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历史文化

❶ 浙江有什么悠久的历史啊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 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 浙江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更有“文化之邦”、“旅游之乡”的盛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从东晋南朝以来就后来居上，千百年来遥遥领先，在21世纪的现代化赛跑中理当再接再厉，更上新台阶。笔者针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地域特点初步罗列了遗产中的合理因素： 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鼓舞：久远而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重一笔。从远古的建德人开始、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开了文明的篇章，传说中舜的后代受封于上虞和余姚，大禹治水到过绍兴，并长眠在此，在先秦已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时的越国、三国的孙吴和十国中吴越均以浙江为发端，南宋以临安为都一度占据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谓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凶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美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在浙江任职勤政为民，泽被后世；海瑞在淳安刚正不阿，敢于冒犯权贵，人称“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报国的岳飞父子的忠骨；陆游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位卑未敢忘忧国”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名臣于谦以自身行动实现《石灰吟》的绝唱。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仇雪耻；孙坚父子乃一代枭雄，威震江东成就霸业；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和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中前赴后继，可歌可泣，鸦片战争中壮丽殉国的“定海三总兵”彪炳千秋；镇海招宝山炮台官兵痛击法国侵略军；太平军驰骋浙江大地扫荡清妖；“鉴湖女侠”秋瑾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不愧为巾帼英雄。浙江儿女的英名伟业真是不胜枚举，永远鼓舞我们自尊自信，爱国爱乡，自强不息，从中获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❷ 有关浙江历史的资料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 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

