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历史文化

① 晋朝历史

西晋（公元265年-公元316年）是由魏国司马氏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当时还处于分裂之中的中国。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晋王朝便分崩瓦解，使中国又恢复到原来的分裂状态。
三国时期，司马懿作为曹操的军师与吴、蜀交战，因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指挥才能，连续辅佐曹丕、曹叡、曹芳三帝，成为魏国的实权人物。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卒，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掌权。司马昭权势极大，自封为晋王，封其子司马炎为太子，开始准备取魏而代之。公元二六五年，司马昭卒，其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该国号为晋，都于洛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西晋王朝。司马炎是为晋武帝。
司马炎即位之时，三国之中的吴国还未被平定，故而武帝登基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平定东吴统一全国。公元二八零年，晋军南下进攻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出城请降，至此，魏、蜀、吴相继灭亡，中国出现了暂时的统一。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武帝分封十余有功同姓为王，又对晋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由于晋臣多为前朝的名门望族，故而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其自身利益为主，其中大部分并不适应当时晋的实际社会状况，所以晋朝初年的经济并未有太大发展。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病故，由次子惠帝司马衷继位。惠帝本是愚痴之人，并不能治理国家，以至于朝中大权尽落于皇后贾氏之手。司马氏诸王不满于朝中贾氏专权，纷纷想杀贾氏而独掌大权，于是便发生了晋朝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其中八王全部是晋皇室宗亲。他们分别是：汝南王亮、楚王玮、齐王冏、赵王伦、成都王颖、长沙王乂、河间王顒、东海王越。公元二九九年，赵王伦杀贾后及其党羽，独揽大权。其后，又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废惠帝自立为帝。是为“八王之乱”之始。 此后，齐王冏、赵王伦、长沙王乂、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之间为了夺取政权不断发生战事。直至公元三零六年，东海王越毒死惠帝，拥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子怀帝司马炽继位，历时五年的“八王之乱”方为结束。此次发生在晋朝后期的“八王之乱”使晋朝原本就衰弱的统治进一步恶化，至西晋末年，不仅国内人民纷纷起义反抗暴政，而且域外的匈奴、鲜卑诸族也对西晋的统治虎视眈眈。
公元三零八年，匈奴大单于刘渊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开始了灭晋的历程。登基后，刘渊立即谴其子刘聪与大将王弥进攻西晋都城洛阳。当时在洛阳掌握大权的东海王越，为了自保，竟带领四万人马和大批朝臣撤出洛阳，东驻于项，并于次年忧郁而死。刘聪趁此机会消灭了东海王所部人马，攻克洛阳，掠走晋怀帝司马炽。怀帝被俘后，豫州刺史阎鼎与雍州刺史贾疋等人又拥立武帝之孙司马邺为帝，都于长安。至建安四年（公元316年）长安被围，此时晋已无力御敌；晋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王朝终结。
西晋王朝是经过长期战乱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加之“八王之乱”的发生，因此经济基础并不稳定。西晋的商业与手工业也是在经过了短时间的发展后，也被战争破坏而停滞不前的。与其他方面相比，晋朝的文化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至西晋年间，文学脱离了以往的史学与诸子百家的范畴，开始单独作为独立的形式存在。
晋自武帝建立政权以来，共历三代四帝，前后仅五十一年。西晋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外族消灭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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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里面就是《晋书》一书，里面有五胡乱华的正史。
还有《资治通鉴》，都专有记载。属
回味晋朝晋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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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录——
第一章 三国归晋
第二章 城头变换大王旗
第三章 八王之乱
第四章 汉晋争天下
第五章 群雄并起亡西晋
第六章 汉灭赵兴
第七章 东晋乱纷纷
第八章 北方二雄主
第九章 中原之乱
第十章 晋燕争雄
第十一章 壮丽的前秦
第十二章 十国争北地
第十三章 英雄称霸忙
第十四章 东晋的权杖
第十五章 刘裕的崛起
第十六章 南北朝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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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晋国的文化

