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历史发展

『壹』 有关一个陵墓的历史故事

不是,故事很完整呀.明孝陵与中山陵有一段距离也,怎么可能呢?

『贰』 中国陵墓发展概况

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五六十个朝代，其中既有统一王朝，也有割据政权。这些王朝和政权的统治者死后大都被埋葬进了豪华的陵墓，许多统治者甚至从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建寿陵。据统计，大概有三四百个帝王级的陵墓分布在中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内。 中国远古时代丧葬形式很简单。到商代已很重视埋葬制度，而至迟在周代就把殡葬制度纳入了朝廷礼制范围，此后的统治阶级逐渐厚葬成风。 陵墓一般分为地下和地上两部分。地下是放置棺椁的墓室，从最初的木结构发展到砖石结构。秦汉时期开始人工夯筑形成高大的陵体，顶上遍植柏树，以象征山林，古代帝王坟墓通称“陵寝”，又称“山陵”，即由此而来。而唐代则经常“因山为陵”，在很多时候直接利用天然山丘开凿而成。地上部分是指环绕陵体形成的陵区中的一系列布置，从地形的选择到入口、神道、祭祀建筑、绿化等等，都有非常完善的制度。 由于年岁久远，这些帝陵的地下墓室多被盗挖。比较完整地留下全貌的，只有明、清两朝的皇家陵墓建筑，而明清皇家陵墓也是中国陵墓建筑中艺术形象最突出、手法最成熟的例子。 http://www.showchina.org/zt/zgjz/3/200812/t239260.htm 这都有

