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历史意义

A. 请介绍一下绍兴的历史（唐朝至元朝）

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景色秀丽，物产丰富，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相传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胜迹。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越池”一度成为我国东部政治文化中心。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绍兴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如秋瑾、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等。
一代文学巨擘鲁迅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了绍兴文化浓郁的地方性色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孔乙己的茴香豆到故乡的社戏，随处可见鲁迅文化中的故乡情结。游览绍兴，也许就是一次鲁迅文化的怀旧之旅，站在河边，你可以看到戴着小毡帽的船夫以及戴着银项圈的玩童；迈进咸亨酒店，你可以尝尝正宗的茴香豆；回到乡间，去看一场传统的社戏……
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地方色彩很浓的著名水城。悠悠古纤道上，绿水晶莹，石桥飞架，轻舟穿梭，有大小河流1900公里，桥梁4000余座，构成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色。东湖洞桥相映，水碧于天；五泄溪泉飞成瀑，五折方下；柯岩石景，鬼斧神工；兰亭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被称为书法胜地；沈园则因陆游、唐琬的爱情悲剧使后来者嗟叹不已；此外还有唐代纤道，南宋六陵，明清石拱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绍兴风土人情，以乌蓬船、乌毡帽、乌干菜为代表，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呈现独特的地方风采，令人仰慕神往。

南宋赵构皇帝被金人所逼，到处奔窜于江浙一带。公元1131年逃至绍兴（那时是越州）觉得心情很好，江山会被收复，所以有了一句“绍祚中兴”，并改元为绍兴，而越州也就成了绍兴城。
在绍兴，一跨入农历十二月，人们就忙着准备过年：买酒、春糕、裹粽、掸尘、杀鸡宰鹅、买鱼买肉，准备新年穿戴的衣着鞋帽，购置馈赠亲友的礼物等等，可谓忙得不可开交，唯恐筹措不周，闹出笑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据说是宋代的皇帝。南宋灭亡后，遗臣们慑于元朝统治者的淫威，不敢公开设祭大宋君王，因此只好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进行。这种带有民族意识的祭记，后来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增添了答谢神明保佑和祈求来年幸福的意义。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百身莫陵的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

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然而，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对劳动人民来说，过年如过关，祈神祭祖是得不到什么“福”的。像管四老爷家里那种阔绰的祝福排场，令人只有在电影《祥林嫂》里，作为历史的陈迹而重现。

B. 绍兴和宁波名称的由来

南宋赵构皇帝被金人所逼，到处奔窜于江浙一带。公元1131年逃至绍兴（那时是越州）觉得心情很好，江山会被收复，所以有了一句“绍祚中兴”，并改元为绍兴，而越州也就成了绍兴城。 在绍兴，一跨入农历十二月，人们就忙着准备过年：买酒、春糕、裹粽、掸尘、杀鸡宰鹅、买鱼买肉，准备新年穿戴的衣着鞋帽，购置馈赠亲友的礼物等等，可谓忙得不可开交，唯恐筹措不周，闹出笑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据说是宋代的皇帝。南宋灭亡后，遗臣们慑于元朝统治者的淫威，不敢公开设祭大宋君王，因此只好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进行。这种带有民族意识的祭记，后来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增添了答谢神明保佑和祈求来年幸福的意义。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百身莫陵的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 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然而，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对劳动人民来说，过年如过关，祈神祭祖是得不到什么“福”的。像管四老爷家里那种阔绰的祝福排场，令人只有在电影《祥林嫂》里，作为历史的陈迹而重现。 2002年，绍兴市被国家环保总局认定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C. 绍兴有什么别名，有什么历史的渊源（速答，谢谢了）