周朝实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思想，这也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唐叔虞受封不久，在晋国发现了一种“异亩同颖”的嘉禾，便将它献给成王，成王又要他转交给东方的周公，周公特作《嘉禾》以示上天对周朝的眷顾。周室东迁后，平王作《女侯之命》勉励扶立有功的晋文侯，其中就提到了“奉天”、“敬祖”、“明德”和“惠民”的思想。在文侯之后的晋国分裂时期，由于内战的频繁，令普通人民对“天命观”产生了动摇，他们不再相信变化无常的上天。在《诗经·唐风》中有一首《鸨羽》就提出了“悠悠葵，曷其有常”的疑问。于是原本的“敬天保民”思想向着“重民”转变。重民思想在春秋后期进一步发展为“爱民”，大臣师旷就劝谏平公要懂得节制和减轻国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在与世卿的斗争中占得优势。
晋国深信占卜，并有“卜”、“筮”、“占星”、“原梦”、“看相”和“音兆”等多种形式，其中又以卜和筮最为常见。《左传》所载的各国卜筮活动约八十多次，而晋国就占去一大半。献公晚年欲立骊姬为夫人，就先后运用卜和筮两种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卜筮在春秋后期已沦为一种形式，人的意志已盖过“神”的意志。赵鞅在同范氏、齐、郑联军作战之前占卜，便出的结果是不吉，但他甘愿违卜作战；另一次在攻打卫国时，形势对己方不利，他就以占卜不吉为由班师回国。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晋国所使用的文字多见于甲骨、青铜器、陶器和货币等材料上，其中以春秋时的作品最为常见。从山西洪洞出土的春秋晚期甲骨中的文字笔画纤细，与殷墟发现的商朝甲骨文的字体不同，而和春秋战国时的青铜铭文接近。
二十世纪以来已经多次出土了晋国的盟誓载书，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晋都新绛所在的山西侯马东周古城出土的《侯马盟书》，这批盟书都是由毛笔用朱红墨水写就于玉石片上，从书中娴熟的笔法可看出笔墨在当时已使用了很长时间，其文字的整体风格一致，字形和楚国文字相似。书中的文字是研究古代文字书法的珍贵材料。盟书中的文字的特点有： 一字多形。其中又分以精简笔画形成如“从”字，或因偏旁易位而形成的，如“助”，通常都有三种写法。从盟书文字可知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如“敢”有九十余种写法，“嘉”的写法更多达一百多种。像“亟”这种可以组字的部首本身也有十余种写法，当它用来做部首组成其他文字时，会显示更加复杂； 通假字。汉时成书的《说文解字》虽然认为通假是造字六义之一，但其并非是造字的原则，而是在现成文字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如“是”与“氏”，“俞”和“偷”的通假都是如此。从现成的盟书中整理的文字中，本字有三百八十一个，存疑的四十六字，加再上一部分现已残缺的文字，由此可知当时的日常文字数量已颇为丰富； 合字。除上述两点外，盟书文字还保存有不少合字，像“子孙”写为“□”、“大夫”写为“□”等等。合字通常是不会造成误解的专名。另外，盟书中还发现了作者特意而加的标点符号约四十七处。 而从《左传》的记载还可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初步形成文字学，师服所说的“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和史赵的“亥有二首六身”都被认为是对文字的研究。 晋国的史书称《乘》，乘是取载之意。世掌典籍的大夫家族称为“籍氏”。而太史则主要记载言行，其中较为知名的人有董狐，时称“良史”。当时史与籍有所不同，分司记载和收藏。《乘》在战国初期还存在，诸子典籍也多有引用，但晋乘中的记载不见于孔子所删采的《春秋》和其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晋乘》被视为“百国春秋”而被付之一炬。而汉武帝之后，又罢百家，尊儒术，《晋乘》从此散佚，后世的《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均无任何记载。现存的《晋乘》四十二则是为后人偶获，每则只记一事，并且不记年月，都为晋文公时期的事迹，内容多为采自《韩非子》等书。
