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建国后中日关系发展过程
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田中总理大臣，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同年11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支持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不断排除干扰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近几年问题错综复杂，相当突出，两国关系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中日间的两个主要问题即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本来是欠了债的，理应谨慎，但近年来却一再做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日本在一系列新老问题上所作出的对抗姿态，既同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日国内大国意识膨胀有关，也反映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态势使日本心态复杂，不适应昔日落后的身旁大国迅速走向富强，视中国为妨碍其坐大的主要对手。
纵观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中日这两个重要邻国只能友好相处，而决不能决裂对抗。“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
无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或正常化后，我国领导人都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他们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还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更积极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旧军人、战俘到政界上层人士，广泛开展工作，深得人心，成效显著。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大批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民间友好洪流，以民促官，最终推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优良传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得到继续发扬。尽管近年来中日争端尖锐化，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一点现在没有改变，今后也不是任何人能轻易改变得了的。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面对当前复杂的新形势，我们在坚持原则、同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进行必要斗争的同时，同样需要花大力气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推动日本国内中日友好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以有利于排除障碍，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言必信，行必果”和田中角荣首相回应的“信为万事之本”，充分表明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对发展中日友好的极端重要性。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带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受到损害。两国人员往来逐年增多，去年已突破400万人次，但是相互理解和信任却未能正比例地增长。如何扭转这一状况，促使两国人员往来能同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步增长，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增信释疑工作，也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项长期艰巨的基本建设工程。
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对能否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有着重要作用。前段日方有些媒体对中日间问题报道的过分渲染和情绪化，只能给中日友好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期待，双方新闻媒体能本着客观、公正、理智的原则，以中日友好的大局为重，着眼未来，对中日关系的报道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
民间友好是推动中日友好的真正动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国内政治状况的确发生了不少变化。随着未亲身经历二战历史的新一代年轻政治家的上台，右倾保守思想抬头，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增多，这意味着对日工作的难度增大，但我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仍然存在着基本的有利条件。就日本国内情况来看，一是战后日本社会形成的要求和平、反战、反核和愿同中国友好的主流意识，总体上看并没有根本改变。二是日本政界一些右翼势力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相呼应，时而兴风作浪，不容低估，但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日本人民并不赞同其偏激言行。三是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不断涌现出不少日中友好团体和人士。这是一支可贵的中日友好力量。应该更加重视和继续积极支持、培育这支友好力量的发展。四是日本执政党虽然对华政策的消极面突出，但主导面还是愿同我保持对话与合作，搞好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发展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等领域，有切身的共同利益。
我们做争取日本人民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力求我国的对日政策、我国人民对有关问题的反应，能逐步取得广大日本人民的理解。争取同日本人民一道，努力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刻，最近胡锦涛主席会晤小泉首相提出的五点重要主张，高瞻远瞩，指明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方向。当前的关键是，日方切实将自己的承诺兑现成实际行动。我们相信，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只要双方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这三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B. 简述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
中日关系的历史
现状
及未来发展
中日双方发生过战争
但是现在是建交国
以后两国会睦邻友好
C. 中日关系发展历程：
90年时候，中国关系很好，在西方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暴乱后给予中国贷款的国家。
从这以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原因如下，1、共同敌人苏联消失，2、跟随美国反对中国，中国发展迅速，4、日本经济不景气，5、中国去日本的人素质低，6、中国军力飞速发展7、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日本关系降到冰点。所以中国扶持韩国，借以制衡日本。中韩关系升温，中日关系导致政冷经热的现象。
到了2003年左右，中国日本关系稍微转好。原因如下：1、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腾飞不可阻挡，2、日本习惯了中国的崛起，3、中韩关系降温 4、在军事方面，中国开始超过日本，在潜艇、战斗飞机等方面中国占据优势，在预警机、驱逐舰方面中国也开始赶上，日本知道无法遏制中国，开始结交中国。
2007年，中国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驱逐舰访华，中国驱逐舰访日。
原因：中国经济超日、中国军事赶上，欧美反华加深，中日联合勘探油田等等
中日关系发展有几个要素：
1、经济。中日经济互补性强的时候，关系好，互相竞争的时候关系差。
2、军事。中国买1艘驱逐舰的时候关系差（日本不适应中国的军事发展），买12艘潜艇的时候，关系好（日本习惯了中国军力发展）！
3、民众情绪。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对，中日关系差，日本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不反对，中国日关系好
4、美国。94导弹危机，96导弹危机，中美关系差的时候，中日关系自然差。
D. 历史上中日关系的演变
秦至隋前期，天皇必须受中国皇帝的赐封，隋后期，天皇独立，唐，中日友好往来，日学习中文化，宋，关系一般，元，忽必烈攻日，关系恶化，明，倭寇入侵，庆长之役，中国胜，清，闭关锁国，不相往来
E. 述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800字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F. 简述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回。
现在两答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
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G. 中日关系发展历程及发展历程
政治上:
圣德太子提倡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在与苏我氏的权利斗争胜利后,主导了以唐朝的制度为基础施行了"大化改新".其中的"八省百官制"受到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国郡里制受到唐朝的郡县制极大的影响.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据日本学者推测是根据唐朝《贞观令》编纂而成,而律据推测是使用《唐律》.其他诸如户籍制度等例子便不再赘述.可见唐朝的政治体制影响日本封建社会之深远.
