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发展历史

① 南昌的历史文化

南昌的历史文化：

南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在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是著名的革命英雄城市，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曾是中华民国军事首都。

初唐四杰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称其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南唐时期南昌府称为南都”。南昌是中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

曾荣获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球十大动感都会，2006年被《新闻周刊》评选为世界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

(1)南昌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南昌之名始于西汉，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派颖侯灌婴率兵进驻南昌，并修筑南昌城，定名南昌，取南方昌盛之意。唐宋为江南西道及洪前治所，为东南有名的都会，故又称洪都。

南昌的旅游区包括其市区和附近的梅岭、靖安三爪仑、樟树等地，名胜古迹交融于优美的自然风光之中，秀丽的山水衬托出南昌这座古城的独特风貌。

在当今如火如荼的产业大转移、资源大重组、发展大联合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南昌迎来了新一轮发展契机。

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海内外广大投资者和企业家的积极参与下，英雄城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

南昌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市场景气度持续上升，尤其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双双走强，这充分表明南昌所蕴涵的巨大发展空间和投资机遇。

南昌城区现在非常繁华，位于市中心的八一广场绿草如茵，可容纳10万人。屹立在广场南端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高耸入云，成为南昌革命历史的丰碑。

改革开放后，南昌的旅游事业发展迅速，许多的文物 古迹修复一新，自然景观26处人文景观已达78处，南昌临近周边地区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庐山风景名胜区。

鄱阳湖候鸟保护区、龙虎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井冈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三清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形成了以南昌为中心，沿京九铁路风景带为重点，辐射江西全省的旅游、观光体系。

② 南昌在历史上有过哪些辉煌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恐怕是诗人王勃留在南昌地界上最出名，也最美的一句诗了。
初唐时，探亲路过南昌的王勃，正赶上当时洪州都督阎伯屿刚重修完滕王阁，大宴宾客。席间王勃写下了这《滕王阁序》。它成了流传千古的骈文名篇，也让南昌的滕王阁名声在外。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传说中开头这几句被阎伯屿评价得“无非是些旧事罢了”，却还是精炼总结了南昌所在的地理位置。夹在两大地理文化区之间，东连吴越，西通荆楚。
在这个中国经济政治中心南移的过程中，整个长江中下游都跟着在中国东部的版图上崛起。江西是串在这条长江线上一条沟通东西、南北的通道。东西走向的渌水与浏阳河、湘江相连，最西可走到云贵。南北走向的赣江往南直达广州，最北连通长江。
长江，连着富庶的江浙。而南昌刚好被那条赣江穿城而过，凭着这个相对位置它短暂地辉煌过。
唐朝之后是混乱的五代十国，南唐成了各方割据势力中一支重要的割据政权。所辖范围包括江西全境，东至苏、皖、闽大部分及湘鄂部分地区。在南唐 39 年的寿命里，南昌做了它 3 个月的国都。
决定把都城从金陵（南京）迁往洪州（南昌）的是它的第二代帝王，李璟。由于南唐在跟后周之间的战争中连连失败，它不得不将长江以北十四州割给后周，俯首称臣。这不仅消耗了南唐国力，也让金陵作为都城的弊端露了出来。
仅与敌国只有一江之隔的金陵无论怎么防御都很难抵御外敌的入侵。于是李璟决定把都城迁往地处南唐腹地的南昌。它四周不仅有天然的屏障，而且由于地处鄱阳湖平原，这里也是粮产地。它能为满足作为都城所需要的后勤和防务的需求。
作为国都的南昌没有兴旺太久。因为跟金陵差距太大，积郁的李璟暴毙，他的儿子李煜最后还是把都城迁回了金陵。随着南唐的覆灭，南昌在历史中闪出的那点光芒也被埋没在时光里了。
直到现代，南昌起义那声著名的“第一枪”，让现代中国人隐约还记得起这座城。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政府内部分裂成“容共”和“清共”两股势力。国民党内部也成了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两家。
1927 年分裂成两派的国民政府都开始了清共，留在这两股势力中的左派军人在夹缝中挣扎，南昌成了夹在宁汉之间的空隙。起义的“第一声”枪响过后，面对国民党的封锁，中共很快又从南昌撤走了。
因为这段历史，南昌有了“英雄城”的名字。
对于南京、上海来说，南昌是后方。
它不像前两座城市那样顶在中国的东方，接受着外来的新鲜文化和信息。但顺着长江而上，它也是一座很容易到达的城市。如今已经很难数清楚到底有多少文人墨客从这里走过。

