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发展历史

Ⅰ 谁知道关于黄梅戏的历史来源与发展的故事

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纵观黄梅戏的表演活动，从业余性到专业性，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的表演活动：
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这时期的黄梅戏
(2)早期阶段的表演活动：
相对固定、人员很少、形成业余或半职业的班社黄梅戏从山歌、茶歌、采茶灯、风阳花鼓调的演唱，发展到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二小戏、三小戏的时候，演唱者们，便不能如先前那样随意演唱了
3)后期阶段的表演：
班社迅速发展，走上正规、固定，剧目增多，行当全，从农村进入城市黄梅戏到了清末民初，兼收并蓄，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成熟的剧种。
(4)近期阶段的表演活动：
从职业班社转为政府管理的职业剧团黄梅戏于1932年进入城市，到全国解放，20多年间，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到周围各县以及江南的铜陵、青阳、贵池等县镇，都有黄梅戏的班社活动。

Ⅱ 黄梅戏的历史发展概况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安庆市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黄梅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在民国10年(1921年)出版的《宿松县志》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黄梅戏”这个名称。

黄梅戏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

黄梅戏已成为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著名剧种。黄梅戏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早期叫黄梅调，是“自唱自乐”的民间艺术。

Ⅲ 黄梅戏的历史

黄梅戏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台湾等省以及香港地区亦有黄梅戏的专业或业余的演出团体，受到广泛的欢迎。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安庆市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黄梅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在民国10年(1921年)出版的《宿松县志》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黄梅戏”这个名称。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咸丰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安庆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Ⅳ 黄梅戏的发展

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相结合，用当地语言歌唱、说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未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航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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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请你概括一下黄梅戏的发展过程。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安庆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它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几十年来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严凤英、王少舫合演的《天仙配》，曾二度摄制成影片，轰动海内外。

Ⅵ 黄梅戏历史

黄梅戏是由山歌、抄秧歌、茶袭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到辛亥革命前后。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1952年，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从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

