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历史意义

㈠ 革命样板戏的优缺点

优点：给当时匮乏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普通百姓对芭蕾舞剧的认知和京剧的大普及、大繁荣。样板戏的诞生，还造就了我国历史上芭蕾舞剧空前的创新和成功。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并在世界芭蕾舞台享有盛誉。

缺点：革命样板戏是文化革命的直接产物，它导致了戏剧成为政治的专用工具。革命样板戏的流行年代，虽然造成戏剧内容的单一化，戏剧格式的固定化，人物塑造的模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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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与发展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

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及《草原儿女》，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厕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

《朝阳沟》在中国现代戏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品位和地位是无可争辩和替代。该剧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在1958年5月19日首演于郑州，编剧杨兰春，导演杨兰春、许欣，音乐设计王基笑、姜宏轩等，舞台美术设计关朋。

马琳饰银环，王善朴饰拴保。同年6月调京演出。在其后的演出中，魏云主演银环，马琳饰演二大娘。期间，常香玉曾经扮演过拴保娘这一角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戏曲艺术片。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革命样板戏

㈡ 唱红歌的意义(从初中政治答）

1、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2、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3、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㈢ 唱红歌的意义是什么

一、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因此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正因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贵作曲、蒋开儒、叶旭全作词）、《走进新时代》（印青作曲、蒋开儒作词）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春天的故事》无论从歌词还是旋律都十分优美动听、和气可亲。

三、红歌的歌词健康向上，音乐旋律优美动听、铿锵有力。当人们听到红歌时就觉得十分激动，有时也会跟着唱上几句，随着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传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奋，久而久之人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红歌不但净化了人们的灵魂，鼓舞了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还能教育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祖国，启发人们健康向上、乐观大度，勤奋工作、热爱生活。

四、红歌能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乐旋律，它是有着具体资料的综合艺术。许多红歌都与影视艺术结合在一齐，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一部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流传至今。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红歌与影视作品的完美结合。观众不但受到了影视作品故事情节的教育，而且还学会了唱红歌。

五、加强新时期的思想工作不妨来点“灌输”，正因先进的思想从来就不会自然生成。为了发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国文化，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笔直推荐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要经常向人们和少年儿童推荐红色经典歌曲，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像薄熙来同志那样，用心推荐红歌、带头唱响红歌，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让红色歌曲唱遍全中国。

