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一道历史题
我国历来重农抑商，发展农业是首要的生产力，也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是对于当时来说的
Ⅱ 讲文明的意义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办工作进入关键时期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工作，推动活动兴起高潮，为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7月5日上午，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文彰出席海口分会场会议。他要求，要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兴起“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高潮。
周文彰强调，要充分认识“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作为全面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强力推进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摆上重要日程，认真进行部署，切实加强领导。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实施计划，明确工作责任，加强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
根据会议精神并结合海南省实际，省文明办同时要求，当前要做好海南省赴京志愿者的培训，为奥运会输送合格志愿者，为海南增光；切实抓好城乡环境卫生整治，继续开展“提倡‘三不’、制止‘三乱’”活动；加大户外宣传力度，营造热烈、喜庆的氛围；组织广大志愿者上街道、进社区，到窗口行业，兴起志愿服务行动高潮。
各媒体要开辟专栏，宣传奥运，普及文明礼仪教育，刊播一批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公益广告，推出一批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典型。各市县要继续抓好“采访线工程”点上的文明生态村和风景旅游区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Ⅲ 从古代文明萌发到走向近代的长时段，世界文化发展特点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决定历史发展的诸因素。文化发展本当有自己的分期，但是由于文化发展与中国通史的基本一致性，所以要研究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以依循历史的发展进行。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一般可以归为三条：第一，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第二，家族伦理本位；第三，贵和尚中。西方分别是：第一，天人相分与征服自然；第二，个人本位；第三，理性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按照年代划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
由此判定，1840年之前，称为中国古代。依次为基点上溯至史记所记载的夏商周时期，期间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称为中国古代文化。其内容包括文学、哲学思想、经济、科技等等。
也可按照朝代细致划分，如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
(3)文明的意义只有在历史的长时段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因：
1．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这种优势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是文化领先的根本原因。
2．民族融合，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升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在各民族的融合中，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文化互相交流，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化。
3．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中华文化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自我发展与创新，加之兼收并蓄，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4．国家政策的推动，如开放的对外政策和科举制度等。注：2005年，科举制度创立一千四百周年(605年创立)和废除一百周年(1905年)。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国古代文化
Ⅳ 文明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算起的
1.记得在《全球通史》中这样写到：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内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容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2.元谋人、北京人，河姆渡、半坡这些属于新旧石器时代的文明，与通常所说的“文明”是两码事。
3.世界上承认我中国的文明史，确实只有3000年。
4.上下五千年是我们自己承认的时间。
5.最后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文明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就是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地理位置大概是现在的伊拉克境内。
Ⅳ 文明的意义只有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才能凸现。站在今天，回顾人类从早期游徙不定到定居生
答案A
此题考查学生知识迁移的能力，题眼是“游徙不定到定居生活”“决定性专意义”。促成人类由迁徙不定属到定居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房屋建筑、牲畜饲养、谷物种植等都是。但民以食为天，要人类真正的定居下来，首先得解决食物的问题，而谷物则是定居后人类的主要来源，故具决定意义的是A。
Ⅵ 什么是文明史观