Ⅶ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

黄梅戏的发展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从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产生和流传到皖、鄂、赣三省间的黄梅采茶调、江西调、桐城调、凤阳歌，受当地戏曲(青阳腔、徽调)演出的影响，与莲湘、高跷、旱船等民间艺术形成结合，逐渐形成了一些小戏。进一步发展，又从一种叫罗汉桩的曲艺形式和青阳腔与徽调吸收了演出内容与表现形式，于是产生了故事完整的本戏。从小戏到本戏还有一种过渡形式，老艺人称之为串戏。所谓串戏就是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关连着的一组小戏，有的以事串，有的则以人串。串戏的情节比小戏丰富，出场的人物也突破了小丑、小旦、小生的三小范围。其中一些年龄大的人物需要用正旦、老生、老丑来扮演。这就为本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渐渐职业化，并从农村草台走上了城市舞台。黄梅戏入城后，曾与京剧合班，并在上海受到越剧、扬剧、淮剧和从北方来的评剧(时称蹦蹦戏)的影响，在演出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编排、移植了一批新剧目，其中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他如服装、化装和舞台设置，亦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是1949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合肥成立。安庆地区十三县也先后成立了专业剧团；1954年黄梅戏《天仙配》参加了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成功，该剧还曾二度被摄制成电影，轰动海内外。一批新创作、改编的优秀剧目如《女驸马》、《砂子岗》、《火烧紫云阁》等陆续上演。这一时期黄梅戏还影响到不少外省地区，如湖北、江西、江苏、福建、浙江、吉林、西藏等省区也相继成立了黄梅戏剧团。香港、澳门还出现了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的黄梅戏。在表演艺术上，通过排演新戏和拍摄影片，吸收了话剧和电影的表演形式，在人物塑造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解放后的几十年黄梅戏造就了一大批优秀演员，除了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贡献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如马兰、韩再芬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出他们精湛的演技，博得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纵观黄梅戏的表演活动，从业余性到专业性，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
萌芽阶段
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这时期的黄梅戏，用山歌、茶歌等结合旱船、龙舟民间歌舞形式，在庙会上或过年过节时演出、演唱，他们由一人牵头，把自愿者联络在一起，业余时间，自由结合，演唱完毕，各自散去，下次再演唱，重新组合。而这一次的组合，与上一次的人员，就不一定相同了。这种演出、演唱，纯粹是自娱自乐、与人同乐的性质，并不是以此为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说，早期的黄梅戏，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表演团体。
早期阶段
相对固定、人员很少、形成业余或半职业的班社黄梅戏从山歌、茶歌、采茶灯、风阳花鼓调的演唱，发展到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二小戏、三小戏的时候，演唱者们，便不能如先前那样随意演唱了。由于是戏的演出，必须有排练，有服装、道具等戏剧所需要的程序和要求，业余时间则不够，加之，这种演出可能变成表演者的职业或半职业，他们便自然结合成一个团体。这就有了早期相对固定的黄梅戏班子，即现在称之为表演团体的。
这个时期的班子，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季节性的，基本是业余性或半职业性的。大多没有固定的班址，内部松散，组织结构不完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人员出入自由，因表演的内容不大，剧中的人物不多，只不过三两出二小戏(小生、小旦)和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所以班子的人员很少，七八个人即可，所谓“七忙八不忙”，这是黄梅戏班子里流行的一句俗浯，就是说，这个班子七个人，就忙些，有八个人就不忙了。因此说，中期阶段的黄梅戏，已经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很少的，但是业余或半职业性的表演团体。
后期阶段
班社迅速发展，走上正规、固定，剧目增多，行当全，从农村进入城市黄梅戏到了清末民初，兼收并蓄，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成熟的剧种。除演二小戏、三小戏外，吸收了青阳腔、楚剧的大本戏。演大本戏，就要求班社要相对的稳定，要具备表演大戏的表现能力。因此这段时期，相继出现了固定的职业性的班社，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为了生计，为了营业，为了保证收入，剧目要经常翻新，表演也要有一定的质量，人员增加了，行当齐全了，舞台美术（衣箱、幕布、道具、刀枪把子）也有了发展。班子不那么松散了，组织管理上，有了班主，还有了联系演出和管理生活的专职人员，流动性也增大了（即所谓“跑码头”）。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大约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出现，如在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多隆阿、鲍超曾在冬至这天，在宿松缄“为剧楼，演花鼓戏，邀各营队长洎众文吏聚观”。（宿松县志）这里说的花鼓戏就是黄梅戏。
这个记述，说明两个问题：一、多隆阿和鲍超看的这个黄梅戏，可能是一个阵容不错，有一定演出质量的固定性职业班社。二、这个班社已进入剧场。可惜这个记述未记班社名字及其他活动情况，因此有人说，他也可能是一个非职业性的班子。但是在光绪年间之后，黄梅戏的职业班杜，在岳西、宿松、潜山、太湖、怀宁的皖西一带就相继大量出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城人瓦匠彭鸿华，人称彭小佬，组织了黄梅戏班子，在怀宁的乡间演出，称“彭小佬班”。又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王宏元在岳西组“同升班”。
20年代到30年代，是黄梅戏职业班社发展比较多的时期，除长江以北皖西、长江以南的至德（今东至县）、青阳、贵池、铜陵乃至徽州地区均有黄梅戏班社的组建。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廷翰在岳西组建“张翰班”（又称“良友班”）。民国十六年（1927年），檀槐珠在东至组建“同乐堂”，又名“槐珠班”、“檀家班”。王梓林于民因二十七年（1938年），在宿松组建“抗建班”，又叫“王梓林班”。时值抗战时期，这个班子到抗战后方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桂春柏、桂月娥，在铜陵组建“椿月堂班”。抗战胜利后，大江南北，此散彼聚，聚而又散，散而又聚，比较活跃。1932年，丁永泉与艺友们一起，带班子进入安庆市，结束了黄梅戏只在农村演出的历史。此后，其他班社：仿效，也纷纷进入安徽的市县演出。总的说，后期的黄梅戏表演团体，比较正规和固定，演出剧目增多，行当比较齐全，流行地区扩大，并从农村进入城市。
近期阶段
从职业班社转为政府管理的职业剧团黄梅戏于1932年进入城市，到全国解放，20多年间，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到周围各县以及江南的铜陵、青阳、贵池等县镇，都有黄梅戏的班社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文化事业管理部门，通过对艺人组织学习、培训等方式，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置于政府领导之下，使之更好的学习和演出。如在安庆市，以丁老六（丁永泉）和他的儿子丁紫成、女儿丁翠霞，还有潘泽海和他的女儿潘王景琍，及后来从京班转来的王少舫兄妹，组建了“民众剧场”（当时场团合一，其实为民众剧团）。不久，严风英回到安庆，参加了“群乐剧场”（后改为“胜利剧场”，迁至钱牌楼新址）。又如桂春柏、桂月娥组建的“一二三班”，在铜陵被政府改为“铜陵新民剧团”。在此前后，安庆地区所辖各县及江南各县，将流动的职业班社及零星艺人，组成职业性的黄梅戏剧团。如望江县艺人胡玉庭和怀宁艺人李桂兰等人，从江北流动到至德，被至德组建为“至德大众剧团”。桐城县的文化部门将黄梅戏艺人陈国荣等，和一些业余演唱积极分子严云林等人，组成“桐城人民剧团”。望江县则是把半专业性的“凉亭剧团”和业余活动骨干组成“望江流动剧社”。这样的恢复和重建表演团体，使原本流动性很强的“跑码头”状况，都相对的稳定了下来，基本上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活动和演出，并且多有固定的剧场。演出条件大大改善，脱开了“草台”和“地滩”。最主要的是，有了政府的领导和支持，自己管理自己，经济收入也有了一定保证。
1952年，安庆黄梅戏艺人带着《打猪草》、《蓝桥会》等剧目到上海演出，广受好评。自此之后，黄梅戏从安庆地方小戏逐渐成长为全国性剧种，并名扬异域。1955年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合演的《天仙配》，轰动海内外，以至于港台电影界在一段时期内大量出现所谓“黄梅调”电影。其中以香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产的为典型，李翰祥导演当时主导了多部“黄梅调”电影。代表作有：《貂蝉》、《江山美人》、《凤还巢》、《杨乃武与小白菜》、《玉堂春》等。这些“黄梅调”电影也为黄梅戏在港台和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到21世纪，仍时有港台电影中穿插有黄梅戏（或带黄梅戏风情）的唱段，如王菲、梁朝伟主演的《天下无双》等。
安徽省和安庆市的黄梅戏剧团几十年来也造就了一大批演员，除对黄梅戏演唱艺术有突出成就的严凤英、王少舫等老一辈艺术家外，中青年演员马兰、韩再芬、吴琼等相继在舞台上、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自的英姿，引起了观众的注视。
在此期间黄梅戏艺术工作者们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让黄梅戏濒临灭亡。中国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在文革期间因被迫害自杀，年仅38岁。死后还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
安徽省安庆市截至2012年已经举办了六届黄梅戏艺术节，起到了一定影响。其中，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于2009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安庆举行，本届黄梅戏艺术节由中国文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广电局、安庆市人民政府承办。艺术节中除推出安徽省内外16台黄梅新戏之外，还举办了一系列其他活动，如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安庆电视台共同制作的纪录片《黄梅戏（又名“大戏黄梅”）》的首播及发行仪式等。2009年10月30日下午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也在安庆落成开幕，博物馆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陈展面积1800平方米，总投资8500万元，基本陈列以黄梅戏的发展历程为主线。是中国首个以戏剧为主题的国家级戏剧博物馆。
近些年来，同其他传统剧种一样，黄梅戏也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一背景下，黄梅戏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其中以新编黄梅戏《徽州女人》为先行者和代表。这出戏是由安庆市黄梅戏二团牵头创作，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黄新德领衔主演，陈薪伊、刘云程编剧，陈薪伊、曹其敬导演的。1999年6月在合肥首次亮相，该剧在传统地方戏剧的创新尝试中属于比较早的，要早于著名的“青春版”牡丹亭。该戏相较传统黄梅戏有了显著的创新，曾赴多处进行表演，并参加了“2008北京奥运重大文化活动”系列演出，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和评论。此后，又有一些新编黄梅戏相继创作出来，如《雷雨》、《六尺巷》、《孔雀东南飞》等。
黄梅戏在湖北
黄梅戏湖北的发展，与18年前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句口号密不可分，这句口号就是“把黄梅戏请回娘家”。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湖北省围绕振兴黄梅戏做了大量工作；成立了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从安徽安庆聘请了部分黄梅戏演员；把黄冈地区的大部分楚剧、汉剧团纷纷改为黄梅戏剧团；成立了黄冈艺校，专门为黄梅戏培养后备人才。黄冈地区创作的两台剧目《於老四与张二女》、《银锁怨》先后在北京演出14场，得到观众好评；1995年，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的大型现代戏《未了情》和古装戏《双下山》，在安庆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上获得优秀演出奖，主演杨俊、张辉获表演金奖。《未了情》还获得第五届中国艺术节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文华音乐创作奖。为了提高黄梅戏的整体艺术水平，经过5届艺术节的推动与磨砺，创作出了《冬去春又回》、《请让我做你的新娘》、《春到江湾》、《春哥传》等优秀剧目，培养出了郭华阳、周洪年、段秋萍等一批黄梅戏新秀。
2012年7月黄梅戏代表人物之一的吴琼首次担任出品人兼艺术指导，在北京保利剧院推出了黄梅音乐剧《贵妇还乡》，该黄梅音乐剧改编自瑞士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名剧《老妇还乡》，引领了中国传统艺术跨界与西方音乐剧融合的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吹响了黄梅戏等传统戏剧时代战役的号角。
同年11月，在第20121104期的文话中国栏目中，主持人马东就这个问题与该剧的出品人、编剧、舞美——吴琼、王新纪、边文彤等人进行了细聊，吴琼对于黄梅戏的现状不容乐观，她说，从2000年回归黄梅戏舞台开始，这么多年走下来始终是觉得当今社会的大部分人群已经在离中国戏曲越来越远，都像泡沫一样，并提出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势来把传统的东西好的融入其中，要主动地走到年轻人的队伍里面去和他们前行。这样即使不一定完全成功，有可能会再一点点回到他们的视线里面来。