③ 南昌这个城市的历史

历史沿革

六千多年前，南昌就建有若干个原始居民点。至三千年前，南起青云谱北至艾溪湖，形成了古代南昌居民的聚集区。

④ 南昌的历史有人知道吗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西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全国35个特大城市之一。南昌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南昌市内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市区错落着东湖、西湖、南湖、北湖四个人工湖，象四面明镜镶嵌在市中心，构成了美丽的城市风光。
南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现已发掘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古文化遗址近60处之多，最早有关南昌的文字记载见之于《禹贡》。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派颖侯灌婴率兵进驻南昌，并修筑南昌城，俗称灌婴城，取"唱大南疆"和"南方昌盛"之意，定名"南昌"，并为豫章治郡，隋初为洪州治。唐、宋为江南西道及洪州治所，为东南有名的都会，故又称"洪都"。元、明、清历代皆为江西省治。历代冠盖云集，车马如流，人文荟萃，商贾络绎，楼台相望。“八一南昌起义 ”，使她成 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以“英雄城”驰名天下。一九八六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九九二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内地八大重点开放城市之一。

南昌古老的名胜交融于奇妙的自然风光之中，秀丽的山水装点着江南文化古城的独特风貌，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建设、城建、交通、科教发展迅速，处处旧貌换新颜。改革开放后，南昌旅游业发展迅猛，许多古迹文物修复一新，江南名楼滕王阁又重建屹立于赣江之滨，给古城增添了无穷魅力。近年来，梅岭、青山湖风景区等旅游场所相继开发，南昌成为中外旅游者参观、学习、游览的热点城市。

⑤ 南昌的历史

南昌，简称洪，又称洪城、英雄城[1] ，是江西省省会，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内中心，长容江中游城市群重要城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城市，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制造业基地。
南昌地处江西省中部偏北，赣江、抚河下游，濒临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西南岸，自古就有“粤户闽庭，吴头楚尾”之称。[2]
南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两千两百多年的建城史，因南方繁荣昌盛而得名，一直都是府、州、省、道治所，1927年八一起义，在此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是著名的革命英雄城市。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
南昌是中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曾荣获国家创新型城市、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球十大动感都会，2006年被《新闻周刊》评选为世界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3]

⑥ 南昌近代变迁史 一千五百字左右

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的变革，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精英阶层也经历了重组过程。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社会变迁，集中表现为士绅的转型、市场网络的重组、新式教育的发展、地方政治派系的形成与社会文化传统的更新。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围绕地方精英与社会权势转移，这些演变趋势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绅商主导社会变革

晚清时期，中国的军事制度发生了变化。团练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军事化的形成，使南昌社会经历了一个重组的过程。围绕着团练的组建，南昌的士绅阶层和家族组织进行了全面整合，达到了维护地方利益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一些士绅和家族借助军功这一权力资源，成功地由地方权力体系的边缘进踞到中心。大量通过军功和捐纳步入士绅阶层的群体的出现，导致士绅的构成由单一向多元转变。

