定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经史子集之名。唐初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正式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现存的第—部目录。它分经史子集4部，下分40细类，

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余卷，译本书千三百二十余册，释藏七千零&八卷，书画图象等约二百余种。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

绘画

中国画在中国被称国画，主要是用毛笔、软笔或手指，用墨和国画颜色在帛或宣纸上作画。

中国画按照内容可分为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按照技巧可分为工笔画、写意画、重彩画、水墨画、白描画、壁画、内画；按照艺术层次可分为具象国画和抽象国画等。

中国画擅长写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强调观察总结不强调现场临摹，运用散点透视法不用焦点透视法，重视意境不重视场景。

『贰』 圣经的发展史.

《圣经》包括旧约三十九卷和新约二十七卷，共六十六卷，由不同的作者写成。旧约主要用希伯来文写成（其中有一小部分用亚兰语），新约则是希腊文。旧约完成于耶稣降生前数百年，新约则始于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一般认为，〈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但成书的准确时间不详。除了〈约伯记〉外，最古老的摩西五经（旧约前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通称）写于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左右，旧约《圣经》各书卷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写成。新约《圣经》的写作从第一世纪中叶开始，于第一世纪末完成。两约之间有四百年的间隔期（被称之为“沉默期”）。所以新、旧约的写作历时一千五百年左右。
《圣经》最初书写在羊皮（绵羊、山羊或羚羊）、小牛或盛产于埃及、叙利亚浅湖中的芦苇制成的纸上。这种芦苇又叫纸草，由叙利亚的白百罗港（Byblos）出口。希腊文Byblos 意为“书”，即由此港口之名而来。英文的“纸”字（Paper）也源于希腊字“纸草”（Papyrus）。此外，有些经文则保存在瓦卡、石碑、蜡板等上面。抄写的工具有芦苇、羽毛、金属笔等。墨水是由木炭、胶和水制成的。

《圣经》的四十几位作者，不仅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职业、身分不同，写作的环境也有很大差异。摩西是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军事领袖，大卫和所罗门是君王，但以理是宰相，保罗是犹太律法家，路加是医生，彼得、约翰是渔夫，阿摩司是牧羊人，马太则是税吏。新约时代，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税吏是那些身为犹太人却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并从中渔利的人。好像抗日战争中替日本人效劳的汉奸。有人说税吏是犹奸。有的写于皇宫之中，有的则著书在牢狱或流放岛上；有的写于戎马战时，有的却完成于太平盛世；有的写于喜乐的高潮，有的则写于悲恸、失望的低谷之中。《圣经》各卷书都是独立写成的，写成后即在各犹太会堂或基督教堂传读。《圣经》的作者们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被汇编成册，形成新、旧约正典。奇妙的是，当人们把这六十六卷书编在一起时，这些跨越六十代人写成的、风格迥异的作品却是那样的和谐，前后呼应，浑然一体！不用说一千多年所造成的时、空差异，就是同一时代的人独立写成的作品，也很难彼此和谐。即便是同一人的作品，随著时间的推移，其观点也会自相矛盾呢！试想，我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在十年前写成的作品呢？事实上一九九六年刚刚出版的《游子吟》，现在我就不得不出修订版了！《圣经》的奇特的连贯性，只能解释为是神的灵贯穿始终，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

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左右，应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II）的邀请，犹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从犹太12支派中各选出六位译经长老，携带旧约经卷去亚历山大城，将希伯来文旧约译成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这就是有名的七十士译本。在那时，旧约已有了很好的雏形。到耶稣时代，旧约已定型了。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和新约的作者们，常引用旧约。“经上如此说”中的“经”即指旧约。但正式宣布旧约正典告成是在第一世纪末叶。西元七十年，当圣城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之际，犹太拉比犹迦南获罗马当局的许可，在犹大地约帕城和亚锁都城之间的吉母尼亚（Jamnia）召开了犹太教的高级会议。会议所议论的事项，先以口传，后来则记载在拉比的著作中。会议中曾对是否要将〈箴言〉、〈传道书〉、〈雅歌〉、〈以斯帖记〉等书列入正典有过分歧，但讨论结果仍确立三十九卷书都属于旧约正典。

公元一百四十年左右，马吉安（Marcion）开始散布异端，写成一套所谓的新约正典。这启发教会应确立正统的新约正典，以抵制马氏的影响。再者，东方许多教会陆续开始运用一些来源不正的经卷，因此，确立新约正典的范围也日趋必要。到公元三百零三年，罗马大帝戴克理仙（Diocletian）下诏摧毁所有基督教的经书。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信徒需要知道哪些书卷是值得舍命保存的新约经卷。由于这些原因，促使人们编辑新约正典。虽然对是否应把〈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启示录〉等列入正典颇有争议，亚他那修（Athanasius）在一封公开信中把我们现在的新约27卷书列入新约正典。三八二年在以耶柔米（Jerome）为主要人物的罗马的大马新（Damasine）会议上及三九七年的加太基（Carthage）会议上（奥古斯丁是主要人物）都一致承认这二十七卷经书。从此，罗马及非洲两大教区对新约正典应有的书卷不再有争议，新约正典终告完成。