Ⅷ 黄梅戏的起源和发展

黄梅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据史料记载，早于唐代时期，黄梅采茶歌就很盛行，经宋代民歌的发展、元代杂剧的影响，逐渐形成民间戏曲雏形。至明清，黄梅县戏风更盛。

从清乾隆末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为黄梅戏发展的早期。黄梅戏原名“黄梅调”或“采茶戏”，是十八世纪后期在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中一支逐渐东移到安徽省怀宁县为中心的安庆地区，被称为“怀腔”或“怀调”。

(8)黄梅戏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黄梅戏的唱腔属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花腔以演小戏为主，曲调健康朴实，优美欢快，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色彩；彩腔曲调欢畅，曾在花腔小戏中广泛使用。

主调是黄梅戏传统正本大戏常用的唱腔，有平词、火攻、二行、三行之分，其中平词是正本戏中最主要的唱腔，曲调严肃庄重，优美大方。黄梅戏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厚，唱腔纯朴清新，细腻动人，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各地群众的喜爱。

在音乐伴奏上，早期黄梅戏由三人演奏堂鼓、钹、小锣、大锣等打击乐器，同时参加帮腔，号称“三打七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梅戏正式确立了以高胡为主奏乐器的伴奏体系。

Ⅸ 黄梅戏诞生的年代

黄梅戏在其漫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青阳腔、徽剧等和当地民歌及其他戏曲的音乐精华，逐渐形成了今天自己独特的风格。黄梅戏用安庆语言念唱，唱腔淳朴流畅，以明快抒情见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黄梅戏的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黄梅戏来自于民间，雅俗共赏、怡情悦性，她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清新的乡土风味感染观众。
早期黄梅戏的演出剧目，大多为老艺人自编自演的反映底层民间生活的小戏。本世纪50年代，一大批有志于戏曲事业的知识分子加入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发掘与再创造的行列，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加强了黄梅戏的文学性，发展了唱腔和伴奏，使其原来的民俗性和通俗性得到质的升华，旋律更为优美，影响更为扩大，黄梅戏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春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等一大批优秀表演人才，《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就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代表性作品。随着众多优秀剧目的不断推出，国内外的观众，认识并接受了黄梅戏，使黄梅戏从乡村草台登上了都市的大雅之堂，最终成为驰名海内外的著名剧种。本剧院的剧目和演员曾获得众多奖项，多次赴香港、澳门、新加坡、德国、台湾、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文泛的好评，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乡村音乐"。
骄傲和光荣已成为历史，新世纪已经找开希望之门，如今的安徽黄梅戏又涌现出如马兰、黄新德等为代表的众多新人。面对新世纪，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黄梅戏传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美丽和智慧，创造新的灿烂……

黄梅戏的艺术特色
在剧目方面，号称“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折”。大戏主要表现的是当时人民对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现实不满和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荞麦记》、《告粮官》、《天仙配》等。小戏大都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片段，如《点大麦》、《纺棉纱》、《卖斗箩》。
解放以后，先后整理改编了《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赵桂英》、《慈母泪》、《三搜国丈府》等一批大小传统剧目，创作了神话剧《牛郎织女》、历史剧《失刑斩》、现代戏《春暖花开》、《小店春早》、《蓓蕾初开》。其中《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相继搬上银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严凤英、王少舫、吴琼、马兰是黄梅戏的著名演员。
黄梅戏的类别主要有花腔和平词。花腔以演小戏为主，富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平词，正本戏中的主要唱腔，常用大段的叙述、抒情，韵味丰富，如行云流水。
黄梅戏的优秀剧目有《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柳树井》、《蓝桥会》、《路遇》等等。

