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中国传播媒介的发展史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兽祱栮浴?????????、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兽祱栮浴?????????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兽祱栮浴?????????,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 张桂珍《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见刘继南主编的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C]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②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③ 倪延年、吴强《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④ 蒋晓丽《全球化语境下的华文传媒言述方式的嬗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J]2000(10)第104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0页
⑥ 徐宝璜《新闻学》自序[M],见《新闻文存》第28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⑦ 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❷ 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末,四名美国社会学家最早开始关注和研讨传播问题。他们是米德(Goerge Herbert Mead)、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杜威(John Dewey)和帕克(Robert Eara Park)。他们发现大众媒介的功能极其重要,于是开创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美国传播研究。杜威深为关注“大众”社会的现象,特别大众对媒介的一窝蜂反应。杜威希望媒介能“重组大众社会中的群体”。如果工业革命已经引起个人社会关系的转变 ——将他们由比较亲近的村庄关系推向工业化大都市里契约式的关系——那么,媒介也许可以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来弥补这样的缺损。
库利在密歇根大学时,曾在杜威的指导下研究社会问题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为揭示媒介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与文化,他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帕克是最先将报业当成社会与文化机构来研究的。在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中,他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
米德深受杜威的影响,他是社会心理学象征互动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对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与发展有许多贡献。
这些卓越的思想家开创了一条与欧洲传统学派迥然不同的路线;接下来的几代学者继续拓展他们的工作,并将其发展为经验主义的传播学体系。
当然,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并非完全独创的,其部分传统与欧洲学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美国从事媒介研究的许多学者曾在欧洲的大学里受过教育,并且深受塔尔德(Gabriel Tarde)与齐美尔(Georg Simmel)等欧洲思想家的影响。塔尔德是法国人,也是一位法官,他的许多社会学理论是通过观察法庭行为形成的。1903年他提出了“模仿理论”,现在看来这一理论对美国的社会学习论、创新扩散论以及意见领袖理论有重大影响。齐美尔是德国人,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其著作对大众媒介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他于1922年著的《群体关系网》(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将有关“个人之间以模式化的信息流动相互联系”的传播网络理论引入美国。 当欧洲人保持其哲学思辨性、批判性以及定性方法的时候,美国的传播研究逐渐地走向量化与行政化。美国的研究方法可以追溯至美国人对企业经营的强烈兴趣,而与欧洲批判研究的思辨风格相去甚远。发展阶段的传播学研究在传播效果研究方面涌现了许多有深度有价值的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传播学的批判学派。至此,传播研究大体上分为两大学派::一是经验学派,一是批判学派。一派以美国为中心,另一派则是以西欧为核心的批判学派(criticalschool),他们多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审视,其重点是文化研究。
❸ 中国传媒发展历史简介
1.公共关系理论方向
该研究方向旨在培养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本研究方向力争使我国公关理论的发展能够紧跟业界实践的飞速发展。
该研究方向以公共关系的思想、观念、流派与创新点为主要研究内容。其特色在于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本体性研究。
该方向的毕业生既可以参与到业界实践中,就业于企业、公关公司、各类营销传播公司、媒体;也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前往高校等研究单位。
2.公共关系实务方向
本研究方向的研究可以使基础理论与公关实践相结合,从而丰富公共关系理论,推进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并且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本研究方向的研究内容为公共关系实践的工具、技术、技巧与策略,及在各类社会组织中的应用。
该方向的毕业生既可以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供职,解决这类单位对公共关系研究和战略操作人才的急需现状;此外还可以在科研单位或实际应用机构任职,继续研究有关理论。
3.危机管理方向
该研究方向利用专业知识为社会、企业服务,解决企业等组织体的日常以及特殊危机事件,防患于未然,或者把危害降到最小。
该方向的研究内容为危机管理,特别是危机传播的原理、理论、原则与技巧。其特色为关注企业与公共危机、注重实践应用。
培养高素质的研究型、专业性人才,解决企事业单位对研究和危机管理机制操作人才的急需现状。
4. 营销公关方向
该研究方向重点培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使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能够紧跟和业界一线实践的需要。随着公共关系在企业营销传播活动中战略及战术地位上的不断提升,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特开设“营销公关”研究方向。
该研究方向的研究内容为公共关系在企业营销传播活动中的战略、战术地位,以及应用。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营销公关研究的深入, “营销公关”的理论体系被重新构筑、修整。不仅作为战术工具对“营销公关”加以研究,在战略上对“营销公关”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敏锐把握国内外公共关系实践发展脉搏及业界对此研究领域的强烈需求,已组成由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研究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此领域开展了深入地研究活动,开辟了国内“营销公关”研究先河,特设立此研究方向。
本专业方向的毕业生既可以供职于企业、公关公司、各类营销传播公司、媒体、各类事业单位,又可以奔赴各类科研单位进行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传播心理学专业(050332)
1.传播心理基础理论方向
传播心理学的学科定位:传播心理学是一门传播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它既属于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又可以归入传播理论的一个次级学科。传播心理学专业可分为三个方向:传播心理基础理论方向、传播心理应用方向、传播心理测量与分析方向。