由于史官司职不同，在春秋时发展出以记言为主的题材。《国语》就是本记言的史书，其中的《晋语》有九篇，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史官另一个重要职责是整理的记录国君及贵族阶级的世系，六卿中知氏的成员知果预言家族将灭，就在太史处登记，从知氏中分出，新立辅氏。后知氏被灭，辅氏得以幸免。另一方面，卿大夫家族也有自己的私人史官，主要记载自家家史，战国成书的《世本》就多数引用了家史。 主条目：夏历
早在西周时期，晋国就对日月和行星的运动及二十八星宿有所了解。《诗经·国风·唐风·绸缪》中就出现了“三星在天”、“三星在隅”等记载，这当中的三星即是指参星。西周时，中国已经用岁星进行纪年，人们又将黄道附近一周天自西向东分为十二个等分的星域，称为“十二次”，每一次以二十八宿中邻近的几颗为界域，岁星（即木星）每年约运行一次，十二年就运行一周，如果岁星在星纪就称为“岁在星纪”。岁星一方法用来调整历法并指导农事；另一方面也用作占卜。
继“十二次”之后，当时人们还创造出“分野说”，将天上的十二次同地面联系起来。如实沈就是晋星。卜官还会依据星域中的异常来推测其对应国家的吉祥，这就是占星术。
晋位于夏虚，启夏政，故而历法不用周历，而是使用夏朝的夏历。夏历正月为建寅之月，相比周历，其在农物方面更加科学。当时虽还未形成“二十四节气”，已知晋国人是用“分”、“至”、“启”、“闭”八个节气来对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
夏历是一种阴阳历，岁差是以置闰来调整的。在西周时，人们已经知道调整置闰的适当时期。迈入春秋后，又懂得了十九年七闰法。此外，晋国人还以月相来记日，用“朔”表示每月的初一，以“朏”表示初二或初三。
发源于商朝的干支纪日法在晋国已经非常普及，广泛运用于社会各阶层。在记时方面，则以“鸡鸣”、“眛爽”、“旦”（日出）、“大昕”、“日中”、“日昃”、“夕”（日入）、“昏”、“宵”与“夜中”（夜半）共十时为表记。这种记时方法一直使用到南北朝时期。 规和矩是春秋时期手工业者常用的工具，《周髀算经》记载的勾股定理就是人们在运用规的过程发现的。并不曾见晋国运用勾股定理的直接记载，但根据史书所载的记录来看，他们实际是懂得勾股定理的。
珠算的前身“筹”在春秋时的晋国也获得广泛运用。平公在位时期，其母晋悼夫人赐予参加修筑杞国城墻的工人酒饭，绛县一位没有儿子而只好亲自去建城的老人也参加了酒席。有人怀疑他的年纪，老人以干支纪日做答：“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官吏将答案回馈到朝廷，师旷、史赵和士文伯根据一年约等于个甲子心算出答案，师旷认为是“七十三年矣”，运用的方法类似：约于等于445；士文伯得出“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是以癸未距甲子四十日，采用再；史赵的答案“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比较特别，杜预认为这是“亥字二划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算之六”，史赵采用的实际就是筹算。
定公二年（前510年），晋国联合诸侯大夫为王室修缮成周，晋国世袭司空的士氏成员士弥牟主持了这项有晋、鲁、齐、宋、卫、郑、曹、莒、薛、杞和小邾共十一个诸侯国参加的浩大工程。这项工程在三十天就告竣工，士弥牟在修建过程过不仅进行土方计算，而且还运用物理学中的求功原理，并连同工程所需的材料和工人口粮都一一列出，交给各个诸侯工程队。从这项工程可看出当时的人们在建筑工程运筹方面的成就，这也是先秦土木工程的一大杰作。 由于传统天命观和巫术的普及，以至晋国在医学方面的成就并不出色，国君或大臣生病通常是请其他诸侯国的医生帮助。晋景公病重期间，首先是请桑田巫进行驱疠祈福，在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请秦国的医缓来医治，病入膏肓的景公终因错失医治良机不久后就去世了；后来晋平公生病，仍然是先采用占卜的方式，最后才又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医和前来医治，直言是因纵欲所致。直到春秋末期，晋国才摆脱巫术对医学的干涉。赵鞅生病后，下属直接请扁鹊来治疗，三天后就已康复。