但中日两国毕竟具体情况有所差异,故而日本并没有和唐朝一样走上皇权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王朝的路线.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交点,两种不同的封建制度互有利弊,也是日后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结果不同的原因之一.
两国在政治上的主要冲突有以下几次:
1.白江村之战.660年百济受新罗与支持新罗的唐朝的围攻而灭亡,百济遗臣鬼室福信向日本求援,日本应允出兵朝鲜.663年派遣23000名士兵渡海赴朝,与新罗-唐朝联军在白江村交战遭到惨败.百济灭亡,日本退守对马,壹岐.
2.文永-弘安之役.忽必烈于1268年命高丽特使赴日,表面要求建交,实质是勒令日本朝贡称臣.当时镰仓幕府执政为少壮派的北条时宗,拒绝对忽必烈进行任何答复,并命驻守镰仓的御家人南下九州积极备战.文永11年(1274年)忽必烈强征高丽平民5000人,与元军组成25000人的军队准备对日作战.在对马与壹岐击退了小股日军后进驻博多湾,与少贰景资的相同数量的日军交战.日军由于不熟悉元军战法因此处于被动地位,被迫退至九州大宰府组织新的防线.但元军就在总攻前夜被一场大风将所有战船刮沉,全军覆没.镰仓幕府逃过一劫.
弘安4年(1281年)忽必烈兵分两路,一路从朝鲜一路从中国江南进军日本.总计14万人于7月初汇合于鹰岛,但又是在总攻的前夕元军再次因大风而全军覆没.
3.庆长-文禄之役
文禄元年(1592年)在朝鲜屡次拒绝丰臣秀吉的臣服要求后,派遣16万陆军出兵朝鲜.在战争初期日本势如破竹,连克朝鲜主力,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重要城镇.但在水战方面日军败给了朝鲜的李舜臣,补给线受到沉重打击.此时明朝应朝鲜李氏王朝的要求出兵救援.首批援军在平壤之战中遭到惨败,祖承训(日后祖大寿他爹)败退,先锋史儒战死.第二批援军由李如松率领再次入朝,经过一夜血战收复平壤,但在开城北的碧蹄馆被日军伏兵击败退守开城.双方进入短暂的休战期.
庆长2年(1597年)秀吉再派14万陆军入朝与明军交战,明军主力围攻只有加藤清正5000人守卫的蔚山城却久攻不克,最终撤退.但不久麻贵击退了新来援助的日军主力,加上丰臣秀吉病故日本开始全面撤退.在露梁海战中双方进行血战,日军损失了大量战船和士兵.明-朝联军损失也很惨重,而且失去了老将邓子龙与李舜臣.这次战役至此告一段落.
4.中日甲午战争,从小就讲述无数次了,不再赘述.
经济上.
从唐代开始日本以贡船的形式开始与中国贸易,日本主要输出品是日本刀,银,硫磺,水银,扇,纸,绢和砚.中国输出的多为工艺品,香料,书籍,绘画和最重要的铜钱.铜钱的大量流入日本在中国的明代造成了很严重的铜钱数量短缺的问题,明代统治者不得不限制对日贸易量以控制铜钱流出.