本方向的研究内容:初步掌握现代心理学的五种理论(指神经生物论、行为主义论、精神分析论、人本主义论和认知论)的主要代表者、主要观点,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做出的贡献和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几种理论进行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有关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传播活动中,分析传受者的认知规律、行为规律、意识和潜意识活动及人格健康发展等问题。传播心理基础理论方向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传播心理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即方法论总的原则)。传播心理基础理论具体有两种研究取向:科学主义研究取向(即客观实验的研究范式,主要用以有关传受者的生理机制和感知觉等方面的研究)和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即坚持文化科学的心理观和主观经验范式的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向,主要用以有关人的本性、价值观、经验、需要、动机等方面的研究)。传播心理基础理论方向的研究重点及特色优势:本方向主要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的五种理论去分析传受者的心理和行为。从国内有关传播心理研究的情况看,较系统、较全面地从现代心理学视角阐释传受者心理和行为是我校传播心理研究所的独创,现在已逐步为学界所认同。通过学习可以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西方心理学理论的能力、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并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
从目前我国传播心理发展的现状看,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很缺。我们培养的学生既受到高校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欢迎,也受到传播业界的重视,甚至我们的硕士生在高校政治辅导员的竞争中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2.传播心理应用方向
传播心理学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传播心理应用方向是传播心理学专业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本方向的研究内容:系统掌握传播心理学在实践中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充分了解传播心理应用研究的概貌和研究的前沿内容。传播心理应用方向研究在大众传播及人际传播中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尤其重视在新闻、广告、影视、网络等传播的重要领域中所出现的传者与受者特定的心理活动规律以及提高大众传播活动效能的心理依据与策略等方面的研究。传播心理应用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揭示这些心理现象的规律,帮助传播活动的参与者运用这些规律去预测和控制传播实践领域中心理现象的发生与发展。传播心理应用方向的研究依赖科学的态度,即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吸纳其母体学科心理学和传播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断揭示传播实践领域中心理现象的规律。目前本方向在新闻心理研究和广告心理研究方面具有优势。新闻心理主要研究新闻主体的心理和行为、心理现象和心理生活、共有的和特殊的心理及新闻主体之间的心理互动等问题。新闻心理现象是传播心理学研究的主干部分。新闻心理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前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增强对新闻主体作为人的本质认识;其二,可以不断提升对新闻实践的理性认识。后者主要表现在新闻传播者按照新闻受众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采制,编播活动;运用新闻心理学理论和知识指导、调控自我,优化心理素质,形成健康的心态。广告心理研究主要探讨在广告传播活动中传者与受众的心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广告对其受众心理的影响是广告传播效果的核心目标;同时广告传者在广告传播中的心理活动也直接影响广告传播的效果。因此,广告心理研究愈来愈受到学界和业界的重视。我院在传播心理应用方向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除了上述研究较为成熟以外,在网络传播心理、影视传播心理、主持人的心理研究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果。
传播心理应用方向是培养具备传播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创新开拓的研究意识,掌握传播心理学理论并能够与实践相结合的具有较高科研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适用于传播业界和科研及高校等领域。
传媒教育专业(050334)
1.媒介素养教育方向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方向,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内、传媒教育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三级学科。本研究方向是由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而成的新兴学科,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目标是使人们充分认识媒介、有效利用媒介,培养和提高合理运用媒介的能力和素养,创造人与媒介共生的环境,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具有全民性、终身性,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科学地利用信息资源,有效地抵制信息犯罪,媒介素养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媒介素养教育从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到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国家教育系统中的正规教学内容。在我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接触大众媒介的机会越来越多,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无时无刻不对人们产生着影响。如何引导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正确、有效地使用媒介,同时又能规避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已成为国内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本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中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史及基本理论,并努力进行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实践,在实践和研究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示范课程,为推进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做出贡献。在研究方法上,除尊重传统的、规范的研究方法如文献法、比较法、调查法等之外,还将以问题为中心,选用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等。同时,努力探索媒介哲学、媒介研究方法等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建设上,以便使该学科有持续发展的动力。中国传媒大学的媒介素养教育学科方向是建立在我校强势新闻传播学学科群基础上的新兴学科方向,有雄厚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基础和教学基础作为本研究方向的后盾,本方向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和鲜明的广播电视特色。
通过本研究方向的培养,学生将掌握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在现实的媒介环境中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从而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本方向的培养目标主要是:我国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与开发人员;我国大、中、小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媒体、特别是青少年教育节目,媒体教育栏目的策划、评论等人才;国家青少年教育机构、青少年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管理、推广等相关人才。