晋国虽因巫术的盛行阻碍了医学和发展，但在药物的运用、常见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以及人体健康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仍有了解。晋景公原本想迁都到郇瑕之地，大夫韩厥认为当地“土薄水浅”居住在那种地方容易患上风湿和关节炎之类的病症。在他的建议下，景公最终改迁于“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的新田。
由于春秋后期的气候反常，传染病在各诸侯国较为流行。疾病的传播也时常影响到国家的军事行动，各国为了人民的健康都以各种方式预防疾病的传染和扩散，但都没有好的治疗方式，只能消极的预防。晋国曾因预防不力受到郑国子产的指责。直到《山海经》成书后，人们才已初步掌握一些传染病的治疗方法。 在西周时，各地的诸侯每逢冬天都会去朝见天子。天子也会于此时在宗庙主持对祖先的祭祀，诸侯则会助祭。在祭祀过程所演唱的便是《诗经》中的雅颂。而国风则是由天子委派的史官在各地搜集的民歌，再由乐师加工并配乐。《诗经·国风》中收有的晋国民歌都集结于魏风和唐风。其中《魏风》有七篇，分别是：《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唐风》为十二篇：《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卿》、《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和《采苓》。以上诗歌的内容丰富，题材也极广泛，在描写手法上采用铺陈、比、兴等多段手段。这些诗歌中，有的描述军队生活，如《伐檀》和《鸨羽》；有的描写普通农民的生活，如《十亩之间》和《采苓》；有些是反映新婚生活的爱情诗，如《绸缪》、《葛生》；而像《伐檀》与《硕鼠》则属于政治讽刺。此外还有许多不见于现存《诗经》的诗歌，常常被《左传》所引用。
《诗经》在春秋以后的晋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日常必读物；另一方面也是各国卿大夫在外活动委婉的表达意见的方式。《左传》记载的类似活动中，《诗经》被引用达二百三十五次，其中又以晋国所占比例最高。除被官方收集的以外，普通人民自编的多数诗歌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无法幸存。
古代的诗歌多为以乐器伴奏，称之为弦歌；而普通人民在农事、狩猎、捕渔和伐木时即兴演唱的诗歌，因没有乐器伴奏，便叫做徒歌，又称“谣”。晋国使用的乐器种类繁多，并按种类分为八音。分别是： 种类 乐器 金 钟、镈 石 馨 丝 琴、瑟 竹 箫、管 匏 笙 土 埙 革 鼓 木 柷敔 由于晋国在春秋是盟主，对外活动甚多，所以备有一种规模庞大的乐工团队。同时因对外战争的胜利，战败方常以乐器、乐师为贿赂，其中以“郑卫新声”闻名的郑国就多次赂贿以大量的乐器和乐师。原本按周朝礼制，天子才可以享受一列八人的舞蹈、诸侯为一列六人、大夫则为四人一列。而到春秋后期，不止诸侯开始僭越用天子之礼，甚至连普通的卿大夫也能光明正大的使用八倄了。而作为音乐人才交汇处的晋国，还出现了师旷这位驰名列国的音乐家。
乐理
《孟子·离娄上》中说：“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这五音就是指“宫”、“商”、“角”、“征”和“羽”，是由音的高低而制订的。六律又分阳律和阴律，阳律原本是指用作确定音调的六根竹管，分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及“无射”，阴律则为“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与“应钟”，又称“六吕”，阳律和阴律可合称为十二律。晋国当时已经懂得用三分损益法来确定六律，师旷还常将五行学说和五音六律相结合，用以劝导平公。