『叁』 东京陵的历史发展

后金天命9年（1624）农历四月初一日，占领大明王朝关外辽东都司司（辽阳）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把自己的父觉昌安夫妇、父亲塔克世夫妇、妻子孝慈高皇后孟古姐姐、妻子大妃富察氏衮代、长子褚英、伯父礼敦、弟弟舒尔哈齐、弟弟穆尔哈齐和儿子大尔差、叔父塔察篇古的儿子祜尔哈齐等人的坟墓从赫图阿拉迁移到这里，选择都城东京（辽阳新城）以东“阳鲁山”修建陵园，命名为“东京陵”，为后金第一皇陵。
皇太极天聪三年（1629年），努尔哈赤去世三年后，他的陵寝在沈阳城东郊外天柱山修建完毕，于是从东京陵内将被追封为孝慈高皇后、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及另一位大福晋富察氏衮代迁葬沈阳，与努尔哈赤合葬“福陵”。
顺治八年六月，改山名为“积庆山”。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复将努尔哈赤祖父辈的陵墓迁回故土赫图阿拉永陵。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帝决定将东京陵内的两位皇帝，当然都是追尊的，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夫妇、父亲塔克世夫妇迁葬回赫图阿拉永陵，与更老的祖先，即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及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的衣冠冢一并合葬到“永陵”。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迁葬在东京陵的努尔哈赤的大伯父礼敦，也被迁回了永陵陪葬。
至此存在了34年的大清第一皇陵东京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了皇帝皇后，不得不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冷落下来了，只有墓园中亲王贝勒的本支后世子孙的祭祀。东京陵现存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庶母弟穆尔哈齐及其子达尔差等人的三座陵园。
1996-1997年重修陵道。此陵有缭墙、山门、碑亭等建筑。碑亭保存完好，建于舒尔哈齐墓前，是四券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内有彩绘藻井，亭中立有大理石《庄达尔汉把兔鲁亲王碑》，用汉、满两种文字刊刻，字迹清晰，雕刻精美。
穆尔哈齐及其子达尔差的陵园，位于舒尔哈齐陵园东南约200米处，园寝呈长方形，共二进院落，前院有墓碑三甬，其中穆尔哈齐墓碑一甬，达尔差墓碑一甬，均为康熙十年敕建，另一甬石碑为伪满洲国康德三年穆尔哈齐的十世孙宝熙、熙洽所立。石碑均是龟趺螭首。
东京陵曾在清朝先祖建业辽沈期间一度为王室的祖陵，在清朝政权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3年国务院公布东京陵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肆』 中国古代陵墓的空间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习用土葬。新石器时代墓葬多为长方形或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地面无标志。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曾发现不少巨大的墓穴，有的距地表深达10余米，并有大量奴隶殉葬和车、马等随葬。周代陵墓集中在陕西省西安和河南省洛阳附近，尚未发现确切地点，陵制不详。战国时期陵墓开始形成巨大坟丘，设有固定陵区。秦始皇陵在陕西临潼县，规模巨大，封土很高，围绕陵丘设内外二城及享殿、石刻、陪葬墓等。据记载，地下寝宫装饰华丽，随葬各种奇珍异宝，其建筑规模对后世陵墓影响很大。汉代帝王陵墓多于陵侧建城邑，称为陵邑。唐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一个高潮，有的陵墓因山而筑，气势雄伟。由于帝王谒陵的需要，在陵园内设立了祭享殿堂，称为上宫；同时陵外设置斋戒、驻跸用的下宫。陵区内置陪葬墓，安葬诸王、公主、嫔妃，乃至宰相、功臣、大将、命官。陵山前排列石人、石兽、阙楼等。北宋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七代帝陵都集中在河南省巩义市，规模小于唐陵。南宋建都临安，仍拟还都汴梁，故帝王灵柩暂厝绍兴，称攒宫。元代帝王死后，葬于漠北起辇谷，按蒙古族习俗，平地埋葬，不设陵丘及地面建筑，因此至今陵址难寻。明代是中国陵墓建筑史上另一高潮。明代太祖孝陵（见明孝陵）在江苏省南京，其余各帝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总称明十三陵。各陵都背山而建，在地面按轴线布置宝顶、方城、明楼、石五供、棂星门、祾恩殿、祾恩门等一组建筑，在整个陵区前设置总神道，建石象生、碑亭、大红门、石牌坊等，造成肃穆庄严的气氛。清代陵墓，前期的永陵在辽宁新宾，福陵、昭陵在沈阳，其余陵墓建于河北遵化和易县，分别称为清东陵和清西陵。建筑布局和形制因袭明陵，建筑的雕饰风格更为华丽。
空间布局和艺术构思 陵墓是建筑、雕刻、绘画、自然环境融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布局可概括为3种形式：①以陵山为主体的布局方式。以秦始皇陵为代表。其封土为覆斗状，周围建城垣，背衬骊山，轮廓简洁，气象巍峨，创造出纪念性气氛。②以神道贯串全局的轴线布局方式。这种布局重点强调正面神道。如唐代高宗乾陵，以山峰为陵山主体，前面布置阙门、石象生、碑刻、华表等组成神道。神道前再建阙楼。借神道上起伏、开合的空间变化，衬托陵墓建筑的宏伟气魄。③建筑群组的布局方式。明清的陵墓都是选择群山环绕的封闭性环境作为陵区，将各帝陵协调地布置在一处。在神道上增设牌坊、大红门、碑亭等，建筑与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庄严肃穆的环境。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文献记载，秦汉时代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陵东已发掘出兵马俑坑3处，坑中兵马俑密布，完全是一队万马奔腾的军阵缩影。唐代陵园布局仿长安城，四面出门，门外立双阙。神路两侧布石人、石兽、石柱、番酋像等。
用材和结构 陵墓墓室使用木、砖、石3种材料。因时代不同结构形式有变化。大型木椁墓室是殷代开始一直到西汉时期墓室的特点。早期为井傒式结构，即用大木纵横交搭构成。到西汉时又出现用大木枋密排构成的“黄肠题凑”形式，形成木构墓室的高潮，汉代一些王墓即属此制。砖筑墓室是墓室结构的重要形式，反映出早期砖结构技术的发展水平。砖筑墓室分为空心砖砌筑和型砖砌筑两类。空心砖墓室始于战国末期，型砖墓室约始于西汉中期，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应用渐广。墓室顶部结构有几种形式，方形墓室顶部为叠涩或拱券，长方形墓室顶部为筒拱等。例如南京南唐李昪钦陵墓室的前、中二室为砖砌墓室。石筑墓室多采用拱券结构，五代时期的前蜀王建墓的墓室是由多道半圆形拱券组成。宋陵墓室虽然是由石料构成，但顶部是由木梁承重，为木石混合结构。明清陵墓墓室全部用高级石料砌筑的拱券，与无梁殿相似。数室相互贯通，形成一组华丽的地下宫殿。