浙江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更有“文化之邦”、“旅游之乡”的盛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从东晋南朝以来就后来居上，千百年来遥遥领先，在21世纪的现代化赛跑中理当再接再厉，更上新台阶。笔者针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地域特点初步罗列了遗产中的合理因素：
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鼓舞：久远而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重一笔。从远古的建德人开始、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开了文明的篇章，传说中舜的后代受封于上虞和余姚，大禹治水到过绍兴，并长眠在此，在先秦已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时的越国、三国的孙吴和十国中吴越均以浙江为发端，南宋以临安为都一度占据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谓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凶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美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在浙江任职勤政为民，泽被后世；海瑞在淳安刚正不阿，敢于冒犯权贵，人称“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报国的岳飞父子的忠骨；陆游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位卑未敢忘忧国”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名臣于谦以自身行动实现《石灰吟》的绝唱。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仇雪耻；孙坚父子乃一代枭雄，威震江东成就霸业；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和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中前赴后继，可歌可泣，鸦片战争中壮丽殉国的“定海三总兵”彪炳千秋；镇海招宝山炮台官兵痛击法国侵略军；太平军驰骋浙江大地扫荡清妖；“鉴湖女侠”秋瑾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不愧为巾帼英雄。浙江儿女的英名伟业真是不胜枚举，永远鼓舞我们自尊自信，爱国爱乡，自强不息，从中获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养：浙江先民把一个落后贫穷的蛮荒之地逐步建设成全国领先的膏肓省区，不仅摘掉“南蛮”帽子，而且维持千余年的前列地位，丰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所蕴涵的精华主要有 ：⑴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吴越地域文化，后来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浙东学派”长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体裁独创一格，另辟蹊径，例如王羲之的书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鲁迅的杂文，蔡东潘编撰二十四史演义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体系或文学艺术流派上推陈出新，代有高峰，哲学、史学、绘画、戏剧中各学派影响深远，少有亦趋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旧，地方戏曲百花齐放，有越剧、婺剧等艺术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总以开阔的胸怀开风气之先，少受习惯惰性的束缚，这与临近海洋环境相关，梁启超先生有精辟的见解：“海上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气，曰以崇高，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如从哲学上东汉的王充大胆批判正统的董仲舒“天人感应”谬论；南宋的陈亮、叶适等开创“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浙江是中世纪后期批判哲学和启蒙思想的摇篮，它总是紧贴时代脉搏，从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先贤们的主体与现实精神，诉诸良知，注重践履，冲出压抑人性、束缚思想的泥潭，促进人们突破经学和理学的藩篱。进而诱导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异军突起；以黄宗羲为首章学诚殿后的浙东学派承接王学之余绪，革新士林习气，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学术界；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沉寂中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呐喊，拉开近代化的序幕。后来更受到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成为推进历史文化前进的动力，章太炎、鲁迅堪称一代宗师。在文学界南宋文坛陆游、李清照、陈亮以表现亡国之恨，渴望收复河山的豪放派诗篇占据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艺领域里，呈现明显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创作主流，李渔、洪升等享誉海内；“五四”时期新文学大军中有鲁迅、朱自清、钱玄同、陈望道、徐志摩、张修人等。⑶开放融会精神：由于北方的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加上自然环境优美，使大批北人南迁，包括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王羲之、谢灵运等都是名士，因而极大改变了浙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从秦汉时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经东晋南朝的开发，隋唐时大运河开通后奋起直追，两宋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保持至今。何况因经商和出仕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古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佳话，“绍兴师爷”、“宁波帮”名扬天下，故信息畅通，文化交流频繁。我省不但容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且不失时机抓住西学东渐的契机，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技，浙江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如李之藻、杨庭筠、李善兰学贯中西，开启东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后华侨大量出海谋生，人数位居前列，特别是近代留洋学生热潮迭起，涌现灿烂的科学群星。显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来主义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例如王充虽然批董但还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写过《问孔》、《刺孟》、《道虚》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阳明虽是儒家，却吸取了佛教、道教的养料等可见一斑，难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正因为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才名流云集，通过更新自我，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始终焕发无限的生机和活力。⑷求实经世精神，我省许多思想家强调理论上实事求是，行动上经世致用，主张治学务必讲实理，求实效，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譬如王充在《论衡》中有《实知》、《知实》中提出“实事疾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等命题；陈亮、叶适的“义利双行”、“以利和义”命题；吕祖谦有“育实材而求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等；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观点。浙江先民注重文化为国计民生服务，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长期从事经商活动，越国大臣范蠡弃官从商，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邻、李延赤、张支信和李处人等往返于日本与宁波、温州之间；兴盛一时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受浙东繁盛的商品经济之感染，标新立异地讲究功利，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黄宗羲进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农邑商”传统观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处处表明浙江人大多拥有头脑灵活精明，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特质。
三兴学重教和耕读传家的民风之陶冶：古代私塾和书院星罗棋布，宋代就有书院167座，地方学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学更是开风气之先，1897年求是书院（浙大前身）由廖寿丰创办；经亨颐先生组建的春晖中学与南开齐名，名师荟萃；解放前浙大由马寅初、苏步青、竺可桢、钱三强、谈家桢等主持，已获得“剑桥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笼络大名鼎鼎的美术大师，师资阵容蔚为可观。同时勾践的卧薪尝胆精神激发后人发愤苦读，民间期待成龙成风，崇尚知书达理，全家含辛茹苦，学子们也安贫乐道，好学上进，形成“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浓厚氛围，故绍兴人以读书求功名盛况空前，以出足智多谋的师爷庞大群体；东阳有“教授乡”、“博士县”的桂冠而闻名全国；金华有“小邹鲁”的别名。进而社会各界纷纷慷慨颊囊，集资办学蔚然成风，包玉刚、邵逸夫等斥资助学功在千秋，正是说明重教传统世代相传，在当今发扬光大。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书堪称一绝，建立藏书楼重于储存金银珠宝，自晋至清藏书家约400余 ，有天一阁、文渊阁、嘉业堂等，人们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因而在优良文化气氛的潜移默化下，浙江具备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才库，二十五史中南宋列传人物占全国12‰；明朝占14‰‰；清朝占19‰，杭州、绍兴是盛产状元，对此梁启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详细考证。
四人文旅游资源之优势：首先，文物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全国第一批历史名城中杭州、绍兴、宁波榜上有名；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六处。其次古迹不计其数，比如六和塔、兰亭、禹陵等，佛教名刹如灵隐寺、国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马家浜古人类遗址。再次园林建筑占一席之地，，杭州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遗留至今；东阳卢宅、兰溪诸葛八卦村、武义俞源太极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标本。再次工艺美术特产名闻遐迩，一方面丝绸、茶叶、瓷器、中药制作工艺精良，如绍兴黄酒、金华火腿等自古为皇家贡品，也成为传统出口产品；另一方面杭州织锦、宁波绣花、东阳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纸等名不虚传，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另外，浙江人还培植了众多农副产品，如龙井茶、金华佛手和茉莉、茶花；黄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后烹饪技艺精湛，风味独特，五味调和，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宁波、绍兴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渔、袁枚等都论述了烹调艺术，苏东坡不愧为美食家 ，“东坡肉”扬名四方，杭州的楼外楼令人留连，饮食文化大有学问。现在亟待对这得天独厚的资源加以清理、保护，使古老瑰宝重新焕发青春。
五人文与科学和谐发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统计一下浙江人才分类，就显而易见，不禁发现这不仅出类拔萃、色彩纷呈，而且数量之多、门类之齐、成果之丰实属罕见，笔者仅以两宋为例，有哲学家“四明庆历四先生”和“永嘉元丰九先生”；金华、永嘉、永康学派等，文学家中词人周邦彦、诗人陆游等，史学家有王应膦，画家刘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升，数学家扬辉等。也可以清朝前期为例，思想家有黄宗羲、朱之瑜、龚自珍，诗人朱彝尊、袁枚，戏剧家李渔、洪升，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发明家戴梓，建筑家俞皓，水利专家陈潢等。因而近代、现代无论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人才辈出，在全国独占鳌头，只有科学与人文的比翼双飞，才确保了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兴旺发达。

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有过精辟见解：“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成为发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辉煌，经久不衰，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迎接科教兴国的挑战，我们有志气，有能力，不断开拓进取，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扬弃和抉择，在这片产生了无数栋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创辉煌，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❸ 浙江的历史是什么

