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

1.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是哪家是什么时间创办的

中国真正的第一所大学而是诞生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外国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瀚大学。圣约瀚大学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模式设立的大学，这所实力一直很雄厚的大学最终在1949年后被强行解体了。但相信历史会最终恢复历史的本来真实面目。

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简称圣约翰、约大。诞生于1879年，初名圣约翰书院，1881年学校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成为中国首座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

圣约翰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该校的校友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无数领域历史。入读者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

京师大学堂1898年，经光绪皇帝下诏，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故宫东北）红楼（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式大学。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恢复。国立北京大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大学。

2. 中国 大学的发展历史

▎民国没有重点大学，但有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名校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19世纪末期，随着传统教育的衰落和现代新型高等教育的兴起，才逐渐出现的。当时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私人创建的，如高层官僚、开明绅士、传教士等，1895年建立的北洋公学，1896年建立的南洋公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

民国时期，蔡元培借鉴德国的大学模式，把高等院校分为以理论学科为主的大学和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专业院校。他对北大进行教育改革，设立课程选修制度。五四运动后，北大一跃成为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大学。

20年代初期的新学制深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高等学校分成了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两种。新学制实施后，涌现了大量高等专业学校，学习工程技术、法律、医学、农业等专业技术。

1927年，新的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国立高等学校体系，在他的倡议下，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除了管理全国的大学、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外，还起到教育部的作用，负责全国的教育立法工作。他还在全国实施大学区制，把中国分成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高校。但是大学在之前就获得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并不愿意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划。1928年，蔡元培的改革计划以失败告终。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的高校大量内迁，四川、陕西、甘肃、云南等省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西南联大合聚清华、北平、南开三校之力，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也是当时世界的名校。抗战结束后，各校又纷纷回迁，并没有改变中国高校地理分配不均的状况。

1949年之前，陆续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著名高校。西南联大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央大学也走出了无数杰出人才。

同时教会大学为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顶尖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国立大学，如金陵大学在南京堪与中央大学媲美，燕京大学在北京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雄，圣约翰大学在上海与交通大学齐驱。
现代大学建立初期，在办学思想、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是移植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和实际情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大学办学思想。

▎50年代开始院系调整，建立重点大学

建国后，政府接收旧国立大学，号召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开设适应国家实际应用所需要的课程，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融入原有的课程体系中。在苏联单科大学教育模式的指导下，进行了“院系调整”的教育改革，旨在使教育地区分布合理化，和对课程模式、高校名称进行调整。那些已经拥有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工程学、教育学、农学和医学的综合性大学被纷纷拆散，并入新成立的各院校中，私立和教会院校也被合并重组。
中央大学被肢解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几个大学，交通大学成为纯工科大学，唐山、北方两交大也相继独立，浙大按理、工、农拆成几部分。它们是院校调整最大的受害者。

到1955年，一个结构严密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在这体系中居首，其次是高等教育部直接管辖的一些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再次是由一些其他部委管辖的部属院校。

50年代末期，地方创办的大学明显增多，如湖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等。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高校数量和入学人数增长惊人。高校数量从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1960年的1289所，学生数则涨了至少一倍。
特殊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曾一度停止招生，一些学校被裁并、撤销。1971年高校数量328所，被砍掉了106所。

1954年，开始出现了第一批重点大学。教育部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6所学校为重点大学，到1959年又扩展到了16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到1966年前，全国重点高校有68所。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到1946年结束。
▎“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15所大学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开复苏。特殊时期被搬迁和解散的各类院校开始恢复，1952以后停办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也得到了恢复。

1977年5月2日邓小平提出要办重点大学，集中优秀人才办。1978年恢复前60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增加28所高校为重点大学。1978年国务院最终确定的88所全国重点大学至今仍具有重要影响力。

八十年代初，四所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联名向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政府增加对教育的财政预算和投入，特别是要拨出专款、大力度地支持全国著名的部分重点大学建设。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于1984年确定清华、北大、复旦、上交大、西交大、中科大六所大学纳入国家“七五”重点投资建设项目，后来增至15所。而上述四所大学均未上榜。