㈣ 红色文化征文的主要含义

红色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红色。故此，要探究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必须由红色谈起。
中国人的红色情结与生俱来，它流动在民族的血脉里，遗传在民族基因中。
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炎帝又称赤帝，是中国的太阳神。古时候，中原人称南方为炎方，称炎帝的国土为炎土，称炎帝的子民为炎人，炎帝的下属神是祝融，祝融是火神。黄帝的“黄”字，是太阳初出之色。“黄”与“皇”字可以通假，在古书上，黄帝也经常称作皇帝。甲古文中的“皇”字，上面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下面是一个王字，因此，黄帝氏族也是崇拜太阳神、火神和鸾凤的民族。
炎黄二帝的传说，表明中华民族在立族之初就有着强烈的“红色崇拜”。而将这种“红色崇拜”转化到我们祖先的生活之中，应该是从“过年”开始。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每到腊月三十夜，就要闯进我们祖先居住的村落，伤害人畜。为了免遭“年”的攻击，祖先们只好在这一夜逃离村庄，躲进山林。有一年的腊月三十日下午，正当祖先们扶老携幼大撤离的时候，从村口走进了一个仙风道骨的白胡子老人，叫大家休要惊慌，他有办法制服“年”。祖先们哪敢相信，还是迅速撤进了山林，不听劝说的老人独自留在村子里。老人住进一间屋子，在大门上贴上红纸，在屋子里点起红灯笼，静候“年”的到来。是夜，“年”按惯例准时入侵。可是，当它看到老人门上贴的红纸和屋里点亮的红灯笼时，大为惊恐，未敢搜寻人畜便狼狈逃窜了。正月初一早晨，“避年”的祖先们返回村庄，迎接他们的是安然无恙的老人。祖先们急问其方，老人据实以告。从此，祖先们再也不用逃进山林“避年”，而是效仿老人的方法，贴红纸，点红灯，安然度过“年”来之夜，叫做“过年”。从此，“红色”就被赋予了“避邪”与“吉祥”的含义。中华民族因此与“红色”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岁月无法流逝的“红色情结”。
红色代表权威。中国历代帝王虽然对颜色有着不同的嗜好，但对红色则有着共同的爱好，红色是主色调。72万平方米的北京紫禁城，建筑近千幢，房屋近万间，用得最多的是红、黄两种色彩。远眺故宫，最夺目的是红色宫墙、红色宫门，近看紫禁城，最醒目的是红色的大立柱、红色的门窗。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能衬托皇帝的权势和威严。明朝规定，给皇帝的奏章必须为红色，称为“红本”；清朝也有类似的制度，皇帝御批的本章统由内阁朱书批发，也称为“红本”。红色成为皇帝批发文书的专一颜色，称为“朱”批，具有无上的权威。红色的权威一直延续到今天，如“红头文件”等。
红色代表勇气。军人每每看到猎猎红旗，无不热血沸腾，英勇杀敌。红色不仅是现代中国国旗的颜色，也是中国古代旗帜的颜色。中国的军事家和将领们深悟红色对战争的作用，所以他们用红旗凝聚军心，鼓舞斗志，激发勇气，召唤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精神。电影插曲唱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红色代表吉祥与喜庆。红色是自古至今老百姓最喜欢的颜色。在中国人眼里，红色是喜庆之色、高兴之色，是吉祥之色，是发达之色，是阳刚之色，是坚强之色。所以，只要是喜庆之事，都离不开红色；没有了红色，便没有了喜庆的气氛。 红色代表成功与光荣。在汉语里，“红”经常是成功的象征，事业开头顺利叫“开门红”。受到上级赏识的人叫“红人”，有名的歌星叫“红歌星”，运气非常好叫“走红运”。红色也代表光荣。“金榜题名”是红榜，表彰先进人物要戴大红花。
红色代表美丽。因为喜欢红色，便赋予了“红”以美的含义。“红颜”一词就是指美丽的女人，男人把女性挚友称之为“红颜知己”。
红色代表革命。马克思早年曾在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时，明确回答为“红色”。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其标志的颜色是红色。《国际歌》中也唱到：“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的光辉历程，与红息息相关，时时刻刻未能分离过。譬如，组建的第一支军队命名为红军，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瑞金称之为红都……还有南湖的红船，井冈的红旗，长征的铁流，抗日的烽火……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以写红、唱红、演红而感到无上荣光。诸如：《红旗飘飘》、《红旗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红军想念毛泽东》、《红岩》、《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梅赞》、《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等等。
在西方人眼中，红色即是中国的“国色”。中国人就是有着强烈红色情结的民族。曾记得，2005年11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访问英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特意穿了一身红色衣服出来迎接，连她戴的帽子都是红色的，表示对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文化的敬意。
以上杂七杂八地搜罗了一些古今中外与红色有关联的东西，其目的就是要更合理、更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红色文化。
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凭空杜撰出来的，而“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段中唱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是用血换来的。据此，我认为红色文化不是红色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的整合；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主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
归纳各种资料对红色文化定义的界定，有如下六个方面。
①红色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和新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整合、重组、吸收、优化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成果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而生成的革命文化。
②红色文化应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狭义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观念意识形式。
③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其中，物质资源表现为遗物、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非物质资源表现为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
④红色资源是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为主线的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的内容体系。
⑤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 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即红色精神。
⑥综合各种理解，倾向于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红色文化的内涵。从文化的边界范围来看，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人类进步文明的总和。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指向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明总和。从文化的形态和形式来看，中国红色文化又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中国红色文化 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各种文明形态。狭义的则是特指以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体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和目标的文明形态。红色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红色”，它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本土化与创新性相统一以及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等特征。
中国红色文化有一个形成、发展、积淀、丰富、创新的文化演进过程，已经经历或必将经历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各个历史时期，直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整个历史进程。

㈤ 红色经典小说的社会意义！！！！～急救！！！！！！！！！！！！！！！

摘的论文呵呵，要什么自己找吧

红色经典小说的接受现状及意义
04级汉语言文学 李思

红色经典小说（以下称红色经典）特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文学，它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又称为革命叙事，是文学“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物。在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他称这段时期为理想主义文学时期。基本特点是现实性，能反映整个时代风貌，气势雄浑。不仅情节有趣、充满英雄传奇色彩，思想也积极乐观，并反映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以理想主义的艺术思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全面去梳理和营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以史诗性的庞大气魄感染和凝聚新一代中国人对于现代政治革命理念的价值认同。”[1]不管后代对红色经典的批判如何强烈，不管它的文学艺术性如何缺乏，它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整个文学史及唤起民族记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当下环境中的红色经典
当下环境红色经典思想教育在学校渐趋空白，学生学习革命烈士爱国精神和了解共和国成立史已经不如以前浓烈。同时社会影视改编中出现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和风气，《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多次被搬上荧幕。但其内容却与原著出现很大差距，一般都趋向于娱乐性、低俗化，爱情取代了革命而成为中心，反响也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股改编热，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了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改编红色经典的基本原则：如尊重原著基本的主题、人物关系、故事结构；尊重原著的价值导向；创作改编从现实出发，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作为审美意识的某种反映，并非改编一定不行，而是得把握一个度。，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它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包含着一种质朴的、丰厚的道德情感。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等都认为，“红色经典”中所包含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对于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重要意义。无论怎样改编，都不能把这些精神财富改没了。改编必须要尊重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杂志社的陈剑澜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他说，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重述中，差异没有理由成为我们理解的障碍，相反倒应该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动力。简单地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际上表明了历史意识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把红色经典小说进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但改编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持其内容的严肃性问题。虽然这个年代日趋个性化，灵动化，不固守一个或几个成规，但红色经典中那种爱国精神还是不应遗忘的。我们没有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激烈，我们仍需全民一致的爱国精神来保卫自己的热土，国家的强大才有自己个人的荣耀。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随着全球化脚步，传统逐渐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该思考的问题。

