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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是，你写“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我这有一篇“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你可以参考。
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摘 要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推行的一场内容广泛而且影响深的社会政治运动。内容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它为中国的经济、军事近代化创造了条件，开创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先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增长。它虽然没能救中国， 却为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第一环。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化、起点
洋务，最初称作夷务，“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诸如外交、通商、传教以及输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武器、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等，几乎是无所不包”。[1]（p31）“但是，洋务运动中所兴办的洋务，狭义的说，主要是指清朝政府为强化中国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强国运动”。[2]（p477）然而，就是这场运动，史学界对其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牟安世、祁龙威等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3]但以李时岳、孔令仁、胡滨为代表的史家们却认为洋务运动“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3]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只不过是“清王朝投靠资本主义列强，并与之结合，以谋求稳定其反动统治的产物”，“运动的进程和后果并无积极意义”。[4]（p29）但笔者认为，自从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的发轫，一直到90年代结束，持续了30多年。在这期间，洋务派引进了西方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发展了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代生产力，造就了旧制度的掘墓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洋务运动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可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本文将从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中体西用”的思想、洋务运动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尝试等方面来阐述。
一 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发生在19 世纪60 年代决非偶然，是和当时世界近代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的。其时，欧美各国都在进行近代化运动。所谓近代化，就是“在欧美各国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5]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生产决定的，同时科学的进步又促进生产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5]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引发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又推动了各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加速了各国近代化运动的进程。世界近代化运动是随着各国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开始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始，即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工厂的飞跃，这也是社会关系的一大变革。在各国当中，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成为当时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继英国之后，法国和美国从19 世纪初开始了工业革命，随之，各国的近代化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它表明西方近代文明已经产生，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飞跃。它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强力，不仅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而且向人们昭示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向。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东方各国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反应强烈。19世纪中期，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近代工业文明之间作出历史性的选择，是日本社会面临的难题，最终日本选择了近代工业文明，他们先是推翻幕府统治，废除幕藩体制。继之，在1868 年实行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最后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了近代化，避免了亡国的厄运。日本近代化运动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的论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5]
面对这股近代化运动潮流的不断冲击，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都开始接受。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林则徐认识到了解西方之重要，同时又深深地刺激了有良心、有见识的士大夫们，他们沉痛地检讨了中国贫弱失败的原因，并大声疾呼要睁眼看世界。例如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过程中，就组织人“采访夷情”，翻译外国报纸和书籍。战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学习西方的热潮。在这方面，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最具建树，如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1848年徐继畲撰成《瀛环志略》10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6]（p26）虽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极力阻挠，这股学西方的热潮慢慢冷却,但通过学习西方,一些有志之士认识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治之”。[7]（p1）这种意识到要救国就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可贵的。而且这种思想影响深远。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股变革思潮就是对这种主张的继承与发展。[5]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们第一次把这种主张付诸了实践。