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西使团访华历史意义

❶ 约翰·S·谢伟思的迪克西使团

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发自重庆的电报。电报说：“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成员包括包瑞德武官、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 22日，观察组的专机飞抵延安。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后来，包瑞德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谢伟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余次。毛泽东多次对别人讲，谢伟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冀美国作出积极回应。毛泽东的谈话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报告给美国政府，然而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被束之高阁，尘封了24年。
谢伟思根据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军观察组人员及迫降的美空军人员几乎访问了华北和华中所有重要的中共控制区。他们的所见所闻证实了中共所声称的对敌占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迄今，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名)。”“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约1000英里（约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在苏北着陆的另一些人穿越苏皖两省到达安全地带。还有一批人从与南京隔水相望的江北被送到山西。中共曾在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和太原附近（均为日军占领的要地）解救了美国飞行员。他们在离日军机场和碉堡咫尺之遥处安全着陆后，穿越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多达百次。不言而喻，要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中国偷偷转移是很难的，除非要穿越铁路和离日军近处。然而，事实上，所有的遣送行动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且无需遮掩。一路上，庆祝会、欢迎会和演讲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根据地的报纸不断提到这些过路客人，有的飞行员连美国军装都懒得更换。以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1.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上是对的。2.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余广大地区实为我方势力所控制。”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谢伟思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在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多次交谈后，谢伟思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很想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得到美国的支持，中共也想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方面与美国人合作。 同时，延安与重庆的强烈的反差也使他更为厌恶国民党政权。谢伟思的观点在当时在华的美国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费正清后来也回忆说：“在1945年，许多美国人认为，如果当权的政府垮台，中国人还好过些。”
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国内有些人宣扬中共是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的诬蔑，谢伟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给予了有力驳斥。他在报告中说：“目前在延安仅有三名俄国人，其中一位是名叫奥洛夫的外科医生。他自己说他不是职业军人，只不过是在1938年应征入伍而已。他于1942年获准离职三年，并在11月乘最后一架俄国飞机抵达延安。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他带来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终日在延安中央医院忙于做手术。另两名俄国人是‘塔斯社’代表，于1942年来接替他们的前任。在延安，没有任何人把他们当成重要人物。他们来时不会讲中国话，现在也说不好。他们身上毫无‘中国通’的特征。他们看上去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并不熟悉……事实上，除非在重大社交场合，他们很少露面，即便出外活动，也消失在普通人群之中。在中共控制的所有地区内，除了从像天津那样的城市来的白俄难民外，看不到其他俄国人，而这些白俄总是被当作潜在的日本间谍受到特别的怀疑和监视。”
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夜夜笙歌，等级森严、特务横行的重庆来到延安，谢伟思不禁觉得耳目一新。我们还是引述一下他在报告中对抗日根据地描述的片断：“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他们经常和大众打成一片。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一眼望去，延安没有警察，也很少看见士兵。没有乞丐，没有极端贫困的迹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非常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所有的人均穿一种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式的制服。在穿着、生活和娱乐方面看不到奢华和铺张。”关于延安的抗战气氛，谢伟思写道：“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