2.比较传媒教育方向
比较传媒教育是传媒教育专业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内、传媒教育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三级学科。它属于应用性学科,借助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理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国际传媒教育中核心的基础性问题和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发现世界传媒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高对传媒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把握,为我国传媒教育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比较传媒教育属于传媒教育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它主要采用中、外比较为主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国传媒教育的历史发展、传媒教育的政策、传媒教育的模式、传媒教育的特点及规律、传媒教育的实施途径与方法,以及各个国家传媒教育的不同特点。比较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传媒教育、不同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传媒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方向除采用比较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外,还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定量研究等方法。研究重点主要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传媒教育发展历史、现状、问题、趋势等。本研究方向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客体上。研究的客体包含两条线索,传媒教育中的重大问题比较和不同国别或地区之间的传媒教育比较。
本研究方向将促使学生掌握世界传媒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特别是在传媒教育实践中的实践能力。本研究方向主要的培养目标是,为我国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培养传媒教育的研究与开发人员;为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提供师资;为媒体、特别是青少年教育节目、媒体教育栏目等培养策划、评论人才。
3.传媒高等教育方向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渐突出,透视传媒时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其应变之道,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新使命。在分领域的高等教育谱系中,传媒领域的高等教育也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和事业领域,加强传媒高等教育的研究,在世界传媒高等教育的谱系中找到恰当的位置,乃当务之急。
本研究方向致力于传媒高等教育理论、传媒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互动以及传媒高等教育特殊规律。本研究方向致力于从宏观上把握传媒时代高等教育的特点和趋势,微观上侧重于对国内外传媒院校的研究,对其发展特点,学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师资结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国内传媒院校的发展提供发展思路,并致力于开辟具有中国高校文化特点的院校研究道路。
本研究方向将培养学生从高等教育理论出发,掌握传媒高等教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国内外传媒院校的个案研究为基础,以传媒领域学科专业教育为基点,从多学科视角对传媒高等教育进行研究,掌握传媒院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基本发展规律,从而培养学生从事传媒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理念、方法和能力。本研究方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传媒领域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人员和传媒院校(系)管理人才。
传媒政策与法规(050335)
传媒政策与法规属于法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随着中国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媒领域日新月异的变革,对于传媒政策与法律的研究也日益变得重要,对于相关理论、学术研究和实务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传媒政策与法规硕士专业建设正是顺应这样的时代需求而设立的。
本专业的培养使学生具有扎实的传媒政策与法律的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本学科专门的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能够对传媒政策与法律领域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同时具有对于传媒法律的实务问题和相关传媒业务问题独立处理的能力。本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到相关政府部门、传媒和法律实务部门从事实务和研究工作,也可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为从事高校教学工作提供基础。
1.传媒法实务方向
传媒法实务方向主要研究传媒法领域的相关实务问题。内容包括涉及宪法、行政法、民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司法制度、程序法等领域与传媒有关的法律实务,以及传媒政策、传媒法律规范与传媒行业自律的关系等。一、研究方向总体描述:
2.比较传媒法方向
比较传媒法方向主要研究中外及国际社会传媒领域法律问题理论与实务的异同及相互影响。内容包括传媒法理论的比较研究、传媒法实务的比较研究、传媒法学与传媒法律历史的比较研究等。
传媒经济学专业(050336)
传媒经济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围主要体现了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的交差和融合。本专业培养既懂得传播学的理论,具备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掌握传媒经济的特殊规律,又了解传媒产业的政策法规,熟悉传媒产业经营管理实践的高级专业人才。具体培养目标为:
⑴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输送传媒经济理论的研究人才;
⑵为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培养高层次传媒经济管理人才;
⑶为传媒企业培养高层次的经济管理人才。
传媒经济学专业下设传媒产业系统、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传媒产业组织、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产业研究和制片管理六个方向。
1.传媒产业管理方向
培养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熟悉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法规;熟悉我国传媒产业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具有宽厚的专业基础知识,牢固掌握系统的传媒产业分析理论和方法。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站在国家传媒发展战略的高度探讨传媒政策与法规及其与传媒经济管理的互动关系,认真分析和总结我国关于传媒发展的政策与法规的历史轨迹、经验教训及其政策启示;深入研究传媒市场规律以及我国传媒产业经济管理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对传媒产业的组织深入研究,提出传媒组织运行的规律特征和管理措施;对传媒产业的集团化经营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传媒集团化经营的前提条件、目标战略和管理措施等。本方向研究生适合从事传媒产业的管理研究与实际工作。