二 红色经典对于文学史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斗争着向前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新的成果。20、30年代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等；30、40年代的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都是名留文学史的大家。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逐渐受到排挤而被边缘化。在政权的干预下，文学史由这批红色经典来填写，大部分作家纷纷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创作赞颂革命的小说。就算有些仍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的作家继续地下精英写作，可他的作品也很难进入文学史。因此，若完全否定红色经典，新时期的文学史将是一段空白。红色经典是一批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过滤和淘汰之后留下来的肯定具有价值，尽管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经典的理由。
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经历了一个波浪的形态，处于浪峰的正是那批史诗性的红色经典小说。小说艺术地展现了农民革命的全过程，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全国上下所有人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他们的信仰。且不论这“信仰”本身如何，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无信仰将会有质的区别。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的民族决不是个强大的民族。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反映现实又高于现实。虽然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语言与思想过分崇高化，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新中国作家的创作源头是对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走上革命康庄大道的历史复述或追忆，这些小说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纵深看，缺失这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史便出现断裂现象。这时期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就是其价值所在，而艺术性次之。冯雪峰在《论<保卫延安>》提到“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2]丹纳《艺术哲学》也说种族、环境、时代是文学发生的动因，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社会现象。他还提出了判定艺术价值的标准。即，艺术作品再现种族、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程度及效果。农民革命军的胜利必然决定文学得歌颂农民。建国后，农民英雄形象及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故事，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革命政权的确立，被人为地加以神化：农民出身地革命英雄被作家赋予思想的绝对先进性（《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旗谱》），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被描绘成绝对主力军（《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描写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角，革命彻底；党员英明果断。都是反映当时现实并拔高农民形象，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冯德英《苦菜花》表现共产党怎样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民姜永泉在党的指挥下完成了对日本人的反扫荡；《山乡巨变》讲述的是清溪乡建立初级社和发展高级社的故事。文本中无私的党团员形象便是这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赵树理《三里湾》描写农村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小事，以邻里间人事纠葛为主要内容来表现农村社会变迁中农民的命运和思想变化过程。作者自己就希望他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除了这些写农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小说外，很大一部分的红色经典是革命战争小说。《红日》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莱芜和孟良崮两场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保卫延安》则更直白地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如周大勇明确地说“我军能打胜仗，那是因为凭借着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们群众”。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及那种集体主义思想全由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神态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充当着国家的喉舌，宣传党的宗旨。所取题材注重革命的历程性，“这种现象在过去时代或在其他国家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所以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特性之一。”〔3〕红色经典的作者们大部分放弃城市生活，扎根农村，全身心融入其中，对农村有了真实的感官体验，所写的东西也就不会出现逻辑错误。艺术真实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虽然有过分拔高共产党和农民形象，体现了人性完美的理想化追求，但人物还是有个生活原型的，而非作者凭空捏造。比如《夜之交流》就是作者梁斌根据1932年家乡发生的高蠡暴动改编而成，其中牺牲的小马同志就是主人公原型。梁斌说《红旗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是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只是没有我书中所写的那样强烈和完整。”[4]当下去看《青春之歌》的内容与思想会让人觉得升华得过分伟大和崇高，但作者杨沫在后记中这样说“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5]因此无论怎么说，这批作品都真实记录了中国成立的艰辛与不易，成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生活在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辛，但在精神上是充实的，从某些角度说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正趋荒芜，较之后退了。其次将按段历史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对那些革命者的一种精神奖励和鼓舞，有利于振奋士气；同时流传后世，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最主要的是这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为中国文学史的完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它的连续性，而不是单以作品的文学艺术特性为唯一标准。当一部作品被拉入“史”的范畴来讨论时，就必须联系时间上（历史发展延续性）、空间上（各类文学样式共时性存在）的因素来考查、定性。
