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历史上制造业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这个制造业怎么理解?
如果是手工制造,有中国人的时候就开始了
如果是机器制造,开始于洋务运动
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相对其他产业而言,中国的制造业是发展较快、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门类,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益可能性较大的部门。中国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的基本经验有二:一是较早和较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中超过70%的份额投入到了制造业领域。对外商开放投资,开放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不仅并未因此而萎缩,而且通过与外商在合作中学习,在竞争中提高,产业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扩张、提升和增强,许多产品产销量位居世界前茅,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90%。二是较深层次、较大范围的市场化改革。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放松或放开市场准入管制,鼓励和促进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焕发了企业微观主体的活力,尤其是民营经济的进入与发展,在许多行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纯粹的国有企业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76%,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30%。体制改革带来的“内生增长效应”在制造业领域得到很大程度地体现。 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是明显的(尽管在不同产业的表现有所不同甚至有较大差异),并处在较大程度的动态转换中。这种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庞大、供给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方面,而且更多地体现于不断向高加工度方向升级的大规模加工组装业优势,以及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潜力等方面。这些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并将继续争取到比较有利的地位。如果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那么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环境中,将促成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更为充分和有效地发挥,在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大利益。 当然,在制造业领域中,不同产业的成熟度、开放度和比较优势存在较大差异,加入世贸组织对这些产业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从长期来看,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托于资源禀赋和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它具有长期性和基础性特征,决定产业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长期趋势和基本格局;二是依托于竞争战略和制度条件的竞争优势 (competitive advantages),它具有明显的战略性和选择性。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工业化进程、供给与需求结构等因素剧烈变动的时期,影响中国产业竞争力特别是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因素十分复杂和易变。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大背景来看,产业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产业成熟度、国内需求潜力和动态比较优势等因素,对于产业发展前景和竞争优势的影响将更为直接和明显。因此从这些影响因素出发,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前景的评估方法,以此全面评价加入世贸组织对各制造业部门的近期和中长期的影响。其要点包括:一是寻求构建一个普遍适用于工业部门的统一的世贸组织背景下产业发展前景的评估方法,使得所有工业部门能够放在一个坐标系上进行横向对比;二是将短期对策研究与长期趋势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放宽研究视野,以求准确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各行业发展的长期方向;三是通过世贸组织背景下产业发展前景的评价,廓清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基本思路。
3. 中国制造业
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全球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可谓是机会和挑战并存。
一方面,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机会看,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家经济将金融危机重创之后,2009年经济将陷入衰退或衰退的边缘,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前景将更加暗淡,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发达市场的制造企业将向中国加速转移生产,国内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也随之迅速提升,这必然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提升。
另一方面,从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挑战看,中国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等系列挑战:
(1)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外部需求将有所减弱,部分行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从2008年1-9月份我国的制造业出口结构看,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仍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然而纺织等劳动密集型或初级加工部门的出口面临严峻挑战。
(2)目前,中国制造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部分行业劳动密集型为主,附加值不高。目前,尽管我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有所提高,但在自主开发能力仍较薄弱,研发投入总体不足,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缺乏世界一流的研发资源和技术知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不足,基本上没有掌握新产品开发的主动权。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而且与新兴市场国家也有一定差距,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2007韩中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差距为3.8年,韩中制造公司技术差距最大的是钢铁和纺织业领域,韩国领先中国4.1年,而在电子领域,两国公司之间的差距为3.4年。
(3)产业集中度不高,组织结构有待于优化。中国制造业企业小而散,经营规模和专业化协作和国际同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实力较弱,缺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航空母舰",使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面临着组织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尤其是如集成电路制造装备、轿车制造装备、数据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行业存在严重依赖外部进口行业的组织结构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