④ 关于山西晋文化资料，越多越好

山西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100多万年前就有古人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相传尧、舜、禹都曾建都山西。春秋时期，山西大部分为晋国领地，故山西简称为“晋”，战国初韩、赵、魏三分晋，山西又有“三晋”之称。

唐、晋、三晋及其它
相传太原是古唐国封地，山西简称晋，三晋是山西、太原的美称。本文将就唐、晋、三晋的联系说一段有关太原的历史。

一、关于唐。唐在汉字中本义大言，引申为广大的意思。《论衡·正说》注为“唐之为言荡荡也”。扬雄《甘泉赋》有“平原唐其坛曼兮”句。然而，在中国，在世界一说到唐，人们总要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大帝国唐朝。公元 617年，由于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征集百姓，大兴土木，民不聊生，农民大起义已发展到如火如茶的境地，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太原公子”李世民乘机起兵，攻人长安。次年，隋朝灭亡，李渊在关中称帝，国号曰唐，建都长安。唐代前期，经“贞观之治”，国势极为强盛，北部疆域在7世纪后叶，北界曾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到里海，东北达到日本海。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李渊父子，夺取天下后何以将国号定为唐呢？还得从山西太原谈起。

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前，中国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黄帝是古代各族的共同祖先，山西一带是部落首领尧的领地。尧为陶唐氏，名放勋，建都于平阳（即今山西临汾，现有尧庙），史称唐尧。帝尧苗裔刘累受封于唐国，是我国历史资历很早的古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之后，又平灭了反叛的刘累后代的唐国。周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为周成王。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受封的唐，实际上接受了刘累子孙所留的一切，其领地为山西的汾水、浍水流域。至于故唐城究竟在何地，有二种说法：一说在翼城县西20里；一说在并州晋阳县北 2里。这里不作考究。但令人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后者，可能是人们从现实的存在看到，唐改晋后，后人确实在故唐城一带修筑晋阳城并为唐叔虞在晋阳修建了词堂吧。我的看法是，二说都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说，可能是尧唐建都在临汾，刘累的后裔在翼城一带建了唐城，叔虞封唐之后又在晋阳建立了唐城。不管怎么说，山西太原是古唐国的封地。

李渊隋时为太原留守，世袭唐国公。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取天下之后，由于太原是他们起事兴邦之地，又是古唐国的故地，且唐字本身，在汉语中是个吉字，有大而广的意思。因此，取国号曰唐。由于大唐帝王在极盛时期，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较大，至今英美等国仍把中华侨民称为唐人，把华侨居住集中区叫作“唐人街”，把中国服装称作“唐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却不知道大唐的唐字追根寻祖还是来自山西太原呢！

二、关于晋。西周时期的晋，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及其子燮父改唐为晋，到公元前 222年，赵代王喜被秦兵攻破，赵国彻底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 800 年。这里说的晋，包括晋及三晋，下面先说晋。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封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从晋国世系计算，晋作为侯国经历了17世，作为公国经历了20世，公侯合计共37世 634年，加上自赵魏韩三家分晋成为三个侯国，至秦灭赵统一中国的 154年，合计为 788年。由此可见，晋国作为先秦时期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晋国时代及赵魏韩分晋以后，其领域包括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程度最古老、最文明的主要区域。从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看，山西芮城西王村文化、夏县东下冯文化、襄汾陶寺文化、河南的郑州裴里岗文化、安阳后岗、大司空文化、渑池仰韶文化、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河北武县磁山文化，这些夏、商、周文化代表区，都在当时的晋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当时晋国，包括了现在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北、河南的一部分。晋国的主要领地在山西，所以山西简称为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当初燮父为何改唐为晋，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境内有晋水，故称晋；一说是取晋本义与进同是前进的意思，究竟取自何义，也已无可考，但山西称晋是公认无疑的。