同光时期，中央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此背景下，南昌社会也开始了战后地方秩序的重建工作。由于地方政府职能的不断削弱，无论是在社会秩序，还是在文化秩序方面，地方政府都退居到幕后，新兴士绅阶层成为重建的主导力量。不论是诸如刘于浔、吴坤修这样的高级士绅，还是通过军功或捐纳进入地方权力体系的低级士绅，他们都将此作为巩固甚至扩大自身所得权力的最佳时机。为此，他们对慈善事业、教育体系和神庙祭祀系统等地方事务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俨然成为儒家文化和道德秩序的维护者，迅速完成了由来源于军事化的权力向文化权力的转变，为自身控制广大基层社会编织了一个庞大的权力网络，达到了维持和增强自身在地方权力格局中优势地位的目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新兴士绅阶层在重建地方秩序的过程中，并未重新创造一套文化体系，而是遵循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价值体系，故而他们不仅对地方社会原有的文化传统有着极大的认同，且加以充分利用，这就导致南昌的传统文化资源得到延续和强化。正因为这些地方文化传统与士绅阶层、家族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它们方能在随后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得以更新。

晚清南昌地区不仅“卷入”到地方军事化的浪潮，且其在国内外市场体系中的位置亦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以广州为对外贸易据点的一口通商时代，由于江西地处南北交通枢纽，故其在国内外市场网络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此时流经江西的商品大多为过境贸易，因而尽管在江西境内形成了吴城—樟树—赣州这一商业贸易通道，但南昌则处于这一商业网络的边缘地带。九江开埠后，以九江—南昌为主干的市场网络，逐渐取代由吴城—樟树—赣州商业路线组成的传统过境贸易体系，南昌进入长江中下游沿岸城市以及上海的市场网络中，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也更趋密切。随着南昌成为区域市场的中心，越来越多省内外的商人进入南昌市场中，导致南昌的商人和商业组织的地域性和行业性更为多元。在此过程中，许多有着科名之人转向商业领域，加之大量的商人通过捐输等途径进入士绅阶层，商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进而互为一体。

至清末时期，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各种鼓励和保护商人的制度不断出现，南昌的商业及其组织开始转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商人和商会等新式社团。而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又为绅商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舞台，商人与商会组织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之一。他们既创办新式学校，又参与谘议局等现代政治机构的筹建，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士绅成为政治中坚

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废除了科举制度，士绅阶层失去了传统的政治优势，一度趋于分化与解体。但与此同时，清政府推行的发展实业、新式教育及地方自治等改革措施，又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这一时期，江西地方政府为了推行新政，设立了一批新的行政机构，地方社会也相应成立了商会、自治会、谘议局等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南昌士绅借助于这些新式社团和自治机构，广泛参与各种地方事务，在角逐地方权力的过程中实现了转型与重组。新式社团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分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促成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从清末至民国初期，南昌士绅积极创办新式学校，逐渐成为地方教育行政的主导力量。由于士绅阶层竞相追求新学历和从事新式教育，造就了大批以新学为依归的新型士绅，导致了士绅构成的转型，尤其是形成了留学生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然而，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群体，还是传统科名的拥有者，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并无根本区别。民国初期，南昌士绅既拥有传统的社会文化资源，又获得新学这一新型文化资本；既控制各种地方事务，又介入各级地方行政，对地方政局实现了全面控制。

民国初期的议会制度，为士绅阶层提供了新的政治舞台。由于议会脱胎于清末的谘议局，因而既吸纳了留学生之类的新士绅，又包容了清官僚之类的旧士绅，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治派系之争。此后，随着现代政党的发展，议员们先后分化为国民党与进步党、合群社与谠言社，使政治派系之争日益形式化。这一时期的南昌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也都卷入了议会党派之争，这说明议会之争实际上导源于地方权益之争。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南浔铁路之争，集中反映了南昌地方政治派系的演变趋势。

民国中后期，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南昌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量以参与政治事务为目的的村落联盟。由于这些联盟不仅吸纳了宗族组织等地方性力量，又与党派、政治团体等外部力量纠结在一起，因此成为地方自治背景下，处理乡村社会中各种事务的核心力量，导致地方政治结构更为复杂和多元，对现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族内士绅作用强化