2.国际文化贸易方向
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飞速发展呼唤既懂国际文化贸易理论,又熟悉国际文化市场的高级人才。国际文化贸易是一个崭新的,集传媒经济、国际贸易、文化研究、经济学、传播学等知识为一体的跨专业学科领域,瞄准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向。以国际文化贸易理论、文化市场理论、国际传播、传媒与文化经济学、影视贸易、图书版权贸易、演出会展贸易、应用传播学、WTO与国际文化贸易等为主干专业课程,重点培养掌握国际文化贸易基本理论与方法,广泛了解国际文化贸易前沿问题,熟练掌握国际文化营销与策划、市场运作、谈判技巧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能在文化部门、媒体机构、涉外经济贸易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机构从事文化外贸管理、调研、开发和策划等方面工作的专业型、实用型、创新型高级人才。
3.文化产业管理方向
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急需大量既懂得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又熟悉市场经济和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现代的文化产业管理已经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文化艺术学、产业政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领域,属于交叉学科,并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研究方向从文化产业的基本发展规律出发,既注重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的宏观领域研究,也注重对文化产业组织经营管理效率的微观领域研究,通过科学的专业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严谨的专业素质和宽厚的知识背景,能够熟练掌握理论研究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能够适应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本研究的毕业生应该能够在国家的政府管理部门、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或者文化产业组织从事政策研究、产业管理、项目策划和运营等方面的工作。
4.影视项目管理方向
本研究方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既有智慧又有创造能力、既懂艺术又懂经济管理和市场运作的影视策划人、制片人、发行人及其他高级项目管理人才。
影视项目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影视项目(包括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及其他影视产品)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作规律。
影视项目管理是一门交叉型学科,从学科上看它是影视艺术与经济管理的结合,要求既要懂得艺术又要懂得经济管理和市场运作;其次它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强调在提高学生综合理论素养的同时注重对学员创作实践能力及商业运作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的培养。
本专业的导师都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艺术创作实践及项目运作经验,既懂理论又有实战经验,在科研及艺术创作方面均有显著成果。
本专业将实行双导师制,我们将聘请有业界有名望、业绩突出而有深厚功底的著名制片人担任兼职导师,与校内导师一起负责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本专业的每个研究生都将同时拥有两位导师。校内导师主要负责理论教学,兼职导师则主要负责指导艺术实践。
本专业学制为三年(本科与本专业相近(如制片管理)的学生可为两年);第一年以理论学习为主,第二年要求学生到业界参与艺术创作和项目运作实践,学生毕业时除了完成毕业论文以外,还要求每个学生完成一部创作作品或项目运作策划书作为毕业设计作品。
❹ 简述传播学发展的历程,谈谈当今时代传播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新闻学专业
业务培养目标:
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学高级专门人才。
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新闻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新闻学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2.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业务知识与技能;
3.具有调查研究和社会活动能力;
4.了解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中国新闻工作现状与发展趋势,了解外国新闻工作发展动态。
主干课程:
主干学科:新闻传播学
主要课程: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评论、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大众传播学、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摄影、 广播电视学、新闻事业管理、广告学与公共关系学等
.理论传播学方向
在经济、社会日益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今时代,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本研究方向在传播学学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该学术体系的基础理论。
本研究方向的特点是在从传播历史发展入手研究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侧重于研究代表传播发展方向的,以广播电视为主体的电子传播活动及其规律。
宏观上,本方向研究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把握传播活动的过程、机理和效果等的基本规律,从新的学术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讨、开拓传统学术领域;微观上,本研究方向结合我国传播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业实践,研究广播电视传播的手段、受众、改革等重大问题,认识规律、扩大效果,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为我国改革开放建构良好的舆论与传播环境,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2.应用传播学方向
根据本学科点的基础和优势,应用传播学方向侧重与以下五个领域的研究:
①媒介经营管理:近二十年来,中国媒介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中国传媒业的大发展得益于按传播规律办媒体,按市场规律经营。传媒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懂业务的人才,也需要懂经营懂管理的人才。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和管理学、经济学、广告学、营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本方向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理论,宏观上探讨媒介的经营战略,微观上研究媒介运营的策略和操作技巧。本方向既有理论层面的研究,也有实务层面的探讨,注重学理性和实用性的结合,为传媒培养既懂业务又懂经营的专业人才。
②受众研究: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横贯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诸学科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受众研究既是传播活动的决策依据,也是衡量传播效果的尺度来源,它的量化形态还是媒介与广告市场的通用货币。以受众理论为指导,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进行的受众调查,如视听率调查、阅读率调查等及其分析本身,也成主媒介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受众研究以三个并重为特征,即理论、方法与实际应用并重,文理并重,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注重培养三种高级专门人才,即从事受众理论研究的人才,从事受众调研分析的人才,以及基于受众调研进行媒体策划、编排、经营以及广告媒体计划、购买和效果评估的复合型人才。
③文化传播与贸易研究:
是当今国际传播学界的一个前沿课题。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形态,对世界市场格局、经济发展趋势、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培育创新能力、增强地区、国家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与此相适应,国际传播学界也发生了由注重意识形态的文化帝国主义研究范畴向注重文化贸易的国际商业化研究范畴的转型。
“文化传播与贸易”的研究范围包括:国际传播和文化贸易基本原理(文化经济学、文化贸易学、国际传播学等)、国际文化贸易史、国际文化市场、国际文化贸易法规、国际文化营销策略以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
④媒体创意研究: 所谓媒体创意,简单地说,即现代传媒面向市场变化和需求,在信息传播及其运营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所采取的具有创新性的策略和构思。
媒体创意是媒介竞争的产物,是市场化时代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其研究宗旨在于,通过跟踪业界动态,解析有关媒体创意案例,关注相关理论前沿,从学理上总结、探讨媒体创意规律,从而进一步对媒体传播与运营的创新性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或启示。该研究视域广阔,涉及到传播学、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营销学、创造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是一个具有交叉特色的应用性领域。目前,该领域研究生的培养以广播电视媒体创意为主,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向广播电视业界输送高层次、应用性的创意、策划人才;同时,兼及相关的教学、科研人才。
3.传播学研究方法方向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的科学,是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传播研究方法则是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有效地客观地进行研究方案的设计;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结果的描述、解释以及理论模型的检验和修正等,从而达到综合性地、深层次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探索和研究传播活动的客观规律和传播效果的目的。
传播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文理综合,学科交叉;既研究定性方法,又重视定量方法;既强调基本的理论和框架,又注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计算机软件;既要与国际的研究方法同步,又要适应我国的研究实际。
传播研究方法的目标是,培养掌握现代科学语言,熟悉思维模式,能够运用归纳、分析、建模等方法从事传播研究的复合型的高级研究人才。既培养既懂定性分析方法,又能综合地运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和各种计算机辅助手段进行传播学有关前沿课题和实用课题研究的应用型人才。
传播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三大类,研究方法类(科学的基本原理、抽样调查原理、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实验、内容分析、定性研究法、媒介研究、数据处理等)、统计分析类(初级分析法、高级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结构方程式模型,等)和实用软件类(数据录入软件、统计分析软件、问卷调查分析软件、专业分析软件,等)。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传统的以老师灌输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提倡研讨,并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寻求知识和答案;注重培养学生创造性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与教师共同完成研究课题,实现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学习过程。
传播研究方法综合多种学科,同时借助现代信息分析工具,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将大大地提高我国传播学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并有助于我国传播学队伍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传播研究方法“是中国传媒大学新开设的传播学研究方向,具有文理兼容的交叉学科的性质。为了鼓励传播研究方法方向的研究生更好地学习,为我国的传播学科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该方向设立有“柯惠新传播研究方法奖学金”(简称“柯惠新奖学金)。
4.电视文化传播方向
电视文化传播方向是对电视影像符号、各种节目形态作整体性的研究。它跨多种学科,如:哲学美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新闻学、心理学、影视理论。研究范围广阔而深透,是电视新理念、新观念、新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
电视文化传播在整个现代媒介文化中处主导地位,影像文化现正取代印刷文化的中心位置,成为主导文化。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中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在整个现代媒介文化研究中,它处于学术最重要的地位。而以往我们对电视文化研究不够,常陷入各分支学科之中,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电视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让各个分支学科从整体上观照电视媒体文化。
由于电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巨大,我国电视媒体的不断开放,影视文化在国际竞争的加剧,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广阔的前景。如:对世界各个文化差异性和体制的研究;各国家、各地域的观众文化心理研究;电视的策划;数字互动电视:电视功能和DV影像文化的研究,将推动电视理论各学科的发展,并能产生众多的边缘学科。它应成为媒介文化的主导学科。
电视文化传播方向培养的学生,能更深透地理解电视对社会的作用,视野更开阔,具有深厚的文化学养,在电视台和理论研究上更具创新思维和研究能力,媒体业将更需要此专业方向培养的智能策型划和多视野观念的电视人。
5.媒介与女性方向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的关系逐渐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尤其是从性别平等的视角进行媒介研究,以及对媒介在女性文化与现实发展中的诗学研究,更是学界前沿学术的发展需要。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媒介与女性学术成果和业界产品的现状和发展走向(特征、属性、视角、横向及纵向理论支点),女性媒介工作者和女性受众的调查研究(性别观念对媒介影响、媒介女性文化再现等),以及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该领域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等。
媒介与女性研究正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新兴领域。与欧美国家研究水平相比,我国的媒介与女性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推动教学科研整体实力的提高,培养专业的研究人才,形成持续稳定的学术力量,已成为推进我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新阶段的战略要务。中国传媒大学招收“媒介与女性”硕士生、开设研究课程,将对我国的媒介与女性研究产生深远的奠基作用,也将积极推动中国传媒大学学科体系的整合、创新。
媒介与女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践的参考价值。通过开展研究、教学工作,可以提高媒介工作者、特别是女性媒介工作者和媒介决策者确立科学的社会性别意识,促进媒介生产无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介产品,使大众传媒成为宣传社会性别意识、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文明的社会舆论平台;还可以为党和政府、新闻媒体、媒体业界关注妇女、消除性别歧视现象提供理论支持,在监督和促进等方面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从而建立有利于妇女争取“平等、进步、发展”的媒介环境,承担起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