这里还需说明一点，晋国的地位原袭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姬诵封其弟叔虞的唐，燮父改唐为晋以后，唐晋就不分了。唐叔虞是唐的领主，也是晋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称“晋，唐叔虞者”也正是这个意思。在周王朝时代晋原是一个侯国，即二等诸侯国。约在公元前 680年，晋武侯灭缗侯即位以后，自称为曲沃武公，私自提高了规格。为取得中央的承认，武公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他把晋的全部珍宝、金玉、青铜器物送给了贪财爱宝的周天子。周天子受了曲沃武公的贿赂，封曲沃武公为晋武公，于是侯晋升格为公国，跃身诸侯列强。对于晋武公以行贿手段取得升为公爵的丑行，司马迁在《晋世家》中无保留地予以记载，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但晋武公使晋成为公国后，仅在位二年，并未能有什么作为。之后，献公宠骊姬，而晋祸乱源；惠公以怨报德使秦晋关系恶化，晋国祸乱不断，国力衰危。公元前 645年，在外流亡19年的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史称晋文公。由于晋文公饱经流浪之苦，即位以后对内实行施惠百姓、开禁薄赋、奖励农耕、赈济贫困、减轻关税、鼓励通商、宣扬法教、淳朴民俗；对外秦晋交好，多代联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使晋国达到民富国强，实现了晋国的中兴和霸业。公元前 572年，晋悼公即位后，晋国国势日趋衰微。

三、关于“三晋”。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济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

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我想，正如后人称东汉末年的蜀、魏、吴为三国一样，是泛指这一段历史的。三晋既代表称霸春秋的晋国，又包括跻身战国七雄的赵、魏、韩。人们历经二千数百年至今仍然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为三晋，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说明三晋大地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是祖国的一块风水宝地。

有着30个世纪悠久历史、古老文化孕育的三晋儿女一定会在跨越新世纪光辉时代，在三晋大地奏出更加辉煌的凯歌！

⑤ 晋祠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哪些它们的特征风别是什么

晋祠位于太原市区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水的发源处。晋祠始建于北魏前，是为了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武王灭商之后分封诸侯，把次子叔虞封于唐，叔虞死后，其子夑继位，因有晋水，改唐为晋国。后人在悬瓮山麓、晋水源头建祠立设，以祭祀叔虞。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即今晋祠。晋祠历代均有修建和扩建。南北朝天保年间（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游晋祠撰《晋祠之铭并序》碑文，又一次扩建。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依山枕水建正殿，是供奉唐叔虞，至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其母邑姜亦供奉於正殿之中。熙宁年间（1068——1077年）封邑姜为“顕灵昭济圣母”，遂有圣母殿之称，后来唐叔虞祠堂迁於北侧，形成今日格局。
游晋祠，可按中、北、南三部分进行。中，即中轴线，从大门入，自水镜台起，经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到圣母殿。这是晋祠的主体，供奉的是唐叔虞的母亲，周武王的王后，周成王的母亲邑姜。建筑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北部从文昌宫起，有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唐叔祠、朝阳洞、待风轩、三台阁、读书台和吕祖阁。这一组建筑物大部随地势自然错综排列，以崇搂高阁取胜。南部从胜瀛楼起，有白鹤亭、三圣祠、真趣亭、难老泉亭、水母楼和公输子祠。这一组楼台计峙，泉流潺绕，颇具江南园林风韵。此外最南部还有十方奉圣禅寺，相传原为唐代开国大将尉迟恭的别墅。祠北浮屠院内有舍利生生塔一座，初建于隋开皇年间，宋代重修，清代乾隆年间重建，为七级八角形，高30余米，每层四面有门，饰以琉璃勾栏。登塔远眺，晋祠全景历历在目。

⑥ 晋朝的文化

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 。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
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着《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
绘画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
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 。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

东晋王羲之书法方面，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 。后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着《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着《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

⑦ 晋祠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哪些

晋祠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心。其中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1961年3月公布晋祠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第一批国家AAAA级别旅游景区。