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有10000-1300年代上山文化、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秦朝在浙江设会稽郡。三国时富阳人孙权建立吴国。唐朝时浙江先后属江南东道、两浙道，渐成省级建制的雏形。五代十国时临安人钱镠建立吴越国。元代时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初改元制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11府、l州、75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为浙江省，建制至此确定。
“浙江”是钱塘江的古称，意为曲折的江水。唐代时，分江南东道设立两浙道，是为“浙”字第一次成为地方政府的名称，“浙江”之名由钱塘江流域，延伸至北起长江，南至平阳，西倚茅山、天目山，东滨大海，囊括太湖、钱塘江、甬江、灵江、瓯江、飞云江、鳌江等几大流域的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地理名称。
这一区域在春秋战国以前为越人聚居地，也是越国的本部，又曾被吴国占领，后又成为楚国的一部分。秦统一中国后，即在这里设立会稽郡，属扬州。三国时属于东吴，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南朝。唐宋之际又相继为两浙道、吴越国和两浙路的辖区，因吴越国内设13个州级行政区，故并称“两浙十三州”。吴越国主要范围均为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上海市和福建省北部的建瓯、宁德、寿光，江苏省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即为今天吴越文化和吴语的占据主导的区域。
明朝初年，设置“浙江布政使司”（初期不含太湖地区的湖州府、嘉兴府），治杭州，而一些靠近福建的地区以苍南金乡为界，划入福建行省。自此大致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浙江省辖区域。

❹ 浙江省有哪些历史文化古迹和古镇越详细越好

距今6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是浙江悠久灿烂的史前文化的杰出代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种类齐全的骨、石、陶、木制成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谷，榫卯结构清楚的木构件，以及色彩鲜艳的漆碗，依然能吹出动听音响的陶埙、骨哨等。良渚文化以发达的黑陶制作和精美绝伦的玉器制作闻名，曾经存在世界上早期的大规模犁耕稻作农业、大型营建工程及社会组织形态。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浙江文化历史悠久，手工业发达，如春秋、战国时（前770－前221年）越国的铸剑，东汉时（25－220年）的制瓷技术和铜镜制作工艺，唐代（618－907年）以后的丝绸、雕版印刷、造塔、寺院建筑、佛像雕塑技艺。始镌于南齐建武年间（494－497年）的新昌大佛寺弥勒像，被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北宋开宝三年（970年）建的杭州六和塔、唐中和四年（884年建内塔）和北宋开宝年间（968－975年建外塔）建的湖州飞英塔等，被誉为全国造塔工艺的典范。

文博古迹

浙江文物古迹众多。全省现有杭州、绍兴、宁波、衢州、临海等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杭州六和塔、岳飞墓，宁波保国寺、天一阁，绍兴古纤道、大禹陵 ，衢州南宗孔氏家庙，湖州飞英塔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3处。浙北三古镇（湖州的南浔、桐乡的乌镇、嘉善的西塘）、浙江青瓷窑遗址、杭州良渚遗址、浙江木拱廊桥、杭州西湖·龙井茶、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等6处景点申请列世界遗产预备清单。

浙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较早的省份。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始建于1929年，是中国早期建立的博物馆之一。浙江现有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40余个。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10万余件。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等在中国众多的博物馆中具有鲜明特色。

浙江的藏书之盛在中国自古闻名。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瑞安玉海楼等著名藏书楼在保存古代文献、培养人才、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素负盛名。

