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历史文化传承

A. 社区文化包含什么内容

社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家园文化，具有社会性、开放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发展社区文化，可以强化社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倡导特有的健康的民风民俗，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维系社区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文化与社区不能割裂。文化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向度上生成的，社区是文化的土壤，社区结构的形成端赖于文化的制约，文化的孕育和传承又存在于社区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工作之中。
社区文化的定义因文化外延的不同也有很多说法。吴文藻先生认为：“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住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
马林洪斯基认为，文化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包括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及娱乐等八个方面。桑佳斯论述的社区文化的外延更小，包括语言文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则与特定方式。
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物业管理中的社区文化界定为：社区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区成员在社区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具有本社区特色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
社区作为一定的地缘性群体和区域性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1)地域要素。指为城市干道所分割或自然界限所包围，具有生存发展的硬件设施、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地域。
(2)人口因素。指由一定规模、数量、分布状况和类型构成的人口。
(3)结构要素。社区由一些群体和组织所构成，如家庭、邻里、商业、学校、医院、民间团体、政府机关等。
(4)社会心理要素。群体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心理取向。社区成员对本社区具有归属感，产生参与群体的集体意识和行为。

B. 什么是社区文化

文化与社区不能割裂。文化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向度上生成的，社区是文化的土壤，社区结构的形成端赖于文化的制约，文化的孕育和传承又存在于社区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工作之中。

社区文化的定义因文化外延的不同也有很多说法。吴文藻先生认为：“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住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

马林洪斯基认为，文化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包括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及娱乐等八个方面。桑佳斯论述的社区文化的外延更小，包括语言文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则与特定方式。

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物业管理中的社区文化界定为：社区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区成员在社区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具有本社区特色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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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传承历史文化内容

传承历史文化内容
包括我国文化发展历程
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

D. 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实应用

文化传承创新是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起着重要的纽带和基础作用。其中诸如以人为本，讲究诚信，强调和谐，重视教育，倡导德治等等，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中，仍然是重要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进文化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素质、能力和兴衰。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浮萍，没有了根，就如同流浪者，失去了家园。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继续发展的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核心是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现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同时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市场精神、法治精神、竞争精神、公平精神等新理念。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精神，才能谱写新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篇章，赋予其新的内涵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这里，悠悠古韵与勃勃生机是有机结合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是内在统一的。传承是基础，创新是生命，两者不可偏废。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着力推进文化建设的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教育化、网络化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一套具体的做法和合适的路径。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五四以来在文化方面总的看是破的多，立的少，从近百年来的文化讨论来看，一些相同的主题几乎过几年就被重新提起，老是在批判传统——重建传统——再批判传统——再重建传统里兜圈子。结果是，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犹豫彷徨了。要从娃娃抓起，从最基础的典籍着手，从最基本的文明礼仪和规范做起，在文化建设方面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加强规划，加大投入，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认真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切实保护我们的文化瑰宝。
生活化。逐步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成为日常生活规范。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风尚，创造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
社会化。使中华文化走入社区和社会，改造和发展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风俗礼仪，开展丰富多样、健康有益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记忆和文化传承。
教育化。使中华文化成为小学、中学的重要课程。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全国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典籍诵读活动。
网络化。要把中华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数字、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使网络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使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需要具体分析。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倡导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必须抓住和利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个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改革与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要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出人才出精品，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数量增加，质量提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人民群众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形象。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推进文化观念创新，文化内容创新，文化业态创新，文化机制创新，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 历史文化的传承主要靠谁呀