越州，以前叫山阴，会稽。

都是历代的对绍兴的称呼。

详情：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以故吴越地置会稽郡，郡治吴(今苏州)。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东巡至会稽，更名大越曰山阴，山阴县名始此。吴黄龙元年(22*****山阴隶属会稽郡。此后郡时有分置，山阴县为会稽郡治未变。陈后主时(583～589)析山阴县，置会稽县，山、会两县并设，同城而治始此(一说在永定年间)。隋开皇九年(58*****废山阴、上虞、永兴、始宁4县，入会稽县。唐武德七年(62*****析会稽县，复置山阴县。翌年又废山阴，入会稽县，垂拱二年(68*****复置山阴县。大历二年(76*****因刺史薛兼训之奏，撤山阴县并入会稽县。七年，因刺史陈少游之奏，复置山阴县。元和六年(81*****撤山阴县并入会稽县。十年复置山阴县。自南朝后期250余年间，山阴县七度置废。元和十年再置，山、会两县并设，始长期稳定，隶属越州。南宋建炎三至四年(1129～113*****高宗避金兵暂驻越州，州治山阴为临时首都。次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名始此。山阴、会稽两县属之。元至元十三年(12*****建两浙都督府，后废绍兴府为绍兴路，山、会仍其属县。朱元璋丙午年(13*****改绍兴路为绍兴府，隶属依旧。清因明制。清咸丰十一年(18*****太平军攻占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属太平天国。同治二年(18*****清军收复绍兴，山、会两县隶属复旧。宣统三年(19*****月，裁山、会两县，嗣以展缓至八月裁并，两县将印信档案缴府。民国元年(19*****月，废绍兴府，原山阴、会稽两县，改为绍兴县，隶属浙江军政府。三年，设会稽道于省县间，绍兴县隶属之。十六年，废道，绍兴县区属省。二十四年，设绍兴行政督察区于省县间，绍兴县隶属之。翌年，以数名区，绍兴县隶属第三行政督察区。三十年四月，日军陷绍兴，县政府先后迁至王坛，蒋村、裘村，政令仅及龙会、稽东两乡。6月，绍兴城区设伪乡镇联合会，次年6月，设汪伪绍兴县政府，属伪第五专署。三十四年8月，伪政权垮台。三十七年，第三行政督察区改编为第二行政督察区，绍兴县隶属之。

D. 绍兴的名人这么多，是不是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绍兴的名人，应该是中国之最，不论是数量和质量．
计开：
鲁迅，内蔡元培，徐容渭，夏沔尊，周恩来（祖籍这儿出生江苏淮阴），汪精卫（这个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大禹（死于斯），王羲之（在此写过字，兰亭集序大家都知道吧），竺可祯，谢晋，马晓春，越王句践，西施，周作人，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王充（唯物思想家）陆游（诗作最多），马一浮（学者，诗人），范文谰（历史），陈建功（数学）．任颐，马臻（廉吏），文种．马寅初，张秋人，孙优贤 ，邵立子（国民党大老），任伯年（画家），徐树兰（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赵晔．王阳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心外无物”吧），钱三强，周建人，许寿裳（这两个都是和鲁迅搭界才出名的），姚长子（抗倭寇英雄，这个顶一下吧），王端淑（才女），王金发（给秋瑾报仇的那位），赵之谦，陈洪绶，元缜（唐朝诗人），曹娥，梁祝就暂且不算了，不过现在的，还有陈道明，六小龄童和诗人柯灵，

E. 求一篇关于绍兴时间历史发展的800字论文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F. 绍兴和议的影响

宋军在反击金的入侵中已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与宰相秦桧唯恐有碍对金议专和，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属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制造岳飞冤狱，使抗战派对投降议和活动无法进行反对。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于书面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割让从前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2]

G. 绍兴名字的由来

公元1131年赵构皇帝逃至绍兴觉得心情很好，江山会被收复，所以有了一句“绍祚中兴专”，并改元为绍兴，属而越州也就成了绍兴城。

绍兴古称越、会稽，曾有过浙江第一大城市的越都时代，也有过中国40“大邑”的宋都时代。

绍兴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小黄山文化开始，至今已有约9000年历史。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建城史。

(7)绍兴历史意义扩展阅读：

绍兴市全境处于浙西山地丘陵、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三大地貌单元的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形成群山环绕、盆地内含、平原集中的地貌特征，地形骨架呈“山”字形。

地貌可概括为“四山三盆二江一平原”，而在面积分配上，则表现为“六山一水三分田”，全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而下，最高点为位于诸暨境内海拔1194.6米的会稽山脉主峰东白山，最低点为海拔仅3.1米的诸暨“湖田”地区，中部多为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地和台地。