黄梅戏有两大声腔体系———花腔体系、平词体系。花腔体系脱胎于民歌小调，属曲牌体；平词体系渊源于高腔、弹词、罗汉桩、道情、吹腔、徽调、京剧等声腔，属板腔体。这两大声腔体系，都植根于安庆地区的声腔土壤。黄梅戏表演形式，在学习借鉴昆曲、京剧、徽剧等大剧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早期黄梅戏从业人员中，有成就、且有史料记载的黄梅戏老艺人，都是安庆地区的人。例如蔡仲贤（已知最早黄梅戏演员，生于1821年，望江县人），胡普伢（最早黄梅戏女演员，生于1821 年，太湖县人）、洪海波（潜山县人）、叶炳池（东至县人）、咎双印（怀宁县人）、胡玉亭（望江县人）、龙昆玉（望江县人）、程积善（贵池县人）、查文艳（怀宁县人）、丁永泉（怀宁县人）、潘泽海（安庆市人）、严凤英（桐城罗岭人）等，他们之间都有师承关系。
建国前，黄梅戏没有文人介入，演出的百余本大小传统剧目，绝大部分都是移植于青阳腔、岳西高腔、京剧和徽剧。

通过以上对黄梅戏声腔形成的探讨，剧目积淀的溯源，演员师承关系的觅踪以及黄梅戏历史沿革发展的总体把握，我们对黄梅戏剧种的发展概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黄梅戏的源头就在安庆地区，黄梅戏诞生于安庆地区，成长于安庆地区，兴盛于安庆地区。声腔系统是一个剧种的重要标志，任何一个剧种和隶属于这个剧种的声腔系统的形成，都有一个不断吸纳、借鉴、融会、扬弃、改造、流传、不断适应观众审美需求、艰难复杂的积累创造的过程。在这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与本剧种在文化背景、人文环境、审美趋向、生活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是本剧种的重要养分，从而加速了这个剧种的形成。如果我们将一个剧种比喻成一条江河，那么，对于催生这一剧种成熟的某一种或某几种音乐素材，只能算是沿途汇入那条江河的支流。黄梅戏之于黄梅采茶调的关系，就如同江河与支流的关系，黄梅采茶调是促成黄梅戏成熟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黄梅戏的源头。

黄梅戏源头的历史记载陆洪非先生在《黄梅戏源流》一书中，对黄梅戏的源头列举了几种传说。

传说之—∶“黄梅戏是在‘怀宁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每当春种秋收之时，农民们惯唱‘怀调山歌’来歌颂自己劳动的丰收。这种民间优美抒情的山歌小调，统称为‘怀宁调’。”
传说之二∶“……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从前每逢黄梅季节，常常洪水成灾，四乡农民为了祈求丰年，就在这个时候举办迎神赛会，会上出现各种歌舞演唱，在这种歌舞演唱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戏曲形式，因与黄梅季节有关，故名曰‘黄梅调’。”
传说之三∶“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民歌小调即黄梅采茶调。”

以上三种传说，我认为前两种传说较为符合历史真实，后一种传说就显得牵强附会，很多人因为黄梅戏和黄梅县同字同音而趋同黄梅戏源于黄梅县的说法。当然，一些专家也曾从音乐、剧目、师承的层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黄梅戏源于黄梅采茶调，但提出的论据、论点不具有说服力，他们也坦承由于可供借鉴的资料匮乏，所以，无法最终形成定论。至于黄梅戏到底源于何处，很少人有兴趣去探讨研究。这既有年代久远，原本就缺少文字资料，一些了解情况的老艺人也相继去世，又无经费支持的原因，也与人们普遍对黄梅戏起源持漠视态度有关。
性 黄梅戏经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创造发展，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小戏，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剧种，且在戏曲整体萎缩的形势下，依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黄梅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我们不能只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今日的成绩上，而漠视黄梅戏风雨兼程的来时路。如果连一直以黄梅戏为家乡戏的安庆人，都无法说清黄梅戏的源头,岂不有数典忘祖之嫌？再者，厘清剧种的源头，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唤起人们对黄梅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正本清源，进一步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也是黄梅戏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

主题开掘上更具深刻性
黄梅戏的再度繁荣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相互交融的时代，是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时代。黄梅戏《红楼梦》所走过的戏曲主题深化道路，在20世纪末的时代氛围中得到更加广阔的延伸。例如，《徽州女人》把一种等待升华为一种信念和人格力量，剧中的女人曾因等待不得而失望乃至绝望过，终因信念不倒而在绝望中获得洗礼和升华。《风雨丽人行》把3个知识女性的人格升华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讴歌了她们在反抗非人道的斗争中“从人道主义走向英雄主义”。黄梅戏电视剧《秋》在改编中，也把历史对年轻一代的选择和年轻人对历史的选择作为表达的重点。这些剧目的演出和播映，能动人音容，撼人心魄，撩人情肠，无不在作品主题的开掘过程中显示出深厚的思想文化含量。

风格追求上更具多样性
受到应接不暇的当代艺术风格的启迪，踏着二度繁荣的艺术足迹，世纪之交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在风格追求方面显现出强烈的多样化意识。例如：《秋千架》的舞台上荟萃了多种艺术形态，意在尝试黄梅音乐剧的风格，把古装题材表现成为一个现代童话，比较适合青年观众的口味；《风雨丽人行》把视角聚焦在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深处，用较多的篇幅进行诗意盎然的情感描述，使黄梅戏舞台上展示出一种儒雅风范，赢得了知识界的观众；《徽州女人》把形体语言作为重要舞台手段，实验一种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令许多观众耳目一新；《木瓜上市》和《柳暗花明》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写意风格做了现代诠释，从而更接近时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斛擂》和《乾隆辨画》完全是一派风云际会、豪情冲天的舞台景象，为原本轻柔的黄梅戏输入了阳刚之气。经由这些剧作的努力追求，黄梅戏的艺术风格真正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景观。