“七五”国家重点建设的15所大学确定后的十年间，教育领域的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五年后这15所大学又顺延为“八五”重点建设的大学。

▎90年代高校格局大乱，211工程名单起变化

进入90年代，南大、浙大的崛起使高校格局大乱。南京大学要求每位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SCI文章才能拿到学位，使得连续7年SCI文章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学科建设水平、教师科研能力也都迅速提高。浙江大学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其规模一度比其他同类学校高出一倍以上，使得浙大在学科布局，特别是理科博士点的布局及国家重点学科的争取中都取得主动。华中理工、东南、天大、哈工大等校发展也很快，之前的重点大学建设名单有些不适应了。1995年，开始了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的“211工程”。用新的15所高校取代了老的15所。去掉了国防科大、人大、北师大、北医大四所，新添了南大、浙大、南开、天大共四所大学。211工程一定程度促进了各校的竞争，也一定程度助长了攀比。迄今为止，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中国共有112所211院校。

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只招4万多人。

▎985工程是211工程的升级版，是高校重中之重

从1996年，国务院、教育部就设想再从这15所大学中选出10所，作为中国高校航母，即重中之重。国家将投入巨资，目标是在中国打造10所国际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这就是所谓的“985工程”的原型。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首批“985工程”的9所院校当年12月出炉：北大、清华、复旦、上交、西交、南大、浙大等教育部属七所、中科院属中科大以及国防科工委属哈工大入选。其中北大、清华是重中之重，南大、浙大则是新面孔，取代了其他两所高校。

985工程”成了其他各校争抢的名额，不断扩大。至今，985高校共有39所。而第一批上榜的9所顶尖大学基于互相认同，为了互相促进，“九校”组织了自己的“常春藤联盟”，即C9联盟。

▎985、211工程后，高校差距开始拉大

很多高校纷纷开始合并。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学合并上海医科大学，上海交大合并上海农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华中理工合并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建学院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则合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吉林大学合并了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

211工程和985工程，本意是集中优质资源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尽快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很多高校却把它当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高校有了一个985的帽子，一戴定终身，缺乏淘汰、更新的机制。

在招生中，985、211高校能轻松地获得比一本普通本科院校更好的生源；获得的国家资源也远比其他普通院校多。据媒体报道，2013年，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最多，为39.31亿元，财政拨款为27.75亿元，而非“211”、“985”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4.6亿元经费中仅有26.1%为财政拨款，约1.2亿元，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26亿之多。

另外社会上的用人单位会以985、211工程为标杆来简单衡量人才。虽然教育部多次提过“不得设置211、985门槛”，但实际收效甚微。甚至部分事业单位选拔，一些地方公务员引进人才，也把985视为一个必要的门槛。

这些弊端让“985”“211”的存废争议在社会上时常出现。2014年11月，一则“国家已低调废除高校‘985工程’‘211工程’，中国大学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传闻在网上持续发酵。虽然教育部后来辟谣了，但关于“985”“211”高校存在价值，关于教育资源失衡、大学等级森严、利益固化等弊端却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教育部多次提过“不得设置211、985门槛”，但实际收效甚微

▎2011计划，加强高校创新能力建设

进入2011年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计划——“2011计划”。

“2011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其根本目的旨在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活力。“2011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2013年4月，中国教育部公布即“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全国4大类共计14个高端研究领域获得认定建设，相关单位成为首批工程建设体。

首批牵头的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中河南农业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此前并不是211工程高校。

2014年后，国家层面又公布了24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名单，入选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

▎“双一流”是211、985的延续，引入淘汰机制

2015年开始，面对新的形势，国家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新方案。教育专家曾表示，国家提出“双一流”，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最早提出211概念，是为了做出一批好大学；后来提出985，是为了培养出一批更优质的大学；现在提出双一流，是要再提升一个层次，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三者之间是一个层层递进、逐步发展的关系。
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到要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后每五年一个周期，2016年开始新一轮建设。