❺ 中国传媒大学的历史
09 http://www.51test.net/show/820870.html
08 http://www.zs999.com/html/htm_2/sort059/info-43494.html
07 http://e.sina.com.cn/gaokao/2009-07-14/11572098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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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有谁能回答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❼ 简述应用传播学孕育及发展历程
❽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发展历程
播音系成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目前播音系开设了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专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播音主持专业。为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今后将陆续开设新的专业方向,拟开设体育评论解说、综艺娱乐节目主持、双语节目主持等专业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经过了草创期、成型期,至今已进入成熟期。该专业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办学规模和完整的办学体系。本科四年共学习五十多门课程,既包容了中国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又加强了新闻传播学、文艺学的骨干课程,还设置了特色鲜明的专业课程,并做到理论与实践、大课与小课的相辅相成,突出了因材施教。播音系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很强、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一批高水平的教授、专家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国内许多著名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话剧、影视配音艺术家在该系兼职任教。改革开放以来,播音系已向全国各地广播电视机构和其他传媒机构输送各类毕业生2000多人,培训在职人员10000多人,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8000多人次。一大批毕业生现已成为中央及省级电视台、广播电台的业务骨干,其中许多人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优秀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
❾ 传播学形成于什么时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传播学的诞生
一、传播学含义。
传播学是一门以“传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传播,是与人类历史同步版的、极为权古老的现象;
传播学,却非常年轻。但是,传播研究早已有之,可说是源远流长。
传播研究,广义地说,指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传播研究的历史只稍短于传播的历史。
二、传播学的形成
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
二、哪些因素推动了传播学的诞生
它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
第一,从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来说,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大众报刊和电影已经高度普及、作为新的电子媒介的广播事业发展也十分迅速。第二,从历史上和社会环境来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第三,这个时期,与传播学有着许多衔接点的一些社会科学、等都有了充分的发展,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
美国成为先驱者的理由
1)媒介背景,新闻性传播活动的独立化、职业化;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于是,对大众媒介的利用和研究,就成为美国各界的急迫而重大的课题。
2)学科背景。
❿ 中国传媒的发展
中国传媒发展的历史阐释
LEARNING.SOHU.COM 2005年5月12日23:52 [ 王炎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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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时间范畴争议颇多,有待辩证界定。本文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考察,阐述外国办报理念和模式等因素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影响,分析了外报如何推动中国近代报纸的商业运作。
[关键词] 中国近代报业 西学东渐 历史阐释
中国近代报业在竞争发展的历史嬗变过程中,无不与国际传播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所谓国际传播,表现更多的是利用大众传播的交流,即特 定的社会集团通过印刷传播(报纸、书刊)或者电子传播(广播、电影、电视)面向受众的社会范围最广的传播。”[1] 而信息的国际传播交流地位,往往与一国的国力兴衰有关。近代的中国,被动接受的是殖民化的媒介话语,西方传教士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纱,携媒介经营理念以虚伪面孔出现,但内质却是赤裸裸的文化渗透;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媒介资本规模及其强势话语霸权的冲击,我国近代报业幡然醒悟,改良派与革命资产阶级报业纷纷出笼,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运作模式与近代国际接轨。而国际传播并非现代媒介外部生存环境的专有词,它和近代的“西学东渐”一脉相承,在中国报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一直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报业汇入世界传媒潮流的进程。
中国近代报业时间范畴界定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3]
倪、吴两位学者的观点表面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其观点却存在三个方面值得商榷:一是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的表述前后矛盾和含糊,既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又认为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同时在该书的第9页提到“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即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前期阶段时,中国近代报刊也处于上升时期”;二是在理解“中国近代报刊”时,把“中国(人)”作为创办者主体,而从客观历史来看应把“中国(人)”做作为地域性主体,这样就不会割断报业发展流程中的历史联系,毕竟“中国近代报刊”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内涵不同,如果是后者,则倪、吴观点姑且可以自圆其说,但这样会有悖报业历史发展事实;三是在外国传教士创办报刊过程中,其报纸形式和内容逐渐趋向中国化,且有的报纸吸收中国报人参与合作,如王韬在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从事十三年,为他后来办报提供了借鉴。有的报刊后来被中国人接手主持,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因此,按照方汉奇先生的观点,把中国近代报刊产生时间界定为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开始,既符合报业发展的历史,也便于问题的讨论。
渗透与移植——近代西方报业的东渐