近期：
中新网5月13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13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在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无不沉浸在对逝者的感伤和缅怀之中，日本驻华大使馆全体职员在当日14点28分在使馆内默哀一分钟，并下半旗致哀。日本驻华大使还发表了致中国国民的公开信，介绍了日本对四川灾后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的帮助。日本形象因为日本国旗的降下而提高，中日关系因为震灾不仅没有分离反而逐渐弥合,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文章摘录如下：
在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无不沉浸在对逝者的感伤和缅怀之中，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大使馆全体职员在2点28分在使馆内默哀一分钟。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还发表了致中国国民的公开信，介绍了日本对四川灾后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的帮助。这对于还沉浸在有关汶川震灾以及南京大屠杀影片悲情之中的中国人无疑是个安慰，对于日本的评价也有所改变。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世界地震的20%发生在日本周边。迄今，日本经历了多次大地震，饱尝克服其苦难之艰辛。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死亡14万多人。尽管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但是北洋政府也决定救助，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北京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进行义演，募捐一万大洋用于日本帝国剧场的重建。中国救援队和救灾物品在国际上最早抵达日本，表现了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中日两国前后85年时间面临自然灾难考验的时候，都对对方表现出“达则兼济天下”的普世胸怀。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强烈地震，众多日本国民通过电视等媒介了解到严重灾害。宫本雄二大使称，日本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居，感同身受，希望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掀起了为抗震救灾伸出援手的热潮。
日本各界表示“尽最大努力支持中国救灾”，提供了灾区迫切需要的发电机、污水净化槽及医疗用品等应急物资。当获悉灾区急需大量帐篷后，日本各地方政府也都将备用帐篷贡献了出来。由于还有很多被埋在倒塌房屋下的伤者，因此日方决定提供能够避免截肢的血液透析机，于是日本的生产厂家和运输企业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将透析机运抵灾区。此外，日本的男女老少，纷纷参加街头募捐活动等，通过日本红十字等团体筹集了大批援助资金和物资。有个日本青年账户上没有分文，就把当天工钱捐献出来。日本救援队是赶赴灾区，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支国际救援队。他们以认真、严谨的态度搜救，对死难者遗体精心处理，集体敬礼默哀。
日本尤其希望能够将自身一直以来积累的抗震知识与中方共享，为中国的灾后重建发挥作用。在四川灾区重建过程中，日本以技术经验、核心技术等软件领域为核心，拟定了5大领域(建设、健康、福利、社会与文化、产业与雇用、防灾)50个项目的中日合作内容清单，目前这些项目基本得到落实。
另外，在专家之间，还开展了关于抗震建筑、林业恢复、灾区儿童心理保健等方面的交流和研讨会，目的是实现经验和知识共享。同时，日本企业、地方政府、普通国民也都运用各自的智慧，与中国朋友们一道展开了广泛的灾后合作。
宫本大使还表示，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一年间，中日交流为两国国民层面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做出了巨大贡献，中日友好得到进一步扩大。“日本国民将和中国的朋友们一心一意，携手并进，一直到灾区复兴的那一天！”
中日两国正在共同努力，旨在构筑“新时代下的崭新中日关系”，并充实其内涵，推动两国关系达到新的高度，即实现“战略互惠关系”。在中日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的今天，迫切需要日本不做损害两国关系健康良性发展的的坏事。如果说去年日本救援队来华救灾还有些中国人表示疑虑的话，那么随着不久前麻生太郎访华，到而今日本大使馆下半旗为汶川死难者默哀，则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形象和道德感，增强了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日本形象因为日本国旗的降下而提高，中日关系因为震灾不仅没有分离反而逐渐弥合,显然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王锦思）
王召伟：日本驻华使馆降半旗致哀，是在作秀吗？
2009-05-15 14:53 凤凰网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日本此举经媒体报道之后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网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对此，大部分人对日本驻华使馆降半旗的行为表示了肯定和支持，认为此举是对中国的尊重，也体现了日本的诚意，是一种真诚、友好的行为，会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地推动作用；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有不少人指责日本驻华使馆此举是在“作秀”，不过是在博取中国人们的感情，我们应警惕等等。
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众多因素，使得很多国人在内心存在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凡是涉及到有日本有关的事情，不管好坏一律否定之。在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时候，这种抵触情绪还不是很明显，特别是到中日关系恶化的时候，便犹如一个一引即爆的“火药桶”。当然，对于这种“反日情绪”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不能片面的否定或一味的支持。当然，在日本国内也存在众多的极右翼势力和不容忽视的反华情绪。
其实，对于中日两国这种长期的不信任情况，两国政府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都希望能扭转这种局面。两国政府、领导人、民众以及彼此的外交机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成效不太明显，但还是值得支持和鼓励的。为什么？很明显，虽然中日之间存在很多的矛盾，但两国不可能无期限的隔绝对峙下去，中日像德法那样实现历史性的大和解最终实现和平才是最好的选择。
曾记得，在04年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倒退的时候，中国派遣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出任驻日大使。王毅大使在上任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中国驻日大使馆附近的三百多名日本居民参加中方举行的友好晚会。这件事在当时“反华”情绪日渐高涨的日本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众多的媒体报刊都给与了报道，受到邀请的三百多名日本居民绝大部分都毫无顾虑的出席了这次活动。这件事在当时日本国内一时传为美谈。
当然，这件事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进行“别有用心”的解读，也可以解释成“阴谋”、“作秀”、、、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了任何积极地影响。
在笔者看来，有时候，我们要想赢得别人的信任首先就要信任别人，我们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就要尊重自己，而这正是很多国人所缺乏的！（阅读全文）
H. 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是什么中日关系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通过当今人类对二战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中日两国均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专，在二战中中国的损属失之巨大不用我多说，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也不是闹着玩的。但是战争过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得到了应有的国际地位补偿（包括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常任理事国拥有对世界的重大权利，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票否决权和对核武器的拥有权甚至名义使用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和遗产;而日本则得到其应有的国际制裁，（现在的日本虽是世界强国之一，但军队只有限其保命用的日本自卫队,也就是说目前的日本在军事上已经不足已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但是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相对弱势下，发展中日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主流思想至关重要，所以现在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要是竞争对手的同时又是合作伙伴，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国这个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独苗
