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

『壹』 发展历史和发展历程的区别

简单讲 发展历史就是发展过程的记载；已过去的发展和事迹的痕迹 发展历程就是发展所经历的过程 可以说发展历史是发展历程的一个记录 一个是宏观 一个是微观

『贰』 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奴隶社会：夏（产生） —— 商（发展） ——西周+春秋战国（结束）
封建奴隶社会：秦（确立）——西汉（巩固）——隋唐（完善）——宋（加强）——元（强化）——明（发展）——清（顶峰）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开始沦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甲午战争（大大加深）——八国联军侵华（完全确立）

『叁』 中国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源泉、 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称为“ 中华民族”，又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 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

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 大一统局面。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差异，人文、经济方面也各有特点。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有 诗词、戏曲、书法、国画等，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则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3)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中国的文化

文学

从先秦始，诗经、楚辞、汉赋、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民国杂文，描绘了中华古代文学史的灿烂。

经史子集是传统中国的学问。东晋李充正式确定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经史子集之名。唐初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正式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现存的第—部目录。它分经史子集4部，下分40细类，

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余卷，译本书千三百二十余册，释藏七千零&八卷，书画图象等约二百余种。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

绘画

中国画在中国被称国画，主要是用毛笔、软笔或手指，用墨和国画颜色在帛或宣纸上作画。

中国画按照内容可分为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按照技巧可分为工笔画、写意画、重彩画、水墨画、白描画、壁画、内画；按照艺术层次可分为具象国画和抽象国画等。

中国画擅长写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强调观察总结不强调现场临摹，运用散点透视法不用焦点透视法，重视意境不重视场景。

『肆』 中国的历史发展顺序是什么

夏朝：约公元前2029年-约公元前1559年，共计：471年

商朝：约公元前1559年-约公元前1046年，共计：438年

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共计：867年

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首称皇帝，共计：16年

西楚：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共计：5年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汉高祖刘邦，共计：210年

新朝：公元8年腊月-公元23年10月6日，新太祖建兴帝王莽，共计：16年

玄汉：公元23-25年，汉更始帝刘玄，共计：3年

东汉：公元25-220年，汉光武帝刘秀，共计：196年

三国：公元220-280年，魏、蜀、吴三足鼎立，共计：61年

晋朝：公元265-420年，分为西晋(265-316年)、东晋(317-420年) ，共计：156年

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共计：170年

隋朝：公元581-公元618年，隋文帝杨坚，共计：38年

唐朝：公元618-907年，唐高祖李渊，共计：290年

五代：公元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计：54年

十国：公元891-979年，共计：89年

宋朝：公元960-1279年，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共计：320年

元朝：公元1271年-1368年，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共计：98年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明太祖朱元璋，共计：277年

清朝：公元1644-1912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共计：268年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共计37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4)历史发展扩展阅读：

中国历史朝代名称的由来：

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是零星纷繁。每朝的创建者要首办的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简称朝名。

朝代名称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大致有五个来由：

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夏：据传禹曾受封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姒少康在纶城（今河南商丘虞城西）中兴夏朝，恢复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商：相传商族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历史朝代名历史朝代名(6张)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定都亳（今河南商丘谷熟镇）。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后，又以“殷”或“殷商”并称。

周：周人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秦：据《史记》记载，本为古部落，其首领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成绩，被周孝王赐姓为“嬴”，并赐给了一小块土地(今甘肃天水县，另说是陇西谷名)。后来襄又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国。

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其封地在汉中。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新：王莽所创的朝代(国号)“新”的含义：新的本义是改旧、更新。西汉后期在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支配下，社会政治涌动着一种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并最终完成“再受命”的代汉过程。

汉为火德，为赤帝，王莽为土德，自称是“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依照五行相生之理，土德代火德，意在赤帝传黄帝，天命授之。

魏：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曹操谥号魏武帝。

蜀(汉)：刘备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称“蜀”或“蜀汉”，又称“季汉”。

吴：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晋：司马昭逼魏帝封他为“晋公”，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逼令魏帝退位，自立为皇帝，国号“晋”。

隋：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封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唐：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辽：辽原称“契丹”，契丹是族名，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宋：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西夏：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西夏”。

金：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语“金”为“按出虎”。

元：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明：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

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清：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

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伍』 历史发展

前苏联曾经针对厚大坚硬矿体的露天与井工联合采矿技术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开采厚大矿体联合采矿基本方案，并在普里奥斯克利矿、南列金矿和安诺夫矿的开采设计中采用。^[13]该采矿工艺为露天坑底下部矿段的开采提供了一种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采矿方法，是一种有发展前景的采矿新工艺。随着露天与井工联合开采工艺技术的发展，应用该种工艺采煤是可行的。