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和发展的背景,通过考察其历史,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内因。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为报业提供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人们渴求对动荡社会信息的需求,这促进各种报刊不断涌现;二是外因。主要因素是西方报业产业的发展和文化扩张,促使西学东渐,本文主要从后者即以国际传播为背景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中国近代的报刊业源于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传教士在南洋和东南沿海一带共办有6家中文报刊11家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近170种,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正是这些报刊在内容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带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报刊的诞生。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和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刊大都只能在南洋一带出版,然后寻找机会传入大陆。由于这些报刊的创办者们很多来自工业生产比较发达?兽祱栮浴?????????、科学技术比较先进、报业体系日益完善和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采编印发等业务和技能上比中国京报和官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进,中国近代报刊应运而生。外报传入中国后,一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报界,引进“西学”,自办报刊。从传教士在1815年8月办第一张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无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均多少不等地承担起了推动中国卷入文化全球化潮流的使命,只不过这些报纸因办报人的不同而各自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罢了,但最终殊途同归,缓慢地汇成向文化全球化潮流推聚的合力。”[4] 但中国近代报纸的发展,不管是它的宣传效应,还是它的产业模式,无不深深打上西方传播观念或媒介资本运营理念的烙印。
一是理论层面:西方传媒文化与意识的渗透。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报刊重点集中在沿海,而且主要是以中国话语阐述西方基督教义和文化观念。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办报活动向内地深入,上海成为近代报业的中心。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新闻事业。这时期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这类刊物一方面传播了在当时还不失为进步的新学问,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这些刊物中,尤其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它于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长期担任主笔的是林乐知和李提摩太。该刊采取了将基督教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融于一体的宣传策略,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合法干预中国的内政,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正如近代新闻学者戈公振在论述外报对中国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时说:“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论。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5] 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一些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在航运发达的香港创办近代中文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而这也得益于王韬在欧洲濡染了西方政治、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传播观念,同时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办报思想和经营理念。如王韬在他的第一篇公开谈论现代报纸的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泰晤士报》政治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对此,激进的梁启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事,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过,综观两人观点,他们过分夸大了《泰晤士报》的政治作用。西方人鄙视政治与新闻业结盟,国人却趋之若骛。
尽管如此,但中西传播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促进了中国新闻学的创立和发展,这同时也归功于新闻学的创立者们,他们对西方现代新闻学的学习与传播尽了很大努力。如我国第一位在西方学习过新闻学的留学生徐宝璜,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过课的任白涛、邵飘萍,以及当时虽没有出国却是中国全面掌握世界新闻学研究现状的戈公振。他们当中的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是著名的北京《京报》和上海《时报》的主编,在新闻从业过程中,实现了西方新闻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新闻实践相结合,构建了有特色的近代中国新闻学,融会了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其中,戈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表现尤为典型,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实际上是新闻理论,虽然只有一万多字,提及的英文、德文和日文参考书籍和文献达二十二种。而整个绪论的思维结构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文论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创立时期的中国新闻学处于世界新闻学研究的比较前沿的地位。正如熟悉英文新闻学著作的徐宝璜在《新闻学》自序里所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后来,蔡元培为徐宝璜书序中对中国新闻学地位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我国新闻之发起(昔之邸报与新闻性质不同),不过数十年,至今而始有新闻学之端倪,未为晚也。”[6] 所有这些传播意识和理论,对中国近代报刊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是实业层面:西方媒介资本和经营理念的移植。中国近代报刊主要包括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类,但真正代表中国报纸产业的要数外国人创办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综合性商业大报,当时全国商业中心——上海也成为大报竞争的中心。