可见，洋务运动是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的潮流冲击古老天朝的必然结果，它顺应了世界近代化的潮流，是世界近代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二 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19世纪中叶，清王朝遇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们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这一危机，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之初，那是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6]（p61）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他在《设学》篇中写道：“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4]（p317）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基本政治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这就显示了中学和西学的地位的高低之分，其实就是他们企图要以“西”的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来达到维护维护古老封建王朝这个“体”的目的。
然而，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也有它科学的一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是付诸于实践，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8]（p144）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脚步。
三 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尝试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此前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近代化运动的实践活动。因此，洋务运动在近代化运动史上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一） 经济的近代化
1、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
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自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一直到18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创办的军事工业共有20多个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还有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等。[6]（p63）从此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这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揭开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序幕，在客观上顺应了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19 世纪60 年代，洋务派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李鸿章曾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9]（p243）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1]（p66）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即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为了兴办并发展近代的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洋务派不仅大力引进西方科技与人才，购置西方先进的机器与设备，而且着意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独立自主地制造各种机器设备。这标志着新的生产力在中国的诞生，从而奏响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新乐章的序曲。
2、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但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摧残和破坏，从而使中国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出资本主义的胎儿。[5]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企业的利润刺激了一些已经积累起了货币财富的地主、官僚和富商，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将货币转化为资本，使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洋务派在清政府的支持下，采取西方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招集私人资本（商股），由官方借垫部分资金筹建企业，并由官方委派总办（督办）、会办代表官方经营管理，这种经营管理形式的企业，称作‘官督商办’企业。”[1]（p98）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他们对这些企业的举办起了倡导作用，使这些企业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能够吸收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投放进来。他们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或借款，给于减免税厘以及专利等权。”[6]（p69）轮船招商局于1872 - 1877 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 万两，电报局于1889 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 万两。此外，开平煤矿、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也有类似情况。这种企业有两种前途：或转化为官僚资本，如汉阳铁厂等；或由开始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发展为单纯的商办，如轮船招商局等。这些企业的转化，扩展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阵容。可见，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3、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
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10](p349)又说：“与其以中国之银易外洋之货而银日少；熟若以中国自有之物产，斟酌变通，可渐收外洋侵夺之利？”[1]（p81）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开办后，到1881年“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之六，南北洋亦居其半”。[4]（p33）开平煤矿经营较好，从19世纪80年代起，产量迅速增长，显著的抵制了天津市场上的洋煤入口，在1889年后的数年间，“洋煤几乎在天津绝迹”。[4]（p33）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 政治的近代化
经济近代化和政治近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近代化是经济近代化的反映和保证。近代企业的建立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变化。