三 红色经典对于唤起记忆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领导权还不稳定，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文艺运动，如整风运动、“反右”、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文艺运动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都是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而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可以概括那个时期文学创作特点。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是毛泽东的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和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样，从40年代的延安文学开始，文学写作、文学运动，不仅在总的方向上与现实政治任务一致，而且在组织上，具体工作的步调上，也要与政治完全结合。红色经典就是产物之一。
所谓“红色”，在我们中国就指共产党的范畴。红色经典大多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运用宏大叙事展示现实，缅怀革命战士，具有现代民族史诗的品格。“广而言之，从清末民初的民主与帝制之争(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大革命时代的风起云涌(欧阳山((三家巷)、《苦斗》)，红军时代的艰苦卓绝(梁斌《红旗谱》、王愿坚《党费》和《七根火柴》)，抗战八年的血肉长城(冯德英《苦菜花》、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杜鹏程《保卫延安》、昊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都在表现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方面，在文学范式的创建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6]红色经典里的积极乐观，理想主义，在现在看来是很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浮夸，可那是时代使然。在那种艰难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为了自己的“信仰”，热情高涨，生命都可以抛弃，缺少理性的思考是必然。在付出血汗努力后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共产党的威信逐渐提高。在新中国成立出气出现这大量的红色经典小说，用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革命颂歌，讴歌了人民解放军英勇机智、勇于献身的精神和革命胜利后的全民狂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刘再复《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当然除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外，用文字记住革命传统和历史、让后代铭记他们开国建业的丰功伟绩也是统治者的意图之一。
我们新时代的几代人，没有经历过革命，若没有这些红色经典系列，我们对祖国的历史将了解地更少，甚至断裂。我们都知道“前车之鉴”这个词，历史的苦难只有在它被记忆的时候，才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思想资源，为现在的事业所用。可对于战争，人们向来喜欢选择遗忘，忘记历史、忘记疼痛，自动回避让我们痛苦与尴尬的阶段。鲁迅一直深恶痛绝的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7] 社会进程的高速商业化，使我们新一代轻易地推开了一切的历史重负，转而寻求心灵新的满足方式，陷于物质和欲望的旋涡不能自拔。在这种精神家园逐渐被欲望腐蚀的关键时刻应该以这批红色经典来鼓舞一下斗志。西方有位哲人雅克•德里达曾说“唤起记忆就是唤起责任。”无论红色经典是文本形式还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都广为农民所喜闻乐道。《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农民抗日的片子，不仅上一代中国人喜欢，我们这80一代及90一代都对其有很大兴趣。它在一种拔高中国人、贬低日本人的氛围下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无形中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忱。这比一味地用语言宣传要好的多。那个年代对于爱国、爱党都非常热情直白，是整体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如何，个性张扬，没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话题已被边缘化，处于被嘲讽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民族没有信仰，若再没有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来增强凝聚力，中国强大的出路在哪？时下漠视红色经典不说，甚至胡乱改编，完全违背原义，将之低俗化。这都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拿起经典来沉静我们的心灵，唤起我们的责任意识，但不是用如此嘲讽和庸俗的方式，而需要一种颗严肃庄重的责任心。
四 结语
红色经典小说是现代农民革命史诗的激情写作，有着许多可以学习的精神和处事作风，譬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等。虽然作品被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大部分空间，出现艺术的缺席和人性的缺席，但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和对保证文学史、革命史的完整性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也维护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㈥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观后感，求回答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
最近，我看了一篇《红色娘子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椰林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支由劳动妇女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队伍——红色娘子军成立了。吴琼花是恶霸地主南霸天的丫头,不堪忍受欺凌, 怀着世代的冤仇，一次次反抗、逃跑，一次次被抓回来，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囚于水牢. 这时， 来了一位巨商，他自称从海外归来，南霸天大摆宴席，庆祝他。这位侨商临走时借口要一个侍女而带走了琼花，，还指点她投奔娘子军的路途。不久,琼花受命侦察南霸天时,与仇人狭路相逢,她报仇心切,竟违犯纪律,开枪击伤南霸天.为此,琼花受到娘子军的领导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后来，上次装扮成商人的洪常青又一次利用“侨商”身份，再入南府，并带了“丫头”琼花。黑暗中琼花摸进了南霸天的卧室,她瞄准了南霸天真想一枪把他打死，但是，她想到了纪律，所以她没有开枪，一直坚持到娘子军总攻开始。娘子军抓住了南霸天，人民欢欣鼓舞。不料，南霸天在夜间乘隙逃跑，琼花在追捕时中了敌人的暗算，受了重伤。琼花伤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洪常青率领娘子军执行阻击任务时，为掩护娘子军撤退负重伤，并被捕。洪常青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崇高的英雄气概，最后英勇就义。琼花毅然担负起烈士遗下的斗争重担，继任娘子军党代表。她率领娘子军与主力部队汇合重新解放了椰林寨。罪大恶极的南霸天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琼花亲自宣布对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恶霸南霸天执行枪决。红色娘子军在琼花的带领下，高唱胜利战歌，迈向革命斗争的新征程。
我们一定要学习琼花的勇敢，长大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都是我想的，选我吧！