市境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显著，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湿润多雨。但由于地处中纬度，地形较复杂，小气候差异明显，灾害性天气频繁。

H. 绍兴和义有什么意义

南宋与金朝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以后，宋、金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为回南宋赢得了发展答社会经济、增强军事力量的难得时机。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但是，由于宋高宗的腐败和怯懦，投降金人，重用秦桧，从而造成秦桧势力的坐大。秦桧死后，秦桧集团尽管土崩瓦解，但高宗仍然执行一条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使南宋政治继续走向黑暗腐败，这不仅使南宋失去了难得的恢复中原的机会，并且隐藏了更大的危机。
绍兴十一年(1141)所签订的“绍兴和议”规定，南宋向金朝割地、称臣，每年还要给金人大量岁币，其对南宋国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当然不难想象。但是，历史上任何和议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双方在军事和经济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故大规模的宋、金战争得以停息之后，若能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或可报仇复国。可是，由于宋高宗、秦桧及其追随者所推行的一系列迫害抗战派、文恬武嬉、不思恢复等反动政策，终于使这个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一点机会，丧失殆尽。

I. 绍兴文化对鲁迅的影响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鲁迅：《亥年残秋偶作》

这是一首写于1936年秋天的诗句，可以看作鲁迅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途渺茫、身心疲惫。作者面对苍茫的尘海和萧瑟的秋风，心中充满无可归依的惊惶，因为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我们不难体会整首诗弥洒着一股浓烈的阴冷气息，由此可知晚年的鲁迅生活在何等阴郁的心境之中。其实，阴郁、沮丧的消沉情绪一直伴随着鲁迅，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代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时候，稍懂人事的他饱尝绍兴人的冷酷与势利，在心灵深处被播上了感受人生阴暗面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1】而且，此后他无论是负芨去南京求学、日本留学，还是归国后在老家工作、去北京讨生活，更无论是从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继而由广州去上海定居，都处处陷在碰壁的困窘当中。每次碰壁，他就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仿佛命运之神总是追踪于他，使他感受穷途的幻灭和黑暗的悲哀，自然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这种阴郁的情绪很自然地流露于鲁迅的笔下，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狂人日记》）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阿Q正传》）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祝福》）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祝福》）

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在酒楼上》）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药》）

这时的鲁镇，便完全落在寂静里。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明天》）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故乡》）

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长明灯》）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孤独者》）