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由家族组织、神庙系统以及慈善组织构成的社会文化传统一度受到冲击，家族组织成为政府着力消解的对象之一。众多族产被用作新式教育的经费，祠堂也成为新式学堂、自治所等各种现代政治机构的办公场所。尽管政权的现代化对南昌的家族组织产生了冲击，但并未导致家族组织的消失。在族内士绅、商人等精英的运作下，家族组织通过加强宗族建设、扩大族际联盟等形式，将传统因素与现代资源有机结合，其原先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强势地位不仅未被削弱，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此外，在地方自治制度下，经过地方士绅的运作，慈善组织成为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而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神庙系统，将吸收外部资源与发展内部动员相结合，成为各种社会力量认同的权力象征，从而达到了更新的目的。

概言之，清末民初，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士绅阶层通过创办慈善事业、重建神庙祭祀系统，继续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维护以传统礼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在士绅阶层创办新学、推进地方自治、参与议会政治等“现代化”活动中，各种传统社会文化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转化，从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有机结合。

⑦ 南昌的起源

南昌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鄱阳湖西南，赣江下游。其方言自成一体。

南昌方言，是中国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赣方言的代表。由于赣方言内部的复杂性，真正的南昌方言只局限在南昌市区及南昌县管辖的地区，而不包括南昌市管辖的其他县。那么，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系统，南昌方言究竟是怎么产生与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早在远古时代，江西地区已有比较广泛的开发，社会经济文化达到相当的水平。夏商之时，江西是古代苗民生活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在江西聚居，江西先后属于吴、越、楚的管辖范围，当时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应属古越语和楚语系统。在历次移民浪潮的冲击下，中原汉语与当时接近吴语、楚语的土语不断融合，初步形成了今天内部比较复杂的赣方言。

而到了汉朝初年，南昌开始大规模建城，有记载表明，当时的豫章郡城市人口在全国列第四，大量南迁的北民，给古赣方言带来北方话的影响，但是，移民的北方话并没有取代它，在吸收外来语言的基础上，当时的南昌一带渐渐地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方言语音，即“?语”。这算得上是现代南昌方言的最深层的基础。

到了唐代，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这时候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方言已经相当成熟了。后来，在历史变迁与人口交融中，南昌方言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发展与完善，形成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南昌话。

南昌话的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语音上，一是发音时声带要振动的10个古全浊声母，在南昌话里均不浊，而变成了送气的清音。如“铜”、“洞”、“独”、“重”等；二是南昌话词语中轻声字特别多，特别是三音节、四音节的词，后面的几个音节都读轻声。如“细芽子”、“壁蛇子”、“膏化里（叫花子）”等等。

方言是语音中的“活化石”，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从方言溯流而上，能追寻到古老语言的源头和踪迹，也反映和体现了一个地域历史、人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在时下的南昌，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与前些年相比，说南昌话的人少了许多。在普通话进一步普及以及这种共同语的交际强势不断显现的情况下，更多的人采用普通话表达，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同时又有一个担忧摆在人们面前，那就是普通话这种共同语会不会最终取代地方方言？方言会消亡吗？该如何保护方言文化？

现在不少家庭，从小父母就不准孩子讲南昌话，说南昌话土气。在有的学校班级，班上有一大半同学不会讲南昌话，即使少部分同学会讲，也不敢讲，怕同学看不起。这不禁让人感叹，方言到底怎么了？难道推广普通话就要以牺牲方言为代价？

其实，不管是南昌人还是南昌外地人，对于南昌方言的感情都很复杂。不少人抵制南昌话的原因是不好听，土气，“冲”，因而不说。除了普通话，地方性的方言都不能用好听来形容。有人说南昌话中的粗话不好听，但是哪个地方的方言骂人好听？正是因为南昌话本地人能听懂，所以觉得难听，外地话我们听不懂，所以没觉得难听罢了！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人们不应该拒绝方言，方言和普通话应该相依相存，而不应让普通话取代方言。