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 一 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历史学，除了传统的考证与“以史布道”仍 然延续、孤立的“国别史”、“王朝史”、“人物－事件史”依然不 承认任何整体观念与宏观概括外，在承认世界性长时段宏观历史的人 们中主要有四种视角： 一、进化论的全球史观。这是一种起源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 “进步”观念的史学模式，其典型便是我们熟知的“社会形态依次演 进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论。不管是“五段论”、“三段论”，还是 “单线说”、“多线说”，都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信念基础 上的。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突出外，从维科、孔多塞、 特莱帕以来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这种阶段论的进化史观，当然他 们不象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主要以经济基础来划分阶段。 二、文化类型史观A。作为文化类型学说，它与下面讲到的文化类 型史观B一样，以共时态的各种“文化”横向并列否定了历时态的各种 “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但与B不同的是：这种史观主张“文化” 有优劣之分，因而往往站在某一文化本位的立场，甚至从文化优劣论 走向种族优劣论。法西斯主义的“雅利安史观”与“皇国史观”即为 其典型。当代已不存在明显的种族优劣论史观，但文化优劣论以及以 文化基因优劣决定各民族历史不同进程的文化决定论史观仍然流行。 三、文化类型史观B。它也强调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共时态并列而否 定超文化的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论。但与文化类型史观A不同，它 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不强调文化有优劣或明确否认文化有优劣。 因此可能表达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 价值。也正因此，它还可能认为（与史观A往往强调某一优秀文化之永 恒活力相反）不同文化会有类似的“生命历程”，即都经过起源、繁 荣、衰落与灭亡等阶段，而且其间有许多机制是各文化的生命历程中 共同的或相似的。与进化史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并不具有 “进步”的意义。因而一种文化衰亡后如果有另一文化兴起，那也不 意味着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又一轮循环。所以尽 管各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 仍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共时态的。 四、非进化的“世界体系”史观。这种史观以摆脱了“启蒙理性” 而突出后现代价值观的“新马克思主义”或其他“新左派”史学为代 表，它既否认社会阶段进化学说，也否认各文化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差 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个整体，提倡从全球角度看历史，但同时反对 “进步”观念。它或者把“世界体系”视为“中心”与“边缘”的对 立结构，两者可能有道义上的善恶之别（“中心”不公正地压迫“边 缘”），但没有进化顺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或者连这种善恶对立 也被解构与淡化，世界体系中各个部分的区别只被视为某种原因不明 的长周期或超长周期（有时套用经济学的名词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 期”，但其含意与经济学对该周期的理解风马牛不相及）循环带来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的变化。 我们这里要说到的汤因比，以及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历史研究》， 就是上述第三种视角即“文化类型史观B”的最著名代表。尽管人们的 思想是互相影响的，上述四种史观的边界并不是绝对清晰。例如汤因 比虽然否认历史进化论，但他也曾表示过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从局部的 统一（分列的文明）向最后的大同（统一的全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 这被苏联时期官方的《苏联历史网络全书》（СИЭ）判定为“有一 定的进步作用”。汤因比总的来说是反对文化有优劣并强调诸文明都 不能避免“生命周期”的，但他早期对西方文明、晚年对“中国文明” 都确曾另眼相看，特别是他晚年的“中国救世论”很让我们许多华夏 子孙听得兴奋。汤因比的文明分立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逻辑上有 根本的冲突，更没有沃勒斯坦那种“中心”剥削“边缘”的观念，但 他把某一时段上各民族或“文明”处境的巨大差异解释为“生命周期” 中处于不同阶段，这与如今被炒得很热的弗兰克关于世界上发达部分 与不发达部分的区别起因于各自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期或 下降期的说法，还是明显相似的。 因此无论从回应挑战还是汲取借鉴的角度，各种视角的史家都不 能忽视汤因比，虽然他的那种史观如今已经不是最时髦的。 二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英 国史学家之一。他出身学术世家，其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就是牛津大 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他对工 业化时代的社会紧张关系深感忧虑，曾参与调解劳资纠纷，主张国家 重视社会福利并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对小汤因比后来形成对 “西方文明”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有潜在的影响。阿诺德．约瑟夫． 汤因比专长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在这些方面有公认的 学术造诣，但在此之外他更以知识渊博出名。与叔父一样，他也不是 个纯粹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作为英国代表团 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 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 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借用以塞亚．柏林的话说—— “刺猬”与“狐狸”兼于一身的人物。 汤因比的著作种类不算很多，但篇幅堪称等身。他的《历史研究》 开始酝酿于1921年，1927年起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 续续，在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 之稿。