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展历史

㈠ 中央新闻联播的发展史

中央新闻联播的发展史：

1978年12月，《新闻联播》主播首次面对观众，赵忠祥成为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出镜播音员。

1979年9月1日，央视每日播出的国际新闻节目《国际新闻》开播，播映合众国际社电视新闻（UPITN）提供的新闻影片、从香港收录的新闻影片与新华社提供的五分钟国际简讯。

1980年5月1日，《国际新闻》保留名称并入《新闻联播》，之后完全并入《新闻联播》。

1981年4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会议做出两项重大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重大时政的发布时间从20:00提前至19:00，重要新闻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

1984年，央视在香港成立第一个驻外记者站，《新闻联播》加录台湾华视新闻的新闻影片，也和亚太广播联盟A、B、C区的国家与地区交换新闻影片。

1987年，《新闻联播》收录香港无线新闻的新闻影片。1988年3月15日起，央视各节新闻所有制作过程一律都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彩电中心制作（至2009年10月18日），同时《新闻联播》更换片头，片头曲改为孟卫东所作的一首19秒的乐曲。

2017年1月21日，刚强和海霞搭档主持《新闻联播》，刚强也由此正式加入《新闻联播》的主播阵容。王宁正式退居二线。

2017年1月8日，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2018年1月1日起，为了进一步扩大《新闻联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广泛地服务于海内外电视观众，自当天起，CCTV-4（亚洲版）于每天在22:30增加重播一次《新闻联播》。2018年9月14日，《新闻联播》首次出现手语播报。

(1)新闻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1978年1月1日，当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电视新闻播出串联稿”上，满是勾勾画画的箭头和圆圈，这张纸上记录的是第一期《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共5条新闻，加上配乐和切换时间，全长20分钟，头条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

开播后，由于当时电视台没有录像机，新闻画面用电影胶片拍摄下来送到直播间，一边播放带子，一边同步配音解说，播音员本人并不出现在节目画面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新闻联播》首任男主播赵忠祥记得，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直到1979年底，他的面孔才第一次出现在《新闻联播》上。“第一次上镜，屏幕上只有我一个人，后来不久改成一男一女两人播报新闻。”双人搭档主播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当时我们要具备极强的文字辨别能力，（新闻稿）都是手写的，上面可能有20个编辑的字迹”，赵忠祥说，节目直播中有时还会插进临时来稿，重要信息容不得半点差错。

赵忠祥回忆，1979年他跟随国家领导人去美国访问，看到美国的新闻播音都使用了“提示器”，就是摆在镜头和播音员之间的一块屏幕。赵忠祥回国后立刻向台里打报告，引进了这种实用设备，才摆脱了“低头看稿”的紧张状态。

《新闻联播》开播之初，由于当时的电视信号主要依靠微波线路传输，容易受地理因素影响，无法覆盖全国。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做出决定，“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县广播站”，必须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发布中央政令，审片室电话可直通中南海。

1982年9月1日起，中央明确规定，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从20点提前至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出时间19点，重要新闻将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

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首次成为独立的新闻发布机构。之前，中央政令和重要信息的发布渠道，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主。

据《南都周刊》报道，《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惟一享有专用审看间的节目，每天下午，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要在这里审看当天待播的样片。

一位多次送审样片的资深记者这样描述审看间里的场景:“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

《新闻联播》权威地位的确立，伴随着电视这一新兴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在受众数量迅速增长，而节目生产仍处于相对匮乏状态的20世纪80年代，《新闻联播》几乎成为亿万电视观众每天必看的节目。数据显示，1986年，《新闻联播》收视率为35%左右，到1988年，上升到50%以上。

㈡ 新闻传媒及历史演变

我国的报纸发行模式，从建国以来到今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前期，“邮发合一”模式一统天下;第二个阶段从1985年洛阳日报退出“邮发”，自办发行开始，“邮发”和“自发”两种模式平分秋色，并存竞争;第三个阶段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邮发”和“自发”相互结合，能够在一家报社内部同时采用。现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完善，使得我国的报纸发行模式也在进一步发展，多渠道的发行模式崭露头角，代表了报纸发行的方向，标志着报纸发行进入了新阶段。