985、211工程不同的是，一位教育部官员表示，“双一流”建设的评审标准、资金分布都会有新的机制，不会像以前一样向确定的一所高校拨款。“会更注重学科建设，同时在遴选上，会有滚动淘汰的机制加入。”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共计137所，其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42所（A类36所，B类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95所；双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65个（其中自定学科44个）。

如今，距离双一流计划提出已经过去了数年，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评估提上日程应该也不会太久了。140所高校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未来哪些高校将新增进入这些名单，哪些高校“半路下车”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

3.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沿革

陕北公学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培育革命干部，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底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陕北公学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创办的一所革命的大学。
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为此制定了”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的教育方针，并根据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制定教学计划，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一致确定为教学工作的原则。办学两年，陕北公学共培养6000多名学生，吸收3000多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北联合大学
1939年夏，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寇、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进攻解放区。6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华北敌人后方办学。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宣告成立，成仿吾任校长兼党组书记，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方针是：为革命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培养革命干部；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彻少而精和通俗化的原则。校训是”团结、前进、刻苦、坚定 “华北联合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培养出来的干部都能适应在战争条件下工作的需要，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誉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华北大学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以便集中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建设干部。 北方大学1945年11月成立于晋冀鲁豫边区，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边区人民政府创办的一所规模较大、学科专业比较齐全的高等学府，由范文澜任校长，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下设行政学院、财经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艺术学院。
北方大学以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事和平建国的各种专业人才为宗旨，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按照学以致用的原则，大胆创新，不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调整课程设置。北方大学建校两年多的时间中共培养了各种专业人才1000多人。
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华北大学受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钱俊瑞任党委书记，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华北大学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为办学宗旨，下设四部两院:一部为政治训练班，对知识青年进行短期政治思想训练；二部为教育学院，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干部；三部为文艺学院，培养文艺干部；四部为研究部，从事研究和培养、提高大学师资；两院是工学院和农学院。
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放宽招生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解放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干部的指示精神，华北大学把办学重点放在一部，招收学员15000余人，并在正定和天津各办一所分校。1949年底，大部分学员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至此，华北大学圆满完成了为全国解放培训干部的历史性任务。
华北大学孕育了新中国一批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1948到1949年期间，为了适应文化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一些下属单位陆续脱离学校独立办学。工学院独立出来发展为北京工业学院（现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二部外语系离开学校，同北平外事学校合并为北平外国语学校，后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三部离开学校后分别筹建、创立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国京剧研究院等。
华北大学还抽调部分干部、教师分赴中原和广东，筹建中原大学和南方大学。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底，华北大学共为国家培养干部19194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调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 1950年2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组，胡锡奎任党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初具规模，设有9个系、38个教研室、1个编译室，此外还有专修科、预科、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班、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函授专修班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3年内共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2318人。
1953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为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对办学任务和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开辟了一条培养新型工农知识分子的道路。
到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和财经、政法干部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1957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系科设置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65年底，全校共有1个学院 、12个系、3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设有19个专业。从建校到1965年1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共接收过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留学生，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65870名，取得科研成果2397项。
1966年开始的”文革”给中国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批干部、教师遭到批斗，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全部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具有30多年光辉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
1977年9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负责筹备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7月7日，国务院在国发[1978]129号文件中重申：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大学。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加强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政治课师资的培养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7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为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
1978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法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中国历史、档案、计划统计、财政、工业经济、贸易经济、农业经济、经济信息管理15个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苏联东欧、外国经济管理、清史、人口理论、语言文字6个研究所，外语、俄文、体育、电化教育4个直属教学单位，以及出版社、图书卡片资料社、青锋机械厂、附属中学等附属单位；学校设有24个本科专业、14个硕士研究生专业。1979年，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扩大招生的部署，分别在崇文区和西城区创办第一、第二分校。
1979年初，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将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把学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提出进一步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加强教学管理，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并相应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发挥高等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方面的职能，朝着多学科方向协调发展。
1996年，进入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之列。
2003年9月，进入“985工程”行列。

4.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5. 中国大学哪十所学校的历史，最是深厚的是所院校

中国大学的历史最深厚的十所学校：

1、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2、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1925 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国学研究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

