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①文化遗产是来一个国家和民源族
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它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对于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②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的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只有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10分)
(2)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大类别：绘画、雕刻、工艺品、文献古迹等有形文化遗产;戏剧、音乐、工艺技术等无形遗产;节日、信仰等民俗文化遗产;建筑、名胜古迹等纪念物。调查活动可以采用实地考察、走访专家等形式，也可以借助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至少写出两项文化遗产;写出调查活动的形式)(6分)
(3)方案名称：只要符合题意均可，如××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方案。(2分)
② 香港历史文化论文,1000字!
香港的历史
殖民前的香港
一直以来，历史书籍记载香港的历史，多由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说起。然而，香港早在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最有力的考古发现是：最近在香港最大的外岛--大屿山上，发现了一座5000年历史的（古窑）。至于史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刻散见在香港各地，虽然前人刻凿的意义和创作者身分已不可考，但可以深信的是，这避风港和淡水湾曾经吸引不少在太平洋沿岸航行的古人在此停留。
约2000年前，在汉朝时，中国把香港纳入版图。坐落于九龙李郑屋的汉墓就建于此时。十四世纪，许多广东人纷纷来香港定居，还有从中国中部南迁至香港的（客家人）。许多现代香港人至今依旧向当日地主的后代支付（佃租），这些族群习称为（新界五大族）。
根据一些最早的史册纪录，香港认定要成为一个经济重镇。官方史实中记载，军队最早驻守在屯门和大埔，目的是为了确保吐露港蜒另外，来自广东东部的鹤佬渔民也到香港定居。十七世纪，满清入主中国，为了剿平反对者及海盗，清廷严禁老百姓在沿海定居。最后，禁令废除，新的移民又陆续到香港定居，即（客族）或（客家人）。
原本务农的客家人以后就开始种稻米、栽茶树，亦出产莞香及凤梨。家采收珍珠的利益；现在，屯门和大埔已摇身一变成为新界的两个主要市镇。
香港早期的生活方式，可在一些小渔村和小田庄里找到历史证据。这些早期村落，许多至今仍有访御墙、护城河及守卫室保护着。
鸦片战争与战后余波
英国人的到来，使得香港卷入世界性事端。十九世纪，英商来华进行鸦片贸易，赚取大笔财富，换取中国的白银、丝绸、茶叶和香料。清廷担心老百姓受到鸦片烟毒影响，决定禁止鸦片的进口。英商方面，欲渴望在港口加强地位，不受满清朝廷控制，因此导致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爆发。英国维多得亚女皇的船坚炮利，而香港岛就在一八四二年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中，永久割让给英国。亨利.砵典乍爵士是香港首任英国总督，在中环就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砵典乍街（PottingerStreet)。
③ 中国历史文化
中国历史文化包括很多，例如：婚姻、家族、国家政权而至贸易、衣食、文字、文学、经学、宗教、道德、民俗、节庆等，构成一幅清晰简要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
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3)千官历史文化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的文化光辉灿烂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各民族的先民都已创造出了以丰富多彩的陶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此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后来演变为汉族)在夏、商、周三代，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和甲骨文、金文。
以后又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约在商、周、秦、汉时期，四月}的巴人、蜀人，湖北、湖南、安徽的楚人，江苏的吴人，浙江的越人，广东、广西的骆越人、云南的滇人，蒙古高原的匈奴人，辽河流域的东胡人等，都相继创造了本民族的青铜文化。
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还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主要的有藏文、突厥文、回鹊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彝文、傣文、满文等。在历史上，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的地位，汉文化与各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形成为世界东方最先进的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对亚洲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起过哺育的作用，对古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亦有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国古代的历史自结束了原始社会之后，即进入阶级社会。自那时开始，我国各族人民即在进行生产斗争的同时，亦长期进行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
在近代史上，我国由于一再遭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族人民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为了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紧密团结，互相支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场斗争长达百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④ 中国哪一个古城有七千多年的发展史还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青州古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据文物考察，早在七千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古九州之首的青州，人文资源积淀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如此悠久的发展历史，留给青州的是数不清的古建遗产。因此，它也被国务院评为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⑤ 急求：一千字左右 关于英国的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论文
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 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 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 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 ’；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 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 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 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 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 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 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 。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 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 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 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 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 ，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 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 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 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 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 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 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 ，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