(4)国际经营经验仍存在较大不足,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我国的制造业仍然处于粗放型管理状态,与西方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我国制造业材料消耗、能源消耗高,人均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不高,产品质量稳定性差。制造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竞争力的高低,只有制造管理水平的领先,才能保证装备制造产业的领先。要实现制造型企业的全面管理改进,必须解决制造管理这一关键性环节。即通过先进的内部生产计划及控制技术,缩短生产制造周期和采购时间,实现外部供应链的协调与优化,降低库存资金占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5)劣势(Weaknesses)。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靠低端产品竞争和频遭技术侵权指控的表现实际上暴露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劣势。在衡量国际竞争力的另一个关键指标“科学与技术”上,我国的排名是连续下降的:1994年是第23位,1995年是第27位,1996年是第28位,2001年是第35位,2002年是第33位。在“企业管理”指标中除“劳动成本”之外,其他指标排名都很落后,这也同样说明我国在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水平方面的落后,而科学与技术又是决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衡量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方面,研发投入是最基本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惯例,企业要保持生存,其研究开发费用必须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2%左右;要保证领先地位,必须占到5%以上。而在发达国家,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是3%~5%,高科技企业可以达到20%。据统计,1995年我国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0.18%;其中,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分别为0.3%和0.02%。目前,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1%~2%,而“全球500强”中美国上榜企业是5%~20%。现在,约有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新产品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平均只有8%。企业如此低的研究开发投入,显然难以保证有效地开展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内生增长能力。
我国不仅研发投入少,而且知识产权也少。从近几年的发明专利数量看,国内外申请也差距悬殊:1997~2001年,国内向国外申请从299件增至1,027件,合计1,949件,而国外来华申请从20,953件增至26,401件,合计90,686件,是国内向国外申请的46.5倍。含专利权的使用和转让在内的“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收支差距也不容乐观。1997~2000年我国企业出口收入从5,500万美元增至8,000万美元,合计2.73亿美元,而进口从5.43亿美元增至12.8亿美元,总计30.36亿美元,高于出口10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2002年我国共有9万多项专利获得授权,但其中只有6%左右属于发明专利,其他都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而从国际知识产权的含金量来看,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几个发展前景看好的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在这些战略性、前沿性和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高技术领域中,美国、欧洲和日本拥有绝对优势,如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拥有专利占59%,欧洲9%,日本17%。
(6)机会(Opportunities)。目前,尽管中国宏观经济同样面临周期性下滑趋势,但制造业的景气度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保持在20%左右的增幅水平,远远高于美国、欧洲等制造业大国水平。因此,在金融危机的产业格局调整中,中国将强化其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并在近期内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据华盛顿经济咨询机构GlobalInsight预测,中国将于2009年超越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较预期提前四年。GlobalInsight称,2008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输出中所占比例将达到17%,而美国将从2007年的20%下滑至2009年的16%。
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将金融危机重创之后,2009年经济将陷入衰退或衰退的边缘,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次贷危机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前景将更加暗淡,迫于利润与生存压力,发达市场的制造企业将向中国加速转移生产,国内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也随之迅速提升,这必然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提升。
(7)威胁(Threats)。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外部需求将有所减弱,部分行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从2008年1~9月份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看,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仍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而纺织等劳动密集型或初级加工部门的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制造业各部门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外部需求减弱的趋势。
(8)中国制造业发展前景
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制造业相关部门的外部需求将有所减弱,部分行业产能面临重新调整;另一方面促使全球制造业的重新布局,在生存和利润的压力下,西方国家制造业将加速向亚太新兴市场转移,这势必推进中国产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结构的优化。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集中在制造业领域,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当大量的跨国公司直接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市场,他们在分享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低的资源优势时,我们却很难在短期内学习到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效率优势;相反,我们在制造领域的优势在慢慢地消失。我们虽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并没有形成总成本最低的优势。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应迅速做出战略调整,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获得拓展发展新空间。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及其走向世界的过程,找些实例