1、经济近代化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首先表现在这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最早的一批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公司的船员。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的产业工人增多，据统计，“在19 世纪70 年代，全国产业工人大约不到1 万人，80 年代增加到4.5万人”。[6]（p72）同时洋务运动中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新的生产力的产生、新的阶级力量的形成，不仅是对封建社会产生冲击和破坏，也为向新的世界迈进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客观上为后来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准备了一些条件。
2、洋务派开始对传统的对外关系进行反思，建立起近代外交。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立足于从“夷夏之辩”出发的中国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观念上，又都是中国传统的人伦秩序思想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对外交往中的延伸和膨胀，其中心内容是：世界各个地区尽管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都以中国为中心并臣服于中国的。在这种对外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不可能具有以国际社会的存在为前提，以国家间的相互平等关系为原则的近代因素。洋务派基于对中外关系现实的切实观察和对传统对外关系的深刻反思，已经开始冲出封建外交思想的樊篱，逐步萌生出近代的国际意识，并开始产生较为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和维护主权争取平等的思想，已具有某种程度的近代意识。在外交实践中，第一，1861年1月，咸丰皇帝接受恭亲王奕
❸ 有关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小论文！
2003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北京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十三位皇帝陵墓的总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天寿山南麓，陵区面积达40余平方公里。其北面有天寿山，东面有蟒山，西面有大峪山、虎峪山，南面有汗包山、昌平城后山、龙山和虎山，西北有笔架山，东南有平台山，西南有长寿山，群山环绕，层峦叠嶂。其间几道水流自西北而向东南，弯弯曲曲穿流而过，更显陵区山水相映秀美天成。 明十三陵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营建长陵始，至顺治元年（1644年）止，历时235年。十三个皇帝的陵墓分别是： 一、长陵是十三陵的主陵，位于天寿山下，埋葬着明成祖朱棣。朱棣史称“太宗文皇帝”，年号永乐，在位22年，合葬的有皇后徐氏。 二、献陵在天寿山西侧，地名黄山，埋葬着明仁宗朱高炽。朱高炽年号洪熙，在位1年，合葬的有皇后张氏。 三、景陵在天寿山东侧，地名黑山，埋葬着宣宗朱瞻基。宣宗年号宣德，在位10年，合葬的有皇后孙氏。 四、裕陵在献陵西北，地名石门山，埋葬着英宗朱祁镇。英宗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共22年，合葬的有皇后钱氏、周氏。 五、茂陵在裕陵西，地名聚宝山，埋葬着宪宗朱见深。宪宗年号成化，在位23年，合葬的有皇后王氏、纪氏、邵氏。 六、泰陵在茂陵西北，地名史家山（亦名笔架山），埋葬着孝宗朱樘。孝宗年号弘治，在位18年，合葬的有皇后张氏。 七、康陵在泰陵西南，地名金岭山（亦名莲花山），埋葬着武宗朱厚照。武宗年号正德，在位16年，合葬的有皇后夏氏。 八、永陵在景陵东南，原地名十八道岭，后改名阳翠岭，埋葬着世宗朱厚。世宗年号嘉靖，在位45年，合葬的有皇后陈氏、方氏、杜氏。 九、昭陵在长陵西南，地名大峪山，埋葬着穆宗朱载。穆宗年号隆庆，在位6年，合葬的有皇后李氏、陈氏、李氏。 十、定陵在昭陵东北，地名大峪山，埋葬着神宗朱翊钧。神宗年号万历，在位48年，合葬的有皇后王氏、王氏。 十一、庆陵在献陵西北，地名黄二岭，埋葬着光宗朱常洛。光宗年号泰昌，他做皇帝仅1个月，合葬的有皇后郭氏、王氏、刘氏。 十二、德陵在永陵东，地名檀子峪，埋葬着熹宗朱由校。熹宗年号天启，在位7年，合葬的有皇后张氏。 十三、思陵在昭陵西南，地名锦屏山，埋葬着思宗朱由检。思宗年号崇祯，在位17年。思陵原是他的贵妃田氏墓，清军入关后改建为皇帝陵墓，合葬的有皇后周氏、贵妃田氏。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陵园建筑都非常重视，明代也不例外。明成祖迁都北京前，便开始修建皇家陵园。建陵，当然要选择一处趋吉避凶的风水宝地。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派礼部尚书赵并聘当时著名的赣派风水传人廖均卿一同前往北平，卜选陵地。他们一行先在北平的西山一带寻览。因为西山的香山、潭柘寺一带是著名的风水宝地，金代皇帝和辽、金、元三代许多达官贵人也都埋葬在这里。但是他们勘查发现，西山地区没有符合赣派风水术要求的理想之地，不是形具未全，便是规模太小。于是，他们将目光北移，在北平的北部山区寻找，终于发现并认定昌平县东北（明时昌平县治在今昌平区旧县）黄土山为建陵的最佳区域。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迁都北平。他亲自审视了赵、廖等人选定的黄土山吉壤，表示非常满意。但他嫌黄土山的名称不雅，遂改名为天寿山。同年正式点穴，永乐十一年（1413年）玄宫落成，命名为长陵。长陵居于十三陵中心位置，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皇陵。 明十三陵中每座帝陵都包含三个建筑模块：神道、陵宫和玄宫。 神道是帝陵建筑的前导部分。十三陵诸陵除思陵外都有神道。长陵神道建筑规模最大，全长7.3公里，其他各陵神道均直接或间接地由长陵神道分出，因此该神道又为十三陵的总神道。 在幽深曲折的长陵神道上由南而北，有石牌坊、下马碑、陵寝兆城门（大红门）、神功圣德碑亭、石像生、棂星门等建筑，这些建筑至今仍保存较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对神功圣德碑亭、陵寝兆城门（大红门）和龙凤门进行过修缮。 人们参观十三陵，首先看到的便是矗立在长陵陵门外的石牌坊。整个牌坊为五门六柱十一楼，结构匀称和谐，造型美观大方。宽达28.86米，中间最高的牌楼高14米。牌坊用纯一色的汉白玉制成，夹柱石上方雕刻着造型生动的麒麟和狮子，上端额枋上雕刻着柔美飘逸的云纹。 陵寝兆城门（大红门）是陵园的正门，门分三洞，旁边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八个大字。门的左右连接着长达约40公里的围墙，把整个陵园围括起来。如今，这些围墙大都塌毁，只有一些断壁残垣依稀可见。 进入大红门，一直通往长陵的大道便是神道。神道上的第一座建筑是神功圣德碑亭。亭呈正方形，红墙黄瓦，重檐厚壁。亭内树立着高大的石碑，碑文三千五百余字。碑亭外有汉白玉华表四根，明朝人称它们为“擎天柱”。柱上刻有云龙，顶端蹲卧异兽，南北相对，头朝北的称为“望君出”，朝南的称为“望君归”。 过碑亭向北，依次排列着18对石人石兽。石人分为勋臣、文臣、武臣3种，共6对，表示皇帝死后要和生前一样主宰一切。石兽依次为狮、獬豸、象、麒麟、马，共12对。狮和獬豸是守卫陵墓的，骆驼、象、麒麟、马都是坐骑。 石像群的北面又有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牌坊，叫棂星门，也叫龙凤门。该牌坊为三门六柱建筑，三个门的门上中间都分别有一颗火珠，因此又将它称之为“火焰牌楼”。 石牌坊后有两座石桥，一座七孔，一座五孔。这里地势较低，陵园中各条水流汇聚于此穿桥而过。站在桥上，可以望见1958年兴建的碧波荡漾的十三陵水库。走过石桥再向前去，就可以进入长陵陵门了。 长陵的陵宫，共有三进院落。 第一进院落中的建筑原有陵门、神库、神厨和碑亭。陵门有三洞，顶上铺有黄琉璃瓦，左后连接墙垣。碑亭里的碑原来是空白的，清朝重修十三陵时，利用这块碑刻上了顺治皇帝的谕旨和乾隆皇帝的诗文。神库和神厨已不存在。 第二进院落中有享殿、殿门和神帛炉等建筑。享殿又叫恩殿。恩就是祭陵感恩受福的意思。享殿高大宏伟，总面积为1956平方米，是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仅次于故宫太和殿的大型宫殿。其突出特点是所用木料极为珍贵，柱、梁、檩、椽和檐头，全部用楠木制成。尤其是支撑大殿的60根楠木大柱为世间罕见，中间最大的4根直径达1.17米，这样巨大的木材，在当时每一根从砍伐到运入陵园，都需要五六年时间，足见耗费之大，工程之难。 第三进院落的主要建筑是宝城和明楼。楼下边的城墙突出呈方形，所以也叫方城。城墙里围着的大坟头即宝顶。长陵的坟头就像是一座小山。据《明会典》记载，它的直径为一百零一丈八尺，将近340米，围着它走一圈足足有二里多。从宝城下面的通道可以登上明楼。明楼也是方形的，四面开门，当中竖立石碑。由于多采用砖石材料，又建在宝城之上，十分坚固，所以明陵的明楼绝大多数都保存了下来。 玄宫是埋葬朱棣的地方，位于宝顶之下。由于深埋地下，未能开掘，加之文献记录简略，至今人们也不知其中的秘密。好在1956和1957年，文物考古部门对明十三陵之定陵玄宫进行了发掘，进而搞清了明陵玄宫的大体结构：这个玄宫由前、后、左、中、右五个殿组成。