近年来，优秀的黄梅戏剧目被搬上荧屏和银幕，已经不再是对舞台景象的简单复制。黄梅戏剧目得以用“音乐电视剧”和“电影故事片”的身份走向观众。而且，黄梅戏电影和电视剧在影视美学追求上努力突出画面的多义性，尽量强化唱腔的唱歌性和表演的平实性，当这些追求受到充分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渗入舞台时，使得黄梅艺苑更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从艺术角度对黄梅戏的再度繁荣做出归纳和梳理之后，需要立即提出黄梅戏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黄梅戏今后的发展任务将会更重，也更加艰巨。回顾黄梅戏几度繁荣的历程，有一条基本经验值得我们牢记，那就是充分发挥可塑性较大的艺术个性，充分展示轻灵飘逸的艺术魅力，坚持不懈地走艺术变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创新的目标。回首50年代，《天仙配》和《女驸马》中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就是在当时的传统唱腔基础上，经过增加曲调种类和重新组合各种曲调，并且引进西洋乐器及其配器手法后形成的，就是艺术变革的成果。到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红楼梦》和《无事生非》的艺术变革主要表现在，用轻灵见长的黄梅戏来接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博大精深，深化了剧种的思想内涵，拓展了剧种的承载容量。再看近年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高雅风度，《秋千架》的童话色彩，《风雨丽人行》的诗化结构，《柳暗花明》和《木瓜上市》的质朴趣味，《斛擂》和《乾隆辨画》的阳刚气概，无不显示出黄梅戏的艺术变革精神。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黄梅戏几度繁荣的经验，积极提倡黄梅戏的艺术变革和创新。黄梅戏的可塑性较强，具备了腾挪转换的剧种优势，但要把这种客观优势转化为主观追求，还需要黄梅戏艺术家们更加敏锐和更加灵活，不断强化剧种里适应时代变化的艺术因素，保持与社会审美趋向的同步。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进行艺术创新，不仅要改造艺术形式，也要在艺术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作为传统艺术样式的黄梅戏，演起古装戏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创作现代戏的数量较少，质量上总是差一把火，这种状况需要改变。黄梅戏不能满足于古代题材，不能满足于改编和移植，要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把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摸索雅俗共赏的路子，应当研究当今流行的各种艺术样式。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从现代媒体的丰富多彩出发，把黄梅戏舞台向荧屏和银幕延伸，就是扩大观赏面的一种有效手段。黄梅戏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因。热爱黄梅戏的观众来到剧场，往往就是来欣赏黄梅戏的优美旋律，很怕在听觉感受上变味。因此，唱腔看来是最能显示戏曲本质特征的部位，也是创新的过程中最讲究继承的部位，应当谨慎从事。总起来说，黄梅戏要坚持艺术创新，但创新中要把握好“度”，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黄梅戏语言以安庆地方语言为基础，属北方方言语系的江淮方言。其特点为----唱词结构在整本戏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式。七字句大多是二、二、三结构，十字句大多是三、三、四结构。有时可根据需要以七字、十字句为框架，字数可压缩或增扩，曲调则常使用垛句。花腔小戏的唱词灵活多变，有三至七字不等，中间常夹杂多种口语化无词意的字。句数不一定为偶数有时奇数句重复最后一句便成偶数。唱念方法均用接近普通话的安庆官话唱念。整本戏中用韵母念、官话唱，小戏说白则用安庆地方的乡音土语，唱腔仍用官话唱。
若说到黄梅戏语言在塑造艺术形象，渲染艺术情境，迁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其一，黄梅戏的语言具有“山歌”体的内在韵律美。
黄梅戏从抒情、嬉谑的小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前身就是山歌时调，小旦、小丑舞台对唱，在此过程中，它吸引了各种时代的、地方的、人文的文化养料，发展为今天的黄梅戏剧种，而其主要的“灵魂”——山歌时调的美学特质却不变。因此，黄梅戏的语言与它所依赖的音乐美质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黄梅戏剧本语言的内在韵律美。
其二，黄梅戏的语言语近情遥，脍炙人口。
黄梅戏语言从表面上看，是比较土气的，句句都是大实话，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它其实内蕴丰富，极富有弹性，在点染戏剧情境、表现矛盾冲突、突出人物此时此境上，有恰倒好处之功妙。
由于黄梅戏语言及唱词同时汲取了古诗、古词、民间口语、民谚、民歌的所长，摈弃其太雅，以至令人听不懂、不好入戏的弊端，发挥了语近情遥、明白如话的特点，因而成为一种雅俗共赏、文野合流、情浓语淡的剧本文学。
其三，黄梅戏语言的乐天夸张化倾向。
黄梅戏的语言犹如戏谑的外衣，覆盖在大多数传统剧目之上，从而形成特有风采。这些语言基本出于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人士的口头创作，到了黄梅戏里，经过艺人的加工提炼，使其更具有个性化，更能结合戏剧情境，引发观众的笑声，所以黄梅戏能给人以愉悦、朝气蓬勃之感。
第四，黄梅戏语言充满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哲理经验之谈。
由于很多黄梅戏传统剧目都直接来自于传唱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的民间文学，因而它的语言和唱词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哲理及经验之谈，而且对下层社会生活民众的刻画及表述尤其细腻、独到，丰满。
第五，黄梅戏语言中的一些独特用法。
黄梅戏的语言及唱词有些特殊用法。一是根据调式变化而加的衬词、垫词，如“呀嗬啥，依嗬呀”之类。这种衬字垫词乍看不起眼，但将它们去掉，只唱实词就会索然无味。衬字垫词是民歌韵味的体现，离开了它们，就等于好花离了泥土，无根无底了。黄梅戏中对歌队舞的形式极普遍，小旦、小丑或猜谜，或对花，或报地名，或讲古，既热闹好看，也抒情有趣，它所要求的唱词一般都有形式上的同一格律。
此外，利用歇后语来猜药名，"用一二三……十“的数目字来串唱词，都起到演唱活泼、生动抒情的效果。
可以用轻快、平易、幽默、风采四个词来概括黄梅戏的语言。轻快，指它的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幽默，指它的风格与情趣落落大方，机智嬉谑；风采，指它不断汲取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养料，丰富自己，常有新鲜独到之处。
黄梅戏最初只有打击乐器伴奏，即所谓"三打七唱"。抗日战争时期，曾尝试用京胡托腔；后又试用二胡伴奏，但都未能推广。到建国初期，才逐渐确定用高胡作主要伴奏乐器，并逐步建立起以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乐队，以增强音乐表现力。 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奏鼓者）。30年代后，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又名"一字锣"）、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建国后，又陆续吸收京剧技艺，编创了一些新锣点，以适应表演和声腔伴奏的需要。
起初，黄梅戏无伴奏曲牌，抗日战争前后因与徽调、京戏同台演出，才吸收了京剧中的《三枪》、《大开门》、《小开门》、《枯皇天》等曲牌。建国初期，艺人又吸收了一些民间吹打及道教音乐中的《游春》、《琵琶词》等曲牌，使黄梅戏伴奏音乐逐步丰富起来。
黄梅戏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先于农村，后入城市，逐步形成发展起来一个剧种。他的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但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那还是近代的事。在这段时间内，他吸收了汉剧、楚剧、高腔、采茶戏、京剧等众多姐妹艺术的精华，使自己逐渐完善起来而成为一个名剧。在谈说这个名剧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表演这个剧种的团体，同样经历了这么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也可以说，黄梅戏的形成发展和他的表演团体的形成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纵观黄梅戏的表演活动，从业余性到专业性，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1) 萌芽阶段的表演活动：