❺ 浙江有什么历史渊源~~~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 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
浙江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更有“文化之邦”、“旅游之乡”的盛名，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昌盛，自从东晋南朝以来就后来居上，千百年来遥遥领先，在21世纪的现代化赛跑中理当再接再厉，更上新台阶。笔者针对浙江历史文化的地域特点初步罗列了遗产中的合理因素：
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鼓舞：久远而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重一笔。从远古的建德人开始、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原始文化揭开了文明的篇章，传说中舜的后代受封于上虞和余姚，大禹治水到过绍兴，并长眠在此，在先秦已为百越文化中心，春秋时的越国、三国的孙吴和十国中吴越均以浙江为发端，南宋以临安为都一度占据政治和文化中心地位。治水英雄大禹可谓大智大勇，公而忘私，制服了凶猛的洪水造福黎民百姓，“三过家门而不入”传为千古美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在浙江任职勤政为民，泽被后世；海瑞在淳安刚正不阿，敢于冒犯权贵，人称“海青天”。杭州有幸埋下精忠报国的岳飞父子的忠骨；陆游念念不忘收复失地，“位卑未敢忘忧国”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名臣于谦以自身行动实现《石灰吟》的绝唱。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仇雪耻；孙坚父子乃一代枭雄，威震江东成就霸业；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和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中前赴后继，可歌可泣，鸦片战争中壮丽殉国的“定海三总兵”彪炳千秋；镇海招宝山炮台官兵痛击法国侵略军；太平军驰骋浙江大地扫荡清妖；“鉴湖女侠”秋瑾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不愧为巾帼英雄。浙江儿女的英名伟业真是不胜枚举，永远鼓舞我们自尊自信，爱国爱乡，自强不息，从中获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深厚的思想之涵养：浙江先民把一个落后贫穷的蛮荒之地逐步建设成全国领先的膏肓省区，不仅摘掉“南蛮”帽子，而且维持千余年的前列地位，丰厚的文化折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所蕴涵的精华主要有 ：⑴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先秦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吴越地域文化，后来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浙东学派”长盛不衰。首先或在文章体裁独创一格，另辟蹊径，例如王羲之的书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鲁迅的杂文，蔡东潘编撰二十四史演义的宏篇巨著；其次或在思想体系或文学艺术流派上推陈出新，代有高峰，哲学、史学、绘画、戏剧中各学派影响深远，少有亦趋亦步，故步自封的因循守旧，地方戏曲百花齐放，有越剧、婺剧等艺术奇筢。⑵思想解放精神，浙江先民总以开阔的胸怀开风气之先，少受习惯惰性的束缚，这与临近海洋环境相关，梁启超先生有精辟的见解：“海上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能使起精神曰以勇气，曰以崇高，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如从哲学上东汉的王充大胆批判正统的董仲舒“天人感应”谬论；南宋的陈亮、叶适等开创“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浙江是中世纪后期批判哲学和启蒙思想的摇篮，它总是紧贴时代脉搏，从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先贤们的主体与现实精神，诉诸良知，注重践履，冲出压抑人性、束缚思想的泥潭，促进人们突破经学和理学的藩篱。进而诱导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异军突起；以黄宗羲为首章学诚殿后的浙东学派承接王学之余绪，革新士林习气，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学术界；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沉寂中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呐喊，拉开近代化的序幕。后来更受到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及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成为推进历史文化前进的动力，章太炎、鲁迅堪称一代宗师。在文学界南宋文坛陆游、李清照、陈亮以表现亡国之恨，渴望收复河山的豪放派诗篇占据主流；封建末世的文艺领域里，呈现明显的世俗化和自由化倾向，人性的解放左右了创作主流，李渔、洪升等享誉海内；“五四”时期新文学大军中有鲁迅、朱自清、钱玄同、陈望道、徐志摩、张修人等。⑶开放融会精神：由于北方的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加上自然环境优美，使大批北人南迁，包括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王羲之、谢灵运等都是名士，因而极大改变了浙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从秦汉时的“有罪吏民”的流放地，经东晋南朝的开发，隋唐时大运河开通后奋起直追，两宋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保持至今。何况因经商和出仕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古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佳话，“绍兴师爷”、“宁波帮”名扬天下，故信息畅通，文化交流频繁。我省不但容纳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且不失时机抓住西学东渐的契机，中西文化在此激烈碰撞，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技，浙江学者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如李之藻、杨庭筠、李善兰学贯中西，开启东西文化交流的先河。