建设沿革
● 南北朝——隋朝
南北朝天保年间（550年-559年），文宣帝高洋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读书台、望川亭、流杯亭、涌雪亭、仁智轩、均福堂、难老泉亭、善利泉亭等都始建于这个时期。自高洋以下皆续有修缮。
隋开皇六年（581年-586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引晋水灌溉稻田，周回41里。
● 唐朝——金朝（唐、宋是晋祠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
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年-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
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宋仁宗赵祯于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1086年-1098年），铸造铁人、筑莲花台以壮威仪。元祐二年（1087年），太原府社头吕吉等人献圣母殿檐柱木雕盘龙六条和圣母座物。四年（1089年），铸金人台东南隅铁人一尊，现存铁人系民国15年（1926）补铸。绍圣四年（1097年），铸金人台西南隅铁人一尊。五年（1098年），铸金人台西北隅铁人一尊。东北隅铁人早毁，于民国2年（1913年）补铸。
宋徽宗崇宁中（1102年——1106年），重修圣母殿，赐号“慈庙”。政和元年（1111），重修苗裔堂。八年（1118），铸鱼沼飞梁铁狮子一对。
金大定八年（1168年），更在飞梁大东，增建献殿，专为圣母子贡献祭品。面宽3间，深2间。
● 元朝——清朝
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重修唐叔虞祠内建筑，勘定晋祠四周地界。弋殷撰《重修汾东王庙记》。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僧洪治禅师重修奉圣寺。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重修苗裔堂。
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王思诚任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整修晋祠。次年，太原地震，波及晋祠，乃重修圣母殿。三年（1343年），石刻《孔子步趋图》，置于清华堂。
明洪武元年（1368年），重修雨花寺，正殿三间，左右配殿各三间。二年（1369年），加封圣母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三年（1370年），创建仙翁阁，又称红阁。
明永乐十年（1412年），僧圆觉禅师来奉圣寺，增建观音堂，铸圣母殿左钟。十四年（1416年），建上生寺，正殿三楹，东西配殿各三阁。二十一年（1423），补铸莲花台西北隅铁人头。
明天顺元年（1457年），圣母殿右侧铸造大钟一口。五年（1461年），山西巡抚茂彪修葺晋祠，刻《重修晋祠碑记》。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圣母殿立《御制祭文》碑。
明正德六年（1511年），重修苗裔堂。八年（1513年）补铸西北隅铁人胫部。十五年（1520年），铸昊天神祠钟。
明嘉靖中，建白鹤亭。十一年（1532年），王朝立在晋祠庙内东南角创晋溪书院。二十七年（1548年），建读书台，修望川亭、唐叔虞祠、善利亭、难老亭。四十年至四十一年（1561年——1562年），宁化王府修圣母殿、鱼沼飞梁。四十二年（1563年），创建水母楼。
明隆庆元年（1567年），高汝行撰《重修晋祠庙记》，重修东岳祠。
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在献殿前增建对越坊和钟鼓楼。接着又在会仙桥的东面，重修了华丽的水镜台供演戏之用。
清康熙元年（1662年），重建望川亭。二十五年（1686年），太原知县周在浚重修唐叔虞祠，并撰文记之。三十八年（1699年），建吕祖阁。四十八年（1709年），再修唐叔虞祠。五十七年（1718年），整修奉圣寺，创建待凤轩。
清雍正八年（1730年），高氏重修台骀庙。
清乾隆元年（1736），建钧天乐台。二年（1737年），改建三圣祠、同乐亭。乾隆十二年（1747年）或乾隆十六年（1751年），重修舍利生生塔。十六年（1751年），翰林杨二酉致仕回晋祠，致力于晋祠修缮。二十五年（1760年），重修公输子祠。三十六年（1771年），山西巡抚朱珪、太原令周宽重建唐叔虞祠。三十八年（1773年），扩建文昌宫、晋水七贤祠、锁虹桥。三十九年（1774年），修鱼沼飞梁。四十三年（1778年），建白鹤亭。五十年（1785年），建朝阳洞及读书台。六十年（1795年），扩建昊天神祠、重修读书台。
清嘉庆六年（1801年），修玉皇阁、三清洞，关帝庙落成。十四年（1809年），全面修葺晋祠，包括莲池、水榭、飞梁、台骀庙、公输子祠、三圣祠等。二十三年（1818年），修雨花寺。
清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东岳庙。二十四年（1844年），修葺晋祠部分建筑。
清咸丰五年（1855年），重建清华堂。
清同治二年（1863年），重修奉圣寺。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御题“三晋遗封”匾额。二十八年（1902年），邑人刘大鹏完成《晋祠志》稿。三十年（1904年），修晋祠待凤轩。
民国六年（1917年），建洗耳洞和真趣亭。十五年（1926年），补铸晋祠金人台东南隅铁人头。十六年（1927年），荣鸿肪筑陶然村别墅（荣家花园）。十九年（1930年），建石舫“不系舟”。
●1949年——至今
1954年，修智伯渠，重建锁虹桥。
1960年，重建望川亭，重修苗裔堂，扩建文昌宫。
1964年，新建晋祠大门和望川亭，整修陆堡河及三台阁。同年拆除同乐亭，改建山西历代书画室。
1965年，扩建难老泉水堰，兴建晋祠公园南湖大厅、船码头。
1975年，全面整修文昌宫。1977年，省干部疗养院归还奉圣寺遗址房屋120间。
1978年，全面整修晋祠，平整土地47845平方米，迁出文物区内住户22家，王琼祠南山建成六角亭一座，整修智伯渠，重砌善利泉水渠，修缮关帝庙、唐叔祠、三台阁、晋溪书院。
1980年，在奉圣寺原址重建新迁建筑。
1980—1981年，在晋祠王郭村附近发掘出距今1400年的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葬，墓中保存近200平方米的壁画，为中国保存最早、艺术价值很高的历史珍品。
1981年，扩建唐碑亭。同年维修雨花寺、老君洞、瑞云阁、陶然村别墅等主要建筑。改造晋祠公园饮马泉景区，建造御井亭、藕香榭、长廊及牌坊等工程，至1989年全部竣工。
1991年，董寿平美术纪念馆在晋祠博物馆落成开馆。刻制晋祠内外八景碑竭，并建碑廊。恢复晋溪书院。建太原王氏始祖王子乔祠。