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这时期的黄梅戏，在宿松、怀宁的皖西一带(现在的安庆地区)，只是一些农民、手工业艺人如竹木匠、织工、裁缝等，用山歌、茶歌等结合旱船、龙舟民间歌舞形式，在庙会上或过年过节时演出、演唱，他们由一人牵头，把自愿者联络在一起，业余时间，自由结合，演唱完毕，各自散去，下次再演唱，重新组合。而这一次的组合，与上一次的人员，就不一定相同了。这种演出、演唱，纯粹是自娱自乐、与人同乐的性质，并不是以此为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说，早期的黄梅戏，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表演团体。 另外，当时的英山、黄梅一带，连遭水灾，灾民纷纷东逃安徽的宿松、怀宁等皖西各县。还有从北方的凤阳、定远乃至淮北一带南下的逃荒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演唱山歌、茶歌，或表演花鼓调、采茶灯，藉以乞讨饭食、谷物或钱财，所以早期的黄梅戏又叫"化谷戏" (一说是花鼓戏的谐音)。这些灾民，有一人演唱，有几人演唱，有的是一家人男女老幼一齐唱。有的沿门乞讨演唱，有的打地摊演唱，因为都是暂时的谋生，不是以此为职业，无法形成表演团体，所以说，早期阶段的黄梅戏，只有表演者，没有表演团体。

(2)早期阶段的表演活动：

相对固定、人员很少、形成业余或半职业的班社黄梅戏从山歌、茶歌、采茶灯、风阳花鼓调的演唱，发展到有简单故事情节的二小戏、三小戏的时候，演唱者们，便不能如先前那样随意演唱了。由于是戏的演出，必须有排练，有服装、道具等戏剧所需要的程序和要求，业余时间则不够，加之，这种演出可能变成表演者的职业或半职业，他们便自然结合成一个团体。这就有了早期相对固定的黄梅戏班子，即现在称之为表演团体的。这个时期的班子，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季节性的，基本是业余性或半职业性的。大多没有固定的班址，内部松散，组织结构不完整，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人员出入自由，因表演的内容不大，剧中的人物不多，只不过三两出二小戏(小生、小旦)和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所以班子的人员很少，七八个人即可，所谓"七忙八不忙"，这是黄梅戏班子里流行的一句俗浯，就是说，这个班子七个人，就忙些，有八个人就不忙了。 因此说，中期阶段的黄梅戏，已经有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很少的，但是业余或半职业性的表演团体。

(3)后期阶段的表演：

班社迅速发展，走上正规、固定，剧目增多，行当全，从农村进入城市黄梅戏到了清末民初，兼收并蓄，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成熟的剧种。除演二小戏、三小戏外，吸收了青阳腔、楚剧的大本戏。演大本戏，就要求班社要相对的稳定，要具备表演大戏的表现能力。因此这段时期，相继出现了固定的职业性的班社，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为了生计，为了营业，为了保证收入，剧目要经常翻新，表演也要有一定的质量，人员增加了，行当齐全了，舞台美术(衣箱、幕布、道具、刀枪把子)也有了发展。班子不那么松散了，组织管理上，有了班主，还有了联系演出和管理生活的专职人员，流动性也增大了(即所谓"跑码头")。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大约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出现，如在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多隆阿、鲍超曾在冬至这天．在宿松缄"为剧楼，演花鼓戏，邀各营队长洎众文吏聚观"。(宿松县志)这里说的花鼓戏就是黄梅戏。这个记述，说明两个问题：一、多隆阿和鲍超看的这个黄梅戏，可能是一个阵容不错，有一定演出质量的固定性职业班社。二、这个班社已进入剧场。可惜这个记述未记班社名字及其他活动情况，因此有人说，他也可能是一个丰职业性的班子。但是在光绪年间之后，黄梅戏的职业班杜，在岳西、宿松、潜山、太湖、怀宁的皖西一带就相继大量出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桐城人瓦匠彭鸿华，人称彭小佬，组织了黄梅戏班子，在怀宁的乡间演出，称"彭小佬班"。又光绪三十年(1904年)前后，王宏元在岳西组"同升班"。20年代到30年代，是黄梅戏职业班社发展比较多的时期，除长江以北皖西、长江以南的至德(今东至县)、青阳、贵池、铜陵乃至徽州地区均有黄梅戏班社的组建。民国十五年(1926年)，张廷翰在岳西组建"张翰班" (又称"良友班")。民国十六年(1927年>，檀槐珠在东至组建"同乐堂"，又名"槐珠班"、 "檀家班"。王梓林于民因二十七年(1938年)，在宿松组建"抗建班"，又叫"王梓林班"。时值抗战时期，这个班子到抗战后方演出，宣传抗日救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桂春柏、桂月娥，在铜陵组建"椿月堂班"。抗战胜利后，大江南北，此散彼聚，聚而又散，散而又聚，比较活跃。1932年，丁永泉与艺友们一起，带班子进入安庆市，结束了黄梅戏只在农村演出的历史。此后，其他班社：仿效，也纷纷进入安徽的市县演出。 总的说，后期的黄梅戏表演团体，比较正规和固定，演出剧目增多，行当比较齐全，流行地区扩大，并从农村进入城市。