『伍』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和变化时怎样的

自周代起，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三种形式：覆斗方上；以山为陵；宝城宝内顶。
（1）覆斗方上：如秦汉宋，容形式为四方锥形，代表是秦始皇陵。
（2）以山为陵：西汉王墓中出现，作为帝陵，唐代开始。如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
（3）宝城宝顶：明清，始于明孝陵朱元璋。

『陆』 陵园的历史

墓葬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人类对与生俱来的死亡，从原始社会的恐惧、茫然，发展到阶级社会的“事死如生”，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各个时代的阶级关系。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是这个阶级关系中最集中的反映。就像古代帝王生时为九五之尊一样，他们死后的陵寝则是名副其实的阴间的宫院，以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作威作福的生活。
中国古代帝王陵寝，从战国时代建造陵墓始，下迄明清，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十分完整而复杂的制度。从高大的秦始皇陵到巍峨壮观的唐乾陵，从似乎漫无边际的明十三陵到幽深莫测的清东陵、清西陵，这些虽各具时代特色但主题一脉相承的皇帝陵寝，形成并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古代陵寝制度。
君王之墓最早称陵，始于春秋。赵肃候十五年（公元前335年）起寿陵，此事记载于《史记·赵世家》。至秦惠文王规定“民不得称陵”起，陵便成为帝王墓葬专用词了。《后汉书·明帝纪》载，秦始皇“起寝于陵侧”，即把宗庙之寝移至陵边一侧。西汉在继承这一做法的同时，将宗庙也造到了陵园附近。这就初步形成了陵侧起寝，陵旁建庙的制度，也就是将陵与寝、陵园与宗庙结合起来的陵寝制度。
中国古代君主帝王所居宫殿，前称“朝”，即处理政事的所谓朝廷；后称“寝”，即君主饮食起居之所。君主宗庙亦分为两部分，前为庙，供祭祀祖先；后为寝，以陈列祖宗生前衣冠及日常生活用品而供奉养。秦及汉初时把寝从宗庙中分离出来，建到陵墓上或边侧，最初仍只是做为墓主魂灵日常生活的处所。随着陵寝制度的发展、变化，寝的规模亦逐渐扩大，成为陵园地面建筑的主要部分。中国帝王陵寝历经2000年的风霜雨雪，其中经历改朝换代，因此各朝各代的陵寝形制也随之不断变化，而这一系列的变化既是一种文明，文化差异的体现，又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思想，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
由于炎帝、黄帝，还有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结合了。而整整开始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的陵墓本身也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秦朝的陵寝主要由封土而成，因此人们用山陵比作最高统治者，把最高统治者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秦朝皇陵规模上是空前的。蔡邕《独断》中载：“秦始皇寝，起之于墓侧。”秦始皇陵位于今陕西省临憧县城东5公里处，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筑造的垣墙。内垣墙南北1300米，东西578米。外垣墙南北2513米，东西974米，内外垣墙每边都设有门。坟丘在内垣墙的南半部。夯土筑造，底部方形，每边长约350米，现存高43米（注：坟丘的原来形状，因年久塌毁，已不甚明显，估计应为覆斗形）。坟丘的东西北3边都发现墓道。在西道的过洞中发现彩绘铜车两乘，每乘驾铜马四匹，车上各有一铜御官涌，铜车马涌约为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车马的挽具齐全，装饰华丽。内垣墙的北半部，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遗址，正是秦始皇的寝殿所在。