唐宋以后华侨大量出海谋生，人数位居前列，特别是近代留洋学生热潮迭起，涌现灿烂的科学群星。显然浙江文化包含的拿来主义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例如王充虽然批董但还肯定”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他写过《问孔》、《刺孟》、《道虚》等可不排斥儒、道、佛的成分；王阳明虽是儒家，却吸取了佛教、道教的养料等可见一斑，难怪蔡元培先生破天荒地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主张。正因为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才名流云集，通过更新自我，不断输入新鲜的血液，始终焕发无限的生机和活力。⑷求实经世精神，我省许多思想家强调理论上实事求是，行动上经世致用，主张治学务必讲实理，求实效，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譬如王充在《论衡》中有《实知》、《知实》中提出“实事疾妄”、“事有证验，以效实然”等命题；陈亮、叶适的“义利双行”、“以利和义”命题；吕祖谦有“育实材而求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等；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观点。浙江先民注重文化为国计民生服务，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物产，长期从事经商活动，越国大臣范蠡弃官从商，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唐代有大商人李德邻、李延赤、张支信和李处人等往返于日本与宁波、温州之间；兴盛一时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受浙东繁盛的商品经济之感染，标新立异地讲究功利，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黄宗羲进一步突破了根深蒂固的“重农邑商”传统观念，提倡“工商皆本”，反映了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处处表明浙江人大多拥有头脑灵活精明，长于思考，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特质。
三兴学重教和耕读传家的民风之陶冶：古代私塾和书院星罗棋布，宋代就有书院167座，地方学校遍布；清代有496所；近代新学更是开风气之先，1897年求是书院（浙大前身）由廖寿丰创办；经亨颐先生组建的春晖中学与南开齐名，名师荟萃；解放前浙大由马寅初、苏步青、竺可桢、钱三强、谈家桢等主持，已获得“剑桥第二”的大名；西冷印社笼络大名鼎鼎的美术大师，师资阵容蔚为可观。同时勾践的卧薪尝胆精神激发后人发愤苦读，民间期待成龙成风，崇尚知书达理，全家含辛茹苦，学子们也安贫乐道，好学上进，形成“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浓厚氛围，故绍兴人以读书求功名盛况空前，以出足智多谋的师爷庞大群体；东阳有“教授乡”、“博士县”的桂冠而闻名全国；金华有“小邹鲁”的别名。进而社会各界纷纷慷慨颊囊，集资办学蔚然成风，包玉刚、邵逸夫等斥资助学功在千秋，正是说明重教传统世代相传，在当今发扬光大。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藏书堪称一绝，建立藏书楼重于储存金银珠宝，自晋至清藏书家约400余 ，有天一阁、文渊阁、嘉业堂等，人们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因而在优良文化气氛的潜移默化下，浙江具备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才库，二十五史中南宋列传人物占全国12‰；明朝占14‰‰；清朝占19‰，杭州、绍兴是盛产状元，对此梁启超、丁文江先生都有详细考证。
四人文旅游资源之优势：首先，文物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全国第一批历史名城中杭州、绍兴、宁波榜上有名；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六处。其次古迹不计其数，比如六和塔、兰亭、禹陵等，佛教名刹如灵隐寺、国清寺、天童寺和阿育王寺等；更有河姆渡、良渚、马家浜古人类遗址。再次园林建筑占一席之地，，杭州为七大古都之一，仍有宋城遗留至今；东阳卢宅、兰溪诸葛八卦村、武义俞源太极村是研究古老文化的活标本。再次工艺美术特产名闻遐迩，一方面丝绸、茶叶、瓷器、中药制作工艺精良，如绍兴黄酒、金华火腿等自古为皇家贡品，也成为传统出口产品；另一方面杭州织锦、宁波绣花、东阳木雕、永康五金；青田石刻、浦江剪纸等名不虚传，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另外，浙江人还培植了众多农副产品，如龙井茶、金华佛手和茉莉、茶花；黄岩柑橘、磐安香菇、浙北湖羊等。最后烹饪技艺精湛，风味独特，五味调和，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杭州、宁波、绍兴菜又各有千秋，沈括、李渔、袁枚等都论述了烹调艺术，苏东坡不愧为美食家 ，“东坡肉”扬名四方，杭州的楼外楼令人留连，饮食文化大有学问。现在亟待对这得天独厚的资源加以清理、保护，使古老瑰宝重新焕发青春。
五人文与科学和谐发展之同步：只要粗略统计一下浙江人才分类，就显而易见，不禁发现这不仅出类拔萃、色彩纷呈，而且数量之多、门类之齐、成果之丰实属罕见，笔者仅以两宋为例，有哲学家“四明庆历四先生”和“永嘉元丰九先生”；金华、永嘉、永康学派等，文学家中词人周邦彦、诗人陆游等，史学家有王应膦，画家刘松年、夏圭、李嵩等，科学家沈括，发明家毕升，数学家扬辉等。也可以清朝前期为例，思想家有黄宗羲、朱之瑜、龚自珍，诗人朱彝尊、袁枚，戏剧家李渔、洪升，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发明家戴梓，建筑家俞皓，水利专家陈潢等。因而近代、现代无论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都人才辈出，在全国独占鳌头，只有科学与人文的比翼双飞，才确保了浙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兴旺发达。
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中有过精辟见解：“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成为发生正面的功能”。浙江文化全面辉煌，经久不衰，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迎接科教兴国的挑战，我们有志气，有能力，不断开拓进取，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扬弃和抉择，在这片产生了无数栋梁精英的土地上再创辉煌，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❻ 浙江省目前的七个历史文化名城是那几个