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每生产4台电脑,就有1台出自我国江苏。但其利润的大部分被英特尔、微软等公司拿走了,我们赚的只是一点加工费。近年来,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制造”。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制造”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提升核心竞争力。让“中国制造”尽快成为“中国创造”,是时代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
制造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技术水平、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十五”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呈现一系列特点:一是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继续攀升,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提高,总规模位居世界第3位。二是国际竞争力增强,出口增长迅速。有关资料显示,到200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近年连续保持30%以上增幅。三是区域集聚效应明显,“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构成我国制造业区域分布的主体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四是主导产业增速加快,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纺织业、电气机械及器材、石油加工及炼焦7个产业增长更快,已占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规模和制造业竞争力,直接体现为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水平,也表现出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还有较大差距,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在技术装备方面,我国各行业都有一些企业的技术装备具有当代先进水平,但这些装备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高昂的进口成本制约了先进装备在全行业的推广应用。
5. 谁有中国近代制造业发展历史
谁有中国近代制造业发展历史 [历史话题]
6. 论述中国得工业化发展历程
判断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
(一)划分工业化阶段的经典理论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是先上升,后保持稳定,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则是先略微下降,后基本平稳,再持续上升。
对此现象,国外经济学家钱纳里、库兹涅兹、赛尔奎等人,基于几十、上百个国家的案例,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验性判据,进而得出了“标准结构”。不同学者对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和赛尔奎的方法,他们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判断依据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标准(见表1)。
具体而言,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人均GDP超过11170万美元(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于10%,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小于10%;城市化水平超过75%。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标志是: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于10%,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仍然大于第三产业;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为10%-30%;城市化水平为60%-75%。
按此标准,美国完成工业化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时间是1955年,当年工业(不包括建筑业)比重为39.1%,达到最高值。日本、韩国进入相同阶段的时间分别为1973年、1995年,工业比重的最高值分别为36.6%、41.9%。
此外,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工业化初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重较高,之后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化中期,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之后开始下降;工业化后期,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的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对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率或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期,霍夫曼比率小于1,呈现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需求结构、供应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是造成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消费是沿着衣食住行以及非物质消费的方向升级;从供给和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素禀赋优势是沿着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升级。消费和供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增长呈现出农业—轻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高加工度工业—服务业的变化轨迹。
(二)经典理论面临的挑战
上述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典理论,是基于几十年前的时代背景得出的经验性结论。而新的时代特征却对经典理论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主要有:
一是全球化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国际产业分工转变为产业链的垂直分工,市场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品牌以及管理组织的环节,这些环节多属于服务业;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这些环节多属于制造业。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形成了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使其服务业比重更高;新兴经济体形成了服务于全球的制造业,其制造业比重也更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经典理论的“标准结构”。
二是产业分工细化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不断地从制造业部门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且服务于制造业的服务业新门类,例如,出现了大量的独立设计、研发、创意公司,使得相关的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此外,专业分工的细化产生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大量需求。例如,对第三方物流、商务咨询等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最后,现代产业形态还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特点。这样,就使得后起国家的工业与服务业的内涵与几十年前先行工业化国家有区别,出现拐点的时间也有偏差。
三是后发优势的影响。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宽广的技术选择,出现了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等需求层面以及新技术等供给层面叠加影响工业主导产业的现象,使得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花了200年、135年,而日本、韩国仅分别花了65年、33年。