对方言消亡的担忧大可不必。他认为，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和人与人交流的日益扩大，普通话作为一种共同语，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推广普通话，具有现实的意义和需求。但普通话再怎么推广，都不可能使方言消亡，方言将永远存在。

方言作为一种地方变体，本身也会不断进化发展，它只会在外来语言的影响下自我改造、完善，而永远不会被淘汰。当然，也并不是说方言就不需保护，方言和普通话完全可以互为依存，方言不断为普通话注入新鲜血液，普通话也不断扩大方言的词汇量，相互之间彼此影响，而不同的中华文化也会共生共荣。

⑧ 南昌市的历史

距今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先民在南昌繁衍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南昌，人类活动更加频繁，人口增加，生产得到发展。约在公元前21世纪，禹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国——夏朝，南昌当时的土著居民有“三苗”之称，三苗为炎帝神农氏后裔，即后来的古越族。在唐、虞、夏、商、周时期，南昌地域属古扬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南昌地域先后为吴、越、楚势力范围。战国时期，南昌先民已掌握熔铁、铸铁技术和使用耐火材料等先进工艺。秦代南昌地属九江郡。秦代广修驰道，南征北越时，修筑从京师咸阳经南昌直达岭南的驰道，沟通中国南北的联系。 汉兴，高祖刘邦在南昌地置豫章郡，郡地面积相当于今江西全境，约1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51965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2人。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之后，派大将灌婴率兵平定江南“吴、豫章、会稽郡”。灌婴平定豫章后，立即设官置县，首立南昌县为豫章郡之附郭，取吉祥之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为县名，从西汉至三国归晋，前后历500余年，南昌一直为豫章郡治。三国时，南昌属吴，吴主孙策、孙权等先后在豫章郡内分立庐陵、鄱阳、安成、临川等郡。汉代以来，南昌地区经济繁荣，水陆交通发达。东晋时，南昌既是江州州治，又是豫章郡治，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的西北隅另筑新城（即今旧城区）。隋唐时期将豫章郡改为洪州，设总管府，唐朝中后期又先后改为都督府、江南西道。唐代洪州已成为江南一大都会，尤以造船、造纸、印刷、纺织、兵器、金、银、铜器制造较突出。洪州窑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所烧制的青瓷远销海内外，质地优良，也是皇家贡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六大名窑之一。 五代南唐中主李璟于交泰元年（959）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宋建隆二年（961）将都城从建康迁往南昌，号“南都”，李璟死后又迁回建康。北宋时南昌仍为洪州，洪州已成为全国五大造船基地之一；城区面积达14～16平方公里，设16个城门，是历史上南昌古城最大时期。宋徽宗时期，南昌行政区辖地2.5万平方公里，人口561730人，每平方公里达21人。南宋孝宗将洪州改为隆兴府。元代称南昌为隆兴路，后改龙兴路，是江西行中书省和布Politics所。明代先后称南昌为洪都府、南昌府。民国初年立豫章道，1926年设南昌市，古城墙因修筑环城马路于1928年拆毁。