从古代的活祭到在秦始皇陵园东侧发现了百余座马厩陪葬坑，17座陪葬墓。陵园西侧发现了31座珍禽异兽陪葬坑，一座曲尺形马厩陪葬坑和61座小型墓坑。10乘大型彩绘铜车马、木车马则位于地宫之西，原封土之下。又在始皇陵北发现了一座较大的动物陪葬坑，在东内外城垣之间发现了铠甲坑、百戏俑坑……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比起最原始的人祭有所进步，但是对于视死如生的观念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依旧用了大量的陪葬物，希望死后依然可以享受生前所有的特权。汉代承袭秦制，依旧采取了封土为陵的形制，汉陵均为覆斗状，上小下大，显得非常稳重，全部用夯土筑成。在汉代，长、安、阳、平、茂五陵还设有陵邑，徙天下富豪、旺族于此。
汉代墓穴中以汉武帝的茂陵最为有名，汉武帝在即位后第二年起就开始营建陵墓，历时五十三年。据史书说，当时把全国贡赋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品的费用。陵墓的修建非常奢靡，为使墓土不生长杂草，封土专门由外地运来，经过筛选、炉炕、锅炒处理后才使用。所以，这里的墓土“贵如粟米”。茂陵在汉陵中规模最大，其外形如一个被拦腰削去上半部的金字塔。按西汉礼制，帝王陵穴可占地一顷，坟冢高十二丈，坟顶还可建筑祭阳的献殿等。汉武帝茂陵却高出二丈，周长也增加二十步，以显示自己的功业和雄才大略。这时的陵寝形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当时汉代的强盛，汉武帝早早的为自己营建寿陵，劳民伤财，确实是不明智的举动，在汉武帝去世葬入茂陵之时，他墓中的陪葬品已在也放不下了，充分的体现出当时帝王陵墓的奢华逼人，但通过挑选封土来封墓穴人们又惊喜的发现当时的工艺水平较秦朝已有了改进和提高，文明程度有了发展，就这一点来说是可喜可贺的。
汉代之后，中国古代经历了几番动乱，直到唐代时中国的帝王陵寝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为了防止屡禁不止的盗墓行为，又为了展现高大巍峨的盛唐之势，唐代的帝王开始将自己的墓穴建在山中，因此有了“因山为陵”的陵寝形制。唐代的乾陵是中国唐代高宗皇帝李治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之地，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夫妇皇帝合葬陵。陵地距中国中西部的古都西安80公里，其居梁山。三峰耸立,风景秀丽，远望宛如一位女性仰卧大地而有“睡美人”之称。乾陵利用自然山势修建，陵园雄踞整个梁山山峦，海拔1047.9米的主峰如首而高昂，东西对峙之南峰似其乳。绵延逶迤，气势宏大让人不敢逼视。
秦二世皇帝胡亥墓，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的曲江池南岸，大雁塔东南。
乾陵陵园周围约40公里，园内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建，宫城、皇城、外廓城井然有序。初建时，宫殿祠堂、楼阙亭观、遍布山陵，建筑恢宏，富丽壮观。陵园内现存有华表、翼马、驼鸟、无字牌、述圣记碑、石狮、六十一蕃臣像等大型石雕刻120多件，整齐有序地排列于朱雀门至奶头山遥遥两华里之余的司马道两侧，气势宏伟，雄浑庄严，被誉为“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据历史文献记载，乾陵玄宫内涵十分丰富，随葬着大量的金银器、珠宝玉器、铜铁器、琉璃、陶瓷、丝绸织物、漆木器、石刻、食品、壁画及书画墨宝等稀世珍品。墓前的雕刻艺术更是让人觉得望而生畏，石狮昂首挺胸，双目圆瞪，高大威严，比起汉代的雕刻艺术更进一步，细腻而不失气势；出土的墓室壁画，更是精美绝伦，堪称唐代瑰丽的地下艺术画廊。此时的人们吸取秦汉之时陵墓用封土而制，经过多年雨雪剥蚀而造成的损坏的教训，将陵寝修在山上，无疑是明智之举，而雕刻艺术，绘画，书法，诗词歌赋，都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墓前的外族首领石雕，更是充分体现出当时世界文化，文明的高度交融，唐代的强盛吸引了无数慕名前来的人们，也在帝王的陵寝建筑中有了体现。
宋代的陵寝建筑比较复杂，一开始的北宋帝王陵寝较为破旧，没有修建什么大型的陵寝，后来南宋又偏安一隅，因此陵帝的陵寝又建在了南方，比起唐代的气势雄伟，宋代明显不足，但是宋代的陵寝建筑阳刚不足，秀雅有余，从它的石雕艺术中也可以看出，石狮，石虎的雕工细腻，刀法婉约，不如唐代那么张扬。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南方的温婉和北方的豪迈的不同的文化差异。
