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历史意义

『壹』 榆林中学的历史

网络有资料：

榆林中学正式成立于1903年，前身是“榆阳书院”，创建于明代弘治八年（1495年），以榆林别名命名，于明清两代培养出进士38人（文10人，武28人）、举人285人（文40人，武245人）、贡生43人。曾改名殖边学堂、榆阳中学堂等，1913年成为联合县立榆林中学。
学校历史
榆林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办学底蕴的百年老校，是榆林市直属的全市唯一的省级重点中学，是榆林市中学教育的“窗口校”和“示范校”。是陕西省首批确定的十五所省级重点中学和十所创建省一流中学的学校之一，也是榆林市普教系统的“窗口”学校。2002年榆林市政府决定在榆林经济开发区按省级示范高中标准迁建榆林中学，2007年7月完成整体搬迁，老校区移交市政府。
教学设施
校园包括老校区、南校区和西沙高中部新校区三部分(现在只有新校区，即高中部。已升级为高中教育，无初中部)。老校区（现已让给榆林市第十中学）依山傍街，占地50亩，建筑面积19006平方米。南校区为2000年由行署旧址改建，占地24亩，建筑面积9029平方米。西沙高中部新校区现占地面积70亩。学校现有教学班59个，其中高中班39个，高中补习班4个，初中班16个。现有教职工202人，专任教师179人，其中高中级教师139人，有本科学历的139人，特级教师4人。在校学生4373人。固定资产3398万元。
办学成绩
榆林中学历史悠久，英才辈出。张季鸾、李鼎铭、杜斌丞、魏野畴、李子洲、王森然等众多名师硕彦都曾执教榆中。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刘澜涛、杜聿明、柳青、高景德等一大批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杰出人物都曾在榆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榆林中学人文积淀极其深厚，孕育了一支严谨勤奋、敬业爱岗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279人，专任教师257人，本科以上学历占到98%，高、中级职称占到60%，特级教师4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2人，国家级优秀教师4人，省级优秀教师2人，省级教学能手4人，省级“三五”人才1人，省级劳模1人，市级“一五二”人才6人，市级拔尖人才3人，市级教学能手25人，许多中青年教师已经成为全市中学教学的学科带头人。
学校教育
榆林中学坚持常抓教育、狠抓管理、重抓质量、稳抓建设，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各项工作成效显著。高考升学率稳步提升。校园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校党委被陕西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学校先后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爱国主义教育先进单位”和“文明校园”，被市政府授予“高中教育先进单位”。
学校规模
榆林中学新区，坚持按省级示范高中标准建设。办学规模为90个高中班，每个教学班56人，容纳在校学生5000人左右。市政府划拨校园用地320亩，其中代征、绿化80亩，建设用地240亩，校园绿化面积达到35%。总建筑面积112000m2，总规划建筑16栋，总投资1.8亿元。
学校环境
榆林中学新区，规划超前，设计合理，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教学楼、实验楼、图书信息楼、音乐艺术楼等教学场所共计47753 m2，配备先进的电教、阅览、实验设备，能够满足课堂教学、语音、计算机、科技活动、劳动技能、音乐、美术、舞蹈、选修等教育、教学的各种需要。学生公寓和师生餐厅共计43475 m2，配备规范先进的管理系统。学生公寓802间，可以提供5052人住宿，内设电话、网络系统以及储物柜、书架、写字桌等必要的生活设施。师生餐厅采用先进的电子售饭系统，配备800套餐桌，可供5200名师生同时就餐。学校400米标准田径运动场，人造草坪，塑胶跑道，水泥看台，在省内达到了一流水平。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场地50余块，可以承担市级各类运动项目的比赛。校园监控和周界防范系统为创建平安和谐校园提供了保证。
榆林中学决心抓住乔迁新区的有利时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创建省级示范高中而努力奋斗！

『贰』 为什么报人张季鸾的丧礼，能成为民国最大的葬礼

因为他黑白两道通吃，国共两党都对他赞赏有加！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老兵，在民国的报界，是绝对的大腕。自合伙接手《大公报》之后，事业更是如日中天。特别是其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办报方针，直至现在，都对报人又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文人论政，也就是被他推向高峰的。
据说当时候，张季鸾要见蒋介石都不用门卫通报，蒋介石也几乎天天都要看《大公报》。同时，偏居陕北的毛泽东也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周恩来曾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抗战开始之后，《大公报》迁到了重庆，张季鸾随着《大公报》也到了重庆。这时候的他，已经被结核病给缠上身了，报社的很多事都交在了王芸生的手上。但是忧国事忧报事的张季鸾丝毫也放不下，病虽日渐加重，但还时常著文。就在重病住院期间，依然写下了《我们在割稻子》的名篇。
1941年9月4日，听说张季鸾病危的蒋介石亲自跑到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看着张季鸾被病痛折磨的甚是消瘦的身体，据当时的报道说，蒋介石满眼含泪。9月6日上午4时，也就是在蒋介石探望罢的第二天，张季鸾病逝。
9月7日，重庆的《大公报》主版公布张季鸾先生离世消息，并刊登了蒋介石发来的唁电：《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驱，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馨，特电致唁，惟忘节哀。
之后的两三天之内，孔祥熙、宋子文、阎锡山、张治中、白崇禧、冯玉祥等政要，胡适、黄炎培、蒋廷黻、张奚若、潘梓年等文化名人以及各国使节、各国通讯社、新闻学会等纷纷发来唁电或唁函，这种现象也是极其少见的。
9月22日的时候，《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五人的唁电：“张季鸾先生追悼会及季鸾先生家属：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籍达哀忱。”能同时得到国共最高层，以及民国各大势力，着实不易。