(4)近期阶段的表演活动：

从职业班社转为政府管理的职业剧团黄梅戏于1932年进入城市，到全国解放，20多年间，从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到周围各县以及江南的铜陵、青阳、贵池等县镇，都有黄梅戏的班社活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的文化事业管理部门，通过对艺人组织学习、培训等方式，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置于政府领导之下，使之更好的学习和演出。如在安庆市，以丁老六(丁永泉)和他的儿子丁紫成、女儿丁翠霞，还有潘泽海和他的女儿潘王景琍，及后来从京班转来的王少舫兄妹，组建了"民众剧场"(当时场团合一，其实为民众剧团)。不久，严风英回到安庆，参加了"群乐剧场" (后改为"胜利剧场"，迁至钱牌楼新址)。又如桂春柏、桂月娥组建的"一二三班"，在铜陵被政府改为"铜陵新民剧团"。在此前后，安庆地区所辖各县及江南各县，将流动的职业班社及零星艺人，组成职业性的黄梅戏剧团。如望江县艺人胡玉庭和怀宁艺人李桂兰等人，从江北流动到至德，被至德组建为"至德大众剧团"。桐城县的文化部门将黄梅戏艺人陈国荣等，和一些业余演唱积极分子严云林等人，组成"桐城人民剧团"。望江县则是把半专业性的"凉亭剧团"和业余活动骨干组成"望江流动剧社"。 这样的恢复和重建表演团体，使原本流动性很强的"跑码头"状况，都相对的稳定了下来，基本上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活动和演出，并且多有固定的剧场。演出条件大大改善，脱开了"草台"和"地滩"。最主要的是，有了政府的领导和支持，自己管理自己，经济收入也有了一定保证。

Ⅹ 黄梅戏的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

解放初期，黄梅戏只是一个流行在安庆地区的地方小戏。为了发展黄梅戏，1953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的关心下，安徽省文化局开始筹备建立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和挑选，1953年4月，由安庆各黄梅戏剧团主要骨干演员和立志投身黄梅戏事业的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合肥双井巷的实验剧场举行了建团演出。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成立，表明黄梅戏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安庆一隅。从此以后，黄梅戏可以放眼世界任我行。
剧团初建，尽管条件十分简陋，但是演职员们的情绪特别高昂，建团不到一个月，剧团就组成演出队，到佛子岭水库工地进行慰问演出，接着又去蚌埠，往南京。当年秋天，剧团还与京剧、汉剧、豫剧等姊妹剧种一同组成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打猪草》、《拾棉花》、《夫妻观灯》等黄梅戏生活小戏还是赢得了朝鲜人民的掌声和赞叹。
一个月后，剧团回到国内，又在丹东、锦州、赤峰、承德等地为归国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接着上北京，向中央领导和首都文艺界做汇报演出。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观看王少舫、潘璟琍演出的《夫妻观灯》。
中国剧协还特地为黄梅戏首次在北京演出召开了座谈会，田汉、张庚、周企何等著名戏剧专家对黄梅戏的风格和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1954年元月，中央文化部批准剧团为国营体制，省文化局特地召开纪念大会。
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戏剧界都在开展清理、发掘传统剧目，剔除封建糟粕、继承珍贵戏曲遗产的“戏改”运动。黄梅戏也和其他戏曲剧种一样，在这一时期从老艺人的口述和手抄本中，整理改编了一批思想意义比较积极，有较强可演性的传统剧目，如《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生死板》、《丝罗带》、《荞麦记》、《告粮官》等。
1954年9月，华东区戏曲观摩会演在上海举行，安徽组织了有徽剧、泗州戏、倒七戏、皖南花鼓戏和黄梅戏参加的庞大演出团前往上海。
黄梅戏带去的是大戏《天仙配》、《红梅惊疯》和传统小戏《打猪草》、《夫妻观灯》、《砂子岗》、《推车赶会》。
在去上海之前，省里组织人力对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参演的剧目，尤其是《天仙配》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加工。
《天仙配》原是老艺人胡玉庭口述的传统剧目，在修改加工中，剔除了那些封建糟粕和宿命论的东西，强调七仙女主动下凡，以人间真情对抗天庭的秩序，表现普通劳动人民真挚的爱情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展现了一曲田园颂歌。
同时，新文艺工作者帮助艺人在唱词和音乐曲调上也做了认真的推敲和修改，不但增加了伴奏乐器，使曲调更加丰富和富于变化，而且尝试引进了西洋乐器的配器和表现手法。
黄梅戏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征服了上海的观众，一夜之间占尽风流，谁人不知严凤英，何人不识王少舫，他俩成了华东会演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14岁拜师学唱黄梅戏，15岁就登台演出的严凤英，大大小小的戏也演了不少，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她也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和卖艺的辛酸。严凤英总是说，是共产党是新社会给了她第二条生命。
在《天仙配》里，严凤英把对生活的感受糅合进角色里，她所饰演的七仙女，热诚、勤劳而又不乏浪漫情怀，虽是天上仙女，却食人间烟火，可亲又可爱。
《天仙配》的成功，引起了上海文化界对黄梅戏的重视。会演结束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开始着手将《天仙配》拍成电影，由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执导。
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特点，电影对剧本做了一些新的处理，其中改动最大的是对舞台剧的音乐进行了丰富，加强了黄梅戏音乐旋律的艺术感染力，并且启迪了黄梅戏音乐工作者，对于黄梅戏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谁也没料到电影《天仙配》的上映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天南海北的观众被这如诗般的神话戏曲片迷住了，所到之处，人头攒动，好评如潮。