前殿又称过殿，无任何陈设；中殿设帝、后御座和祭器；左殿、右殿各设官床一座；后殿为主室，中间设官床一座，安放帝、后棺椁。每个殿之间由隧道相连接，用整块汉白玉制成的石门隔开。玄宫总面积为1195平方米，后殿最高处达9.5米，其他各殿最高处也在7米以上。玄宫中出土的金银器皿、玉器、瓷器和丝织品都非常珍贵。 其他12个帝陵的建筑格局与长陵大同小异，都包含神道、陵宫和玄宫三个建筑模块。除了思陵外，每座陵都有神道同长陵的神道相连接，就像一棵大树，长陵是主干，各陵是分枝，有主有从，主从分明，既紧密联系，又各自独立，形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陵园体系。再加上陵寝与山水互相映衬，前有流水，翼有砂山，背有后龙，二者相互融合，共同作用，形成一种神圣、永恒、崇高、庄严、肃穆而又充满生机的纪念气氛。 总之，明十三陵正像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官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李相海对其考察评估后所说的那样：十三陵是中国皇家陵寝的典范，中国古代建筑的优秀范例。明十三陵自然环境幽雅，陵寝建筑规模庞大体系完备，整体系建筑突出，陵寝制度独具风格，各陵总合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突破了唐、宋时期陵寝建筑彼此不讲究统属和整体的格局，发展为一个崭新的陵寝建筑形制，是中国明朝200多年历史中中国建筑艺术的杰作，是陵寝规划和建造的最高代表，其建筑风格和形制影响了以后几百年，并对其后清帝陵的修建产生了巨大影响。
❹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有哪些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❺ 关于中国文化史的论文
简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是指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 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入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唐鉴真东渡，中国的佛教文化以及雕塑等传到日本，大量日本遣唐使如吉备真备、高僧空海、阿倍仲马吕等到中国研习中国的文化。如此，使日本的文字、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现在我国难觅身影的十字亭，在日本还有完好的保存。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如果人们不知道李退溪、曹南冥、李栗谷、洪大容、丁若镛等人是韩国哲学家，仅看他们的著作难以判断作者的国籍。而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因此，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 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对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如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加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特别是其中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和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焦点是它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通过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先后传到西方后，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的影响最大，法国成为当时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就通过法国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很少有不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如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崇程度，让我们现在都感到震惊。伏尔泰就在礼拜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以及大文豪歌德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正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人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过来。这种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影响了德国的辩证法思想。 那么，中国文化对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学术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在反思中得到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现代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既不是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也不是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因为启蒙思想集中表现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得出了这样两个基本命题和结论：第一个命题就是：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第二个命题就是，“启蒙思想是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条件”。结论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我们知道，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的现代化程度较高，但韩国的现代化不是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而是在对传统文化尊重、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到过韩国的人对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都深有感触。譬如，韩国目前最著名的大学成均馆大学，该校现在仍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每年2月和8月，韩国人还会按照传统方式到文庙去祭祀孔子，还有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教学方式授课的学院，讲授的主要课程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在中国几乎已经消失殆尽的传统县学和书院，在韩国至今还有300多所。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在2004年底在韩国首都挂牌成立。韩国还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可以说，韩国是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的成功范例，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典型的儒教国度”。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 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1988年10月，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又提议把儒家东方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并使之成为每个公民的行动指南。1990年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充满儒家伦理精神的《共同价值白皮书》。该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编辑本段]启示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重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第一、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儒家传统文化中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经积淀成为他们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如李光耀1978年在国庆献辞中曾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个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价值体系。” 第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 吉林大学已故的著名哲学理论家高清海教授指出：“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即是说，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