1946、1957年D．C．索默维尔将当时已发表的前10卷缩写成两 卷的简本问世（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 到1966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在无法完成宏大计划的遗憾 中以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为这一著述工程作了总结，这时距他着 手此巨著已有45年之久，缩写者索默维尔曾这样总结汤因比的心路旅 程：“作者出生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乐观主义时代，在壮年时期身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深深感到在他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古代希 腊社会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他所受的主要教育又正是古代希腊式 的。这就在他的心中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古代希 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运？结果，他的探索便扩 大到了包括所有已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问题，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 佐证。最后，他又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于是他就写成了这部 ‘历史研究’。” 显然，对当代“西方文明”深刻危机的忧患感带出的“文明为什 么会死亡”问题是他写作的主要动力，而“文明的起源与生长”只是 作为他探讨上述问题的陪衬而被提出。这就使他的这部巨著在平静而 冗长的叙述之下深藏着一种巨大的悲观与批判意识，而且越到他的晚 年，这种悲观与批判意识越强烈。而悲观与批判这两个方面又构成了 一种深刻的紧张。从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文明的“生命周期”、把文明 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阶段乃至其主要机制（由“挑战—— 应战”机制产生文明，经历“混乱时期”达到“统一国家”、“统一 和平”，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引导文明成长，而形成“统一教会” 与“高级宗教”，但“有创造性的少数”在此过程中也蜕变成“统治 者少数”，导致文明衰落，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与“蛮族军事集 团”的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文明解体、灭亡）都说成是各“文明” 的共同命运看来，他的悲观是宿命论的、无解的——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他所不赞成的历史进化论实际都建立在某种“必然性”或“规律” 的基础上，只不过后者的“必然性”是乐观的，而汤因比的“必然性” 是悲观的。 然而另一方面，汤因比又力图通过批判找出一种“无解之解”， 力图为他自己所处的“文明”，或至少（在该“文明”已不可救药的 情况下）为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宿命、免于灭亡之路。从早期呼吁“西 方文明”觉醒自救，到晚年寄希望于“中国文明拯救世界”，都是这 种努力的反映。这样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与为摆脱宿命而进行的批判之 间的紧张到他的晚年也未能缓解——而这恰恰是他的思想比那些轻易 地开出救世药方的浅薄著述者及其大团圆式著作更深刻更耐人寻味之 所在。 尽管如此，到其晚年时他还是开出了一些不成体系的药方：他认 为在“自由”（美国式的）与“平等”（苏联式的）这两极之间以 “民主”来协调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博爱”能调和“自由”与 “平等”。而博爱不能来源于人类本身，只能来源于上帝。因此人类 的前途在于摆脱“自然的法则”而回归“神的法则”。他还指出，人 类的三种发展：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最高宗教 与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发展的状态各不相同，前两种发展的特征是不 断进步，而第二种发展的进步还在不断加快，但最重要的第三种发展 则没有形成实然性的趋势，只是有应然性的“共同倾向”，它指向建 立万能的世界性国家和超越各“文明”的世界性宗教。这种“世界大 同”式的前景是人类在核战争威胁下得以生存延续的唯一机会。 那么谁能带领人类找到这一机会、建立这种大同世界呢？这里汤 因比陷入了最后的迷惘：他既认为这种大同前景只有在现代科学和技 术所创造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人们自由选择这一方向的基础上才有 可能，——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前提在地球上哪一部分最具现实性， 应当说是明摆着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可能的救世力量将来 自中国———1975年汤因比去世前恰处在文革混乱中的中国，当时的 中国在汤因比看来（在如今许多中国人看来大概也如此）与“中国文 明”的传统时代一样以“停滞”为特征，这种“停滞”在《历史研究》 中是被看作阴影和体现“中国文明”“垂死”状态的东西，而在汤因 比辞世前的这个时候它却被看作光明：据说正是由于“儒家的背景” “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并未如先进诸国那样猛烈推进过分的工业 化”，而是“仍然恪守着田园农业这一基盘，有分寸地建设着文明”， 才使得它免于像西方那样陷入“进化”灾难。汤因比如果看到他身后 的中国不久便发生了改革与经济腾飞，不再“停滞”也不再“恪守着 田园农业这一基盘”，他该如何想呢？ 三 从汤因比的心路旅程看，他首先是个思想家，其次才是学问家。 他的洋洋十二卷还未写完的《历史研究》尽管是一位受过严格“狐狸” 训练的学者写的、似乎十分合乎“学术规范”的巨著，与这种文化类 型史观的前驱施宾格勒所写的《西方的没落》充满着专业史学家嗤之 以鼻的大量知识性错误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部书本质上仍与施宾格勒 之书一样属于“刺猬”之作。历来专业史学家从实证角度挑出他的毛 病绝不比斯宾格勒的书少（缩写本中译版所附的索罗金评汤因比一文 可见一斑），而正如我国学者赵世瑜所言：汤因比所谓26个文明“从 哲学上说”都是同时态的这种讲法，本身就不合历史学的“规范”—— 人们要问：那么从历史上说呢？正因为如此，无论批评还是褒扬汤因 比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他的这本巨著与其说是文明史或文化史著作，不 如说是历史哲学著作。而对于阐述这种历史哲学来说，洋洋十二卷还 未写完的篇幅似乎有些冗长，缩写本的两卷已经论述得相当充分了。 我国学者以缩写本中译问世，是个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