目前，露天井工联合开采模式已在我国一些非煤矿山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如张世雄教授课题组在武钢大冶铁矿完成的“大冶铁矿高陡边坡深凹露天矿转地下开采技术研究”项目，发现露天坑的回填废石有利于边坡与地下巷道保持稳定，回填废石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下采矿生产爆破地震波对露天边坡岩体稳定性的影响;^[14]铜录山铜矿和会东铅锌矿因露天矿逐步转入井工开采，通过露天与井工联合开采以形成相对稳定的产量规模。越来越多的金属矿山进行露天与井工联合开采。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抚顺矿区就开始采用露天井工联合开采模式。该矿区为倾斜煤层，在这种埋深浅、顶板硬、煤层硬的条件下采用露天井工联合开采模式较为少见。因此，开展露天井工联合开采作用下的边坡损害机理及其控制技术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固体矿物资源开采理论，为矿产资源由粗放式开采走向精细化开采提供依据。

进入21世纪以来，煤炭露天井工联合开采研究取得了一批创新性成果，由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煤炭工业西安设计研究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所事业部、中国煤矿工程机械装备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中煤集团平朔矿区露天井工联采项目”获煤炭工业科技一等奖，该项目解决了平朔矿区露天与井工矿联合开采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发挥了露天井工联合开采的整体优势，实现了煤炭资源优化配置开采，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资源采出率和煤炭质量，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是煤炭工业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的典型。

『陆』 中国历史发展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危险，即来自北方(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勒尼·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曾指出，在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巳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余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后也指出，自从人类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临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胁。原因是：“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所以，他认为，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几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则”支配下南下，对南方诸文明帝国压迫以至于征服的历史。

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正与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正如汉代的扬雄所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人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600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人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有效对付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的政治形势，是中国传统边疆经营艰巨而经常性的任务。因为，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存在，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定，对大一统局面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保护边疆，则中央的威信势必难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面临动摇和被打破的危险。所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边疆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

对于这种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从历史上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条：一是认为游牧民族“虏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晋书·刘曜传》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二是归之于气候变化或地理环境因素；三是认为草原地带人口的过度膨胀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扩张；四是认为缘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受阻，如林恩显先生就认为“北亚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动机，多数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农业朝廷对北亚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属于政治性”；五是认为掠夺对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认为游牧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发动战争；七是认为源于双方的文化隔阂和冲突。这些观点有的从人性论出发，有的归之于地理环境或文化，有的归之于经济贸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现象而未触及本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条件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致——草原与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亚洲腹地草原于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不可能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经济与定居农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极大反差，生产力技术构成的低下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转化产品途径的过于狭窄，使得他们的周期南下成为草原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于是，“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刺激游牧民族向农业区掠夺，而经济上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欲望，“于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历史上某些时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凭军事实力或行之有效的战略，扼制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或与之达成和解，解决“边患”，但这仍然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被当地居民的反击，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样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相对于农业民族的军事优势。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军作战固然骑马，平时也“逐水草而迁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严酷的自然环境又磨练了其人“耐饥冻，习劳苦”的性格。因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马背上民族的这种空前的灵活机动性和善战在向中原进犯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因为狞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民族，在军事战术上超过农业民族的步兵，能够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准远远高于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组织更增强了其军事力量。游牧帝国不像中原农业帝国行政与军事分离，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氏族部落体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无疑都是部落的战士，所谓全民皆兵。部落首领平时组织部民游牧狩猎，战时即为军事长官，便于动员，能够做到“指麾而令从”。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朝使者辩论时就说，匈奴军政合一的优点在于“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可见其部落组织也就是军事组织，基本不存在向战时体制转变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同时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力量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军事动员复杂而困难。同时，定居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负担，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是破坏性的影响，比如，没完没了的兵役使农民难以忍受，并影响到农业生产，军队数量的无限制扩大又会增加纳税者的负担，使农业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因频繁发动边疆战争而导致亡国的王莽、隋炀帝等，给后代统治者留下的是不尽的教训，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往往居于主动，而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却有着先天的困难。

『柒』 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首先，历史敏感地依赖于出使条件。这包括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社内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容系，生产条件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等。
其次，历史再起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分叉点，在那里，历史由多种可能的选择，而微小的条件变化，个别的人物和事件会极大地影响和决定历史的走向。在不同的时期和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不同的。
其三，在多数条件下，个人和人群对历史的影响是极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些企图操纵历史的个人或群体，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其四，历史的运动服从一些客观规律，但在整体上，服从自组织和混沌规律。
历史的发展是多因素的，复杂的。有着各种的交叉影响。自然地理以及地缘环境，贸易，移民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有时还会左右历史的方向。
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后，世界历史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趋势。

『捌』 中国历史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两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中华文明是两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中国历史自黄帝时代算起则约有5000年。有历史学者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历史时代”的定义是指从有文字时起算，在那之前则称为“史前时代”；历史中传说伏羲做八卦，黄帝时代仓颉造文字；近代考古发现了3350多年前（前1350年）商朝的甲骨文、约4000年前至5000年前的陶文、约5000年前至7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 从政治和社会形态区分中国历史，据考古资料显示，约在早于距今6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晚期或者仰韶文化早期时代，中原地区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同时，原始社会平等被打破。而据历史记载，夏朝已经开始君王世袭，周朝建立完备的封建社会制度至东周逐渐解构，秦朝统一各国政治和许多民间分歧的文字和丈量制度，并建立中央集权政治。自汉朝起则以文官主治国家直至清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200多年的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1945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于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