一天是阴沉的下午，太阳还不能从云里面挣扎出来，连空气都疲乏着。（《伤逝》）

不难看出，鲁迅似乎已将他所要讲述的故事背景定格：要么是黑漆漆的暗夜，要么是阴沉沉的冬日，最关键的词语就是寂寥与昏暗，从里到外都透着森森的寒意，让人惊悚甚至不寒而栗。这些风景描写无一例外都指向鲁迅生活的故乡——越地绍兴。如此描摹故乡的风物，往往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认识：越地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狰狞、丑陋而阴暗无趣。事实上，来过绍兴的人都知道，绍兴作为江南水乡，以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著称于世。如“千岩竞秀”的会稽山，“幽意无断绝”的若耶溪，“绿水去何长”的剡溪，还有“连峰数十里”的沃洲山，“轰雷千尺破银河”的五泄瀑布，处处山川秀美，风光诱人。并且，高密度的水网分布于田野之间、村庄周围、农舍两旁，还有河边的纤道，河中的渔舍，水上的乌篷船，路旁的小凉亭，无不充满诗情画意。举目皆是石拱桥，俯瞰则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样一个“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的好地方怎么在鲁迅的笔下变得如此狰狞而阴暗呢？
日本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曾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比较了“风景”与“名胜古迹的风景”之不同。在他看来，“风景”指的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2】，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崇高”，它不同于那种通过想象力在对象中发现的合目的性的自然美，如“名胜古迹”等。如此来看，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是指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才能获得的一种合目的性的快感。这种“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即“风景不是由对所谓外界具有关心的人，而是通过背对外界的‘内在的人’发现的”【3】。“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4】。毫无疑问，这里的“内在的人”是指从内面出发的思考者，即注重自我感受和自我意识的人。当然，“风景之发现”在柄谷行人那里是作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批判的一种方式，以此来颠倒/改写惯常的日本文学史。如果排除以“风景之发现”这一理论武器颠倒中国新文学史的企图，而仅是把柄谷行人提出的“风景”与鲁迅小说中的风景对应起来，我们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首先，鲁迅笔下的风景也不是“名胜古迹”；其次，鲁迅笔下的风景也是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倒错的结果；还有，鲁迅笔下的这些风景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但谁也没有看到。这样，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鲁迅何以只是描写越地凄清阴冷的景色，而对美丽宜人的一面忽略不见这种状况。因为说到底，鲁迅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是一个“内在的人”，从自我感受出发，背向日常性的、经验性的事实，所以发现的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而且还有着内面的颠倒，“这种颠倒是与风景从形象中被解放出来而作为‘纯粹的风景’存在之这一事情同时发生的，亦是同一性质的东西”【5】。
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真实与否来衡量鲁迅小说的风景描写，比方说它是否符合当时的越地风光等？这些风景在这里作为“能指”不断地显示着作者内面性的某种东西，但不是作者的“内面”在此得到了表现，而是它显露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作者内面性的象征。内面性和单纯的自我意识/感受是不同的，它还牵涉到许多超经验的东西，比如观念内化与文化影响等。对于鲁迅来说，其内面的表现之一——文化影响无疑是多方面的，如西方的，东方的、中国的，还有现代的与传统的。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化总汇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鲁迅的熏陶与浸润是无与伦比的。其中，尤其是地域文化——越文化对他的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融合了华夏、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等古老民族集团而形成的社会大家庭。由于疆域辽阔、生态环境相异、语言风俗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自然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缘于地域存在着许多文化类型，择其主要的来说，黄河流域是汉文化，长江上游是蜀文化，长江中游是楚文化，长江下游和浙闽一带则是越文化。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越文化是由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古代越族创造、发展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河姆渡文化是古越文化的典型代表。越文化在物质层面上以稻作、印纹陶、青铜剑、蚕桑和造船为主要形态，而在精神层面上则以“被发文身”、“跣足”、“左衽”、“从妻居”、“信鬼神，好淫祀”、“皆好勇”等为特征。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不同，后来由于战争、灾害以及民族融合等因素，具有完整文化系统的越文化渐趋衰败，与中原儒家文化逐步融为一体。