一、 邮发合一的产生和特点 “邮发合一”是解放初期从苏联学来的一种发行模式，简单的说，邮发合一即是把报纸发行工作交给邮局来做，报纸的生产(编印)和流通(发行)是截然分开的，把送信与送报捆在一起，把多家报纸捆在一起，把报纸的征订、运发和投递捆在一起，把批发和零售捆在一起，这种“一分开、四捆起”就是“邮发合一”的发行模式。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当时经济落后，人民文化水平较低，报刊种类少。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报社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管理体制是按事业单位对待的，办报经费则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报社极少考虑经营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邮发合一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在报业发行中一统天下。

“邮发合一”的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

1.拓宽了报纸发行的深度和广度。在“邮发合一”之前，报纸发行的范围主要局限在铁路沿线、交通枢纽，而很多偏僻的地区和许多县市都很少甚至几乎看不到报纸。通过“邮发合一”，邮电网络遍及全国，点多、线长、面广，只要是邮局公开发行的报刊，凡是邮路通达的地方都能订阅到，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拓宽了发行网点和覆盖范围。

2.利用现有资源，减少浪费和混乱。“邮发合一”使报社专门编报印报，邮局则负责订报发报，简化了国内报刊发行系统，省去了许多人员开支和事务工作的麻烦，既可专心编报，又合乎经济原则，减少了浪费、纠纷和混乱，有助于解放初期全国报刊的发展，并增加了邮电业务。

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邮发合一”渐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给报纸的发行模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首先，改革开放政策为新闻出版事业带来空前的繁荣，报纸的数量增多，品种由单一的机关报变为多品种、多层次，开张由四块版变为八版、十六版甚至更多，内容特色更是日星月异，邮电部门不负重荷。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报社必须讲求经济核算，考虑成本、利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而“邮发合一”收费高，手续烦，造成报纸资金回笼慢，不利于报社的发展。

时间 最高发行费率 最低发行费率 平均发行费率 1949--1952 35% 14% 28.4% 1952--1980 25% 25% 25% 1980 30% 25% 27.5% 1981--1986 25% 25% 25% 1987-- 25% 28%--35% 29.3%

从上表可见，报纸的发行费率在建国四十年来几经变更，但最低平均都没有低于25%以下，最高达到了35%，这对于面临着要求自负盈亏的报社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因此，自办发行的新模式应运而生。

二、自办发行的特点和优势 自从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自办发行起，几年的时间，“自发”模式如星火燎原之势，几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城市党报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报纸，纷纷加入“自发”的行列。报纸的发行总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1993年报纸发行总量约为264亿份，比1979年全年发行131亿份增加了近一倍。

和“邮发合一”相比，自办发行有其不能比拟的特点和优势，更能满足新时期报纸发行的需求。

1.缩短投递时间，一般情况下，市区投递要比邮局早一两个小时，郊县要快半天至一天。

2.发行费用减少，如上文所述，邮发的发行费率最低也要25%，加上邮局种种相关要求的开支，实际发行费用相当昂贵，而自办发行，报社实际支付的费用和邮发相比，仅为18%。同时订报费用，报社可以立即拿到(邮发则是每月按订数返还)，大大增加了报社的流动资金，有助于实现报社经济自主，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3.投递质量提高，服务周到，上门征订，提高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 然而，尽管自办发行这一新生事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它也有自身体制上的弱点和不足。目前我国大部分报社的发行部门都很小，体系也不完整。《参考消息》，发行量300多万份，发行部只有7个人;北京日报三报两刊，发行部只有4个人;光明日报发行部16个人，与采编人员的比例是1：25。发行队伍如此弱小简陋，每到发行季节，记者、编辑都要带着发行任务，组织发行。这种亲力亲为的手工操作，实在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报业发展。因此，势必将有新的发行模式出现。

三、 多渠道发行的出现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报业发行模式变革也随之进入了新时期。未来，多种灵活的发行模式将会不断出现，多渠道发行势在必行。在这里，笔者仅谈谈自己的设想，供大家参考。

1.“邮发”和“自发”相互结合，扬长补短。邮局可以和报社共同商讨，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签定合约，根据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经济利益。报社和邮局因地制宜、因报制宜地制订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发行费率，这是“报邮联合发行”的关键，如果在这一点上双方能达成共识，“联合发行”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和前提。这种发行模式，在某些地方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成功。1998年，《深圳商报》与当地邮局签订了“联合发行合作协议”，并且共同成立了“联合发行指挥部”，以邮局为主，报社协助，开办了预约征订、跨区订阅、上门收订、现场收订、分期订阅等多种新的服务项目，报纸的发行量因此获得全面增长，市内订户比上年增长了71.2%，外阜订户比上年增长了5 . 8倍。 在和邮局重新合作的同时，报社也可以拓宽自办发行的路子，灵活地采取多种手段，因地制宜地发展发行模式。尤其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报业集团，可以组建发行网络，由报业集团建立一个直接下属的发行总公司，再在各地建立起发行分公司，统一部署和管理此报业集团下的各家报纸发行;另外，报社还可以和银行合作，选中一家或几家全国联网的银行，委托它们在各地的营业网点设点收订报刊;随着因特网的发展，报社还可以利用网络，在网上征订报纸，然后委托电子商务站点进行送递。