在将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I. 中日关系发展史
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领导人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针。第二代领导人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领导人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wy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wy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wy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J. 简述中日关系的历程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就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加上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都面对着一个现实的敌人――美国。民众在这种环境下，对美国的仇恨是排在第一位的，当时许多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受害者还活着，但是民众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只能排第二或者第三位。因为从六十年代的中期起，由于文革的开始，出于对反修正主义的需要，树立了排在美国以后的第二个对手苏联的仇恨。
69年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国民对苏联的仇恨迅速超过美国成为排在第一的敌人。这种状况随着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中美关系得到解冻，中国对苏联的敌对状况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6年中国领导人更换以后才发生一点转变。
我生长在这个时期，每天听到的声音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没有听见打倒日本。
79年，中国突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越南。五、六、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民对越南对美战争做出巨大的支持和牺牲，美越战争结束才四年，中国与越南就因为xxx的原因迅速交恶，越南人肆无忌惮的驱赶华侨，在边境地区发动骚扰。那一年，中国国民对越南人的仇恨达到排在第一的位置，并持续了好几年。
五、六、七、八直到九十年代，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平和甚至友好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作出的两项决策促使了这种友好关系的维持。
第一项决策是72年发生的。71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后，中国开始打开对西方的大门，当时中国已经与世界隔离二十多年，中国急于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想尽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却并不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所决定的。美国不与中国建交，使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也不敢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这时却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压力，在田中首相的努力下，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72年9月中日在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第一个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当年10月，中国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建交后，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引来中国外交打破封锁的一段黄金时期，使美国想通过建交来要挟中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至到79年1月1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下，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对老一辈中国领导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使当年的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平和友好的状态。
第二项决策其实是第一项决策的延续。中日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正式向日本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日本分批分期以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建设项目贷款，并对部分项目实行无偿援助，这个过程从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开始实施。1975年，还在读高中的我曾经到成都青白江参观“四川化工厂”建成投产仪式，亲自看见一座占地110亩地，年产20万吨的现代化化肥厂的投产，生产过程只需要不到100人。五十年代，苏联人在这里用占地1500多亩地，建立了一座年产5万吨的化肥厂，生产工人是1000多人。从文革期间就开始的对华援助，日本人在中国投资建设了不少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对中国经济从苏联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变起了不少的作用。到目前，四川化工厂仍然是成都的利税大户。日本初期的对华的援建项目，不像现在的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许多项目是日本当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对帮助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起到不少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援助项目和资金，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百业待兴，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资金和技术，内资主要依靠香港地区和海外华侨的投资，外资主要依靠日本的资金。无论人的发达，企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第一桶金是最重要的，日本在中国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发展过程中，一共援助了几乎不计利息的原始资金二千二百多亿人民币。一个人如果在九十年代在股市上投入一万元，现在的价值至少是在十倍以上。因此，三十多年来日本持续投入的二千多亿元资金，它所产生的资金财富是难以计算的。有一些数据可以比较，比如：1978年中国的GDP才3624亿元，中国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主要也是无息和低息贷款方式进行）也只有500多亿元人民币，却得到这些非洲国家很大程度的认可。还不能仅仅只算经济帐，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关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这场革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由于日本的这两项决策，使中日相对友好了几十年。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领导人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针。第二代领导人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领导人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wy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wy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wy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几十年来最仇恨国家的演变中，到底哪个国家最值得我们一直仇恨？这种仇恨还要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