对我国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
(一)不同的认识
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和学术单位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进行了分析,其结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是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还是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主张我国处于工业中期阶段的主要是政府一些部门。如工业和信息化部认为,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远没有结束;国家统计局认为,中国2010年的工业化指数不到60(完成工业化时工业化指数为100),工业化仍可持续较长时期。
主张工业化处在由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的主要是学术研究机构和部分学者。例如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7年的分析认为,2005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并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完成工业化。国家信息中心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在1995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于2014年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2015年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1994—2002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3年以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
造成观点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我国工业化发展的特点以及偏离“标准结构”程度把握的不同。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特点,除了前文提到的后起国家共同具有的三个时代特征并有所放大之外,还有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差异大的特点,北京、上海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西藏还处在前工业化阶段。
(二)我们对工业化阶段的判断
1. 基于人均GDP指标衡量,我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达29940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为4423美元,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为3962美元,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为8506美元,已经处于钱纳里模型中的工业化后期阶段。
2. 从三次产业结构判断,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起步阶段
按照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来看,2010年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10.1%,基本接近于10%;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46.8%,比重高于第三产业的43.1%,相差3.7个百分点。根据产业结构可以判断,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起步阶段。
3.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较大,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持续下降,但受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三次产业发展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2010年为36.7%,高于第三产业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8个百分点,处于工业化中期30%-45%的范围内。
4. 城市化水平低,刚迈入工业化中期门槛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城市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迈入工业化中期的50%-60%范围内,但低于工业化后期至少10个百分点。因而,如果基于城市化水平判断,我国目前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整体进程。
基于人均GDP指标衡量,我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但采用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高估了工业化发展水平;从三次产业结构判断,我国处于工业化后期的起步阶段;从就业结构看,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城市化水平看则是刚迈入工业化中期门槛,但存在着因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率统计数据的偏差而低估了工业化发展阶段。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我国的工业化总体上处于中期阶段,但已出现向后期阶段过渡的明显特征,2020年左右基本实现工业化。理论上并不存在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划分,所谓“中后期”是指由工业化的中期向后期过渡。
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改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后期阶段就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换句话说,源自经济系统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8期
7.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国家在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密集出台了诸多政策和配套措施,《中国制造2025》明确规划了中国制造业未来10的工业之路是一条智能化、自动化之路;在国民经济“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清晰规划了重点发展的领域,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作为高端制造业的一个重点领域,其发展得到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大力支持。
由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我国投融资对于智能制造方面也非常关注,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投融资市场一片火热。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的飞速发展,我国已逐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5G时代的到来更加推进了我国科技企业的迅速崛起,同时也加快推动了我国“中国智造”的发展进程。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面对居民出行受阻、企业复工困难、医疗人员缺乏的情况,许多智能制造企业依靠着自身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及制造优势,研发出送餐机器人、智能医用服务机器人、自动测温机器人等,使得人们疫情下的生活能够正常运转。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发展智能制造的条件与技术,包括已经取得了一大批相关技术的研究成果,例如机器人技术、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感知技术等等,同时以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为主的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也初步形成。
国家高度关注 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工业智能化