2.建立专业化的报刊发行公司。这种发行公司可以是同一地区的多家报社联合起来组建的，每家报社根据投入的多少，占有一定的股份，发行公司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它承担多家报社的发行任务，各个城市兴起和发展了自己的地方发行公司，再逐步将全国各城市的发行网联成一片，成立全国性的报刊发行中心;专业化的发行公司也可以由社会力量、甚至私人创建，它不属于任何报社，独立组建自己的发行网络，与各家报社签定合同，既可承担征订、投送业务，又可承担零售发行业务，使发行商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又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

3.零售代理商的出现和发展。除了以订阅来扩大发行，今后，零售渠道也将在报纸发行中变得重要起来。市场经济加剧了人口的流动性，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流动人口便成为了报纸零售的潜在对象。报社可以自行创建自身的零售队伍，在城市各点建立发行站，聘用人员上街零售报纸;也可以在社会上招聘零售代理商，与其签定合同，由他专门负责某一地区的报纸零售，零售商能和不同的报社签约，并自己组建零售点。

当然，随着历史的前进，报纸的发行模式也将不断地变化、更新，相信在不久的明天，会涌现出更多、更灵活、更合理的发行方式，进一步促进报业的繁荣和发展。

㈢ 每日新闻的发展历史

1872年 《东京日日新闻》在东京浅草创刊。
1875年 东京日日新闻推出送报到府服务。1876年 报社向三井物产公司承包了《中外物价新报》的印刷发行业务
1882年 《日本立宪政党新闻》创刊。（在1885年改名为《大阪日报》。
之后又在1888年改为《大阪毎日新闻》）
1906年 大阪毎日新闻社并购东京的《电报新闻》，改名为《每日电报》后进军东京市场。
1911年 大阪毎日新闻社和日报社合并。（《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毎日新闻》的标题则不变。） 发行量较大的《每日电报》合并了《东京日日新闻》（并继承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樱花图案”底纹。）
1936年 《东京日日新闻》与《时事新报》合作。
1943年 将东日本和西日本不同的报名，一起改为《每日新闻》。
1951年 名古屋的中部分公司升格为中部总公司。报纸重新在名古屋发行。
1959年 成立位在札幌的北海道分公司。报纸开始在北海道发行。
1965年 西部总公司从北九州市门司区搬迁至小仓北区的“毎日西部会馆”。
1966年 东京总公司从有乐町搬迁到现在的竹桥。1971年3月12日 西部总公司发生印刷用机器大火，共损失八台轮转机。
1972年 发生与“冲绳归还密约”相关的“外务省机密漏泄事件”（后被称为“西山事件”）。
1976年 开设“记者之眼”（记者の目）专栏。
1977年 整顿负债的旧公司（株式会社每日），并和负责一般业务的新公司（株式会社每日新闻社）分开，以“新旧分离”的方式重建公司。商业登记上的总公司从大阪迁往东京。
1985年 终止将新旧两个公司合并再建的计划。
1992年 大阪总公司从堂岛搬迁到西梅田。
2002年 迎接创刊130周年。
2003年 中部总公司迁入在名古屋站前的新大楼（与丰田汽车（TOYOTA）一起）。
现在的报纸题字是从1991年11月开始使用。

㈣ 中国新闻发展史

中国网络媒体走到今天，大约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1999)，技术媒介阶段。

准确的说，在这个阶段投身、鼓吹“第四媒体”的传媒人、学者专家仅仅看到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可能的新的传播媒介，将会给传统媒体运作带来哪些挑战，而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任何内容网站均没有在互联网这样一种新的“媒介”上，真正包装出“媒体产品”来。

当然，有些网站做了部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的“明日报”，完全按照一份互联网媒体运作，上百人的采编队伍，相对专业的出版流程和疯狂的烧钱；另一个例子是人民日报和默多克新闻集团在祖国大陆作的“ChinaByte”，虽然没有引进大量一线记者，但编辑大多以“网络原创”为主，内容主要来自自由撰稿人和国外翻译。