1872年4月30日,由英国人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申报》,打破了于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格局。美查以商人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从事的报业,从报纸的内容、发行和价?兽祱栮浴?????????格三方面与《上海新报》展开竞争。美查认为,“这报是给华人看的,文字应从华人方面着想。”因此在内容上尽量适合中国读者口味,并且从创刊起就确立了“新闻、评论、文艺(副刊)和广告”的办报模式。大幅度降低报价,积极拓宽发行渠道。所以,对手《上海新报》不得不于1872年12月30日自动停刊。《申报》成为上海独家经营的中文报纸。此前创办于1861年的《上海新报》,被誉为“上海中文报纸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该报的主编都是传教士,报纸的宗教气息很浓,不能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申报》一创刊就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有消息、广告、京报全录、副刊、经济新闻、社会新闻、言论等体裁。在报道方式上值得借鉴,如在报道重大社会新闻时,经常采用连续报道或集中报道的方法。最为典型的是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此案发生于1873年浙江余杭县,当时《申报》在杭州有一个分销处,杨案发生5个月后,《申报》在1874年1月16日首先刊登了题目为《记禹航生因奸谋命事细情》的报道,把杨乃武名字写成“禹航生”并报道他如何风流放荡而导致犯罪。4月18日又登载了《记禹航生略》一文,报道了该案县审时已判二人死罪,杨姐不服判决,上京控告,因病半途而折回,以及该案在省中复审的全过程。此后一段时期,陆续发表了关于杨案的报道,直到1877年4月《刑部审余杭案》为止,连续报道达四年之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提高了《申报》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在1899年11月4日,美国人福开森买下了由英国人丹福士于1893年创办的《新闻报》,由汪汉溪担任总经理,从此,上海报业又是两军对峙——《申报》与《新闻报》。《新闻报》的竞争手段有三:(1)迅速介绍商情,以经济新闻为重点;(2)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周转方式,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3)不惜巨资,建立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收听外国电讯,赢得新闻出版时间。到1929年,两大报业并驾齐驱。
“外报的畸形繁荣,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7] 民族资产阶级报刊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主流,主要有两类:一是商业报刊,它晚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文化报刊,大多是脱胎于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但比较注重经营管理;另一类是资产阶级政党报刊。从文化底蕴上看,西方宗教文化无法与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化匹敌,所以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些外国人办的商业报纸逐渐转移到中国民族资本手中。在中国创办中文报纸的外国资本,为了沟通语言、迎合习俗、拓展业务,他们纷纷雇佣中国人参与报业采编出版等业务。后来华人资本的壮大以及其从业经验的丰富,逐步控股外国报业资本,《申报》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申报》和《新闻报》作为英、美报纸,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活动提供讲坛,为推销他们的商品做广告宣传。但是,他们以赢利竞争为动力在新闻业务和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他们的报业资本以及先进经营理念的渗入,对后来中国本土报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在版式上基本仿效外国中文报纸,广告占报纸版面3/4左右。同时,它以印刷业为依托,进行各种文化事业经营,例如在1880年11月24日《循环日报》上所刊的“中华印务局告白”称:“启者:本局设在港中环百步梯,除发行《循环日报》外,兼印售月份牌、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王韬《蘅华馆诗集》,代售《米利坚志》、《法兰西志》等书籍。”又如《时务报》本是一家政论性很强的报刊,但又兼顾新闻性和娱乐性,以此吸引读者。尤其是时务报馆除定期出报外,还推行许多新式文化事业和实业活动,凸现报纸的综合社会功能。如出版中外时务书籍,代售书报,协办学堂,兼办实业等等。它作为一份绅士办的报纸,完全自筹资金,经营上自负盈亏。尽管没有像《申报》《新闻报》那样走企业化大报的道路,但其运作尤其是它的销售发行具有明显的产业特色,《时务报》的发行主要是通过报馆在各地建立的代售点,18个省内达138处,就连日本和新加坡也设有海外销售点。当然,在这一阶段,商业报纸的运作开始采用企业化模式,但还没有形成报业集团。而到了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考察西方报业集团,回国后在中国搞报业托拉斯,成立新闻公司,目标是办成包括十家大报以及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的报业集团。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有意识、有组织地组建报业集团的萌芽,也是西方报业经营理念东渐的结果。
三是技术层面:西方报业印刷技术的引进。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印刷术的传入。首先以铅活字印刷术为首的近代印刷术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且逐渐传入中国。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奉到达中国,随即展开了广泛的翻译、出版活动。从1815年起,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陆续出版了马礼逊编写的中、英文大型工具书《中国语文词典》,这部书是含有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工具书,如用中国传统的雕刻版,则大量细小的英文字无法雕刻,从当时的技术工艺来看,雕版既无法与铅活字拼接?兽祱栮浴?????????,也不能采用机械印刷。因此,要出版这部书只有采用中文铅活字排印。为此,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所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当时还没有发明中文字模,无法大批量生产中文铅字,于是采用古老的办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铅合金上刻制。这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决非一人或几人能完成,于是雇佣大量中国人参与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审稿、校对、印刷等,才得以顺利完成。1815年,传教士米怜奉马礼逊之命带领中国刻工梁发在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采用雕版刷印。19世纪初,西方近代印刷术与印刷油墨同时传入中国。到1913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专业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成为我国制造现代印刷油墨的开端,产品分为印书油墨和印报油墨,印刷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国民公报》、《大国民报》等。另外,通过西方传教士,石印术也传入中国,1833年广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继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国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术传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1876年点石斋石印书局成立。
第二,印刷设备的引进。由于动力的采用、卷筒纸轮转铅印机以及自动铸排机等的发明使用,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19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已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动力、冶金、机械、化学、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为印刷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一进程中,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地的出版社(商)的印刷设备一直来自外国。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报馆购置欧式手摇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06年,由英国人发明的电气马达作动力的单滚筒机进入中国,开始新闻纸两面印刷。1912年申报馆购置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1916年,申报馆购置法式滚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印8000张。1925年上海时报馆购置德国的彩色滚筒印刷机,是当时先进的凸版印刷机械。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如1895年上海李涌昌机器厂创建,至1912年先后又有6家规模大体相似的印刷机械厂建立,这些印刷机械厂以维修为主,兼生产一些小型印刷设备。印刷术及设备的引进,积极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