在这期间经历了少数民族的入侵，无论是金太祖的陵寝还是元太祖的陵寝都显示出不同于中原特色的少数民族气息。金太祖的陵园占地5.1公顷，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分为先导空间、神道空间、宝顶和宁神殿及地宫四个部分。在先导空间，游人可以参观玉带桥、门殿和两座鹊台；在神道空间，有乳台，望柱和石像生等；宝顶高耸，松柏参护，俨然一派帝王陵寝的森然气象。宁神殿建筑古朴、雄健、庄严，是游人凭吊之场所；地宫深9米，面积约750平方米，存放着金太祖的棺椁和各种殉葬品。金太祖陵寝，恢宏大气，神秘壮观，展求出金源文化之神奇，处处透着一股民族大融合的特色在其中，丰富了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是一种另类的少数民族文明，是少数民族人民智慧的体现。
明代的陵寝建筑以明孝陵和十三陵最为著名，明孝陵建筑结构复杂，设计巧夺天工，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由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等组成，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中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虽然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都有星象图的设置，也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但与一般帝王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其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因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这种帝王陵寝形制无疑又是一大突破，展现给我们另一种文化的全新面貌。
其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并且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
其四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可见当时的工人技术之发达，在如今看来也要叹为观止。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文明传播的历程。
清代承袭明制，但是在陵寝制度上用“宝城宝顶”的建筑风格清代各陵的礼仪建筑设置如碑亭、石象生、隆恩殿（明代称裬恩殿）、方城明楼等，皆按轴线展开，形成有序的空间层次。这种轴线安排是以远景、对景为依据，并不是固定方向不变的直轴，达到“前后照应”、“返顾有情”的效应，亦与明陵的意匠相通。有关方城明楼的形制，在入关以前诸陵中有强调城堡形象的意图，但入关以后接受了明陵设计中以隆恩殿与明楼为建筑主体的构图。又如石象生采用动物及文武臣两种系列，每一对石象生动物皆取立卧两式，亦是效仿明制。四角立望柱，以强调“神功圣德碑亭”地位的手法，也是学习明陵神道的处理。
但清代陵墓亦有时代变化特征值得注意。如清代实行帝后分建陵寝制度，取消了后妃殉葬制度。从陵寝数量上相对来讲，清代是增多了。另一项变化是缩小地宫规模，而增加地面建筑的数量，地宫宝顶封土较明代为小；地宫由多进正殿配殿复合的拱形体系，简化成南北一列的排布，埋深也逐渐变浅。与此相反，地面建筑逐渐增多，在轴线上增加了桥、碑亭、龙凤门等项内容，而且延长了轴线长度，在轴线中部设立蜘蛛山以为间隔。蜘蛛山不仅可以作为陵区的“案山”，而且可形成祭典路线的暂停与转折，变化谒陵过程中的情思。清代陵寝建筑的规模尺寸虽较明陵为小，但装饰质量远较明代豪华。如乾隆裕陵地宫的面积达372平方米，全部为青白石垒砌，内壁、券顶、门扇满雕各种佛像、经文、装饰图案等，精雕细刻，类似一座雕刻博物馆，仅雕工即用了五万余工。又如慈禧太后定东陵的建筑装修更为华丽奢侈，不仅大量使用花梨木、楠木等贵重木材作为结构材料，还广用磨砖对缝的清水砖墙及砖雕，甚至在砖雕上还要贴金，以期造成金碧辉煌、斑斓瑰丽的华美效果。到了清代，帝王的陵寝布置已臻化境，吸取了前朝的经验和教训，融合了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文化，清帝陵无疑是中国陵寝艺术上不可多得的瑰宝。
探秘中国古代帝王陵寝，是因为它带给人们很多神秘感，而它带给我更多的是它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流淌着文明的气息，让人觉得与其说仔细的研究每一座帝王陵寝是在和千年前的帝王神交，还不如说是在和千年前的智慧的人类对话。传承着千年文化，陪伴着千年不灭的文明之火。