不过，构成越文化系统的种种文化要素却在广大的越地得以不同程度的传承。广大越地因而兼收并蓄，具有了比中原地区更为复杂的文化特征。同属儒家文化圈的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在越地则由于原始宗教成分的介入，显得比中原地区更为苛刻和不人道。【6】比如“好勇轻死”和“信鬼重祀”的习俗使越人相信“阴阳两个世界”的存在，因而他们特别信奉“灵魂不死”和“命运轮回”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封建礼教的“吃人”观结合起来，就使越人更加麻木于封建礼教戕害人性的本质，因为“灵魂不死”使他们不在乎现世的死亡，转而把希望寄托于来生，自然而然淡化了礼教杀人的行为。再如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以及三纲五常在这个地区推广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激烈，因为“中庸”、“忠”、“孝”、“贞节”等观念与强悍好斗、野性十足的越人性格冲突非常大。但是，一旦越人接受了这些规范，就比其他任何地方实践得更彻底。这些无疑是越文化较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落后的一面。
鲁迅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越地度过，而且又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一个人个性、性格、气质形成的关键期，因此，鲁迅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全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越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大致集中在越文化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对鲁迅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思维方式等造成深刻影响之方面，如陈越在《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一文中指出鲁迅的“硬”与“韧”的性格和崇实、批判的思维方式就得益于越文化深厚的传统。他说：“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是鲁迅得以生根、发芽、成长的土壤。鲁迅是从区域文化的‘母体’中，获得了文化‘基因’，吮吸了最初的‘乳汁’，奠定了他今后健壮‘发育’的基础”【7】。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论述越文化以优秀的一面（正面）影响鲁迅无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事实上，越文化落后的一面（负面）对鲁迅的影响更加深重。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里“世人的真面目”是那样的狰狞龌龊，裸露出越文化中那些腐朽、落后的因素来。如果鲁迅不是身在其中，怎能看得如此深刻呢？
越文化与封建礼教、伦理纲常思想结合后所形成的带有封建性、野蛮性的陈规陋俗直接在鲁迅身上发生作用，影响是非常大的。以鲁迅的婚姻爱情为例，1906年他奉母命从日本归来与素未谋面的朱安结成夫妻，品尝了旧式婚姻酿成的苦酒，在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过着压抑人性的禁欲生活。直到1925年与小他近20岁的许广平相爱，他仍然处于矛盾之中，正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所分析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8】可以看到，越文化的负面部分紧紧箍绕着鲁迅，即使在他觉察到传统的落后、愚昧与陈腐，以及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时，亦无法摆脱。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前行的步伐和勇气，使自己难免沉陷于更浓重的孤独和寂寞的体验之中，显得怀疑而悲观。
另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越文化兼收并蓄、自成体系，它与儒家文化结合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对鲁迅耳濡目染，造成了鲁迅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文人的内质。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9】不用说，正是这种传统文人的气质消弭了鲁迅作为越人“好勇善斗”的一面，使他在不惮前驱中做不成“中军主将”，只能做一个呐喊者，然而，呐喊者毕竟不是前驱者，呐喊之声只能用来慰藉前驱者的寂寞、打破他们所面临的孤独而已。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因而，他进一步指出：“鲁迅意识的冲突，并不在于情感和思想这两个范畴之内。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10】这种深刻的矛盾意识自然而然就导致了鲁迅对命运抗争的不彻底性，最后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最明显的例子是他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但他自己却依旧沉浸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一切既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本能——由悲观情绪向虚无主义转移，自然就成为鲁迅摆脱精神痛苦的最佳方式，使他堕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由此可知，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是深刻的，负面影响尤其深重，它们积聚在鲁迅身上，使他一直处于阴郁而痛苦的心境之中。悲观、绝望、怀疑一切及虚无主义这些实际上成为了鲁迅内面性的构成要素。所以，我们认为，在鲁迅在小说中，俯拾皆是的阴冷风景描写正是他阴郁悲观情绪的象征。这种“风景之发现”就是他内面性的必然表现。