由于工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对于工业制造也非常重视。截至2019年底,我国基本跨越“工业2.0”(电气化),开始进入工业互联化阶段,我国开始建设工厂物联网、服务网、数据网、工厂间互联网,工业装备逐渐实现集成。同时我国近年来也发布多项政策推动我国工业智能化的发展,特别是我国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为我国“工业4.0”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更多数据及分析请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智能制造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8. 怎么论述中国得工业化发展历程
中国得工业化发展历程论述:
9. 中国电视制造业发展史
1958年,我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北京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在天津712厂诞生。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在同一地点诞生,从此拉开了中国彩电生产的序幕。
1978年,国家批准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定点在原上海电视机厂即现在的上广电集团。1982年10月份竣工
投产。不久,国内第一个彩管厂咸阳彩虹厂成立。这期间我国彩电业迅速升温,并很快形成规模,全国引进大大
小小彩电生产线100多条,并涌现熊猫、金星、牡丹、飞跃等一大批国产品牌。
1985年,中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663万台,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电视机生产大国。但由
于我国电视机市场受结构、价格、消费能力等条件的限制,电视机普及率还很低,城乡每百户拥有电视机量分别
只有17.2台和0.8台。
1987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已达1934万台,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
1985-1993年,中国彩电市场实现了大规模从黑白电视替换到彩色电视的升级换代。
1993年,TCL在上半年就开始推出“TCL王牌”大屏幕彩电,29英寸彩电的市场价格在6000元左右,到年底已
经售出10多万台。
1996年3月,长虹向全国发布了第一次大规模降价的宣言——降低彩电价格8%至18%,两个月后,康佳随后
跟进,打响了彩电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价格战。当年4月,长虹的销售额跃居市场第一,国产品牌通过价格战将
国外品牌大量的市场份额夺在了手中。这场降价战后来也导致整个中国彩电业的大洗牌,几十家彩电生产厂商从
此退出。
1999年,消费级等离子彩电出现在国内商场。当时40英寸等离子彩电的价格在十几万元。
2001年,中国彩电业大面积亏损,康佳、厦华、高路华亏损,长虹每股赢利只有1分钱,这种局面直到2002
年才通过技术提升得以扭转。
2002年,长虹宣布研制成功了中国首台屏幕最大的液晶电视。其屏幕尺寸大大突破22英寸的传统业界极限,
屏幕尺寸达到了30英寸,当时被誉为“中国第一屏”。
2002年,TCL发动等离子电视“普及风暴”,开启了等离子电视走向消费者家庭的大门。海信随即跟进。
2003年4月,倪润峰掀起背投普及计划,背投电视最高降幅达40%。
2004年,美国开始对中国彩电实施反倾销,导致中国彩电无法直接进入美国市场。
2004年,中国彩电总销量是3500万台,其中平板电视销量不过区区40万台,占整个彩电产品的1.14%。
2004年10月开始,平板电视在国内几个主要大城市市场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传统CRT(模拟)彩电。
2005年上半年,我国平板彩电的销售量达到72.5万台,同比增长260%;城市家庭液晶电视拥有率达到了
3.56%,等离子电视拥有率也达到了2.81%。
10. 中国制造的发展历程
中国制造给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美国方面的测算,中国制造近几年里为美国的消费者减少了7000亿美元的支出。正是在这样大量廉价消费中国产品和中国资源的同时,这些国家的企业也产生了抱怨,中国制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他们本国的制造。由于中国产品比本国产品价格要低的多,又很实惠,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商店一般到年底都没有什么收入。
这些年来,我国的矿产品也不收资源税,使我国的能源价格十分低廉,电费、油费都相对便宜,从而导致所有在中国生产的出口商品价格都相对低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必须提高本国的资源税率,避免外国企业过度廉价利用中国资源。
主宰这场转变的必须是中国政府行为,政府必须尽早快速地出台各项法律法规,调整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强迫中国制造产生升级换代,进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最终改变高消耗、高污染、廉价出口的局面。
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才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相比,“中国制造”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还吸收了一亿左右的就业人口,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中国制造”的前景关乎社会稳定和改革的未来。只有将“中国制造”留在中国,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和经济升级赢得时间。 制造型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更便利的方式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在全球化市场,消费者和企业客户成为主导,他们可以从各种销售渠道寻找价格最低、最优、最方便的产品和服务,竞争已经不仅在地区间展开,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要达到这种竞争的根本目的,必然与实现这个目的的制造过程密切相关。一般制造业的活动过程,可以分解为原料生产、产品设计、各级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销售、零售等连续的环节,即供应链过程。
制造业需要IPD和ISC
不同制造企业在最终竞争结果上的悬殊,就在于处理供应链过程上的差异。因为每个环节对最终成品的价值并不一样,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更高的价值,显然就是制造业的本质。尤其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来优化每个制造的环节,从而一体化整个供应链流程,并持续更新换代,就越发成为现代制造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
在假如4元的产品价格中,这个原料成本仅占1元,而且很难进一步节省,那么,这个环节是否就不存在高价值呢?事实证明,如将原料生产与产品设计联系在一起,75%的价值创造能力是落在产品的研发上;相反,靠原料成本的节省仅可以创造25%的价值。也就是说,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特别是产品研发设计及其生产决策,可以摆脱原料成本的约束,创造更高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要说的IPD(Integrated·Proct·Development),即制造企业需要令整个系统得到不断的效率提升和产品的改进,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创造更高的价值。美国美泰公司(Mattel)为加强IPD,每年投入大量资源研发,并有专门的实验室和跨部门的研究团队专事产品的设计开发工作。
中国企业的问题不仅是在原料生产环节上不敌跨国公司,缺乏产品创新能力,在其他更高价值的环节上,同样是缺乏话语权,处于竞争的弱势一方。美国美泰公司(Mattel)把持了各级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销售等各个环节,并在零售端与沃尔玛(Wal-Mart)等大型连锁店结成联盟,仅是把最低价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制造企业生产。它所占优的这些环节相比前述的原料生产的“硬一元”,就是构成4元零售价格的另外的“软三元”,因为它们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更高的价值挖掘潜力。
简单比较可知,制造企业即使在现有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上,也需要控制、影响并拉紧整个供应链系统,优化资源在每个环节的配置,从而获得高价值,而不是分散、孤立地对待每个环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ISC(Integrated·Supply·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