在新、旧约的间隔期，还有其他一些犹太著作流传。《伪经》是一些从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后两百年犹太著作的通称。其中一些著作是冒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人的名写的，故称之为《伪经》。《伪经》以传统故事、启示性的异象、异梦等形式出现，其目的是要帮助正经历异常困苦的犹太人坚守信仰。由于其所记载的事有的怪诞离奇，有的有明显错误的教义，所以犹太人拒绝将它们收入旧约正典之中。除《伪经》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十四、五卷《旁经》或《次经》，写于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后一百年，大体上准确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宗教、政治和社会情况，并有不少真实而有价值的教训。由于其中有真理上的错误，如准许人自杀、为死人祈祷，及历史的错误，同时，它们本身也没有宣称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不接受旁经为正典。但天主教会将大部分旁经纳入其正典之中。

由于《圣经》六十六卷书的收集历史过程涉及到人的方面，我们会以为成为正典与否是由人决定的，即似乎人的判断是订定正典的关键。但事实不是如此。这六十六卷书之所以是正典，是因为它们是神默示的。它们在被写成时就是正典了。神的子民公认这些著作是神的默示，这件事本身并不能使它们成为神的默示。神的默示是一件事实，不因人的公认而改变。人的公认只是“正式追认”、接纳那些散在各地的会众早已承认的正典书卷而已。新、旧约订定的实质是：神默示这些书卷，使之成为正典；它们在神的护卫下，得以流传、保存；神的子民在圣灵的启示下，承认、接纳他们为神默示的《圣经》正典。《圣经》从写作到正典形成都是神的作为，只不过是借著人达成的罢了。正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却是人手写成的一样。

『叁』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简史

夏商西周时期

当黄河流域出现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国之际，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已经在北方的辽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纷纷出现，从而使中国大陆的奴隶制王朝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秦汉时期

由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 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较弱，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因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对宽松，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这在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

隋唐五代时期

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

（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宋辽夏金时期

其主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从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接近甚至几乎达到了古代的技术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

元朝时期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

封建末期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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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古暨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源头，也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经济的发展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前进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道路，新石器时代只有几千年，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各个王朝的更替不过数百年的时间。

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经济基础对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肆』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发展史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

『伍』 经纬度的发展历史

公元120年，一位青年也在这座古老的图书馆里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他就是克罗狄斯·托勒密。托勒密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绘制地图应根据已知经纬度的定点做根据，提出地图上绘制经纬度线网的概念。为此，托勒密测量了地中海一带重要城市和据点的经纬度，编写了8卷地理学著作。其中包括8000个地方的经纬度。为使地球上的经纬线能在平面上描绘出来，他设法把经纬线绘成简单的扇形，从而绘制出一幅著名的“托勒密地图”。15世纪初，航海家亨利开始把“托勒密地图”付诸实践。但是，经过反复考察，却发现这幅地图并不实用。亨利手下的一些船长遗憾地说：“尽管我们对有名的托勒密十分敬仰，但我们发现事实都与他说的相反。”
正确地测定经纬度，关键需要有“标准钟”。制造准确的钟表在海上计时，显然比依靠天体计时要方便，实用得多。18世纪机械工艺的进步，终于为解决这个长久的难题创造了条件。英国约克郡有位钟表匠哈里森，他用42年的时间，连续制造了5台计时器，一台比一台精确、完美，精确度也越来越高。第五台只有怀表那么大小，测定经度时引起的误差只有1/3英里。差不多同时，法国制钟匠皮埃尔·勒鲁瓦设计制造的一种海上计时器也投入了使用。至此，海上测定经度的问题，终于初步得到了解决。
经度和纬度都是一种角度。经度是个两面角，是两个经线平面的夹角。因所有经线都是一样长，为了度量经度选取一个起点面，经1884年国际会议协商，决定以通过英国伦敦近郊、泰晤士河南岸的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旧址）的一台主要子午仪十字丝的那条经线为起始经线，称为本初子午线。本初子午线平面是起点面，终点面是本地经线平面。某一点的经度，就是该点所在的经线平面与本初子午线平面间的夹角。在赤道上度量，自本初子午线平面作为起点面，分别往东往西度量，往东量值称为东经度，往西量值称为西经度。由此可见，一地的经度是该地对于本初子午线的方向和角距离。本初子午线是0°经度，东经度的最大值为180°，西经度的最大值为180°，东、西经180°经线是同一根经线，因此不分东经或西经，而统称180°经线。（横纬竖经）在地球仪上与赤道平行的都是纬度与赤道垂直的都是经度