你我这些历史爱好者，文人的小说笔记，史官的史书记载，民间的口耳相传

F. 关于社区工作的，根据其早期历史，核心价值观是怎么传承与变迁的详细点

中华文化，大致从尧、舜、禹时代开始，至今历时5000年而不衰。大概到殷周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第一次巨大变迁，即在充分发展宗法礼制的基础上，大体形成了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较为稳定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相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整个中华民族初步具有了这一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认同感。
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三维结构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发生了第二次巨大的变迁，即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展开，形成了众多的派别和学说，史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司马谈在《六家要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主要有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六家，但他最推崇的是道家。⑶本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的年龄要大，并且孔子曾数次求教于老子，但老子的名著或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经》似乎成书较晚。同时老子也不注重教授学生，所以其学派的形成反而晚于儒家。
一般认为，孔子主要是一位道德哲学家或伦理学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一种伦理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本的“仁”的思想，这是本体意义上的善之人性，亦是主体的仁之理念；二是宗法的“礼”的思想，这是客体的外在的礼之规定；三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这是整体的伦理政治目标和价值指向。实际上，儒家学说的这三个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伦理政治的稳定的三角架构，即：仁——礼——中庸，或者说，这三者就构成了一种由内在的善之人性和外在的礼之规定共同指向中庸目标的稳定的三角关系。仁与礼犹如车之两轮，仁是心之理，礼是实现仁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礼，充分发挥其仁之本性，就可以达到中庸这一最高的伦理政治境界。当然，要达到这种最高境界，还必须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层递进上升的修养方法，只有不断修炼，才有可能登顶，这就是孔子整个伦理政治学说的基本结构。事实上，就孔子的整个伦理政治学说而言，内容上的仁、礼、中庸等，就是对厚德载物的充分展开；而修养方法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则主要是对自强不息的全面阐释，它教导人们要积极“入世”，都是对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扩展和进一步构建。
到西汉时代，经过了秦以来儒与道的激烈论战，在董仲舒的极力倡导之下，汉王朝经过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最终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从此，儒家就从春秋战国时的一个普通学派一跃而成为天下独尊，孔子也迅速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圣人。特别是董仲舒“三纲五常”、“天人感应”等所谓天人合一价值模式的确立，事实上就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封建化的最终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分裂及其异化，中国人的价值和精神生活完全政治化、宗教化了。纵观整个两汉时代的文化史，一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宣告正式形成；二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精神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儒学。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首先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根本特征，不但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且也最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次是儒学在理论的发展上也比较充分，它基本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再加上两汉时代的大一统背景和董仲舒等人的封建强化，所以，儒学能够获得天下独尊的地位，既是社会历史的需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一开始，就主要存在着儒、道两种学说的传播与较量。即使在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是以儒为主，还是以道为主，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春秋战国时，老子以一部不朽的杰作《道德经》，奠定了道家学派的坚实地位。如果说庄子将老子学说中那大真归朴的理想主义发展到了浪漫主义的极致，那么同样可以说，稷下道家诸贤则将深藏于老学之中而不肯轻易示人的“君王南面之术”的精华大智若愚、以柔克刚等处世智慧，引申为了一套极其清醒、冷峻的政治权术。这一转变，意味着对道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到汉初，“黄老之术”进而转变为“黄老之治”，并且，在封建朝廷非常盛行，这标志着道家学说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道家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东汉，道家学派就逐渐转型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它们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从而以另一种形式不断地传播和发扬光大。到魏晋时代，玄学以其彻底否定西汉独尊之儒学内在的价值冲突和分裂的面貌出现了。玄学的中心论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它经过了何晏、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向秀、郭象的“名教即是自然”三个辩证发展阶段，最后在动摇了儒学关于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后，到道家那里找到了避世苟生、逍遥惟我的核心价值。
道家的核心价值观是隐世的，它强调的是人生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确定了道家见素抱朴、修身养性的自然主义人性基础，而以柔克刚、知足不争等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则是道家价值观的精髓。庄子充分发挥了老子学说的主观成分，形成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其保身为我、不谴事非、随遇而安等厌世逍遥的人生态度和真人人格，对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影响颇大。实际上，如果我们将道家的自然主义、逍遥避世、明哲保身、超脱老滑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强不息精神相结合，刚好形成为一个张弛有度儒道互补的双重结构。
两汉时，佛学流入了中国，魏晋得到了充分发展，到隋唐达到了鼎盛时代。事实上，佛学从一传入中国开始，就不断地在进行着“中国化”的过程，它经过了儒家精神的充实，用超人生的哲学方法解决了儒家学说中的人生矛盾。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原理，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儒家人性与生命的矛盾，其“自度度人”的价值观又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境界十分吻合，所以，佛学很自然地对中国人以儒家、道家互补的核心价值观又起到了结构上的补充作用，并在隋唐时代成为了显学、“国学”和中国人价值观的主导形态。
至此，儒学、道学、佛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得到了抽象性展开和否定性发展，它们都以克服对方矛盾的方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构之一。然而，任何一个单一结构都不足以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抽象必然复归于具体，否定必然复归于肯定。到宋明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就达到了辩证的综合阶段。在宋明理学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基本解决了传统人性中的善、恶矛盾，而性、理、心的一体化，又克服了传统人性中灵与肉、德性与欲望的分裂和矛盾，“存天理灭人欲”又是加强传统人性修养的有效方法，因此，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宋明理学这里，实际上演变为一切都得遵从“天理”。“天理”的概念使天与人、名教与自然、先验与经验、伦理与政治达到了所谓“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同时，它还通过道家与佛家把人与人之间的人伦秩序和人性完全融合起来，从而构建了一个自给自足十分完备的人性提升机制，实现了天与人的既现实又具体的合一。这时，一个以儒家为主干，道家、佛家为两翼或补充的三维结构终于形成了，这是中华民族古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文化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或封建时代的中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孕育和全面展开，形成了所谓的“百家争鸣”时代。但是，这些精神要素都是以胚胎的形式出现的，既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价值系统，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到汉唐时代，不但儒、道、佛都得到了抽象性地充分展开，各自的发展已经相当丰满了，而且还确立了儒家大一统的主导地位。到宋明时代，宋明理学在复兴古典儒学的形式下，把儒、道、佛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最终形成为以儒家德性为主干，以道家道心、佛家佛性为两翼或补充的一体化的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三维结构。儒，催人在入世中积极进取；道，使人身处逆境时仍能逍遥洒脱；佛，把人的生前身后联系起来，教导人们怎样安顿自身的灵魂。中国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生前还是身后，都有充分的理由从容应对一切。这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观，不但适合于中国的不同人群，同时也适合于每一个中国人的不同时期。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三维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繁衍、发展自身，同时，它也积淀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基因。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隆隆炮声送入了近代，一个异常坚韧的封建帝国终于成为了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灾难过后，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起来进行反思，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如何避免亡国灭种？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由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就发生了第三次巨大的变迁，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民族的存亡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必需起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率先起来“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而倡导学习西方科技，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内也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力求打破理学对人性与道德的禁锢，解放人性。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且一度非常流行，也许在今天还有市场。这种理论既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又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体”是根本，“用”是表象和为“体”服务的。早期维新派薛福成说得非常清楚：“今诚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⑷应该认为，“中体西用”的主张不但在洋务运动中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它还对于冲破儒家文化固有体系的禁锢，也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承袭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而来的，但二者也存在重大区别。在“中体西用”的主张下，儒家文化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了，儒学由“内圣”推出“外王”的逻辑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的物质文明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因而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是，当戊戌变法触及到封建制度的根基时，“中体西用”反过来就成为了一股巨大的逆流和阻力，可见这一主张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冲决罗网”的口号，特别是对“三纲五常”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并力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来代替中国的封建道德。在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教育、科学等变法革新，希望中国迅速走上西方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但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就归于失败。当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质问光绪皇帝为什么要“变乱祖宗成法”时，光绪皇帝战战兢兢地答道：“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行新法。”⑸应该说，光绪皇帝基本上说明了救亡图存与变法的关系。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以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根本目的的著名的“辛亥革命”，并一举获得了成功。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当后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谈到20世纪初的革命风潮时，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亡国灭种，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要在中国来革命”。⑹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⑺。1919年前后，中国爆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掀起了追求个性解放和救亡图存的高潮，所以，“五、四”运动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正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并且，马克思主义又是先从欧洲的德国、英国、法国等国传到俄国的，革命导师列宁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可以认为，中国人是向俄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及其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道桥梁。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一传到中国，很快便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的指导思想，并且，他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1929年，胡适首次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但到30年代，又声明要用“充分世界化”来取代“全盘西化”。虽然“全盘西化”对于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致命的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所以是根本行不通的。1935年，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论”。虽然这种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最终不过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
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也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广泛地探索，并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张闻天于1940年1月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⑻同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赞成张闻天的提法，并进一步归纳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纵观近代1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一是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告终。从1919年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三者交织以及相互冲突为主线，并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二是从内容上看，虽然“中、西、马”三者的演变各有侧重，但“西、马”基本上是处于对“中”冲击和相互冲突的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上，重点是反对“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要“冲决罗网”，解放人性，这一点，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几乎都是一致的；在大力引进和宣扬西方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上，重点是宣扬西方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民主法制、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在马克思主义方面，重点是传播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