[编辑本段]中国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
刘周在“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一文中认为：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落地生根，并蔚成燎原之势，其深层原因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大同”情结有重要关联。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统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社会理想的统一；二、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三、运用儒家“礼”的精神的统一。以下是分述： 一、 社会理想的统一 三民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 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何？马克思博士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孙中山所说的“天下为公”系出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则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暨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以及马克思所主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内容如何呢？ 《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三卷：“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现在，我们来看《礼记·礼运第九·大同篇》中最关键的两个句子：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热爱劳动，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无处释放一样，而且劳动创造的财富不一定非要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是“自我”能力的释放，劳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劳动“不必为己”，人们都能“各尽所能”。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就象讨厌财富一样，把财富任意的弃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来，据为己有。换句话说，就是“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人们已经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4页）。这时候，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财富都“不必藏于己”，人们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属于社会公有的财富。社会已经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 从这点上讲，三民主义暨共产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统一的。 二 运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统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它要求统治者在不损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一定的阶级让步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被统治阶级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实质，就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无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决涵盖社会各阶级的“民生”问题，使社会各阶级的成员在不改变自身阶级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而这也就是“民生主义”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义的指导精神与仁的精神是统一的。那么，此二者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孙中山先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第802页）。共产主义是什么兀抗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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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文化蕴藏了他独有的风格。其包括；文字、百家姓、婚姻、节日等。这些都具有各自的特点，都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文字
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在皇帝时就有了文字，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出现，更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证明。所以，中国文字的创造至少有了五千年的历史。之前人类用表情达意，帮助记忆的工具大致是结绳与语言，而这一切都不能代表人类思想的变化，而语言也有了时空的限制。因此才有了文字的制造！
传说中的文字神是仓颉，《淮南子 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夜鬼哭”。描写了文字具有神奇的力量，人的智能将会因为有了文字而突飞猛进。中国的文字虽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不见得。迄今为止，一直流传的最早的文字世上带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
（1）、金文，是住在同期上的铭文。更具考古证明，我国夏朝时期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出土的铜器中就铸了文字，因为周朝以前将铜称为“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称为“金文”，又因这类文字在钟鼎上字数最多，所以又称其为“钟鼎文”。
（2）、大篆，专家都认为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文字，其笔道匀称，字体整齐，是官定的标准文字。“篆”本是大、小篆合称因习惯见前者称为大篆，故后世用“篆文”指“小篆”。战国末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文字，李斯主持了这一工作，他废除了六国的文字，便形成了新的文字“小篆”。
（3）、隶书，因小篆整齐又是长方形，结构是由均匀圆滑，各组成不方便书写。所以民间很快出现隶书。其特点是将圆滑转变取得线条，写成带方折的字形。其文字在下层官吏、差役、奴隶中比较流行，所以称其为“隶书”。
（4）、草书，是一种特定的文字，是从民间隶书发端萌芽来的。到西汉晚期就出现了具有后世风格的草书。进入东汉后，就有了比较规整的，严格的形体。草书不但笔画勾连，字间勾连，而且形体高度简化，后来又出现了草书的变体，称“狂”。