『叁』 大公报的历史含义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最初在天津发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并在当年销量中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纸和舆论中心，至此《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大公报》是一间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肆』 张季鸾的墓园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碎，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 李赋英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李赋英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墓前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2008年4月，这里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日报社、西安日报社、香港《大公报》陕西办事处、新民晚报社、榆林日报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新闻专业的学生，一行百余人专程赶到长安区杜曲镇，祭拜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张季鸾先生的孙子张哲明也专程从上海赶来纪念祖父。上午9时，众人在长安区杜曲镇镇政府设置的祭奠现场内，向张季鸾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表达悼念和崇敬之情。在听过张季鸾先生生平事迹之后，人们对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几分。张季鸾先生的亲属和来自各地新闻界的代表宣读了纪念文字，简朴的祭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捧着鲜花，前往6公里外的张季鸾先生墓地进行祭扫。
在祭拜仪式上，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感慨到：张季鸾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抉择的危难时刻，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刊发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他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鸾先生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以一个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大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新闻事业也在改革发展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表示：张先生早年走言论救国之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成为享誉中外的新闻工作者和时政评论家。张先生祖籍陕西榆林，他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贡献卓著，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先生病逝后安葬于长安杜曲竹园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我们将努力办好《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更进一步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报新闻总监蔡伟表示：张先生一生以言报国，为民谏言，其所办《大公报》享誉海内外。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或檄文激辩，或慷慨议政，冲锋在新闻第一线，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伟大胸怀。
从2004年以后，“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在2010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
事实上，在种猪场和砖厂尚未建起来时，社会各界已开始呼吁保护张季鸾墓。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张季鸾先生墓应予保护并逐步恢复陵园原貌”的建议。对此，当时的长安县政府答复，已免费“提供了坟头所在的耕地一亩”，欢迎张季鸾亲友“投资修建张先生墓园”。
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协委员、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提出对张季鸾墓保护维修的建议，当时西安市政府复函称，长安区政府“已组织文管办、土地局、杜曲镇政府对墓园进行了修建，并在坟地周围栽植了花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保护”状态下，种猪场和砖厂还是顺利地建起来了。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曾在1990年去过墓地一趟，当时面对残景，有些伤心，2008年在张季鸾诞辰120周年时再去墓地，就感到极为愤怒，“路被占了，养猪场、砖厂包围了整个墓地……”
在媒体和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2011年1月，西安市长安区区长杨建强现场查看后，要求分管副区长牵头，相关部门和街道办负责，由区财政出资，做好墓园修葺、隔离围墙、道路修建、植树绿化，将“猪场逐步转移、砖厂逐步关闭等环境治理工作”。“重建墓地的设计图纸做了三稿，可是搬迁进行不下去，最后就搁到那儿了。”杜曲街道办主任张权日前称，自己调来不久，对于张季鸾墓以前的事并不清楚，但知道张季鸾其人，所以也着意保护，“墓园内，干净整洁，都是工作人员不定期打扫的结果”。张权称，关于新墓地的设计，找的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公司，根据设计图，新墓园将在砖厂西面，也就是墓地东侧开一个门，但对此设计家属方面不同意，坚决要求搬迁种猪场和砖厂。可事实是，种猪场和砖厂分属杜曲和王莽两个街道办，要“搬迁并不容易”。杜曲街道办介绍，就搬迁一事曾与猪场多次协商，对方也同意搬迁，但杜曲范围内已没有用地指标。一份资料显示，要搬的种猪场，占地50亩，投资800万元，2007年被省上确定为“省万头瘦肉型生猪繁育基地”；而砖厂属于一家建材公司占地70亩。街道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种猪场猪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000头，若要搬迁，需800万元~1000万元左右。至于砖厂，一年产值300多万，“根本负担不起”。

『伍』 大公报的作用或意义

《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报名，因此以「大公」为名的报纸特别多，历史上一共有七个，包括「五四」前后在湖南长沙出版的那一家，毛主席曾为长沙的这家《大公报》写过文章。但坚持下来的只有目前在香港出版的这一家。《大公报》创刊于一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今年九十八年周年了。她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是中国报纸中的老寿星。（已经超过《申报》和《字林西报》）。
《大公报》经历了四个阶段：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公司时期和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后五十二年在香港办报的时期。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开始，经过受皖系政客把持的一个短暂时期，和资产阶级「文人论政」的一段时期，到在香港作为爱国爱港报纸的时期，整个报纸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大网络全书》是把她当作一个辞条合起来写的。
在旧中国，《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重大的影响。是当时舆论界的重镇。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的一名中国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的一名长驻欧洲的中国的战地记者，就是《大公报》的萧乾，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朱启平在米兰里号战舰上所写的那篇题为《日落》的通讯，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的名篇。第一个派记者（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范长江）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向全国公斜ǖ篮炀

『陆』 张季鸾的遗著序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柒』 张季鸾的人物评价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捌』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及现实意义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内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容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闻，又带条陈奏折味。
http://www.woxie.com/article/list.asp?id=15967

『玖』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刚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

(9)张季鸾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西安事变”昭示出爱国、统一、进步的思想和团结合作、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牢记历史，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扬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张学良将军公馆和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1986年12月，西安事变纪念馆正式建成，并于“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

西安事变纪念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维修保护和陈列调整。尤其是2006年至2009年，国家投入了大量建设资金，对西安事变纪念馆基础设施、陈列展示、消防技防工程等进行了维修和改造，改造后的馆容馆貌焕然一新。西安事变纪念馆重新制作了《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张学良公馆旧址复原陈列》等五大陈列，并于2009年12月全部竣工并向游客免费开放。

建馆二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纪念馆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近200万人次。西安事变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安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红领巾实践教育基地和全国一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拾』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历史意义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专所谓四不方针，是属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闻，又带条陈奏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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