第二阶段(2000——2001)，信息仓库阶段。

这个时期典型的代表是新浪网。以体育社区起家的四通利方转型为全面的“互联网内容供应商”。这个“供应”很有特色，其主要手法为大量转载、引进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其核心能力是快、全和网络再分类。

新浪是一面旗帜。它突破了第一阶段的“技术”色彩，在建设“信息仓库”的探索中积累了自己的品牌和迅速膨胀的“网络流量”。

“信息仓库”是互联网从单纯的“信息新媒介”向“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过渡的必经之路。别人，包括众多的巨头级纸媒体的网站，都没有认同这一模式，也不敢投巨资把品牌定位在这个方向。

第二阶段的“第四媒体”还不成其为“媒体”，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媒体产品”，但它已经摸索并建立了向“媒体”过渡的几个重要核心能力，包括信息如何在网上再分类，网上信息如何合理排版以及怎样建设网络读者的阅读粘度等等。

第三阶段(2002——？)，准媒体阶段。

“准媒体”的概念是，已经具有初步的媒体生产制造能力和一定的公众传播效能。笔者在上文提到的2002年诸多网络媒体新现象都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了这一点，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特征是：

·网络媒体的及时性、海量性和交互性正在为传统媒体服务，从产业链的角度看，2002年的互联网已经开始扮演“媒体的媒体”角色

·网络媒体的部分个案报道和某些运作手法开始显露“新媒体”的威力，这些强刺激反过来又成为了传统媒体加速自身改革的动因

·部分领域，如体育、IT、财经、汽车、房产和健康等，出现了相当规模和比较成熟的网络原创

互联网的“准媒体”阶段需要过渡多长时间，笔者不敢断言。可以肯定的是，网络媒体要跻身“主流媒体”的行列，拥有不可忽视的媒体权利，首先需要学会“为传统媒体服务”、“与传统媒体结合”。

㈤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介绍

该书是复旦复大学出版社推出制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新世纪版）中的一种。其以专业的视角，即以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为脉络，阐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作者在书中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以其开放性的视野和国内外新闻传播文化的底蕴，形成了这部教材兼专著。

㈥ 新闻的来源和新闻的发展历史是什么

新闻来源就是一篇新闻素材以及新闻事实报道资料的来源途径，它可以是记者现场采访所来，也可以是新闻报料人上报的材料所来，不过总之新闻来源要坚持三个原则，那就是客观性，真实性和原则性。

新闻的发展历史：
自唐代起，一种被后人称为“邸报”的古代报纸开始出现。 唐中叶——进奏院状 宋代——定本制度 明清时代——《京报》
宋代后商业广告：实物广告、叫卖广告、标志广告（招牌、幌子、酒旗、灯笼等）、对联广告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刊。 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刊，为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创办人是郭士立。
1822年9月12日，葡萄牙文周报《蜜蜂华报》创刊，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纸。
1827年11月8日，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双周刊《广州记录报》在广州创刊，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出资创办。
1841年5月1日，《香港钞报》创刊，为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
1857年11月3日，由孖刺报馆创办的中文《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刊，该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最早的经济类报纸和最早以单页形式两面印刷的中文报纸。
1850年8月3日，英文周刊《北华捷报》创刊，每逢星期六出版，揭开了上海报业发展史的第一页。 《字林西报》因其报道面广、信息及时、内容丰富而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社会影响日渐增强，后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 《申报》的成功不能不令人看好报业这块市场，使上海商业性报纸在19世纪80年代后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在《字林沪报》、《新闻报》创刊后形成了“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 在新闻业务上，《申报》将新闻报道工作放在首位，十分重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有关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
《申报》还在国内报纸中最早发布号外；还不断拓宽新闻的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还最早刊登国际旅行通讯。 1876年后，《申报》开始使用新闻图片，还注意加强报纸言论工作，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申报馆于1876年3月30日发刊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报纸《民报》。 《申报》的成功，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㈦ 新闻晚报的发展历史