注释：

【1】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2】（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3】（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2页。
【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6】必须指出的是，中原汉族由于受孔子的影响，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甚至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许多人表面上信奉佛教，其内心仍抱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修》）、“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
【7】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8】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9】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1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J. 有没有谁知道绍兴的历史

绍兴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景色秀丽，物产丰富，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相传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胜迹。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越池”一度成为我国东部政治文化中心。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绍兴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如秋瑾、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等。

一代文学巨擘鲁迅的许多作品中都反映了绍兴文化浓郁的地方性色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孔乙己的茴香豆到故乡的社戏，随处可见鲁迅文化中的故乡情结。游览绍兴，也许就是一次鲁迅文化的怀旧之旅，站在河边，你可以看到戴着小毡帽的船夫以及戴着银项圈的玩童；迈进咸亨酒店，你可以尝尝正宗的茴香豆；回到乡间，去看一场传统的社戏……

绍兴就是这样一座地方色彩很浓的著名水城。悠悠古纤道上，绿水晶莹，石桥飞架，轻舟穿梭，有大小河流1900公里，桥梁4000余座，构成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色。东湖洞桥相映，水碧于天；五泄溪泉飞成瀑，五折方下；柯岩石景，鬼斧神工；兰亭以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被称为书法胜地；沈园则因陆游、唐琬的爱情悲剧使后来者嗟叹不已；此外还有唐代纤道，南宋六陵，明清石拱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绍兴风土人情，以乌蓬船、乌毡帽、乌干菜为代表，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呈现独特的地方风采，令人仰慕神往。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文化开始，绍兴至今已有约7000年历史。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近2500年建城史。
春秋时期，於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越国，成为春秋列国之一。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定江南，降越君，以越地置会稽郡，辖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大部20余县，治吴（今苏州）。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会稽郡受督于扬州刺史部，时领26县，在今浙江境内有18县。东汉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置吴郡，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治山阴(今绍兴）。晋太康二年（281），以会稽地封骠骑将军孙秀，以郡为国，称会稽国。隋开皇九年（589）平陈，省郡县，废会稽郡。同时并山阴、永兴、上虞、始宁为会稽，并余姚、勤、鄮入句章县，设吴州，治会稽县，辖会稽、诸暨、剡、句章4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废吴，以原吴州境置越州，是为越州名称之始，辖县不变。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驻跸越州，于翌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府治设山阴，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8县。
民国元年（1912）2月，废府，实行省、县两级制，原绍兴府辖县直属浙江省。24年，设绍兴行政督察区，辖绍兴、上虞、余姚、嵊县、新昌、诸暨、萧山7县，专员公署驻绍兴县。25年，改绍兴为第三行政督察区，辖县不变。37年，改名为第二行政督察区，辖14县(改萧山为省直属，增辖鄞县、慈溪、定海、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四明8县），专员公署驻余姚。
1949年5月7日绍兴解放。6月设浙江省第十专区，辖绍兴市和绍兴、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会稽7县。10月改为绍兴专区。1952年1月撤销绍兴专区，所辖市、县分划省政府直属和宁波、金华专区。1964年9月复设绍兴专区，辖绍兴、上虞、嵊县、新昌、诸暨5县。1968年5月改名为绍兴地区，并成立绍兴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9月改名为绍兴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7月，撤销绍兴地区，设省辖绍兴市至今，为全国68个省会和中心城市之一，被国家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行政区划
绍兴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近2500年建城历史，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乡和名士之乡之称。绍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杭甬之间，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下辖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
为配合城镇化战略需要，经深入调研，征求民意，反复论证，绍兴市6个县（市、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全部获省政府批准实施，至此，全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全部完成。县（市、区）的城区面积由447平方公里扩大到950.25平方公里；全市中心镇规模相应扩大，乡镇数从135个减少到98个，街道数从6个增加到20个，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族宗教