⑨ 南昌的历史沿革

南昌地处长江以南，水陆交通发达，形势险要，自古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南昌先后有豫章（汉）、洪都（隋唐）等称谓，是历代县治、郡府、州治所在地，向来繁荣昌盛。
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有人在此生产生活。至三千年前，北至艾溪湖，南至青云谱，这一弧形地带形成了古代南昌居民的聚集区。
《禹贡》属扬州地。春秋属吴。战国属楚。南昌地处吴、楚交界，吴楚相争多在于此。《左传》记载：昭公七年（前553年），楚令尹子荡伐吴师于豫章。
秦属九江郡，浔阳，郡治设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据《汉书》记载，前202年（汉高祖5年），颖阴侯灌婴奉命驻军当地，修筑“灌城”，次年修筑城池，城址在今南昌火车站东南约4公里的黄城寺，城周长十里八十四步，称为“灌婴城”，开创南昌建城史。 开创了南昌的建城历史，并取“昌大南疆”和“南方昌盛”之意，定名“南昌”。
三国时为东吴豫章郡。291年（晋元康初年），置江州（今江西九江），后移治浔阳（今江西九江）。两晋及南朝时为豫章郡、豫章国。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原文化南渡，南昌城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版图上的重要城市。
589年（隋开皇九年）罢郡置洪州，607年（大业三年）复为豫章郡。
622年（唐武德五年），平定地方割据势力林士弘，复为洪州，设总管府。625年（武德八年），改为都督府。贞观初属江南道，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属江南西道，742年（天宝元年）改洪州为豫章郡，756年（至德元年）避唐代宗名讳，豫章郡更名为章郡，758年（乾元元年）再称洪州。建中年间（780-783），置江南西道观察使。865年（咸通六年），升为镇南军节度使。
五代十国时期，南昌的经济与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南唐中主李璟于交泰元年（959年）升洪州为南昌府，并于961年（宋建隆二年）将都城从江宁迁往南昌，号“南都”。
975年（宋开宝八年）复名洪州，1020年（天禧四年）属江南西路。1030年（天圣八年），江南西路的治所设在南昌。1163年（隆兴元年），宋孝宗继位前曾封建王于此地，故升隆兴府。
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置隆兴路，1284年（元至元二十一年）更名龙兴路，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改为洪都府，次年更名南昌府。 元称隆兴路，后又改为龙兴路。是含今天江西、广东在内的江西行省治所，为全国最重要的十路之一。
1370年（明洪武三年）南昌、新建2县同城而治，直到清末。
1914年（民国二年）为豫章道。1926年（民国二十四年）北伐（蒋中正）军攻克南昌后开始设市。撤道，析南昌、新建县治置南昌市，由省直辖。 南昌成为了中华民国军事首都、民国第二首都。1939年南昌会战失败后日本占领南昌，由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管辖。设立南昌、新建（西山）县属南昌市。（注：今天在当时南昌县属新建县管辖）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南昌成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江西省直辖市、江西省人民政府所驻地。1949年6月15日，江西省人民政府南昌分区成立，辖南昌、丰城、新建、高安、清江、新淦、进贤（8月从贵溪分区划入）、奉新、安义、靖安(9月从九江分区划入)10县。 1955年，南昌市设东湖、西湖、胜利、抚河4区。1958年增设青云谱区，南昌专区南昌（驻莲塘镇）、新建（驻生米镇）2县交由南昌市领导。1961年增设郊区，南昌、新建2县划归宜春专区。1971年南昌、新建（驻长堎镇）2县再次划入。1980年撤销胜利、抚河2区。1981年增设湾里区。1983年宜春地区安义县、抚州地区进贤县归南昌来属。
200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郊区改名青山湖区，并正式挂牌。
2004年，南昌市区划调整，桃花镇、湖坊镇同盟水产场划入西湖区，塘山镇永和村、公园村、贤湖村、永溪村、长巷村、七里村六个村划入东湖区，湖坊镇楞上村、太和村、热心村划入青云谱区，东湖区青山路街办潘坊等七个居委会、西湖区上海路街办洪钢等二十八个居委会划入青山湖区。
2015年8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南昌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同意撤销新建县，设立南昌市新建区，以原新建县的行政区域为新建区的行政区域，新建区人民政府驻长堎镇新建大道239号。调整后，南昌市辖3县6区，其中城区由东湖、西湖、青云谱、青山湖、新建、湾里6个区组成。 名称由来 南昌寓“南方昌盛”、“昌大南疆”之意。南昌城名数易，别名诸多，汉称豫章，唐称洪州，宋称隆兴，明代定名为南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设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