㈦ 百花奖是谁创立的，创立的意义是什么

据介绍，百花奖又名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电影奖项。百花奖，名字的由来，是为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起初的百花奖主要反映了广大观众对电影的评价和喜好，因而被称为“群众奖”。百花奖寓意这盛开的百花，象征影坛百花齐放，春色满园，鼓舞这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更多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好影片。

百花奖的设立激励了我国影视行业的不断进步，为好演员，好作品设立了标准，这也是百花奖，设立的初心。如今的它依旧保持初心，引了我国影视行业的欣欣向荣，同时，对于我们普通大众而言，因为这个奖项，我们离艺术更近了，也因为能为自己的演员投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们的参与感。

㈧ 新秧歌运动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

1942年，是20世纪中国舞蹈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年5月，在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舞蹈运动，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它的产生深深影响了中国舞蹈发展的方向。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有它特殊的背景：1，从国内形势来看，1939年下半年，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延安成了比较稳定的后方。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及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在延安成立了许多剧团。各剧团演出了不少中、外剧目，为繁荣边区的文艺创作做出了成绩。但总体上以大、洋、古为主，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较少，甚至出现了在艺术上所谓“关门提高”的倾向。2，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黄土高原上一块秧歌的热土。这里的人民每逢节日或婚丧嫁娶之时，都要以民间舞蹈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火热的情感。于是就有了“秧歌”、“腰鼓”、“高跷”等民间舞蹈，其中“秧歌”最为盛行。“秧歌”是一种农民的舞蹈艺术，它表现的内容、人物、情节等都是农民们所熟悉的生活。在表演时，有很多夸张色彩。如穿着古代戏装的公主、公子，戴着各色衣饰的水泊梁山英雄或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等传说人物，以及在村庄里那些引人逗笑的傻小子、老婆娘等。舞蹈中时常出现诙谐风趣、打情骂俏、男女嬉戏的场面。在说唱时，歌词内容主要表现男女间的爱情生活。面对这样一种农民的秧歌艺术，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当中出现了判断上的是非问题。以上这种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时匡正了边区文艺工作的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边区的文艺工作空前的活跃，掀起了一场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首当其冲，组织起了第一支秧歌队，他们对民间的秧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将民间秧歌中原由伞头手举伞和棒槌道具改为手举镰刀斧头，装扮成工农形象；将原由舞蹈中男扮女装的形象改为工农兵学商；将原由舞蹈中跑“万字形”场图改为走“五角星”等等。这些改革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许多艺术家纷纷加入到秧歌队，走向街头，扭起了“新秧歌”，引起很大反响。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规模空前的秧歌运动在延安开展起来了。于是，诞生了一批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反映边区人美好生活的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赶毛驴》、《四季生产舞》、《小放牛》、《挑花蓝》、《七枝花》、《南泥湾》、《组织起来》、《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其中，《大秧歌舞》、《腰鼓舞》、《丰收舞》等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延安新秧歌运动，就像一团不息的艺术之火快速传遍全国各地。在全国几乎出现了哪里有欢声笑语，哪里就有秧歌的现象。秧歌艺术已经成为广大人民情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始于延安的秧歌运动开展的红红火火。1945年，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盛会，周恩来等领导都纷纷加入到扭秧歌的队伍里，场面壮观、气氛热烈，使大后方的重庆人民第一次感受到了“闹”秧歌的气氛。秧歌传到了昆明，与当地的民间舞蹈“云南花灯”相融合，动作灵巧活泼，就连孩子们都喜欢扭秧歌，不少青年是从扭秧歌开始接触革命的。1946年，云南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组织的大型营火晚会上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几百人一起扭秧歌，把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参加活动的闻一多先生深有感触的说：“今晚我们看到了同一时代两个不同的社会，对比太鲜明了。”40年代在云南的新秧歌和新舞蹈的传播其作品数量、题材、形式及参加人数、普及程度等，在中国现代舞蹈发展史上是罕见的。1946年延安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秧歌舞出现在上海，这是上海的进步文艺人士在面对上海十分不利的文化环境勇敢斗争的结果。戏剧家欧阳山尊和李丽莲为秧歌剧和秧歌舞在上海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8月，秧歌舞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演出的边疆舞风靡整个上海，大受广大青年人的欢迎。从此，秧歌与边疆舞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个上海的人们，冲击着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在1949年5月2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上海人民正是以“敲起锣鼓、扭起秧歌”的形式庆祝上海的解放，使得整个上海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1946年，随着西南联大从昆明复原到京，秧歌的火种也传播到了北平。北大等高校是秧歌舞的重要传播之地，学生们不仅学习了新秧歌舞，还排演了《兄妹开荒》、《新旧光景》、《王老汉》、《一朵红花》等秧歌剧，同时还演出了很多边疆舞。1948年“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清华、北大、北师大、辅仁等高校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有500人参加的北平民间歌舞社成立两周年纪念会，学生们在欢快的锣鼓声中扭起了秧歌舞，青年们健壮的舞步表现出来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勇气。
1949年10月1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出现了万人秧歌队和腰鼓队。刹时间，彩绸飞舞，鼓声齐鸣，人们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此后，中国青年文工团把《大秧歌》和《腰鼓舞》带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两个舞蹈双双获得了特等奖。这是中国民间舞蹈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间舞蹈文化。这些成绩与荣誉，是中国舞蹈工作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延安新秧歌运动和向民间舞蹈学习的热潮中不断进行继承、加工和创造的结果。