早在新中国即将建国前夕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这就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说，新中国不但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且整个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短暂地发展。但是，随着我们党和领导人的头脑发热，以及国际风云的变幻，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面“左倾”引领下，文化领域也迅速走上了一条“左倾”的道路。1957年，重点在文化领域进行了残酷的“反右”斗争。1966年到1976年，更是爆发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而把文化领域的“左倾”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在长达20年的“左倾”年代，中国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很有一点当年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味道，不过现在是“罢黜百家，独尊马术”而已，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的一些先进文化等等，完全被排斥在新中国的文化之外，这不但极其可悲，而且更严重的是使中国的文化完全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和自我毁灭之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迅速结束了长期的“左倾”时代，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经济建设中心，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便出现了一场空前的“文化热”，其特点是现实性、广泛性、世界性的大融合，甚至可以认为，这场“文化热”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当然，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热”一开始，事实上就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西方文化的引进三者的相互交织和争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但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呢？应该认为，传统文化无疑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基因所在，不管中国人怎样发展变化，最终都是离不开这一根本的，但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糟粕是需要抛弃的。可有人从全盘肯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复兴儒学论”，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根本，才能够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的一切疑难问题，并且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复兴儒学的高潮，至今仍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怎样对待西方文化的强势引进呢？当然，中国的国门全面打开之后，是应该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良成分的，如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等，但又有人搬出了当年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同时，还出现了所谓“西体中用”论、“新启蒙”等主张，这与“全盘西化”具有共同性。另外，也有人提出了“彻底重建论”，认为必须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彻底断裂和消解，彻底反传统，才能最终构建新文化。⑽
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强势文化三者的相互交织。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主流的和主导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在蓬勃发展和复兴，并日益成为今天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文化特别是民主、法制、人权、科学等，也包括“突出自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都以其强势的姿态，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在经历一场转型与重建同时并存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艰难过程。