⑧ 晋的历史遗迹

早在18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始祖就在晋南芮城大（黄）河拐弯处的一个叫西侯度的地方，点燃了人类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把火，从此，开启了一个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位于晋南的襄汾，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丁村人”遗址、陶寺夏代遗址，驰名中外。侯马的春秋晋城遗址，展示了春秋霸主晋国都城的辉煌雄伟。另外尚有汉末黄巾军郭太部屯兵的白坡垒；以及史威村金代建筑的“普净寺”、丁村明、清居民建筑等宝贵文物。
山西是厚重的黄河文化主要代表之一。古人类文化遗址、帝都古城、宝刹禅院、石窟碑碣、雕塑壁画、古塔古墓、佛道圣地、险堡雄关以及革命文物、史迹等，从北到南、珠串全省，构成了山西古今兼备，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全国保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地面古建筑物70%以上在全省境内，具有珍贵价值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就有119多处。著名的旅游景点有：大同旅游区的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与被陈运和诗称为“悬空的寺 踏实的诗”悬空寺以及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朔州旅游区的应县木塔、崇福寺；忻州旅游区的五台山、芦芽山、代县杨家将故地；太原旅游区的晋祠、天龙山石窟、窦大夫寺、玄中寺、卦山和天宁寺、文水则天庙；晋中的平遥古城、昔日晋商的豪宅大院；临汾旅游区的尧庙、洪洞县的大槐树、广胜寺、吉县黄河壶口瀑布、侯马晋都遗址；运城旅游区的解州关帝庙、芮城永乐宫壁画、夏县司马光墓、永济黄河铁牛、永济普救寺和莺莺塔，万荣飞云楼等。其中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五台山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⑨ 西晋历史的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象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经学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以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作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人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陶俑西晋时期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论，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得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史学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哲学
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只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音伟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要在中国扎根，必须要很长一个时期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本无宗”的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是道安和慧远。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道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贫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子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的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望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⑩ 三晋文化的历史发展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灿烂辉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1、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3、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
4、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中国第一。山西南部芮城县，传为关羽出生地，有中国最大的关帝庙。从这里也折射出三晋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时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风行，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乡乡长陈永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晋文化本质上还是农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