新秧歌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它以鼓舞人心和军民喜闻乐见为艺术标准，在特定的时代里起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作用。同时，它体现了中国民主进程中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理想。延安新秧歌是支撑40年代进步歌舞文化的主流，这一运动对中国新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舞蹈的发展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现代舞蹈第一次踏上了学习民间艺术的运动轨迹。这种学习民间艺术的热潮自40年代延安兴起后，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15年时间里再度兴起。此次大规模的民间舞蹈采风和学习热潮，则完全是“新秧歌运动”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深入。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物的中国新舞蹈艺术，伴随着中国人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历经了它的光荣与梦想；终于在共和国诞生的隆隆礼炮声中掀开了它全新的一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当代舞蹈艺术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新中国的诞生，使饱尝了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受了当家做主的喜悦。人们各个兴高彩烈，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汇成了一股劲，在舞蹈上的具体表现是集体舞的大流行。随着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着款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青年人们穿着新式的衣服，跳起欢快的舞蹈，成为那个时期的时尚。从中南海到各省省会，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人人都能跳上一段“华尔兹”、“探戈”舞，人们把这一行为形象地称为“蹦嚓嚓”，这是一种对流行的国际交谊舞的称呼。这使我们想起了世纪初的那次交谊舞大流行的场面，50年代流行的交谊舞与世纪初的那次相比更具有全民性。此外，一些音乐工作者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集体舞的创作，一批以中国音乐编排的集体舞诞生，如《青春圆舞曲》、《邀请舞》、《咱们工人有力量》、《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等。这些舞蹈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风靡全国的舞蹈。与此同时，戴爱莲开创的“边疆舞”也十分流行，从舞种到内容与形式，在原有基础上更加丰富。
这种舞蹈热潮不仅在都市如此，而且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更是兴旺。翻身农民们纷纷加入了民间歌舞的大潮中，在广大汉族民间，农民们把传统的秧歌、龙舞、狮子舞、高跷舞、旱船、跑驴、竹马、小车等这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艺术舞了起来。如安徽凤阳花鼓，过去是一种闹饥荒流落它乡讨饭时表演的舞蹈，如今成了最好的大众抒情方式。“灯舞”是流行于长江、黄河广大地域的民间舞蹈，50年代以后，每逢年节各地的“灯舞”活动精彩纷呈，表达了人们对新社会的一片祝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民间艺人，如：傣族著名的舞蹈家毛相是傣族舞蹈的代表，他表演的《孔雀舞》、《嘎光舞》等闻名遐迩。他表演时，常常穿戴起高高的孔雀服装架子，模仿孔雀开屏的优美姿态，引得群众的喝彩。还有善跳东北秧歌的齐怀学、安徽花鼓灯名家冯国佩、以丑角表演闻名全国的周国宝等等，在中国舞蹈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为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突出的。
可以这样说，50年代是我国群众舞蹈开展的最热烈、最活跃的时期。自5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刮起了“浮夸风”，许多表演团体和群众艺术场馆都先后被撤消，这些因素深深制约了群众舞蹈的发展。取而代之的是《除四害舞》、《抓老鼠舞》等一些概念化、标签式的舞蹈形式。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舞蹈领域里首先遏制了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在舞蹈创作领域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舞蹈作品要塑造“英雄人物”，突出表现阶级斗争，在短短几分钟的舞蹈里表现阶级斗争的内容。一些表现花、鸟、鱼、虫、神话、童话、爱情等方面的内容被一概否定，如舞蹈《春江花月夜》被指责为“披着华丽的外衣，兜售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作品”。认为该舞表现了追求没落生活的贵夫人之流的感情。总之，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都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具革命性与斗争性的“造反舞”和“忠字舞”。
“造反舞”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产物，它是随着“文革”中的“红卫兵”现象而产生。“造反舞”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一些参加了“革命”的学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以“宣传队”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所唱“造反歌”配以“造反舞”。之后，这一舞蹈形式以惊人的速度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舞蹈。“造反舞”以“挺胸架拳提筋式、托塔顶天立地式、扬臂挥手前进式、握拳曲肘紧跟式、双手捧心陶醉式、双手高举颂扬式、弓步前跨冲锋式、跺脚踢腿登踹式”为主要动作形态。这一动作形态后来被人们戏称为“八大件”。与“造反舞”相对应的是“忠字舞”，它是继造反舞之后流行于全国的又一大众舞蹈。该舞在表演时，舞者手持红色绸巾，唱着“语录歌”、伴以“十字步”、“弓箭步”、“吸腿跳”等舞步，边唱边舞。有学者考察后认为，这一舞蹈源自于蒙古族民间舞蹈“安代舞”，或许是内蒙古地区的红卫兵发明创造，而后流传于全国。在那时，从街头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无处不见“忠字舞”的影子。
十年“文革”，使中国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在中国的舞坛上却发生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发源于西方贵族宫廷的“芭蕾舞”艺术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和普及。
早在1957年北京舞蹈学院就开设了芭蕾舞专业，中国的芭蕾舞教育从开始就接受了俄罗斯学派的影响，不少前苏联专家曾多次来华传授芭蕾舞艺术。在他们的帮助下排演了世界古典名剧《天鹅湖》、《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等，从而奠定了芭蕾舞在中国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芭蕾舞艺术有了新的要求，芭蕾舞要有中国自己的剧目的呼声日益强烈。1964至1965年间，两部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诞生了。这是中国舞蹈史上第一次用西方芭蕾艺术形式来讲述中国军民斗争生活故事的艺术作品。