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到底应该怎样构建？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构建的路径。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人开始接触所谓“泰西之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时，著名的徐光启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史学家万斯同则认为，要“兼通中西之学而折其衷”；经学家焦循也主张“会通两家（指中、西方）之长，不主一偏之见”；晚清时，魏源提出：“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虽说这些主张很难与折衷调和完全划清界限，但它们对于冲破华夏中心主义的樊离，却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到近代，这种古今融合、中外会通的观点，几乎成为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章太炎主张要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孙中山则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蔡元培也主张：“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⑾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李大钊认为：“凭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⑾毛泽东在充分吸取其他人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提出了著名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徐特立曾非常通俗地解释过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⑿
当代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曾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会通超胜”的“综合创造论”，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⒀张岱年教授还进一步认为，“要把经过认真挑选的来自古今中外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要素综合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系统，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必须弘扬民族主体精神，走中西融合之路，必须以创造的精神从事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有所创造”。⒁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根据张岱年教授的基本观点，对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路径也进行了探索，他在一些论文和讲演中认为，其基本路径是“世情为鉴、国情为据、党情为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后来，他又概括为“马学为宗、国学为根、西学为鉴”。应该认为，这些探索都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党的“十七大”完整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都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简言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共同理想是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荣辱观是基础。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之下，中华民族一定会早日复兴，一定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G. 社区文化全包含什么内容

社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家园文化，具有社会性、开放性和群众性的特点。发展社区文化，可以强化社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倡导特有的健康的民风民俗，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维系社区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文化与社区不能割裂。文化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向度上生成的，社区是文化的土壤，社区结构的形成端赖于文化的制约，文化的孕育和传承又存在于社区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工作之中。

社区文化的定义因文化外延的不同也有很多说法。吴文藻先生认为：“文化的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住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象征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

马林洪斯基认为，文化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包括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及娱乐等八个方面。桑佳斯论述的社区文化的外延更小，包括语言文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则与特定方式。
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审视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物业管理中的社区文化界定为：社区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区成员在社区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具有本社区特色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

社区作为一定的地缘性群体和区域性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1)地域要素。指为城市干道所分割或自然界限所包围，具有生存发展的硬件设施、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地域。

(2)人口因素。指由一定规模、数量、分布状况和类型构成的人口。

(3)结构要素。社区由一些群体和组织所构成，如家庭、邻里、商业、学校、医院、民间团体、政府机关等。

(4)社会心理要素。群体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心理取向。社区成员对本社区具有归属感，产生参与群体的集体意识和行为。

H. 创建历史文化街区传承历史文化是什么意思

创建历史文化街区传承历史文化的意义：
一、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内目的是保护文物建筑之外容，还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保有历史的记忆，保存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二、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它的保护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文物保护法》中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界定是：法定保护的区域，学术上叫“历史地段”。创建历史文化街区保持街区文化底蕴，延续城市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传统。

I. 什么叫历史文化传承

历史文化传承就是继承先进的历史文化，推陈出新，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使之不仅是得到继承，还能继续得到发展，丰富。

历史文化传承问题不是一件机械性、工具性、程序性的事情，历史文化传承应该是一个“薰”的过程，就像大白菜在泡菜坛的环境中变成泡菜。历史文化传承在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间的言传身教，在于总体文化环境泡菜坛般的“熏陶”作用。

(9)社区历史文化传承扩展阅读

弘扬传统文化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认识片面，囫囵吞枣。不注重当代转化，而是把传统文化中一些不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价值的方面加以宣扬。古人的认知有其时空限定，把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经验不加分析地应用于当下生活，不啻削足适履。

二是道听途说，附会夸大。这往往导致对传统理解的庸俗化。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把一些并无历史依据的噱头随意引申、任意渲染，甚至故意编造、有意混淆，以夸大宣传，赚人眼球。缺乏人文底蕴的生拉硬拽，往往生造出许多内涵粗劣的假古董，形似却无神，文脉不通。

三是迷信盲信，走火入魔。传统文化中遗留了相当多的神秘成分，一些人缺乏科学、清醒的认知，对这些内容不加分辨，热衷于把封建迷信活动当成优良传统加以弘扬，致使算命风水、奇门遁甲、神术神功等内容粉墨登场。

四是缺少融合，走入极端。现代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都已经过现代“重写”，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都深深地和“现代”缠绕在一起。缺乏融合、形单影只的“读经”注定难以产生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