先秦时期，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1978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参同契》一书，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王”；东晋建武元年（317），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184～189），由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学家慧皎、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名刹中，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诸暨五泄禅寺，郡城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1982年，日本空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输入中国。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后，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绍兴城乡，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并广建教堂。至民国8年（1919），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所）124处、教徒295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宗教信徒5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1.2％，其中基督教徒4.43万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252名、三皈依信徒约1.25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织18个，各教活动场所218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爱国爱教，心情舒畅。
物产资源
绍兴的水资源十分丰富。绍兴境内河湖密布,主要河流有曹娥江、浦阳江、杭甬运河,主要湖泊有鉴湖等。水资源总量为58.8亿立方米,可供养殖的淡水水面1.7万公顷。鉴湖水为绍兴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优质水源。
绍兴的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产为主。具有开发潜力和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有铁、铜、金、银、锌、硅藻土、高岭土、叶腊石、石灰石、花岗岩、石英砂等60多种,其中铁和铜的储量占浙江省70%以上,硅藻土储量为全国第一。
绍兴的人力资源厚实。绍兴历来把发展教育、科技作为市策,并已结硕果。当代绍兴籍中科院、工程师院士就有38名,正教授级科技人员近千名。全市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2.3万人,受良好教育的从业人员266.7万人,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各类专业人才。
绍兴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绍兴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闻名于世。全市现有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近200处,著名的有鲁迅故居、古纤道、大禹陵、兰亭、沈园、蔡元培故居、周恩来祖居、诸暨西施殿、新昌大佛寺、上虞曹娥庙等,现辟有酒文化、石文化、书法、佛教、水乡等多条旅游专线。全市有旅游涉外饭店42家。
经济社会
2004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313．9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增速为近七年来最高；财政总收入128．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4．4亿元，分别增长20％和27．5％（由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原因，财政总收入按新口径计算为76．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50．9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25亿元，增长16．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4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0元，分别增长18．9％和13．5％。去年我市还被评为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和《福布斯》“2004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9位，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第42位、浙江省第3位。
一年来，我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为契机，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突出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积极缓解要素制约，促进稳健发展。认真研究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政策调控和指导服务，采取积极措施缓解要素制约。实施扩大增量、盘活存量、促进集约利用的政策措施，全面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开发区（园区）从75个削减到13个、投资密度提高到每亩116．7万元，收回抛荒、闲置土地1．6万余亩。加大电源和电网建设力度，对热电企业多发电和企业自备发电实施财政补贴的资金达近3亿元，公用热电厂新增发电容量25万千瓦，企业自备柴油发电机新增容量86万千瓦，变电容量新增338万千伏安。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推进金融创新和银企合作，本地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增加242亿元和208亿元，企业异地贷款新增171亿元。继续做强做大“绍兴板块”，浙江海越、浙江展望、稽山控股、新和成、精工科技、盾安环境、京新药业等7家企业实现上市，上市公司数量和筹资额保持全省地级市首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集约发展。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要求，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推动产业升级。围绕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加强企业技术创新、大企业和名牌产品培育力度，着力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工业性投资378亿元，增长17．5％，限额以上非纺产业投资比重提高到62．2％；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8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21家，新获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10只；销售收入超30亿元的工业企业达到10家，其中2家超50亿元；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得分223．3分，列全省第二位。建筑市场进一步拓展，完成产值758亿元，增长26．6％。认真贯彻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免征农业税，增加对粮食生产的补贴，全市财政预算内支农支出达到5．3亿元，增长20．3％。粮食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播种面积224．2万亩，总产量95．3万吨，分别增长6．6％和13．7％，种粮效益有所改善；农业产业化步伐继续加快，新增农业龙头企业67家、特色农业基地201万亩、市外农业基地153．7万亩。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引导和激励，制订绍兴大城市商贸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及若干意见，强化旅游节会资源整合和宣传促销，积极采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措施，推进服务业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4亿元，增长14．9％；接待国内外游客122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5．2亿元，分别增长18．3％和19．1％；商品房销售额75．7亿元，增长36．5％。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落实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发展加工贸易，改善服务环境，开放型经济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合同外资16．7亿美元，增长11．3％，实到外资8．2亿美元，增长10．9％；实现进出口总额86．6亿美元，其中自营出口66．1亿美元，分别增长45．3％和45．8％；外经合作进一步拓展。