《红》、《白》两剧使中国解决了芭蕾舞民族化的问题，使芭蕾舞这一西方艺术具有了“中国特色”。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红》、《白》两剧打破了西方芭蕾舞艺术原有的局限性。在西方芭蕾舞中，以神仙、公主、王子等为主人公已成为一种惯例，而在《红》、《白》两剧中，中国的舞蹈家们从形式到内容彻底改变了这一模式，使普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深受压迫的穷苦人，成为了舞剧的主角，老百姓及其命运变化上升为决定性的艺术因素。此外在艺术手段上依据中国人的欣赏，加入了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和富有中国民间音乐风格的旋律，将芭蕾舞动作语言的审美经验与中国人的审美趣味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应当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两部民族芭蕾舞剧广泛结识、参与到包括芭蕾舞艺术在内的舞蹈活动中去的。《红》、《白》两剧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这一点在今天也是无庸质疑的。这两部舞剧的成功，不但体现了我国舞剧创作上的探索成果，而且引起了整个世界芭蕾舞坛的瞩目。
《红》、《白》两剧在60年代后期被封为“革命样板戏”，于是，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红色芭蕾旋风”，芭蕾舞艺术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地传播和普及。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业余，从成人到少年形成了一个跳芭蕾的浪潮。芭蕾舞艺术走进平民的生活，真正成为平民的艺术。这场“样板戏普及运动”，对中国人是一次被革命浸染过的芭蕾舞知识和审美风格的普及教育。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干枯了多年的舞蹈又开始滋润起来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又响起了“华尔兹”的音乐，与交谊舞久别的人们又开始跳起来了。在舞蹈界，很多中老年舞蹈家们重返舞台，一大批经典剧目被重新上演，如《荷花舞》、《孔雀舞》、《天鹅湖》等。文化部、国家民委多次举行了全国性的文艺调演，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繁荣了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舞蹈作品，人们切身感受到了舞蹈艺术的又一个春天。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作品是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它荣获了“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奖”。1979年，甘肃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了以古丝绸之路上的善恶故事为背景，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为题材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该剧主要歌颂了创作盛世精品敦煌壁画的普通画家，赞美了中外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丝路花雨》不仅剧情曲折复杂、人物形象生动，而且场面恢弘，服装精美，舞美设计与音乐都有新意。剧中的“琵琶舞”、“波斯舞”、“盘上舞”等舞段新颖别致，编排独特，尤其是剧中那些带有异域情调的舞蹈曾令当时的观众兴奋不已。就舞蹈艺术而言，《丝路花雨》的最大成就在于“复活”了敦煌壁画的舞蹈形象，在深入研究敦煌壁画乐舞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舞种——敦煌舞，其中“琵琶舞”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更是成了“敦煌舞”的经典标识。
舞剧《丝路花雨》的出现不仅在中国舞坛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且创造了中国民族舞剧巡演世界的纪录。从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持续不断的“古代乐舞复兴”，出现了一大批“仿古乐舞”，如：《仿唐乐舞》、《编钟乐舞》、《西夏古风》、《九歌》、《长安乐舞》、《汉风》、《铜雀伎》等等。中国“古代乐舞复兴”之风，不仅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创作，而且继承和宏扬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舞蹈家们前所未有的艺术创作力。
从198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舞蹈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舞蹈新时期”的阶段。自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开始，中国的舞剧创作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小型舞蹈的创作是突飞猛进。1980年国家在大连第一次举办了全国性的舞蹈比赛，这一次比赛在中国20世纪舞蹈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好的作品，如：《希望》、《金山战鼓》、《水》、《囚歌》、《养蜂的小妞》、《海浪》、《追鱼》、《无声的歌》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触及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人性的不同层面。中国的舞蹈编导们勇敢地从单纯的“庆丰收、过节日、歌功颂德”的创作模式中摆脱了出来，开始注意寻求和探索舞蹈艺术的文化内涵，探索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舞蹈创作领域的文化意识开始苏醒。
这一时期，中国民间舞蹈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创作空前活跃的局面。张继刚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1991年，由张继刚导演的一台名为《献给俺爹娘》的舞蹈专场晚会在北京舞蹈学院举行，这台晚会在中国舞蹈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一台具有文化“寻根”意味的舞蹈晚会。张继刚有着深厚的黄土文化根基，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在舞蹈《黄土黄》、《俺从黄河来》、《一个扭秧歌的人》、《好大的风》等一系列作品中，张继刚充分挖掘民间舞蹈的表现力，讲述了黄土高原人的悲欢离合，作品深刻关注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意识。他的舞蹈注重情节，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细腻，讲求戏剧的矛盾冲突，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张继刚是一个多产编导，自1986年以来的十余年间，共有160多部作品问世，这些作品不但赢得了荣誉，使他成为中国舞蹈界的“世纪之星”，也在舞蹈界之外为舞蹈界赢得了声誉，从而改变了人们对“民间舞蹈无法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的陈旧观念。
通过张继刚的这些作品清晰地折射出青年编导们怎样感受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不是一味地去追随时髦，而是竭力地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不断探索和提高中国民间舞蹈的表现力。
中国舞蹈在整个20世纪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舞蹈队伍越来越壮大，舞蹈艺术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舞蹈创作领域思维活跃，观念更新，呈现出了多元文化格局。很多舞蹈家们在扎根于本民族文化这块深厚土壤基础上，努力寻求中西方舞蹈文化的结合点，不断尝试着以西方文化的观念，现代舞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来读解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种探索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会表现的更加突出