《新闻晚报》创刊于1999年，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新锐都市类晚报。回新闻晚报于1999年元答月1日正式创刊以来，历经数次改版，已形成新一代都市晚报格局，为广大读者和专家所喜爱和称道。“新闻性、实用性”是新闻晚报的基本特色，“更好看、更好用”是全体编采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作为当代上海的第二家晚报，她狭长型雅致形态，报纸版面结构的内在合理性和新颖的编排手法，尤其是头版富有冲击力的独特处理方式，在版面内容和风格上更具现代感和都市气息。
2013年10月28日，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的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成立。资料显示，上海报业集团组建后旗下有《文汇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外滩画报》、《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申江服务导报》。《新闻晚报》历经数次改版，勇于创新、不断超越。以“主流力量、进步中国”为宗旨，全面构筑“上海人的新闻主干道”，追求厚重的新闻价值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2013年10月28日，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10月27日，报业集团旗下《新闻晚报》正式宣布，将于2014年1月1日起停刊。

㈧ 中国新闻发展史的特点

中西古代新闻传播的发展情况分析新闻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同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这种发生发展又总是和人类的物质生产状况密切相关，同人类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互相适应。在新闻事业问世之前的古代社会，有与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社会经济政治尚欠发达，人类只有初级的新闻传播活动。这是一种通过一般人际交往进行的，没有专门传播机构的、小型分散的传播活动。在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各个发展阶段中，我重点论述的是古代。论题为：中西古代新闻传播的发展情况分析。在文中，我就以下几个方面对论题进行分析论述：中西古代新闻传播的发展史；在发展史中，中西古代新闻传播有哪些地方相似以及不同；中西古代新闻传播的发展情况分析在发展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以及对整个新闻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人类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源远流长，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就出现的。依据形式的演进，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大致经历了原始传播、口语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等几个发展阶段，其中印刷传播是现阶段最成熟的传播途径。原始新闻传播。 人类在几万年前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之时，就是结群而居的。在这种结群而居的状态下，出于某种生存的需要，相互之间就有种种简单的信息交流。这是一种蒙昧状态下十分原始的信息传播，是前语言时期的信息传播。传播的方式还没有完全脱离一般动物的水平，主要是依靠身体器官发出某种呼唤，做出某种体态和手势，以传递十分简单的思想意识。传播的内容有经常重复的信息，也有某些新发生新出现的信息，比如哪里发现了捕食的对象，哪里出现了凶恶的猛兽，哪里发生了雷电风暴等等。这些新鲜信息的传播，便是人类最早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在原始新闻传播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和西方的发展状况都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所以发展情况十分相似，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口语新闻传播。来源：( ) - 中西古代新闻传播的发展情况分析_朱熹_新浪博客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大脑逐渐发达，发音器官逐渐完善，思维能力逐渐发展，人类大概在几十万年前产生了音节语言。比如在中国，距今约70—23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有清晰的语言；距今约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运用语言进行沟通。中华民族主线的口语交流与信息传播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伴随着语言音节的出现，口头的语言传播逐渐就成为了人类主要的传播形式。成为联系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 在中国，早时期的口语传播主要是“纳言”，目的是为了“沟通上下”。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有关传说。帝对一位名叫“龙”的人说：“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认为：“纳言，喉结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纳言”主要是官方的，在民众之间几乎不予流传，所以“纳言”式的口语传播是少数人中的传播。而在西方，新闻最强的口与传播往往出现在战争或其他重大事故中。如公元前490年3月，波斯帝国派遣重兵大举侵犯西纳城邦，在雅典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登陆。西纳人奋起抗击，以弱对强赶走了敌人，取得了辉煌胜利。士兵菲迪皮茨从马拉松战场以最快的速度跑回40多公里外的雅典，他想聚集在中央广场的人群激动的喊道：“我们胜利了，雅典得救了。”喊完就倒地牺牲了。这可说是西方古代最著名的一次口头新闻传播。在口头语言成

㈨ 新闻在线的发展历史

2012年8月于南京正式成立
2012年12月公司正式试运营
2013年5月网站正式通过内测

㈩ 新闻史的发展历程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了。这被公认为是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成为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稍后，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两座学术高峰的耸立，熔铸着几代学人特别是戈公振和方汉奇两位巨擘的智慧和艰辛。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京报分析》。较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1873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闲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的本质差别，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尚很年轻的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由此而产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不过，作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很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就是具有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之称的《上海报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难找到报刊的确切创刊日期、发行数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的文章则更为简约，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讲，1927年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处于零碎的非系统状态。
新闻学教育的兴起
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
第一部新闻史专著的出版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解放前的徘徊时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解放后的徘徊时期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台湾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台湾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台湾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台湾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陷于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政府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