提升城乡建设水平，促进统筹发展。编制完成了杭州湾绍兴工业新城区总体规划、中心城市西南片分区规划和迪荡新城规划。重点工程建设投资156．7亿元，完成调整后的年度计划任务；“双十”系列工程累计完成投资67．5亿元，当年完成投资56亿元。柯袍快速干线、杭金衢高速公路绍兴县连接线一期、胜利西路和人民路等市区道路延伸、八字桥历史街区核心保护区和秋瑾故居保护、220千伏滨海输变电、绍兴县鉴湖中学、兰亭保护整治一期以及城中村改造金鸡塘、大树江等组团建设工程建成或基本建成，曹娥江大闸及闸前大桥、甬金高速公路、104国道上虞和新昌段、嵊新污水处理厂、诸暨石壁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相继开工建设。袍江、柯桥和镜湖新区的开发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各县域中心城市建设力度继续加大，诸暨城西工业新城、上虞城北新区、嵊州城南新区、新昌七星新区功能配套进一步完善，成为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的新亮点。“百村小康示范、千村改造整治”、“千里清水河道”、“千里绿色林带”工程建设进展明显。市区开展城市管理“十大整治”，城中村改造拆迁107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12万平方米。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成功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小舜江区域供水工程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着力加强社会事业，促进协调发展。“争做文明绍兴人、争创全国文明城”活动有序推进，“胆剑精神”的弘扬使“绍兴精神”得到了升华。文化事业繁荣活跃，成功举办“七艺节”分会场和闭幕式，绍剧《真假悟空》荣获“文华大奖特别奖”。教育事业积极推进，在全省率先实现创建教育强县“满堂红”，有6个乡镇（街道）成为首批教育基本现代化乡镇，高校在校生超3万人，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建成。实施人才工作五年规划，引进各类人才1．72万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加强，防止禽流感、非典等工作成效明显，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各县（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参加人口达到293万。市妇保院二期、公共卫生中心等一批卫生基础设施相继建成，市人民医院主院、第七医院迁建等项目进展顺利。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孟关良在雅典奥运会上勇夺金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推进，启动了区域性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通过了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中期评估。审计、统计、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对台事务、档案、气象、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工作有了新发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等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
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和谐发展。新增城镇就业岗位5．5万个，帮助2．5万名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8％。“百万农民素质培训工程”扎实推进，新转移农村劳动力9．6万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86％，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参保人数达30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长11．5％。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对困难群众发放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动态补贴，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率达97．6％。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已建工会企业实现全覆盖。市区新建经济适用房14万平方米，解决657户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主要道路沿线建筑物立面改造全面完成，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顺利推进。创新“枫桥经验”、创建“平安绍兴”，强化维稳队伍建设，扎实开展社会治安、安全生产、市场经济秩序和工资清欠等专项治理活动，加强文化市场和黄酒业整顿，建立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安全生产事故下降39．8％，群众信访总量下降20．9％。国防动员、民兵、预备役、征兵、人民防空、国家安全等工作得到加强，第三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扎实推进。
2005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为：全市生产总值增长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自营出口总额增长20％，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城镇就业岗位新增5万个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32‰以内。
绍兴市市花
绍兴栽养兰花的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可以说是世界之最。我国现存最早由东汉袁康、吴平撰写的地方志《越绝书》中有：“勾践种兰渚山”的记载。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当时社会名流、 亲朋好友41人到绍兴兰亭修禊，在“曲水流荡”活动中作诗37首，王羲之为这37首诗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37首诗中就有几首写到兰花。如徐丰之的“俯挥素波，仰掇芳兰。尚想嘉客，希风永叹。”袁峤之的“人亦有言，竟得则欢。喜宾既臻，想与游盘。微音迭咏，馥为若兰。苟齐一致，遐想揭竿。”
宋朝的张昊，在纂修宝庆《会稽续志》中写道：“兰，《越绝书》曰：句践种兰渚山。旧经曰：兰诸山，句践种兰之地，王、谢诸人修禊兰亭。”
明代绍兴知府萧良干主修，张元忭、孙鑛同纂的《绍兴府志》中载有：“兰渚山，有草焉，长叶白花，花有国馨，其名曰兰。句践所树。兰诸之水出焉(通曲)，兰亭，山阴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
明代绍兴著名奇才，青藤画派创始人徐谓，一生写了许多关于兰花的诗，画了不少兰花的画，他在《兰谷歌》中写道：“句践种兰必择地，只今兰诸乃其处。千年却有永和事，右军墨藻流修禊。吾越兰谱本如此，只今春来稽山里，兰花兰垂云之紫。”
绍兴士大夫阶层写兰、咏兰、养兰的情况，历史渊远，除见之于诗、画以外，还见于散文笔记，如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清代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
鲁迅先生1933年11月14日致山本初枝信中说：“养兰花是颇麻烦的事，我曾祖栽培过许多兰花，还特地为此盖了三间房子。”这在周建人口述、周哗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中也有记载：“鲁迅曾祖父芩年公生前除好种兰花以外，没有做过其他什么事。”。
1923年出版的《兰惠小史》是一本具有影响的兰史，作者吴恩元结识了许多绍兴棠棣的兰农，在《兰蕙小史》中记录了绍兴棠棣兰农的种兰经验和发掘名贵品种的贡献，在记录的江、浙、沪40种兰花名贵品种中，绍兴县就占26种。
1984年1月22日，绍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兰花为绍兴市花。1988年至1992年，绍兴的兰花在全国三届兰花博览会、两次全国兰花展览会上共获得金牌13块、银牌27块，并获得优秀品种奖牌10块，栽培奖牌3块，科技奖牌1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曾与绍兴兰农交流养兰经验，绍兴还有专门的花市。1991年，在全国春季兰花展开幕式上，中国兰花学会名誉理事长吴应祥教授在讲话中称：绍兴----中国兰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