浙江省内国家级、省级、市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6个）：杭州、绍兴、宁波、衢州、临海、金华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6个）：嘉善县西塘镇、桐乡市乌镇、湖州南浔区南浔镇、绍兴县安昌镇、宁波江北区慈城镇、象山县石浦镇

全国历史文化名村（2个）：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武义县武阳镇郭洞村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1991年10月公布，6个）：温州、余姚、湖州、舟山定海、金华（已升国家级）、东阳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二批，2000年1月21日公布，6个）：嘉兴、兰溪、天台、松阳、瑞安、龙泉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991年10月日公布，15个）：余杭塘栖镇、萧山衙前镇、宁波江北慈城镇、余姚梁弄镇、象山石浦镇、永嘉岩头镇、湖州南浔镇、海宁盐官镇、桐乡乌镇、绍兴东浦镇、绍兴柯桥镇、绍兴安昌镇、诸暨枫桥镇、江山二十八都镇、温岭市箬山镇（已并入石塘镇）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991年10月日公布，4个）：乐清仙溪镇南阁村、永嘉岩头镇苍坡村、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遂昌县焦滩乡独山村

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1月21日公布，25个）：萧山进化镇、建德市新叶、富阳市龙门镇、临安市河桥乡、宁海县前童镇、慈溪市鸣鹤镇（现属观海卫镇）、永嘉县枫林镇、平阳县腾蛟镇、嘉善县西塘镇、嵊州市崇仁镇、诸暨市斯宅民居、金华县曹宅镇、武义县俞源乡、义乌市赤岸镇、浦江县郑宅镇、仙居县皤滩乡、台州市路桥、温岭市新河镇、舟山市马岙镇、平湖市当湖镇南河头、金华县孝顺镇山头下村、武义县武阳镇郭洞村、缙云县新建镇河阳村、庆元县松源镇大济村、松阳县大东坝镇石仓村

省级历史文化村镇（2006年6月2日公布，33个）：桐庐县深澳镇（现与窄溪、石阜2镇合并为江南镇）、淳安县浪川乡芹川村、奉化市溪口镇岩头村、温州市瓯海区泽雅镇的水碓坑村和黄坑村、瑞安市飞云镇林垟、永嘉县岩坦镇屿北村、苍南县桥墩镇碗窑村、苍南县金乡镇、泰顺县雅阳镇的百福岩村和塔头底村、德清县新市镇、嘉兴市新塍镇、嵊州市金庭镇华堂村、嵊州市竹溪乡竹溪村、义乌市佛堂镇、永康市石柱镇厚吴村、兰溪市女埠街道虹霓山村、兰溪市永昌街道、武义县大田乡岭下汤村、浦江县白马镇嵩溪村、江山市清湖镇、江山市石门镇清漾村、龙游县湖镇镇、龙游县石佛乡三门源村、开化县霞山乡、温岭市温峤镇、天台县街头镇、仙居县白塔镇高迁古村落、丽水市莲都区西溪乡、青田县阜山乡、松阳县赤寿乡界首村、遂昌县王村口镇、龙泉市龙南乡上田村、岱山县东沙镇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006年6月2日公布，2个）：海宁市南关厢、台州市椒江区章安

温州市级历史文化街区（第一批，2006年12月21日公布，1个）：平阳县昆阳镇坡南街区

温州市级历史文化村镇（第一批，2006年12月21日公布，12个）：平阳县凤卧镇、平阳县青街畲族乡、文成县南田镇、泰顺县筱村镇、瑞安市高楼乡、乐清市仙溪镇北阁村、乐清市城北乡黄檀硐村、乐清市淡溪镇黄塘村、永嘉县大若岩镇埭头村、永嘉县潘坑乡岩龙村、文成县岭后乡雅庄村、泰顺县新浦乡库村

宁波市级历史文化村镇（第一批，2005年8月日公布，10个）：奉化市溪口镇岩头村、余姚市大岚镇柿林村、余姚市梨洲街道金冠村、宁海县深甽镇清潭村、象山县晓塘乡黄埠村、象山县西周镇儒雅洋村、鄞州区茅山镇走马塘村、鄞州区章水镇蜜岩村、江北区慈城镇半浦村、东钱湖旅游渡假区东钱湖镇韩岭村

浙江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处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 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区 雁荡山风景名胜区 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天台山风景名胜区 嵊泗列岛风景名胜区 楠溪江风景名胜区 莫干山风景名胜区 雪窦山风景名胜区 双龙风景名胜区 仙都风景名胜区 江郎山风景名胜区 仙居风景名胜区 浣江—五泄风景名胜区 方岩风景名胜区 百丈祭飞云湖风景名胜区 方山—长屿硐天风景名胜区 浙江省的天姥山风景名胜区

西湖 宋城 雷峰塔 杭州乐园 未来世界 东方文化园 野生动物世界 双溪竹海 千岛湖 瑶琳仙境 浙西大峡谷 安吉竹子博览园 乌镇 西塘 大慈岩 大明山 南浔 太湖 富春桃源 桐庐垂云通天河 盐官观潮 嘉兴南湖
鲁迅故里 柯岩 兰亭 会稽山 五泄 新昌大佛寺 普陀山 溪口
滕头 宁波天一阁 天下玉苑 雅戈尔动物园 丹山赤水 五龙潭 中国渔村 宁波松兰山海滨
天台山 仙都 八面山影视城 长屿硐天 临海江南长城 雁荡山 楠溪江 天目山 温州江心屿 龙游石窟 仙居 江郎山 义乌国际商贸城 诸葛八卦村 仙华山 双龙

