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大体

1. 商品质量管理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演变原因是什么

20世纪，人类跨入了以“加工机械化、经营规模化、资本垄断化”为特征版的工业化时代权。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中，质量管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质量检验阶段

20世纪初，人们对质量管理的理解还只限于质量的检验。质量检验所使用的手段是各种的检测设备和仪表，方式是严格把关，进行百分之百的检验。其间，美国出现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运动”。“科学管理”提出了在人员中进行科学分工的要求，并将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中间在加一个检验环节，以便监督、检查对计划、设计、产品标准等项目的贯彻执行。这就是说，计划设计、生产操作、检查监督各有专人负责，从而产生了一支专职检查队伍，构成了一个专职的检查部门，这样，质量检验机构就被独立出来了。起初，人们非常强调工长在保证质量方面的作用，将质量管理的责任由操作者转移到工长，故被人称为“工长的质量管理”。

后来，这一职能又由工长转移到专职检验人员，由专职检验部门实施质量检验。称为“检验员的质量管理”。

2. 中国古代饮茶历史大体上分为哪三个发展阶段

发展时间：中国饮茶始于西汉有史可据，但茶是供上层社会享用的珍稀之版品，饮权茶限于王公朝士。南北朝时期，帝王公卿、文人道流，茶风较晋更浓。
形成时间：唐代开元以后，中国的"茶道"大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及湖北、山东一带最为盛行，都把茶当作家常饮料。
普及时间：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 中国古代旅行与旅游历史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哪两个时期

古代中国旅行与旅游历史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即神话传说时期和信史时期。

4.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变大体上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期。如果用动物表示是

用动物表示应该属于猛马象。

5. 中国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源泉、 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称为“ 中华民族”，又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 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

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 大一统局面。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宗主国，在世界文化体系内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各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差异，人文、经济方面也各有特点。传统文化艺术形式有 诗词、戏曲、书法、国画等，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则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5)历史发展大体扩展阅读

中国的文化

文学

从先秦始，诗经、楚辞、汉赋、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民国杂文，描绘了中华古代文学史的灿烂。

经史子集是传统中国的学问。东晋李充正式确定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经史子集之名。唐初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正式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现存的第—部目录。它分经史子集4部，下分40细类，

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余卷，译本书千三百二十余册，释藏七千零&八卷，书画图象等约二百余种。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

绘画

中国画在中国被称国画，主要是用毛笔、软笔或手指，用墨和国画颜色在帛或宣纸上作画。

中国画按照内容可分为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按照技巧可分为工笔画、写意画、重彩画、水墨画、白描画、壁画、内画；按照艺术层次可分为具象国画和抽象国画等。

中国画擅长写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强调观察总结不强调现场临摹，运用散点透视法不用焦点透视法，重视意境不重视场景。

6. 拜占廷1100余年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自330年君士坦丁一来世迁都自“新罗马”，开始东罗马帝国时代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廷历史经历了1100余年。在此期间，拜占廷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3个历史阶段，即330～610年的早期拜占廷史，610～1056年的中期拜占廷史和1056~1453年的晚期拜占廷史。

7. 我国历史的描述，大概描述一下发展历程...

中国是人类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经过漫长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中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近代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

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开始步入了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

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受益匪浅。

历史王朝简记：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王朝就此完。

(7)历史发展大体扩展阅读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物证，可将中国历史（炎黄文明）划分为十个纪：

炎黄、虞夏、商周、齐楚、秦汉；

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共和。

一、炎黄纪：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约两千四百年（公元前五十至前二十六世纪）。以农业社会、母系社会末期、铜石并用时代、父系社会初期为准。炎黄纪已经出现私有制、商业、战争、奴隶。

二、虞夏纪：以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约一千年（公元前二十六至前十六世纪）。二里头文化兜底：以青铜器时代初期、双轮车、城市、文字等古文明标志为准。传说时代的颛顼、帝喾、尧、舜、禹或可研究纳入本时代故事集。

三、商周纪：青铜器时代中期，分封制中期，以殷墟、甲骨文为典型代表。成汤灭夏、武王伐纣、国人暴动为本时代三部曲。约八百年。

四、齐楚纪：铜铁并用时代，约六百年。以齐楚为代表的众多周边族群势力（分别代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大规模融入华夏，为最终形成汉族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代，分封制由鼎盛而崩溃、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封建帝制萌芽。有西周共和、平王东迁，尊王攘夷、问鼎中原，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等等重要历史故事。

五、秦汉纪：铁器时代初期，中国进入帝制时代。以大一统、书同文为时代口号，史记、汉书为时代标志，蔡伦改进造纸术更具有划时代意义。有秦并六国、大泽乡起义、楚汉相争、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昭君出塞、班超投笔从戎等重要历史故事。

六、魏晋纪。亢龙有悔，黄巾起义，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十六国走马，南北朝并立。

七、隋唐纪。凤凰涅盘，盛世隋唐，隋文科举，大乘玄奘，贞观天可汗，则天女皇帝。（隋文帝……）

八、宋元纪。天下一家，地狱天堂，文明臻极，野蛮大成，华夏之殇无尽痛，上帝之鞭惊启蒙。（借用欧洲文艺复兴之意）（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巴格达百年翻译运动……）