（5）、楷书，也是直接脱胎于隶书，把隶书的扁形改为方形，人们又称“方块字”就是针对楷书。楷书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才基本成熟。楷书被美化，写得更加规矩和美观，又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的宋体字变形，叫做“仿宋体”。
（6）、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文字，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如果写的端正点就称为“行楷
”，如果写的奔放点就称为“行草”。
百家姓
中国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据统计现存的有5600多个。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姓氏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同源，异姓也可能处于同一宗。唐太宗时（公元627年），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姓记录下来，写成《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百家姓是北宋时写的，共有单姓408个，复姓30个，发展到后来有近4000-6000个。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氏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第二十大姓氏是徐、朱、林、宋、马、高、胡、郑、郭、萧。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认识母亲生的，故姓为女旁。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姓氏作为区分氏族的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姓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各族姓氏互相通婚子女姓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社会人类逐渐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过度到父系，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取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姓和氏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姓氏形成的原因
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如黄浦，高，公，施等；
以兄弟次序命氏。如伯，仲。叔，季等；
以官职名称命氏。如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以职业技艺命氏；
以祖上谥号命氏；
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关尔佳改为关；
因赐姓，避讳改姓氏；
因逃避改姓。
姓氏的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地的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去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合成复姓，这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成员。
姓氏神话
姓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一种符号。姓氏而是姓和氏的合称，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活的原始部落中。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记载皇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所以改为姬姓。其周的祖先后稷是皇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继承了姬姓，后人将其称为“神农氏”，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婚姻
中国古达婚姻的爱情观的特点，爱情专一，姻缘天定，夫妇之际，人道之大论也。社会制度造成的悲剧：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丑而不信。痴心女子负心汉。中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婚姻礼俗(1)乱婚即杂婚；（2）血族婚；（3）亚血族婚即族外群婚。这样父亲是集体父辈，母亲是集体母辈，成为共夫或共妻（4）对偶婚（5）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婚姻政策是指历代政府对婚姻奉行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其对婚姻做出了一系列的条文规定。（1）导民婚配（2）嫁娶有媒（3）同姓不婚（4）可纳妻妾。婚姻在娶婚时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必备条件。综合起来，古代婚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古代尚无现代意义上的离婚；第二、“七出”的基本点是维护夫权与封建家长制，是为保障丈夫的特权制定的；第三、离婚可以以第三方的意志为转移；第四、“三不去”从人道主义出发，对离婚有所限制。
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的完善，满满的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人类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是和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的节气有关。后来的传统节日和节气密切相关，节气为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就以定，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的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为节日增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定型。人们常说的这些节日起源于汉代。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各自的风俗文化，众多的民族节日是一份有待挖掘的文化宝藏。
通过这学期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让我更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理解了我的祖国。因而也使我更加 热爱它！
❼ 关于东营历史与文化的论文
你可抄以到图袭书馆查询下，东营市志http://ke..com/link?url=_Oq
❽ 关于一篇历史方面的小论文
始皇顺应历史潮流，灭六国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符版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建权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巩固了统一，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通过统一战争，扩大了疆域，使秦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上说明秦始皇是对我国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皇帝。但是他又是统治残暴的封建皇帝。他广建宫殿陵墓，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他还制定残酷的刑法，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❾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进程论文 3000字
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
❿ 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论文，2000字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