『柒』 我国古代帝王陵寝的构成有哪些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怎样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捌』 中国古代陵墓雕塑的发展历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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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南朝陵墓石天禄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西晋对坐书写俑
西晋青瓷骑马乐俑
宗教造像 宗教雕塑的发展，在南北朝时期是空前的，这与佛教在中国的兴旺紧密联系在一起。佛教造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石窟寺的造像，另一类是一般放置于寺庙或宫室、民居的供养像。石窟寺造像主要分布在北方，著名的石窟寺如云冈、龙门、敦煌莫高窟以及麦积山、炳灵寺、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等都有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其中石质宜于雕刻的,造像采用石雕,一般主尊为立体圆雕或后背与后壁相连的圆雕，龛楣、宝床、壁面则为浮雕。石质不宜雕刻的，则采用泥塑敷彩的塑像，龛楣、壁面常有成组的小型影塑。石窟雕像中最宏伟的,当属云冈石窟第20窟的坐像,高13.7米，造型雄伟,气魄浑厚,显露出北魏石雕艺术的时代风格（见彩图云冈石窟第20窟石雕佛像（北魏））。彩塑中最受人推崇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坐像,含蓄微笑的神态，给人以恬静的美感。放置于寺庙或宫室等的供养像，主要材质有铜、石和泥塑等，均为立体圆雕，风格与石窟造像相同。泥塑多随建筑物的毁坏而不能完整保存。经考古发掘获得的残像中，以在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残像造型最为精美，塑工细致，面目传神，是现存北朝雕塑中的精品（见洛阳永宁寺雕塑）。一般官民所造的佛像，形体较小，多为铜像和石像。在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废址出土的2200多件石刻中,有年款的共247件，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是研究北魏、东魏、北齐乃至隋唐雕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见曲阳修德寺雕刻）。河北省藁城县发现的一批北齐石像，汉白玉石质，刻工精细，像上仍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可窥知当时石像敷彩后的本来面貌。在南方,石窟的开凿不盛,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且已被后人损毁，难窥原貌。在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废址出土的红砂岩造像中，发现有纪年明确的南朝造像，使人从而了解到南朝石造像的一些特点，与北方比较，其表现手法细腻,衣着装饰繁缛,显示出纤巧华美的风格（见成都万佛寺石刻）。除一般造像外，北朝时又流行造像碑，在碑石上开龛造像，其造像风格与同时的石窟造像相同（见北朝造像碑）。这时期的道教造像，也有少量遗留，除衣饰面相稍有不同外，造型手法与佛教造像相同，无甚特色，缺乏艺术价值。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南朝画像砖浮雕神兽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