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⑴ 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

⑵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

热血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奋不顾身；青年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努力探寻改变中国命运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

在救亡图存的不断求索中，在“改造中国”的艰苦实践中，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战争的壮大，在解放战争后，建立新中国，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2)中国历史发展轨迹扩展阅读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⑶ 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1.中国(China)，位于东亚，是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中华文化为基础，以汉族为主要民族的统专一多民族国家属，通用汉语。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2.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成国家和朝代，后历经多次演变和朝代更迭，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有夏、商、周、汉、晋、唐、宋、元、明、清等。中原王朝历史上不断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征战，众多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政体。
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有着多彩的民俗文化，传统艺术形式有诗词、戏曲、书法和国画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⑷ 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介绍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版便统权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⑸ 中国古代报纸诞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古代报业

新闻出版业认为“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邸”本来是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早在战国时就出现了，也有人说始于西汉。 颜师古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邸”后来作为地方高官驻京的办事机构，为传递沟通消息而设，由此而有“邸报”之称。“ 邸报”又称“邸抄”，另有“ 朝报”、“条报”、“杂报”之称，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属于新闻文抄。

唐代

唐《 开元杂报》是开元年间发行的邸报，该报系雕版印刷，质量不是很高。本身原无报名，因其发行时的年号是在开元年间，后人便称其为《开元杂报》。“杂报”是邸报的别称。

宋代

宋代的报纸称谓很多，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邸报”是其中最通用的称呼。“邸报”的内容主要地皇帝的诏书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吏任名 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邸报”的发布要受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宋朝的“邸报”大部分都是手抄的，宋代周麟之著《海陵集·论禁小报》对此有相关描述。

明末

明末，活字印刷术开始用于“邸报”印刷。清初顾炎武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才有活版。”

清代

“邸报”普遍采用活字版印刷。因为用木活字印刷，印刷质量不佳，有的字体歪斜、墨色漫漶，校对也不够精确，错字较多。但因内容新颖，销量居然不错，西方印刷术传入后，我国遂改用铅字版印刷。

中国近代报业

中国印世界第一份报纸——天宝四年（公元745年）

第一份官方报纸———《北洋官报》（1902年，天津设立总局全国发行） 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香港中外新报》（1858年，香港）

第一份商业性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1857年，香港）

第一份我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广州）

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广东记事报）（1827年，广州—英文）

第一份国内现代报纸（也是第一份外文报刊）———《 蜜蜂华报》（1822年，澳门—葡萄牙文）

第一份近代华文报刊（也是第一份宗教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新加坡）

⑹ 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游士社会——战国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
“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

⑺ 中国历史发展轨迹

封建社会——西周、春秋
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

游士社会——战国
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
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
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
（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
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
“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
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

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
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
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
“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
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
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
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
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政治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

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
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
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
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
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腐败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
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
两晋的个人主义，则开门是朋友，关门是家族，追求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或佛教人生。
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
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

科举社会——隋至清末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
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
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
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
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政府，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
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之功。
“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
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
“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
“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
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
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
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

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
“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
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
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
“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
“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
“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
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⑻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发展轨迹

历史轨迹：就是打破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内容在经济上变私有经济改内造为公有制经济，再从公有容经济发展到现在市场经济。教育文化上也是由过去的单一意识理论，到现在多元化。
外交上，由过去的少数国家，主要是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交往，现在世界上基本大多数国家与我们建交。
军事上：军队建设，逐渐进入军队现代化。等等好多方面，不一一列举了。

⑼ 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封建社会——西周、春秋

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
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
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

⑽ 哪一个国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极像，但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命运

这个国家就是奥斯曼帝国。当时其实这个国家与中国有非常多的相似部分，但是却与中国的发展局势大不一样，主要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奥斯曼帝国之所以灭亡跟当时统治者的决策以及国家内部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3个原因就是地理位置。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也是这个国家失败的关键。当时由于奥斯曼帝国所占领的位置非常优越，所以一直被这些欧洲列强惦记着。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全都想要攻打奥斯曼帝国抢占这些优质的资源，所以当时这两个国家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十几次战争。就是因为这些战争让整个帝国的人民都非常害怕，更加加重了国家的矛盾。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民心，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不断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