2007-7-7 19:55 回复

楚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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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现在回过头来看，《天仙配》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黄梅戏本身具有清新流畅、优美抒情而又通俗易懂的特点，音乐旋律接近现代流行歌曲，在经过银幕的精心包装，自然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天仙配》中浪漫优美的情调所反映的农村田园生活和男女主人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正与当时翻身农民和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心目中理想追求相合，这些平日模糊地积淀于民众心底的理想在《天仙配》中被形象、完美地显现出来，一下子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天仙配》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表了。
从此以后，黄梅戏就与电影、电视、广播等传媒结下了不解之缘。《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牛郎织女》等一批黄梅戏电影的问世，让世界了解了黄梅戏，也让黄梅戏走向了世界。
为了促进安徽和西藏人民的文化交流，应西藏工委的邀请，安徽省委授命省文化局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和省艺校选调了39名青年文艺工作者组成支援西藏黄梅戏剧团。
1960年2月15日，剧团在拉萨罗布林卡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演出《夫妻观灯》、《打豆腐》、《打瓜园》、《闹学》等传统小戏，受到了自治区领导和汉藏观众的一致赞美。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梅戏足迹遍及藏北的土门格拉、藏南的林芝、波密、日喀则、江孜、黑河，除了演出传统剧目外，还创作了反映西藏人民斗争生活的大戏《血的控诉》。
“文革”十年，全国文艺界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黄梅戏也难逃厄运。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古装戏在黄梅戏舞台上已日渐稀少，“文革”的爆发，更使所有的古装戏都被当作“死人统治舞台”的封建残渣遭到批判和禁演。甚至有人认为黄梅戏这个名字本身就与封建反动有不解之缘，公开提出要改为“红梅戏”。
在“破四旧”运动中，黄梅戏再一次成为目标，剧团里绝大多数有成就的编导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被专政。一代黄梅戏大师严凤英不堪折磨，于1968年4月8日凌晨服毒自尽，死时年仅38岁，她的死，给黄梅戏艺术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转眼到了70年代，被摧残殆尽的黄梅戏随着政治气候的回暖开始艰难的恢复。但此时只能演一些革命样板戏，而黄梅戏浪漫抒情的传统，田园诗般的情境，对真挚情感的讴歌，都在“高、大、全”中变得陌生起来。
随着文革的终结，随着黄梅戏传统剧目的解禁，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跟全国其他剧种一样，掀起重排黄梅戏传统剧目的热潮。这些被禁锢10年之久的黄梅戏传统剧目重现舞台，立即引起了观众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剧团演了一场又一场、一遍又一遍，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1981年10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应邀出访香港，这是黄梅戏第一次出访香港，带着的是咱的拿手好戏《天仙配》、《女驸马》和《罗帕记》。
50年代后期，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就曾风靡香港，还由此引发了香港的黄梅戏电影热。香港的电影公司跟着也拍了许多黄梅戏电影，尤其是邵氏电影公司拍得最多，《江山美人》、《双凤奇缘》、《梁祝》、《红楼梦》、《七仙女》等等，还由此推出了凌波和李菁两位黄梅戏影后。
当香港观众看到王少舫、潘璟琍等一批老演员老当益壮、风采不减当年时，欣慰不已。特别是看到黄新德、马兰、陈小芳这一帮年轻后生在舞台上的表现丝毫不输于老演员的时候，掌声尤为热烈，剧团在香港连演8场，观众上座率一天比一天高。
香港的许多报刊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黄梅戏演出盛况，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首次赴港演出时间虽短，但是在黄梅戏的整个发展历程上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全国各戏曲剧种恢复生机蓬勃发展的时期，可谓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黄梅戏赴港演出，犹如“报春一枝惊群芳”，先声夺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黄梅戏在文革后全国戏曲剧种的新格局中，率先提升了自己的位置。
说起来也是胆大，赴港演出的这批黄梅新秀，只有黄新德资历稍许老一些，而其他的新秀多是刚刚走出艺校大门，够年轻够漂亮，但是他们能挑大梁站当间吗？去之前，这心里也是有点嘀咕的。
不过这也没啥，严凤英当年在上海一炮走红的时候不也就22岁嘛！更何况这帮娃娃在艺校可是受了五年的正规训练，这一举手一投足，满是那么回事，往台口那么一站，就是一个碰头彩。
从香港回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有“五朵金花”的新闻就爆了出来，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
“五朵金花”是谁先喊出来的？到现在还有争议，不过，当年马兰、吴琼、杨俊、袁玫、吴亚玲这5个姑娘是一起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花团锦簇一般，谁瞧着谁不欢喜啊。
也正是通过这次赴港演出，姑娘们得以脱颖而出，不仅得到了观众和舆论的热情认可，她们自己也由此提高了演技，获得了经验，增强了信心，在舞台上成熟起来。以她们为核心，逐渐形成了20世纪黄梅戏艺术新一代的中坚力量。
《天仙配》、《女驸马》等传统戏的恢复和《龙女情》、《孟姜女》等新编戏的上演，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频频远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反映之热烈，一点也不亚于“文革”前。
通过演出，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老观众唤起了昔日对黄梅戏的美好情感，各地又涌现出一批批如醉似狂的新黄梅戏迷；再加上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量录制和播放各种黄梅戏节目和唱段，推波助澜，黄梅戏的声誉蒸蒸日上，它所影响的领域也日益扩大，山西大同、福建明溪、山东齐河、江苏句容、湖北枝江等地还成立了职业黄梅戏剧团，唱起黄梅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