九、明清纪。黄粱石头，南柯红楼，千载遗梦，百年屈辱，金粉帝国，罪恶毒瘤，极权桎梏瓜藤狱，十万成就皆嫁衣。（红楼梦……）

十、共和纪。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辛亥，北伐长征，民国共和，抗战翻身。

参考资料：网络-中国古代史

8.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在各个阶段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哪些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恢复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一五”时期开展了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基础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2、动荡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1958~1978年）。

1958~1966年，是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时期，前几年是失误，后几年纠正和弥补失误。

总的来说，1958~1978年的20年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最后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痛苦反思、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

3、经济体制转型初期的中国经济（1979~1991年）。

中国20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

4、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中国经济（1992~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在各个阶段取得的重大成就有：

1、第一阶段

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承上：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启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巩固了人民政权；

（2）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3）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

（4）一五计划制定及超额完成；

（5）召开全国一届人大，制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过于迅猛，在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 。

2、第二阶段

中共八大制定了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了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

（1）钢、煤、原油、发电等主要工业品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大庆油田建成，结束了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

（2）涌现出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社会主义建设的杰出代表；

（3）新兴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和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1958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3、第三阶段

以阶级斗争为纲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前进，粮食、钢、煤、原油持续增产，成昆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十年间，使我国经济损失约五千亿元。

4、第四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工业上，建成了上海宝山钢铁公司、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等一批重点工矿企业。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强国之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国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8)历史发展大体扩展阅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线。

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今年是中共八大胜利召开60周年。

60年前，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81年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再次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这一提法一直沿用下来。6年之后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既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不断解决这一矛盾就构成这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经济是基础，是手段，落实到社会层面就是要着眼于民生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把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分作六个阶段加以讨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革故鼎新，为新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奠定环境基础和制度基础。

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历经曲折，但是大规模开展的工业化建设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从亲身经历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获得了开辟新路、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

之所以将这20年放在一起来看，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生活变化不大，相关体制包括计划经济、二元结构、单位体制等等也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和越来越“左倾”的指导思想等。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8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不长，是一个结束动乱后休养生息、拨乱反正的阶段，执政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从酝酿、徘徊、躁动中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新思路，中国再次迎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春天。

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开启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从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个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接下来的10年是第六个阶段，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更为全面的小康社会，民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易发多发且极为复杂，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实现更加和谐更加协调的发展，因而社会建设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特别是改革以来几个阶段的民生进步和发展取向，也暗合着马斯洛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阶段性台阶式提升的基本走势。

9. 中国历史发展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危险，即来自北方(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勒尼·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曾指出，在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巳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余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后也指出，自从人类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临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胁。原因是：“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所以，他认为，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几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则”支配下南下，对南方诸文明帝国压迫以至于征服的历史。

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正与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正如汉代的扬雄所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人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600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人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有效对付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的政治形势，是中国传统边疆经营艰巨而经常性的任务。因为，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存在，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定，对大一统局面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保护边疆，则中央的威信势必难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面临动摇和被打破的危险。所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边疆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

对于这种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从历史上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条：一是认为游牧民族“虏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晋书·刘曜传》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二是归之于气候变化或地理环境因素；三是认为草原地带人口的过度膨胀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扩张；四是认为缘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受阻，如林恩显先生就认为“北亚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动机，多数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农业朝廷对北亚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属于政治性”；五是认为掠夺对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认为游牧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发动战争；七是认为源于双方的文化隔阂和冲突。这些观点有的从人性论出发，有的归之于地理环境或文化，有的归之于经济贸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现象而未触及本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条件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致——草原与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亚洲腹地草原于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不可能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经济与定居农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极大反差，生产力技术构成的低下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转化产品途径的过于狭窄，使得他们的周期南下成为草原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于是，“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刺激游牧民族向农业区掠夺，而经济上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欲望，“于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历史上某些时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凭军事实力或行之有效的战略，扼制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或与之达成和解，解决“边患”，但这仍然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被当地居民的反击，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样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相对于农业民族的军事优势。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军作战固然骑马，平时也“逐水草而迁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严酷的自然环境又磨练了其人“耐饥冻，习劳苦”的性格。因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马背上民族的这种空前的灵活机动性和善战在向中原进犯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因为狞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民族，在军事战术上超过农业民族的步兵，能够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准远远高于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组织更增强了其军事力量。游牧帝国不像中原农业帝国行政与军事分离，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氏族部落体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无疑都是部落的战士，所谓全民皆兵。部落首领平时组织部民游牧狩猎，战时即为军事长官，便于动员，能够做到“指麾而令从”。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朝使者辩论时就说，匈奴军政合一的优点在于“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可见其部落组织也就是军事组织，基本不存在向战时体制转变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同时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力量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军事动员复杂而困难。同时，定居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负担，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是破坏性的影响，比如，没完没了的兵役使农民难以忍受，并影响到农业生产，军队数量的无限制扩大又会增加纳税者的负担，使农业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因频繁发动边疆战争而导致亡国的王莽、隋炀帝等，给后代统治者留下的是不尽的教训，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往往居于主动，而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却有着先天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