『陆』 请简要介绍，经书与经学的历史沿革

古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今文经学”相对。始自汉代。古文诸经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有不同。古文诸经出于孔壁或藏于密府。西汉末，刘歆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他曾请求建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遭博士诸儒反对。古文经传汉代不立学官，只在王莽当政是一度立博士。古文经传重通小学，明古训，因古文经学流传民间，一般把经传当作历史研究，与汉代的政治、现实问题联系不多。古文经学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认为孔子主张从周复礼而不像今文经学者所说的主张变革，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学家，六经皆古代史籍。汉代学者扬雄、桓谭、王充等均倾向于古文经学。东汉以来，古文经学日渐抬头，出现了贾逵、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清代，乾嘉学者治经追踪郑玄、许慎，精通小学，详究名物故训，考订典礼制度，号为"汉学"。近世如章丙麟、刘师培均属于古文经学一派。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儒墨显学

指先秦时期以孔子和墨子为代表的儒墨两家著名而有极大的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两个学派在如何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墨家主张“兼以易别”，即以平等的无差别的兼爱去取代墨家所倡导的区分亲疏厚薄的亲亲之爱。孟子批评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认为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张去做，势必从根本上否定父子关系。墨家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糜费财务、厚葬久丧、繁饰礼乐的习俗。荀子批评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认为墨子只看到功利的一面而不懂得文化的作用，只片面强调社会的均等齐一而抹杀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儒墨两家是先秦最早形成的两个学派，他们的争论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墨家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失无闻。

思孟学派

指以子思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思孟学派的思想核心为五行说。有的根据宋儒的说法，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等观点，为孟子所继承，发展为一种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心性之学。此外，有些学者则根据史料考辨，认为荀子所说的五行难以确指，《中庸》与《孟子》书中并无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疑难多而论据少，从而断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谓思孟学派。

孙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后世名为《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善为《易》、《诗》、《礼》、《春秋》，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孟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说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为仁政学说提供论证，从而把孔子思想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唐代韩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北宋时，《孟子》一书上升为经，被列为《九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中庸》、《大学》合并称为《四书》，从而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近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颜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虽未有典籍存世，但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颜回的记载，可见其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颜回谦恭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被困于野，粮绝七日，弟子饥馁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当子路等对此一时产生怀疑时，只有颜回能以理解，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赞其德行与学问，引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据此可以推知，颜回及其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肯定，而他却始终以“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为平生志愿（《公治长》）。这种道德精神，便成为尔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

子思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郑云注：“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据此，子思毕生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其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子张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据《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师也辟”），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向孔子“问干禄”、“问行”、"问仁"、"问政"、“问明”、“问十世可知”、“问善人之道”、“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但未列出其根据。近人郭沫若从子张与孔子问对的资料中得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过从时间上看来，墨子应比子张迟，应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见《儒家八派的批评》）。

乐正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后“儒学为八”中列入“乐正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乐正氏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当属思孟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说乐正氏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当属传曾子学一系（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为《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良一派：“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说为汉代人辑《小戴礼记·檀弓上》所载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引有仲梁子语，认为仲梁子亦传《诗》，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未有典籍存世，仅从史书有关漆雕开的记载，可见其概。《韩非子·显学》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藏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论衡·本性》记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依此，近人研究认为：（1）漆雕开不愿做官，任侠好勇，属孔门任侠一派。（2）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3）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录于《汉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后世名为《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善为《易》、《诗》、《礼》、《春秋》，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孟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说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为仁政学说提供论证，从而把孔子思想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唐代韩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北宋时，《孟子》一书上升为经，被列为《九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中庸》、《大学》合并称为《四书》，从而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近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颜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虽未有典籍存世，但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颜回的记载，可见其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颜回谦恭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被困于野，粮绝七日，弟子饥馁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当子路等对此一时产生怀疑时，只有颜回能以理解，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赞其德行与学问，引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据此可以推知，颜回及其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肯定，而他却始终以“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为平生志愿（《公治长》）。这种道德精神，便成为尔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

子思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郑云注：“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据此，子思毕生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其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子张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据《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师也辟”），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向孔子“问干禄”、“问行”、"问仁"、"问政"、“问明”、“问十世可知”、“问善人之道”、“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但未列出其根据。近人郭沫若从子张与孔子问对的资料中得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过从时间上看来，墨子应比子张迟，应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见《儒家八派的批评》）。

乐正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后“儒学为八”中列入“乐正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乐正氏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当属思孟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说乐正氏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当属传曾子学一系（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为《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良一派：“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说为汉代人辑《小戴礼记·檀弓上》所载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引有仲梁子语，认为仲梁子亦传《诗》，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未有典籍存世，仅从史书有关漆雕开的记载，可见其概。《韩非子·显学》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藏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论衡·本性》记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依此，近人研究认为：（1）漆雕开不愿做官，任侠好勇，属孔门任侠一派。（2）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3）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录于《汉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