㈨ 红色文化的基本含义

红色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红色。故此，要探究红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必须由红色谈起。
中国人的红色情结与生俱来，它流动在民族的血脉里，遗传在民族基因中。
华夏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炎帝又称赤帝，是中国的太阳神。古时候，中原人称南方为炎方，称炎帝的国土为炎土，称炎帝的子民为炎人，炎帝的下属神是祝融，祝融是火神。黄帝的“黄”字，是太阳初出之色。“黄”与“皇”字可以通假，在古书上，黄帝也经常称作皇帝。甲古文中的“皇”字，上面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下面是一个王字，因此，黄帝氏族也是崇拜太阳神、火神和鸾凤的民族。

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缺乏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垃圾，而是有着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它的优良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是一切新的更高的文明的再生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

二、知行合一观。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这与实践品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

三、重视人的精神生活。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这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物欲。孟子提出“充实之谓美”，并认为“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也是非常可贵的。

四、有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全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五、追求真理，勇于奉献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蔑视那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小人。古人在谈到对真理的追求时，认为“朝闻道 ，夕死可矣“。宣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这种对真理执着、献身精神是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地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

㈩ 唱红歌有什么意义（从初二历史的角度回答）

一是，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所以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是，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贵作曲、蒋开儒、叶旭全作词）、《走进新时代》（印青作曲、蒋开儒作词）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春天的故事》无论从歌词还是旋律都非常优美动听、和气可亲，听到这首歌曲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老人视察南方的那种情景和氛围，使人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和正确，并使人们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红歌的歌词健康向上，音乐旋律优美动听、铿锵有力。当人们听到红歌时就觉得非常激动，有时也会跟着唱上几句，随着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传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奋，久而久之人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红歌不但净化了人们的灵魂，鼓舞了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还能教育人们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祖国，启发人们健康向上、乐观大度，勤奋工作、热爱生活。
三是，红歌能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乐旋律，它是有着具体内容的综合艺术。许多红歌都与影视艺术结合在一起，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一部影视作品 锦上 添花，流传至今。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红歌与影视作品的完美结合。观众不但受到了影视作品故事情节的教育，而且还学会了唱红歌。在这两部电影里有 那么多的红歌，非但没有冲淡电影的故事情节而且还深化了主题，延伸了观众的艺术享受。如果把这两部电影的歌曲拿掉，《冰山上的来客》就会黯然失色，《红色娘子军》就成了哑剧，这些歌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其演唱效果就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