❼ 浙江的历史沿革

时期 行政建制 行政区划大事记 史前 于越原始氏族公社 浙江各地出现原始氏族公社文化。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 夏商 扬州 《禹贡》 春秋 分属吴、越两国 史学家杜佑：吴越分界处，在嘉兴之语儿溪，后并于越。 战国 属楚国 楚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楚威王灭越，尽取浙江以北地 秦朝 分属会稽、鄣、闽中等郡 在今浙江省境内设15个县 西汉 分属会稽、丹阳郡 增设5县，共20县，隶属扬州 东汉 分属会稽、吴、丹阳郡 山阴县成为会稽郡政府所在地，隶属扬州 三国 属东吴 增设4个郡，县共44个，隶属扬州 晋朝 属会稽国 都城会稽，隶属扬州 南朝 属东扬州 孝建初年（454年），置东扬州，分为5郡23县，州治山阴 隋朝 属扬州刺史部吴州总管府 分为5郡23县，府治山阴。隋末，沈法兴、李子通等割据于此。 唐朝 属江南道/江南东道 分为11个州（郡） 五代十国 属吴越国 设11州、1军、63县 北宋 属两浙路 设11州、府 南宋 分属两浙东路、两浙西路 迁都临安。浙西治临安，浙东治绍兴。 元朝 设浙江等处行中书省 元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为省级行政区划的开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亡宋，立两浙都督府于杭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治此，改名江浙行省。元末，方国珍、张士诚等割据于此 明朝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作为省名的开始，行政区域从此开始稳定少变 清朝 浙江省 有11府（地区）、63县（州、厅） 参考资料：

❽ 浙江历史文化名人

一、刘基，字伯温，青田县南田乡（今属浙江省文成县）人，故称刘青田，元末明初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诚意伯，故又称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

在文学史上，刘基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

二、高明，元末明初人，字则诚，一字晦叔，号菜根道人，人称“东嘉先生”，浙江瑞安人。出生书香门第、翰墨世家，少博学，精《春秋》，工书法，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

其戏曲作品 《琵琶记》是我国南戏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参与创作的戏文，代表了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戏文的终结和明清传奇的先声，它的诞生标志着南戏创作艺术上的成熟，是传奇的典范之作，对后世传奇的发展影响深远，被誉为“南戏之祖”。

三、张璁，明朝嘉靖年间任朝廷首辅，世称『张阁老』。明朝嘉靖年间重臣，“大礼议”事件中重要人物，明朝大改革的开启者。

四、陈傅良：南宋学者，政治家，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因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永嘉人，故名。

五、孙诒让：清代语言学家，第一个破译甲骨文的学者，朴学大师，字仲容，瑞安城关人。

六、夏承焘（1900——1986），词学宗师，字瞿禅，温州市区人。

❾ 浙江的历史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称"文物之邦".历史悠久,积储深厚.从考古资料看,早在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的浙江西部山区一带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先民们在这里劳动生息,开辟草莱,改造自然.全省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百处以上,分别属于河姆文化(距今6000-7000年),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种类齐全的骨,石,陶,木制成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谷,榫卯结构清楚的木构件,以及色彩鲜艳的漆碗,依然能吹出动听音响的原始骨哨等.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浙江分属吴,越两国.以会稽(今绍兴)为都城的越国,在越王勾践时期曾经相当富强.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在浙江设置了会稽郡.三国时期(公元220- 280年),浙江富阳人孙权建立了吴国.公元十世纪初,浙江临安人钱liu建立吴越国,以今杭州为都城.南宁王朝(公元1127-1279年)建都临安(今杭州)150余年.元代(公元1206-1368年)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朝时(公元368-1644年)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杭,嘉,湖,宁,绍,台,金,严,温,处11府,1州(安吉州),75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朝(公元1616-1911年)初期地方行政承袭明朝,康熙(公元1661-1722年在位)初年始为省,浙江省的建置至此大体确定.
浙江经济开发较早.早在东汉时期(公元25-184年),浙江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煮盐业,制瓷业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公元三世纪以后,浙江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商业也日渐繁荣.到了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浙江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产量大有提高,杭州,嘉兴地区成了中国江南重要的粮食产地.丝织,瓷嚣,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发达,商品货币经济活跃,明州(今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农业生产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已居当时中国的领先地位.商业性集镇纷纷兴起.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丝绸,茶叶,瓷嚣是当时输出的主要商品.现在的宁波,温州,是当时中国东南部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海上航运可达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海港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直至1949年5月,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迎来了新生,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❿ 简述浙江史前文化

1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稻作农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史前时代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就发展出了较成熟的稻作农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经历了从起源、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大致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是稻作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是稻作农业的成熟时期。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才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示出史前稻作农业的辉煌成就，并最终从史前走向了文明。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现代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以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要漫长。那么，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以及大约同一时期湖南省的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线索。仙人洞是一个洞穴遗址，其附近的吊桶环是一个临时营地兼作猎物屠宰场的自然岩棚。在这两地的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堆积(1)。旧石器时代晚期只见于吊桶环下层(即J～O层)，碳14测年未校正数据约在公元前1．8万年以后。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即F～1层)和仙人洞下层。以上两个时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即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约公元前1．4万～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变化是新出现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别是新出现了较多陶器。其显著的特点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稻作农业的产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2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碳14测定年代大致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头山遗址的发掘在许多陶片中都发现夹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和稻谷。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否属于栽培稻尚不能确定。但同时在彭头山还发现有水稻花粉，卵圆形，个体37．5—40微米，具单孔，孔较大，边缘加厚，孔径连加厚的边缘约10—12微米，花粉轮廓线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认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农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为选择下，其个体及萌发孔逐渐增大。因此，彭头山的这些水稻花粉与浙江河姆渡发现的水稻花粉形态一致，与现代水稻接近(6)。特别重要的是，在属于同一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谷和稻米，总数大约1．5万粒，是迄今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炭化稻谷和稻米最多的一个地点。经对373粒稻谷和稻米作形态分析研究，认定八十垱的稻谷遗存是一群籼、粳、野特征兼有的小粒种类型，而且是一个正在向籼、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体(7)。据此可以认为，彭头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遗存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丰富的稻作农业资料，它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彭头山古环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彭头山地处澧水冲积平原 澧阳平原的低岗上，东临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为澧水，属亚热带气候。人类在此居住以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坏。彭头山文化时期，自然植被从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人们在山岗附近的水域边缘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垱遗址还出土有许多动物和家畜骨骼。动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鱼骨，反映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猪、鸡骨，其中牛骨较多。此外，还出土大量菱角、芡实和莲子，可能为当时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分布在鄂西长江两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史前稻作农业。考古发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夹炭陶上陶胎中往往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草、谷壳的残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遗址采集到包含稻谷壳的陶片和红烧土块。同时各地还发现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石铲。