3、南京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金陵古都，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其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历史时期，于1950年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南京大学调整出工学、农学、师范等部分院系后与创办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仍名南京大学。校址从四牌楼迁至鼓楼金大原址。

4、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校名“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年改为“国立”；1946年迁回上海江湾原址；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1959年与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一起成为全国首批重点大学。

5、上海交通大学，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96年（光绪22年）由清政府创立、盛宣怀督办的南洋公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数个发端之一。南洋公学数易其名，经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多个阶段，于1921年改组为交通大学（Chiao Tung University）；而后复遭波折，历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至1949年剔去“国立”二字，径称“交通大学”。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6、南开大学创建于1919年，创办人是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和严修。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成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学府北辰”。南开大学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世纪新阶段，南开大学获得教育部和天津市重点共建支持，跻身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7、山东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学。其医学学科起源于1864年，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之最。其主体是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按章程办学的大学。从诞生起，学校先后历经了山东大学堂、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以及由原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的新山东大学等几个历史发展时期。百余年间，山东大学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践行“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校训，踔厉奋发，薪火相传，形成了“崇实求新”的校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40余万各类人才，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8、湖南大学，前身1903年成立的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余所国立大学之一。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余所国立大学之一。

9、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创立于1897年，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28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期间，浙大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七年，1946年秋回迁杭州。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部分系科转入兄弟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留在杭州的主体部分被分为多所单科性院校，后分别发展为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同根同源的四校实现合并，组建了新浙江大学，迈上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10、四川大学，起始于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奉光绪特旨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原成都科技大学是新中国院系调整时组建的第一批多科型工科院校；原华西医科大学源于1910年由西方基督教会组织在成都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西式大学和国内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大学之一。1994年，原四川大学和原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更名为四川大学。

6.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大学

晚清时期。

中国大学的起源是北洋大学堂，当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后，变法之声顿起，1896年，天津中西学堂改办为北洋大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诞生。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位于上海的由圣约翰书院演变而来的圣约翰大学（诞生于1879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随着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发现， 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是位于山东的由登州高等学堂演变而来的齐鲁大学（诞生于1864年）。

1898年戊戌变法，京师大学堂成立，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大学。

(6)中国大学的发展历史扩展阅读：

1、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912年5月之前使用的旧名。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管理职能，统辖全国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

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同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成立，师范馆为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由北京师范大学临时西迁中创办的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

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国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

2、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

北洋大学（Imperial Tientsin University Peiyang University）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北洋大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大学

7. 中国大学发展史 Word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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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简述我国大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大学是哪一所，长期以来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和1896年的南洋公学，有人认为是创办于1893年的湖北自强学堂，还有人认为应该是京师大学堂，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现代意义的大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它的百年历史。

1895年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创立，这是近代中国官办最早的大学。1898年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是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国立学校。1902年新颁钦定学堂章程，当时设立了京师、北洋、山西三所国立大学堂，全国官私均兴起了办学热潮。在推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上海南洋公学、清华留学预备学院、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院先后成为早期三大留学预备学院。

以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大学开始了百年发展历史中第一次重要的转型，此时新学制的制定主要是参考了美国的教育体系。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五所中国顶尖大学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这就是民国五大名校名称的来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学开始内迁，最著名的就是清华、北平、南开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他的还有，中大和交大迁到重庆，浙大迁到贵州，武大迁到四川乐山等等。

1949年，共产党开始接收旧国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改名国立南京大学，国立大学取消国立二字，所有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改造为公立大学，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干部人才。1952年开始了院系大调整，参考苏联单科大学模式，各大学开始拆分，除北京大学之外，民国的几所名校都被拆得七零八散，原私立大学几乎全部取消。

21世纪初，中国大学在以欧美高教模式为主，参考各国大学发展经验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合并浪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浙江四校合一形成新的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合并了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值得一提的是在21世纪初合并浪潮中的一些学校其实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分离的学校。

总而言之，中国大学的百年发展虽然一直处在向西方大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但目前中国大学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模式，相信中国大学的未来一定是十分光明的。