3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除长江中游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遗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桥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处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4)。2001年的发掘，不仅再一次地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T041O：9层，即该遗址的最底层，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同时还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说明稻作农业已经诞生。(15)渠南村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发现有夹炭陶、石磨盘、圆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温烧制，陶胎中可见明显的稻谷壳粒，粒形细长。该遗址最早的年代(底层第7层)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层)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于跨湖桥，成为浙江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存。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史前稻作农业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烧制陶器。同时，史前稻作农业还向北传播到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偏南的地区，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陕南的汉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种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炭化稻米1000多粒，还在土壤中发现水稻硅酸体和红烧土中保存完好的稻壳印痕。经研究确定“贾湖先民种植的稻种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被农学家建议定名为“贾湖古稻(17)。

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农业得到全面大发展，长江中下游成为两个发展较快的先进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出现了一些以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邓，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四、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

4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走向成熟，为史前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可以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一时期后段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长江下游地区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发现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现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先后二次发掘了浙江吴兴(现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在这里除发现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丝绸和草编织物外，还发现稻谷、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蚕豆”、“花生”等植物遗存(29)。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农业的首次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同钱山漾遗址一样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史前稻谷的再次发现，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30)。从而也说明中国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达到较成熟的水平。

以后，良渚文化稻作农业遗存发现得更多。有学者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共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101个地点，长江下游44个，中游有57个；在长江下游的44个地点中，仅良渚文化的地点就至少有20个，占长江下游总数的约50％(31)。良渚文化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的地点比中国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要多。

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吴江龙南遗址的发掘，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种植水稻的面积扩大(32)。更重要的是，还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谷类型，并进而估计了稻作产量。在良渚层之下发现有适宜生长在半沼泽地的芦苇植物蛋白石，良渚层之上两层分别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龙南的良渚文化层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种的水田。经鉴定分析，良渚文化层的土样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并出土有炭化粳稻。这为考古探寻史前农田遗迹开辟了一条新的科学途径(33)。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常发现有炭化的稻米和稻壳，尤其是各遗址发现红烧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壳和稻草，表明这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普遍成熟起来。除农业生产外，人们还饲养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并从事渔猎和采集等辅助经济活动。

5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稻作农业的成熟促进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铜器的使用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邓家湾(38)、肖家屋脊(39)多次发现大小不同的绿松石铜矿石(孔雀石)块，小如指头，大似鸡蛋。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残铜片，为研究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40)，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铜器已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几百件玉器、多为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表明也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有先前时期遗留下来的9座城址，都建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城址面积从数万、十几万，到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41)。建造这样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坛还要大。如果没有成熟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城址的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范围比前一时期更加扩大，向北扩展到黄河中下游的一些适宜地区，最北已越过北纬37°。在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炭化稻米(42)。甚至在黄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炭化大米(43)，当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贵族阶级食用大米的物证，不一定是当地生产的。但在江苏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水稻田，却是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北传的一个很好物证。藤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此的发掘，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稻田遗迹，包括有水田、水沟等。一号水田遗迹呈不规则形，揭露面积大约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体，数目达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个。证明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44)。

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极具增加，土地成为产生社会财富和粮食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的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更加发展。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社会分层突出，阶级已经产生并日益形成尖锐对立。一些富有的首领和显贵一跃成为社会权力地位和财富俱全的统治者，而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则沦为奴隶。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

6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总结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中国的史前稻作农业起源早，发展时间长。在大约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再发展到犁耕农业，其间大约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较稳定的籼稻和粳稻两种作物品种，粮食产量大为增加。

2、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饲养业、建筑业、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猪成为中国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

3、由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学会了观察天象和气候的变化，并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天文历法应用而生。

4、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崇拜，于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坛和礼器，礼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仅使粮食有了剩余，而且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些社会财富又通过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土地成为粮食和财富的源泉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占有，由于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结构层次，由此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长江流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6、长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长江文明是一种有别于黄河文明的稻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